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吴玉章 > 个人著述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吴玉章

一 　　1925年初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全国工人运动正开始走向新的高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镇压了1923年的“二七”罢工，但是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把悲愤变成了冲击反动势力的更大的力量。从1924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彼伏此起，一场伟大的战斗在酝酿中。 　　1925年5月初，我奉党的命令从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上海的形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进步的报刊上登载着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和福州军阀枪杀学生的消息，登载着许多庆祝“五一”，纪念“五四”、“五七”等等文章，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我们的同志为了迎接一场新的战斗，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我找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同志，给他们带去了北京党委负责人赵世炎同志的一封介绍信。由于我与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党中央决定我留在国民党内，便于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后的二十多天内，我一直在上海和许多同志研究情况，商讨工作步骤。 　　当时国共合作已有一年多，国民党虽然经过了改组和整顿，但是组织涣散的状况仍然是很严重的。国民党在广东已经初步建立起一片根据地，但这片根据地陷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全国范围内，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等都企图进攻广东根据地；就是西南地区，如负隅东江的陈炯明、割据云南的唐继尧、统治湖南的赵恒惕等军阀，也都环伺着广州，虎视眈眈，待时而动；还有广东根据地内部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也在酝酿叛变。根据地的情况正是内外交逼，险象环生。同时国民党的中枢领导机构内，右派力量还不小。以邹鲁、谢持、林森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正在形成。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场政治决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呢?怎样巩固和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发展左派的力量呢?这是当时萦绕在我头脑中的大问题。我一直认为：整顿和巩固国民党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是联系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单位，一个革命团体若没有健全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也不可能有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所以我很愿意去做基层工作，并希望党中央派我回四川去，把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整顿好。我经常和王若飞、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进行研究。他们很赞成我的意见，并告诉我说：“上海工人运动的高潮不久就会到来，全国性的高潮也会随之而来，应该抓紧时机，扩大革命的影响，吸收进步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壮大左派的势力，一定要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用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来健全国民党的组织。”他们这些意见，与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党中央决定派我先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再回四川。这时我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单枪匹马地搞革命的感觉了，在我的背后，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和工人运动的支持。当我看到上海的许多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忘我地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工作抱着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二 　　任务确定以后，我很快地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立即启程。1925年5月30日下午，我到南京路上一家布店买衣料，准备去缝一件换季的衣服。那天天气晴朗，南京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点也没有异样的迹象。前十多天已发生了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上海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了宣传队，分赴租界，进行宣传。我们都预料到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形成，但却没有想到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骤猛烈，而且就发生在这条世界闻名的繁华绮丽的南京路上。 　　我正在挑拣布料的时候，突然门外一片吵嚷的声音，布店里也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都跑到门口去观看，我也跟着走出去。只见从黄浦江边拥来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外国巡捕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走在前面的几个巡捕象凶神一样挥舞着棍棒；后面几个巡捕捉着两个学生连拖带搡地走向前去，学生嘴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再后面跟着许多徒手的学生；路上很多行人，也陆陆续续地参加进学生队伍里去。南京路上交通为之阻塞。我看了这种情景，心里感到又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竟敢穷凶极恶、无理逮捕徒手的学生；兴奋的是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战胜黑暗势力，一定能够把万恶的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我挤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队伍逐渐走远了。我返身回到布店里，匆匆忙忙地买了衣料，心里惦念着被捕去的学生，想去打听打听消息。我的脚步刚跨出店门，突然一排响亮的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几秒钟后又是一排枪声。接着街头上一片骚乱，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激动得不能抑制自己，我的心几乎要随着加快的脚步而跳出胸膛来。我一直往西走，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但是，队伍象潮水一样退下来了，不能前进。只听得人们惊呼：“巡捕开枪啦!”人们沉浸在严肃、悲愤的气氛中，却并没有慌乱的迹象。我目送着这些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人们，向他们默默致敬。我的心中交织着忿怒和悲痛，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直到傍晚，我才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寓所。 　　“五卅”惨案的发生，立即引起了上海和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各界人士的反响。上海和各地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我也因此推迟了行期，暂时留在上海，做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准备出一个刊物，定名“反日战线”，却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对。戴季陶是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主任，他搞了一套所谓“孙文主义”的谬论，拿着刚刚逝世的孙中山先生作为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在讨论出版刊物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说：“‘反日战线’这个名字不好，这次惨案要英国负责，跟日本没有关系，日本和我国是东方友邦，应该争取团结它，现在应该联络日本，单独对英。”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反驳他：“逮捕青岛纱厂工人，是不是日本人干的?残杀福州学生的主谋者，是不是日本人?顾正红是不是死在日本资本家手里?日本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我们的凶恶敌人，假使连‘反日战线’的名称都不敢提，那么罢工、罢课、罢市都用不着搞了，我们只有坐待当牛马做奴隶了!”接着很多同志都起来反对戴季陶的主张，戴坐在那里，被驳得面红耳亦，哑口无言。后来他仍旧到处宣扬“单独对英”的谬论，但除了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中间有些影响外，他的主张在群众中是完全孤立的。 　　三 　　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广州。途中经过香港。这时香港的工人已经开始罢工，许多工人挤在轮船上，要回广州去。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无人搬运。6月24日，我到达广州。这天正是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的一天，群众都走上了街头，抬着血衣，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到了广州，找到廖仲恺先生，跟他谈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他非常赞成。这时广州刚刚镇压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正在酝酿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廖仲恺先生要我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再去四川，并且带我去参观了黄埔军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绍了广州的许多情况。黄埔军校是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时廖仲恺任该校的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还有我们许多同志如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里担任教官或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担任军事部长，至于蒋介石还只是以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军事参谋长的职务。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右派还有着很大的势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发展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这时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7月初，我离开广州赴上海，准备取道长江水路入川。临走时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给我一千元钱作为活动的经费。 　　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内部派系很多。特别是谢持、石青阳等在党内组织的所谓“实业团”，借兴办实业为名，大种鸦片烟和做投机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别斗争，进行内战，影响极为恶劣。谢持和石青阳都是西山会议派的要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在四川，但四川国民党重庆党部是归他们掌握的。他们这帮人只顾借党营私，拒绝进步力量的集聚，以致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庆，先找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顿国民党的计划。黄朱二人听了都摇头，说：“现在人家听到政治和党派就头痛，已经参加国民党的不过是挂个名儿，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今后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错，只怕是白费力气。”我对他们说：“从前国民党的声誉，虽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污，但自从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改组国民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今后正要我们好好地去整顿。只要我们目标远大，做法正确，群众自然就会拥护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也就能够树立起来。”黄复生反问我：“你看这一堆烂摊子，怎样整顿法?”我说：“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做到这三件，我们的整顿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他们听了我的话，都说：“你以为办学校是容易的事情吗?我们很久想办学校，都没有办成呢!”我跟他们谈了很久，他们始终表示怀疑，没有信心。 　　国民党的旧人暮气沉沉，我就去找青年人商量。找到了我在成都办高等师范时和我共同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杨闇公和杨伯楷(当时叫杨洵)、冉钧、张锡畴等，他们大多已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听了我的计划，非常赞成，立刻就动手干起来。我把廖仲恺先生给我的一千元钱全部作为办学校的经费，但是还差很多。又把我私人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拿出来押当，由于这个股票的利息很高，当了两千块钱，也把它全部充作了学校经费。 　　我们一方面筹备经费，联络熟人；一方面分头去找校址，买家俱。那几天，重庆格外炎热。可是大家干劲都很足，每天清晨就到外面去奔走；中午到杨闇公家里开会，交换情况；下午又出去奔走。大家累得汗水直流，但心里都很兴奋，反而觉得挺爽快。不几天，就在大溪沟找到了校址，而且把一切筹备工作都办妥当了。早些时候，华法教育会曾计划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办五个中法大学。我是华法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于是就把新办起来的学校定名为“中法学校”(大学部称中法大学)。 　　学校的筹备工作差不多了，学生从哪里来呢?恰好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都因罢课而有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我立即找到了这些学生，把他们招收入学。于是各地进步学生都闻风而来，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人。9月4日，学校正式开学上课了。 　　与筹办中法学校的同时，我又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我对四川各县国民党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还在1921年搞四川自治运动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物色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势力日益高涨，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饱满，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久，许多重要县市的党部都成立起来了。我回到四川以后，不过两个月时间，居然办起了学校，建立了国民党的各县党部，以前对整顿工作缺乏信心的黄复生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惊奇。他对人说：“吴玉章的手段真高明，好象有神仙帮助一样。”其实，哪里有什么神仙帮助?我所依靠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不过黄复生当时并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那时，我们接到广州的指示，定于1925年11月初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到电报已经很迟了，我们赶紧筹备起来。因时间仓促，便让各县市代表就地开会选举。选举结果，我和杨闇公同志等六人当选去广州出席大会。这六个人中间，除了黄复生以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四川的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 　　1925年11月，我们离开四川，经上海去广州。 　　四 　　我离开广州只有四个多月，再回广州一看，情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政府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右派看到左派力量日益发展，非常害怕，竟于1925年8月20日，暗杀了廖仲恺先生。这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右派势力对左派的一次最严重、最卑鄙的挑衅。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依靠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立即进行反击，驱逐了国民政府内部公开的右派头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并解除了粤军魏邦平、梁鸿楷部的武装。10月1日广州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虽然得到英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援助，但在革命军队的英勇进攻下，仍是不堪一击，被打得落花流水。11月中，广州政府收复了惠州、潮州、汕头等重要城市，陈炯明叛军完全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总是迂回曲折的。国民党内一些旧的右派失败了，跟着就又有新的右派产生。这时，戴季陶之流的所谓“理论家”正在大肆贩卖其“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组成的西山会议派，也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北京召开了非法的所谓“西山会议”；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学生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也搞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虽然还没有暴露他反革命的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也感到十分恐慌，办一切事情都缩手缩脚。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定在1925年11月召开，但是由于右派的阻挠，会议一直拖延下来。 　　我们四川代表团在到达上海之前，本来以为一定要迟到了。到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已经延期到1926年1月1日。我们赶到广州，才知道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开始，各地代表也到的很少。除了我们四川的代表外，只有湖北的代表来了董必武、钱介磐(亦石)同志等五人；华侨代表来了彭泽民、许苏魂等三十余人；其它地方的代表有的还没有报到，有的地方甚至连代表都还没有选出来。更可怪的是连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广东省，也还没有选出代表来。大家议论纷纷，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很着急，因为当时邹鲁、谢持等正在北京酝酿要在上海召开非法的代表会议来和我们争夺领导权。这次大会是我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因此我立即去找汪精卫。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猖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末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只怕你这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汪精卫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怎末没有办法，快些筹备就有办法了。”汪精卫只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又催促他赶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以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几天，中央会议召开了。会议上，大家推举我做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我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同志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我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同志。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依靠我党党员大家的努力，筹备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 　　1926年1月1日，大会果然如期召开了。会址设在广东省议会的大厅中，布置得朴素庄严。会场门口设置了一个很大的地球模型，表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会议开得很生动、很热烈。到会代表256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着压倒的优势，形势非常有利。那时广州还有几十万省港罢工的工人，天天游行集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由我党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如雨后春笋，遍设于广州市内。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集中了二十几省的各族革命青年，成为指导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可以听到国际歌的雄壮歌声。 　　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左派势力日益增长了，国民党的右派甚至中间派都感到恐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对汪说：“你看这次大会上，能办事的，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从她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共产党的嫉恨。大会开了几天，刚好蒋介石从潮汕军次回广州，出席了大会。蒋介石最喜欢人家吹捧，陈肇英迎合蒋的心理，在开会时，向大会提议：“蒋总指挥劳苦功高，大家应向他起立致敬。”结果起立者寥寥无几，闹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会后代表们都骂陈谄媚无耻，陈也无地自容，几乎不敢露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大会上正气完全压倒了邪气。 　　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偏偏顾虑重重，恐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于是便亲自出马来限制一下。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参加广州的大会，但却非常殷勤地一定要请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去广州开会，好象少了这几个人，大会就开不成似的。后来他又给我们写了好几封长信，大谈其所谓形势与策略。他对形势的估计很悲观。当时，郭松龄军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在一起，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中。陈独秀片面地认为这就是革命低潮到来了，因此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他对大会出了许多坏主意，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据说这样做就可以团结国民党。他提名了一些人，其中很多是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当时我们感到这种做法不对头，也有几个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无原则的让步，因此大会并没有完全按照陈独秀的意图进行。大会通过了对右派集团的坚决谴责，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以书面警告。这些做法都违反了陈独秀的意志，都是做得很对的。但最后在选举方面却受了陈独秀的影响，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十四人。(包括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恽代英、董必武、邓颖超和我等人。)而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的势力更大。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让步。在这次大会上，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是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而使“团结”终于破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方面虽然是正确的，但在选举问题上片面让步的错误，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五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许多同志要我留在广州工作。但是我觉得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不久，急需继续巩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吴佩孚巢穴——湖北——的一个侧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对于行将到来的北伐，一定会起良好的作用。基于这些原因，大会刚刚结束，我就匆匆地离开广州，回四川去了。 　　一路上为了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耽误了一些时间。在上海、南京做了许多次讲演。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感到身体有些支持不了。到达宜昌，需要换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车上就晕过去了。同行的熊晓岩先生把我挟到一个教堂的墙下，给我吃了一杯药酒才苏醒过来。刚到重庆，又晕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进医院疗养，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四川党部的工作。可是医院规矩很严，不准我走动，不准我会客。同志们也怕影响我的健康，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因此我住在医院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那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了。蒋介石开始暴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诬蔑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当时毛泽东等同志主张给右派以坚决的回击，可惜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企图和广州的二次代表大会对抗。到5月15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召集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自己又当起了党的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里也刮起了一阵反共的逆风。四川就有西山会议派的头子石青阳，在重庆另立一个省党部，天天找我们莲花池党部的人打架。我住在医院里就看见许多被打伤的人，包着头，扎着绷带，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再三追问，同志们才把实情告诉我。 　　我出院以后，决心组织力量，对右派进行反击。我和杨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我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当时刘伯承同志也在一起工作，我出医院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的家里。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准备在1926年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反击右派的进攻。后来会议也如期举行了。不过，那时我已于7月底出川，因为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广州方面急电召我到广州去，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参加那次大会。 　　在四川的几个月，我又在军队中进行了一些活动。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较大的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以及从贵州来的袁祖铭等。这些军阀各据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军与乙军联合攻打丙军，明天甲军又和丙军联合攻打乙军，弄得烽火连年，哀鸿遍地。而且这些军队大部分在名义上都已归附了吴佩孚，他们战斗力虽差，但假使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也未始不是北伐军的一个大患。好在这批军队内部矛盾很多，某些军队又跟我有些历史关系，所以我就着手从中分化他们，希望争取一部分军队反正，以减少北伐的阻力。我最先选择驻在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作为争取的对象。何本是熊克武的部下，与我相识，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起先以为这个人比那些腐朽的军阀总会开通一点，哪里知道他的头脑也象花冈岩石一样的顽固不化。我劝他归顺广州革命政府，晓之以理，喻之以势，反复譬说，仍然是一窍不通。原来他以老婆的名义在一个织绸工厂加入了股份，他已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一身而三任焉”的人物。当时织绸厂里有我党的组织，工人时常罢工。他为此对于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痛恨入骨，所以革命的道理一句也听不入耳。象何光烈这种人对于无政府主义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过我这次去南充也没有白跑，我利用旧的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演讲，宣传革命的道理。何光烈部下有两个旅长倒比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上司好的多，这两个旅长同情革命，终于被我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两旅队伍参加了刘伯承同志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 　　我还在重庆袁祖铭的黔军里进行活动，并且跟袁祖铭亲自谈了一次。当时袁祖铭受到杨森、刘湘的围攻，正在走投无路。其部下师长王天培、杨其昌颇有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我跟王天培谈了几次，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颇为悦服，表示愿意加入广州革命队伍。我曾据此报告国民政府。不久，黔军被迫退出四川，王天培和杨其昌就投降了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不过这两支军队由于没有得到改造，虽然他们在常德同贺龙同志的军队一起，消灭了袁祖铭，又攻下了宜昌，但是后来仍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六 　　1926年8月，我又到了广州。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担当先锋，已于6月初进入湖南。由于过去几年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作了许多工作，我党在这里的组织极为坚强，工农运动也最为发展。在我党的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英勇善战的独立团所向无敌。7月间，北伐大军在广州誓师，陆续进入湖南。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展开了。 　　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急需调整。自从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党务整理案发生以后，蒋介石包揽了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伐军出发的前夕，蒋介石又担任了总司令，把北伐军的各军以及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机构统归总司令部管辖。蒋介石上升到一个独裁者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排斥。我一到广州，何香凝看见我就哭了起来。她说：“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当时我们就商量对策。9月到10月。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决议案，如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唯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由于右派分子张静江等的坚决反对，未提付表决。通过的这些决议案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的猖狂进攻的。 　　北伐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北伐军连续攻克了长沙、岳州。8月底，以独立团为主力的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北伐军长驱北上，攻克汉口、汉阳。10月10日，打下武昌，吴佩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退入了河南。同时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方面，也开始发动进攻。盘踞东南的大军阀孙传芳由于遭到失败，内部发生分化。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12月占领福建。不到半年的时间，曾经称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和割据长江下游富庶区域的孙传芳，其反动军队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只有奉系军阀张作霖还负隅北方，妄图顽抗。北伐战争发展得这样迅速，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热烈支援，人民箪食壶浆，迎接大军。人民群众的拥护，正是北伐战争获得迅速胜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北洋军阀的垮台和北伐军事的胜利，并不表明革命从此就可以毫无阻碍、一帆风顺的发展。因为站在北洋军阀后面的还有更加凶恶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会就此甘休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来挽救自己的失败。近代的中国历史证明，每一次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帝田主义决不会坐视，它或者发动公开的干涉，或者进行内部的破坏。而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我党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更给帝国主义造成了从内部破坏革命的空隙。可以看到：从1926年年底开始，北伐的军事方面逐渐被推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而内部的政治斗争却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内的右派，企图破坏革命运动的反映。1927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投入了反击右派、挽救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这场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革命内部的反映，是北伐战争在政治上的继续。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冲突在迁都问题上又爆发出来。当时蒋介石在南昌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许多政客、买办，如黄郛、虞洽卿辈出入蒋介石的幕府；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在一起策划一个新的阴谋。蒋介石背弃自己的原议，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定，要把政府迁到南昌。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了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蒋的出尔反尔，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当时江西地区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为右派的巢穴。很显然，蒋介石是要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为所欲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蒋的企图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又被我们拒绝。 　　1926年12月，广州政府迁移，党政负责人分路去武汉。有的走水路经过上海从长江上溯；有的走陆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达武汉最早。12月10日大部分负责人都赶到了。当时有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党政联席会议，以应付临时的一切事务。 　　七 　　我们一到武汉，就听到刚刚打下宜昌的各军发生了磨擦。宜昌是湖北的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出入四川的要道。但驻在宜昌的军队很复杂，有贺龙同志所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昌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名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因为贺龙同志的部队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并和何键的部队发生了纠纷，这件事轰动了武汉，国民党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龙同志的军队；宜昌的地主商人也制造了许多谣言，并跑到武汉来控告贺龙同志。武汉政府便派我到宜昌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宋子文所推荐的一个人，负责去搞财务税收。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三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余部已经剑拔弩张，作好战斗准备，就要向民军开火，民军处在人少枪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会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但是调动民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宜昌的地主商人拿出四百万元来作为革命政府的军费。何键心里虽不愿意，地主、商人要拿钱出来，更是肉痛，但仍不得不服从命令。宜昌的这一场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我在宜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曾派出同志去组织工会及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这时武汉接连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武汉地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正蓬勃地发展起来。1月3日，汉口群众举行庆祝游行，队伍走到江汉关前，英国水兵开枪行凶，死伤群众三十多人。工人群众十分愤慨，立即起来驱逐外国巡捕，收回租界。武汉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接管了租界。这个举动象霹雳似地震动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中国历届的政府从来都是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如今武汉政府却一洗积辱，用群众的力量收回了租界，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武汉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1月6日，九江工人也起来收回了租界。英帝国主义鉴于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教训，不敢冒然使用武力。它除了进行威胁，并加紧拉拢蒋介石以外，同时也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进行交涉。武汉政府不顾诱惑，不怕威胁，态度强硬，英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有“铁腕外交”之誉。当然，武汉政府的这个铁腕，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铁腕，帝国主义那时所碰到的乃是全中国人民高举的真正有力的“铁腕”，所以它的一切诱惑和一切威胁都属徒劳。 　　八 　　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日益加紧了。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竞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我回到武汉，开了一次会。会议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延，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罢!”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后来会议决定不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行为，引起了武汉方面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要跟他斗一斗。为此，特成立了一个由徐谦、邓演达、孙科、顾孟余和我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发表了宣言和宣传要点(内容主要是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以及所谓“迎汪复职”等。)接着我们又准备在3月7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了武汉，足了法定人数；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迟迟不来。到了临开会的日子，谭延闿、陈公博等从南昌来了，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说要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我反对会议延期，我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还是如期在7日开始。不过由于不少人有顾虑，所以把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10日才开正式会议。假使蒋介石真想在12日来开会，也可以赶得上。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气，始终没有到会。 　　三中全会上，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上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选出中央常务委员九人，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和我，除这九人兼任政治委员并推三人兼任秘书外，又选出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祖涵(林伯渠)六人为政治委员。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这样就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所窃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会议一直开到3月20日才结束。 　　那时，长江下游的形势又起了变化。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起义，八十万工人和装备精良的直鲁联军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也攻克了南京，孙传芳和张宗昌的残余部队狼狈逃窜苏北，从此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为国民革命军所控制。 　　革命势力日益推进，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当3月7日三中全会开会的前一天，蒋介石就在南昌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指使青红帮匪徒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跑到安庆行凶，指使他手下的暴徒，捣毁了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3月24日，即革命军解放南京的那一天，英美等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革命军队及和平居民，死伤达二千人。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时举起了屠刀，里应外合地对革命展开了进攻。 　　九 　　1927年4月，在长江下游，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达到高潮。当时，上海在工人纠察队的控制之下，南京在六军和二军的控制之下。(这两个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并由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和李富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为了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的叛变，就倾注全力来夺取这两个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摆在京沪线上，盘马弯弓，跃跃欲试。情形已经很明显，京沪线上的这场斗争，将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有人主张把刚从郑州前线回来的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调到南京去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这个主张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4月3日，第四军开往南京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军队中已作过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并已决定4月4日出发。就在出发前夕大家在一起开会时，忽然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有两个：第一是怕在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第二是当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假使我们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不让他来武汉。这两个理由，我们今天来看是何等荒谬，但当时却有不少的人说得振振有词，甚至部分共产党员也支持这种主张。为什么许多人思想这样混乱呢?主要是由于武汉政府的阶级构成复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的势力，许多国民党员以至共产党员，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当时我党还处在幼年阶段，虽然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却不够坚强。大家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分析，以为躲远一点就可以避免干涉。由于缺乏应付干涉的经验，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后果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至于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只看见汪在历史上的光明面，只看到他某些伪装的革命词句，只看到汪蒋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没有进一步从阶级本质上去分析汪蒋之间的一致性。 　　反对“铁军”开往南京的意见提出来，引起了会上一场激烈的争辩。参加会议的共有十个人，只有瞿秋白、邓演达和我三个人坚持原议。我努力想从军事方面说服别人，特地征询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意见。加伦将军说：“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的兵力是合理的，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于是，我把加伦将军的这个意见，作为调动第四军去南京的理由来力争。但是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因此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计划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革命方面的一大失着，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可惜革命方面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又走错了一着棋。 　　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到了上海，和蒋介石等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在上海共同发表了所谓汪陈联合宣言，极力为蒋介石辩护。这时，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完全被反革命牵着鼻子走了。4月9日，汪陈一起来到了武汉。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新军阀的屠刀下牺牲了。15日，广州方面也发动了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和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 　　十 　　汪精卫刚到武汉，仍伪装革命的样子。“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汪也跟着别人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但是他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谭延闿家里。谭的家里有一个四川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闿家是个地主阶级的大本营。湖南许多地主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都跑到谭延闿那里去造谣诽谤。汪精卫不仅吃了许多四川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见我们，就叫喊说农民运动搞的太过火。陈独秀也跟着帮腔。有一次，不知哪个地主造谣，说某某司令的母亲因为是小脚就被农民解去脚布，用箩筐抬着游街；又说某地农民协会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不让运出去。汪精卫借题发挥，暴跳如雷地说：“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独秀也在一边应声：“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 　　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闿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27年4月下旬，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一下错误，而大会竟仍然选他作党的总书记，这样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执行和发展。我虽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怕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大会开完后不久，陈独秀却故意地给我暴露了。他在《响导》上转载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某某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决不可能操纵国民党，想以此来表白对国民党的忠心。这简直等于告密，给我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我见了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刻跑去质问他。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说：“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原来陈独秀反复考虑的结果是不惜牺牲一切以讨好国民党，他的机会主义毛病实已深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那时武汉政府派出继续北伐的军队，在河南受阻。1927年4、5月间，战事相持于遂平一带。随着战争的停滞，促使军队进一步分化。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挑唆下发动了叛变。我们正在开会，听到夏斗寅部已经到了武昌附近的纸坊，立即要进城。大家忙着找叶挺去抵抗。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徐谦、顾孟余这些投机政客一见大势不好，都悄悄地溜走了。后来通过电话找到了叶挺，才知道夏军已经被叶的部队打垮了。当时叶挺领导着他的部队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的队伍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如果叶军一直把叛军追到岳州，完全可能把它一鼓歼灭。可是汪精卫主张调解，唐生智这时也说他可以招呼夏斗寅。于是派了陈公博等进行调解。反革命打我们，没有人出来调解；我们打反革命，“和事佬”就这样多。武汉政府中的那些反动分子的反共意图，已昭然若揭，可是陈独秀还在那里跟他们无原则地大讲“团结”，对农民运动泼冷水，说农民运动搞得“过火”。 　　夏斗寅叛变后，湖南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呼应。5月21日，第三十五军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叛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这就是血腥的“马日事变”。当时长沙附近各县的工人和农民义愤填膺，集合十数万人准备于5月30日进攻长沙。长沙只有许克祥一个团的兵力，只要我们领导上坚决一点，消灭这支叛军，可以说是瓮中捉鳖。汪精卫听到消息，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不该打许克祥。陈独秀就赶快下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部队接到命令后停止了行动，只有其中一支工农部队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5月30日，这支工农部队单独攻扑长沙，由于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结果失败了。这次失败完全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后汪精卫还讥笑陈独秀：“你们十万大军怎么连许克祥的一个团也打不赢。”反动派就是这样可恶，你越让步，他就越嚣张。象这种让步完全是软弱的表现，怎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呢? 　　5月30日，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打下了郑州，与冯玉祥在西北的国民军取得了联络。这是一个喜讯，但喜讯中也包含着噩兆。因为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政治上不能振作起来，那末军事上的每一步进展就只能成为革命阵营内部进一步分化的契机。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对会议内容也一无所知，可见汪精卫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来对付我们。他们从郑州回来后，我只见邓演达垂头丧气，情绪消沉。6月19日，蒋介石又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分共与宁汉合作。冯玉祥给汪精卫打来一个电报，说已在徐州与蒋介石开会商谈。那时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一切重要文电都由我经管，我看到这个电报十分惊异，就问汪精卫：“冯玉祥为什么跑到徐州去跟蒋介石开会?他们商谈些什么问题?”汪精卫含糊其辞，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电报弄错了。我把这种可疑的情形告诉了陈独秀，但陈独秀仍是若无其事，泰然置之。 　　形势一天天地恶化。唐生智的军队从前线开回了武汉，名义上是拱卫政府，实际上是要控制局势，以便先发制人。不久军事委员会下令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陈独秀竟同意了这项命令。于是我们手中仅存的一部分武装也被解除了。事后军事委员会开会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还说：“只收到一千支坏枪。”意思是说还有更多的好枪藏起来了，还要逼我们交枪。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 　　财政方面的情况也很糟。蒋介石叛变后，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辞而去，跑到上海去投靠蒋介石。他丢下了一笔糊涂账，后来由湖北的两个反动商人来接管财政。那时前线的开支很大，政府收入不多，再加上管财政的人贪污中饱，弄的国库空空如也，十分困难。 　　针对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共产国际在5月发出了紧急指示，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力量；动员党员和工农群众，编练五万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陈独秀却扣留了这个指示，不让全党知道。直到6月23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公布出来，陈独秀拒不接受，还大发脾气。我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同志是怎么回事，张太雷同志把指示内容告诉了我。我说：“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太雷同志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在革命十分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仍然用家长作风来坚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革命的失败怎能避免呢! 　　十一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全体党员都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而党的领导中心却涣散无力。不少党员想尽种种办法来挽救局面，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些党员则表现消沉。谭平山辞去了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职务，成天忙着收拾行李，见了我就叹息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还是走吧!”我问他：“不在这里继续搞，又走到哪儿去呢?”他也回答不出来。武汉街头的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汪精卫正在加紧酝酿“分共”。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 　　1927年7月14日晚间，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来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宋庆龄没有参加会议，请了陈友仁作代表，在会议上极力反对“分共”。陈代宋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孙科听了就起来跟陈友仁大吵。汪精卫也坚持要“分共”，并假惺惺地说：“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当然汪精卫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证明：他在“分共”的同时就立即对共产党员大肆逮捕和屠杀。他所说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义语，而“分共”的必然结果，就是滚进帝国主义的怀抱里。 　　当晚我回到寓所，心中很烦躁。再加天气炎热，不能睡觉，夜间3点钟我还在晒台上乘凉。忽然看见有四个人，背着枪，推开我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我躲在暗里看他们的动静，以为他们走了。几分钟后，这四个人又从后门进来了，到我电话室里，拆了电话，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我赶快离开。我和同住的邓懋修商量，邓劝我说：“你且暂时移居一个地方吧!否则，赤手空拳，一定要吃他们的亏。”因此我当晚就搬到我大哥的寓所去了。 　　7月15日早晨，接到党中央的通知，让我到武昌集合。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印信、账目、文件，都是由我经手管理的。我考虑到账目没有交代，反动派很可能制造谣言，诬蔑我卷款潜逃，借此来破坏我党的声誉。因此我决定要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办清交代。9点钟我就去党部，把我经手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然后给汪精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昨晚有武装到我寓所迫我速走，所以我只得离开；并说他们“分共”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把革命中途断送了。 　　当天傍晚，在一阵倾盆大雨之后，我渡江去武昌。在船上，面对着郁郁的青山和浩浩的江水，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我脑子里翻滚。多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才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今革命竟被断送了，胜利的果实被反动派夺去，作为建立新的统治的资本。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我恨不得有这末一支大笔，可以蘸满长江之水，把这个教训题铭在青山之巅! 　　十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叛变了革命，共产党却领导着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南昌起义而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新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我从汉口到武昌后，随即搭船往九江去。这只船很脏，人就睡在载牛马的仓房里。天气又很炎热，气味十分难闻。但是我心里却很兴奋。因为我明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新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一定很艰苦，但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再受国民党政客和机会主义者的气了。 　　到九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来到了。刘伯承同志到得很晚，他是月底才到达九江的。接应的工作完毕后，我乘最后一次火车去南昌。 　　到南昌后，我住到贺龙同志那里。这时部队已经在作起义的动员了。对于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前敌委员会来领导，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前委的书记。前委开会的时候，曾发生很大的争执。张国焘主张要拉拢张发奎，若张发奎不同意，就不要举行起义。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最后通过了多数的意见，决定8月1日晨4时举行起义。不料这个秘密，被二十军的一个军官泄露给朱培德的部下，于是前委又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8月1日晨2时，南昌响起了革命的炮声，城头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由叶挺、贺龙和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迅速地将南昌的反革命部队全部解决。起义胜利了! 　　接着，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并在其下分设党务、农工、宣传、财政等委员会及参谋团、秘书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我担任的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时又把军队编为三个军，由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叶挺同志任十一军军长，朱德同志任九军付军长。 　　起义虽然胜利了，但起义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却没有解决。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认为要取得大城市和国际的援助，才能继续革命。因此决定回师南下，夺取广州，再举行第三次北伐。我们没有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把南昌起义胜利的部队和湘赣两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更没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结果溽暑远征，终于遭到失败。这又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十三 　　从8月3日起，南昌起义的部队开始了南征。那时天气很热，加以群众受反革命宣传的影响，相继逃避，以致沿途很难买到饮食；因此行军极为艰苦，生病的人很多。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不明了行军的意义，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 　　到临川以后，部队经过一番整顿，情绪比较好些了。这时天气也开始凉爽起来，对行军较为有利。记得阴历8月15日的晚上，我们到了三江口。对着中秋的明月，谭平山也一扫平日的愁容，拣着烧饼歌中的两句念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接着又说：“九九八十一，正应在‘八一’上面，我们的起义是一定会成功的。”他虽然是在说笑话，但实际上他对革命也并无信心，只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命运的上面。他后来走上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部队经瑞金到汀州，又由汀州到了汕头。我们的部队在瑞金、会昌一带打了许多胜仗，也受到相当的损失。到汀州以后战斗就很少了。我在汕头又见到了我的大哥吴永桪和邓懋修，他们是从上海赶来的。这时情况已很紧急，我劝他们赶快离开。果然，敌人的海军(中山舰)派兵上岸来袭击汕头。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战斗部队的，所以一时情况非常混乱。不过林伯渠同志(他当时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镇静，终于组织力量把来袭的敌人打退了。 　　但是，我们在汤坑却遭到严重的失败。经过反复的冲杀，我军的损失非常巨大。 　　汤坑失败后，起义的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从此，我和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同志都分开了。到后来，和我同行的只剩下我的侄子吴鸣和一人。我们二人都不会说广东话，因此一路上十分困难和危险。说也凑巧，就在这时我们又碰到了谭平山，有了这个广东佬，我们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边，然后搭民船去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商店里，贺昌同志看见了我。党派他到香港来是专门做接应工作的，这样我又找到了党组织。我在香港又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等同志，但却没有见到林伯渠同志。当时蒋介石为向帝国主义讨好，竟颠倒事实把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说成是第二军和六军搞的，诬称林伯渠同志是什么“国际要犯”。因此林伯渠同志不能在香港久待，在我到香港之前就避居到日本去了。在香港住不多日，党就把我们送到了上海。由于认识我的人太多，不便在国内工作，党决定我到苏联去学习，并警告我不要随便外出。后来有人看见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牙，中央便又传来了对我的警告，要我赶快赴苏。党对一个同志是多么的关切啊! 　　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我和刘伯承及我的侄子吴鸣和等同志离开了亲爱的祖国。但是，祖国的人民仍在继续地斗争。井冈山上的红旗，正在引导着全国的土地革命胜利地向前发展。尽管革命的道路上还有无数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循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国革命是终于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61年) 　　 吴玉章回忆录/吴玉章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