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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

柯仲平

(一九三八年五月) 　　同志们!兄弟姐妹们! 　　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欢闹秧歌、跳舞、看戏、耍龙灯…… 　　在比赛春耕、开荒下种的时候，我们口上也离不了山歌小调…… 　　在赶着毛驴子一天走八九十里的时候，差不多要把自己肚子里的什么调子都搬出来了。 　　在工厂、在作坊，在行军时，都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爱我们的歌谣、小调、大鼓、莲花落、花鼓、戏曲等，差不多象爱吃、爱喝、爱抽香烟、爱自己要爱的人一样。 　　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它把我们的心事唱出来，讲出来。它配合着我们的劳动，象音乐配合着我们的演戏。它不但能使我们工作不易疲乏，还能鼓舞我们的工作热情和我们的战斗勇气(自然，也有败坏战斗勇气的)。 　　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大众叫它做“娱乐”。  　　我们需要娱乐，这是我们的权利。 　　只有在日寇爪牙下的我们的同胞，这种娱乐权利是被剥夺了!那好比在监狱里一样! 　　但是今天，我们总觉得不太满足。在春耕运动中，在印刷厂和机器厂的加紧国防生产比赛中，在自卫军捉汉奸土匪的斗争中，在游击队——在前线的一切抗战中，我们已经产生了无数的劳动英雄、抗战英雄了。我们为什么不要唱新的歌谣小调和新的戏曲呢?我们的祖先创造这样美、这样丰富，能流传在民间的文学艺术，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创造呢? 　　一句话，我们应该在这从古未有的大抗战中，改进我们的歌子和戏曲——使我们的一切娱乐能够帮助、能够配合我们的抗战才是。 　　这也就是我们要成立这个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宗旨。 　　说“改进”，说“创造”新的娱乐，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的歌谣、旧戏不要了，恰恰相反，我们是热烈爱护这些娱乐的。不过，这些好东西只是我们“民族大众的”，还不是“抗战民族大众的”。 　　创造抗战民族大众的文学艺术，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 　　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也正是我们创造抗战民族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就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 　　我们相信，我们这民族曾有最悠久的历史，最光辉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应将我们民族的优点发扬起来。我们祖先发明的罗盘、磁石、丝织品，曾经帮助过、启发过欧洲的近代文明。那打算灭亡我们的日寇，谁也知道它的成长差不多是我们祖先一手培植起来的。 　　我们全民族一致团结抗战了。我们不但相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并且还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民族的光辉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将会帮助全世界文明的进步。 　　在我们民族大众中，已经发生了不可征服的力量，有了丰富强大的内容。这种丰富的强大的内容，能够利用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利用一切新的旧的形式，使一切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我们今天的一部分血和肉，帮助我们的生长。有些文人是厌恶旧形式的，他们只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其实是他们离开我们中国大众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在我们大众里生长着的艺术。又有一部分文人是只一味崇拜中国旧东西的，他们简直不愿往前进一步。但是我们相信，抗战的需要已经在把他们改变着。我们相信，正在新生着的中国民族的力量、强大的内容，是可以利用可以征服一切旧的新的各种形式的。我们还相信，我们不但能学会利用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学会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过，在利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第一必须利用的主要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要利用在大众中有根源的活的文化遗产。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相信，抗战发展的强大内容，一定能因我们利用这些过去的形式，而产生出大众的文化、大众的诗歌艺术来。 　　我们动员什么人去抗战呢?主要的是大众。我们的歌，我们的戏，主要的也就是要交给大众，并且要在大众中培养起新的大众歌手，新的艺术家来。 　　我们应该知道两件事：第一，我们民族大众的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强的大众的劳苦作风，大众的歌唱韵调，大众的明朗格式。这一些优点，都存在大众的生活习惯里，也具体的表现在大众所爱好的歌谣、戏曲等等艺术上。我们利用这些大众的作风、韵调和格式，不但能使我们新生的文艺充分地收到抗战动员的效果，而且也会因此而使我们的文艺走到真正大众化的道路，并且会变成真正的大众文艺。 　　第二，抗战以来，中国社会已起了激烈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朗。决定中国胜利的当然是中国的大众。在这民族生死关头的时期，中国大众的地位变得更重要了。但大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比起他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来，显然是落后的，——正如斯大林讲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一样，集体农庄的农民的心理变化，比起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来，是比较落后的——因此，用强大的内容，运用我们这民族大众中的种种旧形式，从能使大众易于接受这一点看来，是最有效的。从帮助改变大众的落后心理，从促进大众使之赶快认识自己在抗战中是如何重要这一点说来，也是最有效最必要的了。在苏联，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大内容来充实，运用发展联邦各民族之民族特质、民族形式的。经过实践，现在已经收到很优异的成果了。在中国，无疑的就是要以抗战这一发展的强大内容，来利用我们民族大众中的旧的及比较新的各种的民族大众的形式。这并非是模仿公式，这实在是一个具体的真理，我们是信仰真理的。我们相信，只有经过这样的阶段，才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大众的文艺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诸先哲的著作中，关于这问题，都有着很丰富的指示。恩格斯曾把丹麦的进步的民谣，选译成德文。现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最爱好中国歌谣的一人。欧洲的大作品，如荷马的，但丁的，弥尔顿的，莎士比亚的，歌德的……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出接受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利用旧形式的显明的痕迹。我们中国的孔子，正因为爱民间歌谣，才集成《诗经》；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孟子，又是善于利用古诗到政治论说中的能手；《离骚》中所用的丰富的典故，也多来自民间传说——而大诗人屈原死后也就成为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受民众爱戴的半神人物了。说到我们民族中的大众歌谣、戏曲(包括土戏、小戏)简直就是自己耕种出来的一种粮食，由旧粮食又能再生新的粮食。民众甚至把某些歌谣当作指导生产的口头经典，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作为习惯上的法律，不凭文字也就能保存、发展下去。——民间文艺在民间潜伏着如此伟大的支配势力呵! 　　但是，这些歌谣和戏曲里有多少内容，显然是会妨害抗战的，我们必须注意到。 　　日本强盗也早已看中歌谣在中国民间的势力了。它使用一部分无耻文人、汉奸道士等，把我们歌谣这一旧形式利用，并且利用原来保存在我们民间的一部分反动封建的旧内容，伪造了什么谶语，什么碑文，来动摇我们的落后民众，加强大众中残留着的那种“听天由命”的心理。 　　因此，我们为抗战来研究、整理民间文艺，吸收民间文艺的作风。利用民间流行的旧形式，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的文学艺术。这工作决不是和平的工作，更不是什么投降旧艺术形式，而是一种有改进意义的战斗的工作。 　　为实现这工作——第一，要和盗用我们民族旧文化的日寇汉奸斗争(连周作人这流人物在内)。第二，还要和日本法西斯的新走狗汉奸托派斗争，因为托派汉奸的历史传统，是惯于用什么“左倾”的形式来遮掩他们那反动内容的。第三，还要对我们统一战线内的在文学艺术上犯左倾空谈主义病的人们，做善意的说服工作。 　　实在的，关于利用旧艺术、利用旧形式这问题，早已有人提起，并且已有过部分的实践了。但在抗战已经展开了十个月的今天来提起这问题，却有点特殊的意义。第一，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救亡歌曲和话剧，虽然收到了部分的抗战宣传的效果，但多数却是不能深入民众中去的。主要的缺陷，正是未能充分利用我们民族大众中流传着的旧艺术旧形式的优点(也许其中的一部分优点，在某一小部分表皮欧化的艺术家看来，正是他们所谓的“肉麻”也未可知)。现在要充分的来补救这些重大缺点。必须把处理这问题，当作抗战实践中的一个实际问题，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来追求这问题的实际解决。第二，我们既决定抗战民族大众文艺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不通过利用文化遗产，文艺旧形式，不进行实际的改进工作，就不能充分发展并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抗战民族大众文艺。 　　“娱乐”两个字，把它来指文学艺术讲，有的人听来也许觉得不大庄严。但民众确把它看做“娱乐”，讲做“娱乐”。因此，我们就用民众口头上的这名词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也很不充分。目前，我们集拢来开始这工作的同志，力量也确实薄弱(干部正待养成)。我们预料，开始的这一段，一定有很多“不艺术”、非常幼稚可笑的“成绩”出现——尤其民间戏剧方面。在我们当中，对于话剧有研究的不能说没有，对于旧歌剧 (包括旧剧的音乐等)稍有研究的，除了目前所演《升官图》、《武家坡》的那几位旧剧人而外，虽然也还有别的试验过改良旧戏的同志，但都还不曾取得较多而较可靠的经验。在目前，虽则急需用训练班的形式来帮助训练新干部，但也不是立刻就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万分希望关心我们这运动的同志们多多给我们帮助，批评指示!同时希望各地做民族文化工作的朋友，把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赐给我们!我们的也将献给你们做参考。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要改进大众的娱乐，要使它能配合抗战! 　　向创造抗战的民放大众艺术文学这方向努力!我们是大众中的一部分，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教育，共同发展我们的工作! 　　*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延安《新中华报》。  　　 柯仲平诗文集四：文论/王琳,刘锦满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