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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对记者的谈话

今年正月底我亲身晤见医生傅日新，即傅连暲氏。他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很早就和中国反日红军发生联繫。他从前是伦敦教会在福建汀州设立之福音医院的院长。后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包括了汀州，而人道主义者和爱国志士的傅氏，逐到红军总卫生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他的医院迁移到当时苏维埃京都瑞金城外的叶坪，成为江西之中央红色医院，傅氏即被委为该医院院长。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抗日的长征时，傅医生自动要求同行，沿途照顾伤兵将士，不辞劳瘁。他现在是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的院长。 　　傅医生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员，当他与我谈话时，屡次以该会会员的资格讲话，且号召该会的同志准备将来抗日战争中之完善的医务以及医药的和其他的供给。他在中国红军内的经验对于一切医生是具有极大的趣味的，因为这些经验使他的医疗的学术和社会思想更形丰富。他对于基督教义上之人类的弟兄爱，是严格地身体力行的，同时医务上之人道观点，他正是实践了。他与我的谈话如下： 　　我的家离汀州约五十里，境况非常贫苦，我的母亲现年八十岁。父母双亲均是虔敬的基督教徒，因之我童年亦即成了基督徒。当我幼时，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名叫锡依布莱尔，英国人，帮助我和我的妻在一个初级学校读书，他每月给我们四元大洋。我们毕业后，我的妻即在一初级小学担任教师之职，而我仍由该传教士的帮助，进了一个中学校。还有一位外国医生，名叫米企尔者，加拿大人，也帮助我受教育。 　　中学毕业后，我即开始在亚盛顿学校和医院内研究医药，五年毕业后，即在八个縣内做游歷的医生。这样经过了四年后，我又在医校担任了普通医药教职四年，同时也是亚盛顿学校及省立男中与女师的医生。一九一八年我被举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生。后来我因肺癆卧病两年，又于一九二五年回来继续工作。 　　一九二五年，因为五卅爱国运动，我曾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汀州一切外国医生均离开了该城，而我遂被推为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次年，我读了一本书，即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我一极深刻的印象，替我开辟了一个新见地，而我就因此同情革命。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头一批革命军经过汀州。在这个军内有恽代英(后被难)、朱德、叶挺、贺龙、林伯渠、郭沫若等。他们在我的医院留下三百个伤兵，我均为他们医治。我请学校女生做看护，并以博爱和人道名义向商人募捐作治疗之费，结果異常完满。 　　我有一个侄女是共产党员，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他回到家乡，秘密地在汀州工作。不久后，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之弟被捕，在他家内发现了汀州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卧病于我的医院。这位师长对我的治疗非常感激，所以告诉我说我的家里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将命令逮捕和枪毙的男女名单之电报见示。我立即通知我的侄女和该名单上的一切男女，于是他们全体离开了汀州，全部党员得以救护。 　　在我做医生的这个时间，我替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一样地服务。但因我出身于贫寒和被压迫者之家，所以我同情于共产党。我的父母无时不受债务之累，共产党努力于解放穷苦和被压迫者去实现他们的主义，所以我同情他们，爱护他们。 　　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和朱德由井崗山率领军队到汀州来，他们队伍里发生了天花，但全队没有一个医生。毛主席朱德司令命全军在我的医院内种痘，这样费了三星期；在这个期间，我们又医治好了他们的大部受伤者。红四军——当时的名称是这样——离开汀州时，我并派遣我的两个医科学生随军服务。其中之一，黄成，于一九三○年在红军里病殁，另一位，叶青山，现尚留在红军内，他在彭德怀司令部卫生部做负责工作。 　　在一九二九与一九三○年中，汀州是游击战争的区域，曾在红军手中屡得屡失。我医治双方受伤者，无所偏袒。一九二九年末，当中国旧历新年之夜，国民党军队司令金汉鼎率军包围了我的住宅，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党员，与红军有关系。但搜索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乃掠夺我的钱和表而去。我对这个抢劫提出了抗议，次日彼始将钱和表送还。 　　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三个事情，弄得我的地位非常危险。有一次我把一个身受八处伤的赤卫队队长医治好了后，给他五十元大洋送他走。同时我的堂弟傅连标为国民党军队捕去，说他是共产党员，把他杀死。后来我的侄子傅備德亦由我家内捕去，说他是共产党员，亦将之杀死。但是因为我在民间的声誉好，故免于难。 　　一九三一年后半年，汀州变成了一个巩固的苏维埃区域。红军来到后，我的医院就充满了伤兵。我当时的药品非常少，所以派遣我的一个学生黄衞金(曹國煌)赴上海购药。第一批药品安全地运来后，我又派遣他作第二次的行程。他在路上为陈济棠捕获，因而丧命。结果，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三人均被杀了，但令我告慰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英勇地牺牲了。临刑时，他们高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后来他们的像片均高悬于江西中央博物院内。 　　一九三二年正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请我训练送来的六十位男女看护。我高兴地担任了那项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我把我的医院由汀州迁至苏维埃京都瑞金城外约十里之叶坪。我把一切药品和器具等都送到叶坪，建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中央政府也在该地设立了中央医学校，我就马上开始去训练二十个医生。当时我非常忙，所以不能担任训练看护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贺诚被任为卫生部部长，他现在是前方总卫生部部长。我们把医学校合并为卫生学校，贺即为该校校长，后红色医院改组为该校的附属医院，我照旧是该院的院长。在该医院的医生，除我之外，还有四个。那四位中间，两位是红色医生，两位是由南京军队俘虏来的；可是他们也很尽职，所以也得到苏维埃政府的优待。当时我们有三十个看护。我不知道该校曾训练出来好多人，但为数甚多，这是我所知道的。只在医学校内，已训练了一百人去做医生。我们训练了由红军各部送来的大批看护。我们在医药工作中有很多问题。我派学生赴滬去学习制造药棉。我们的药品不够，所以不得不自己制造。 　　当一九三四年正月全国苏维埃大会时，我被委派去照顾苏维埃代表的健康。同年四月，国家医院成立后，我做该院的院长。十月十日长征开始，我要求同行。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留守赣南，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恐怕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所以他叫我与他同留该地。但我坚持的结果，终得了允准。在头一段路上，他们给我轿坐。到后来我学会骑马时，他们就给我一匹马骑。在一九三六年北上抗日长征中，我在西康红四方面军工作。同年十二月我们复于甘肃之中央红军匯合，因而来到陕西。我现在是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的院长。 　　我自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十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动；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者，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国家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保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傲的，在这方面与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我以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业之解放的道路。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每个红军战士过去所知道的，他们现在也知道。但我从来未曾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逼害。说红军因为信仰不同而迫害基督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者之造谣。如果很久以前，有些基督徒与红军发生过不良的关系，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的活动。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完全由于我的自动，我已经与红军相处多年了。在井岡山时期，红军只有来復枪二千支，现在则百倍那个数目。我对红军的信心是被证实了。 　　谈至此时，我就请傅医生详细说明，他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而留在红军内不去的原因。 　　他回答道： 　　从前我极幼时，在教堂里听到博爱和友善的话。但到后来和红军发生关系时，才知道他们不只爱朋友和家庭，而且爱国家和人民大众。从前我由行医每月可获二百元大洋，此外还有教会医院所领薪金。我和我的家庭得以饱食无虑。后来因为对革命的信仰，才把我的老母妻室和四个儿子留下在福建而我自己参加红军做医务工作。我很甘愿作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虽然有好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确实的，我两次几乎丧命。有一次在湘南我落马坠深河中。再一次在西康甲金山黨岑山时我因空气稀薄而昏去不省人事。四十天四十夜我和其他人员共尝草地上的困苦。我曾泻肚，痛苦不堪。医药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我的信仰毫末动摇。我经过许多的危险，但这样危险都赶不上当时国民党军队把我包围起来，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控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样的危险。 　　我并不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内之唯一的基督徒。红军由国民党军队方面过来很多医生，中间许多是基督徒，大多数起初是不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但这对于我们无关要紧。我们照例开会欢迎他们，请他们拿他们的医学知识为中国民族服务。在这些大会里，我时常把我在红军内的经验告诉他们，请他们毫无疑惧地和我们合作。他们听了我的话，许多不仅成了同情者而且加入了共产党。 　　医生们可说是全体都喜欢红军，都喜欢在苏区内工作的。可说是没有人不受红军为人民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我们按照我们医生的工作，得到衣食住各方面的照顾，和每月的津贴。如果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到什麽地方去，我们就马上去。因为外面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艰难的。然而我们还是喜欢红军内的生活，这个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为了谋生。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麽地方去，住在什麽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例如在西北有广布的社会疾病和传染病，人民一点都不知道什麽是个人或公共卫生。我们发现此地有许多传染病如伤寒、鼠疫、瘟热病和其他流行疾病如花柳、肺癆和砂眼。我们常有铲除这些流行疾病和传染病的任务。因为近年来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少的阻碍。我们缺乏受过现代训练的医生和看护、药品和急性传染病用的血清以及医院设备種種。同时，我们经常有我们自己军队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由工厂组成的，有很多是本地人，经常地加入红军。 　　从一九三五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环境下，实行了新的政策，因此医药界也发生了许多新问题。我们是日益扩大的反日军，我们准备来日的抗日战争。我们一如国内其他反日军队，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种医生，不管其为外国人、本国人、男人或女人。我们需要军医和各种的专家。在没有科学的接生方法和科学的妇女治疗方法的地方，我们需要女医生。无论我们工作怎样努力和勤奋，何不能满足我们面前之各种需要。 　　据我们的经验，中国军队的医生和看护当中，很少受过现代的训练。再者受过最新式训练的医生，都乐意在大城市里居住工作，去替他们的家庭赚钱，谋安乐的生活。还有在知识分子内，尚存着对军队和兵士不正确的观念。即在受过现代教育的男女中间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如果你对待兵士客气，医治他们的病伤，则他们不会成好的战士。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对待革命军队尤其不应有这种态度。我们须记得，在上次世界大战时，仅美国政府就已动员了三千个近代医生去照顾兵士。抗日军队当前的任务较当时美国军队的任务重得多了。我们全国的医生、看护和我们的医科学生必须为来日的战争去准备自己，以便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面颜无耻的汉奸手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任务上，各种医学工作人员必须与群众负相当的重担。我们不能把我们国家的解放只让给群众去做，使他们受累死亡，同时我们有可能去阻止这样的牺牲。因此我们号召一切医生、看护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国的一切抗日军队，把他们的最新的科学知识带来，尽力在此施用。例如在我们的军队内有一位是从前在上海寶隆医院受过训练的，他带来很高的医学知识和实际经验。他是我们最好的医药工作人员之一。我们需要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我本人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员，该会许多会员都很认识我。该会很能在前述的方向上做许多事情。我盼望这个组织内的人在抗日战争时会援助我们和其他的反日军队。我们盼望全国许多医生、看护将以极诚恳和最大的注意力去准备自己以便在抗日军队内工作。他们要注意战争时的外科、卫生以及军队和平民有关系的医药各方面，因为平民是我们反日战士的后备军，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在这个战争中的最强固的社会基础。在广泛存在着传染病和各种社会疾病的中国，我们是不能建立起来一个坚强康健和有效能的军队。我们非常需要各种现代医生、战时外科医生和受过最好训练的看护。虽然如此，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红军的军医服务在全国内是最好的。我们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我们的境遇是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包围和内战停止，则我们会在我们所驻扎的一切地方把一切关于军队和公共的卫生问题解决了的。这对于我们只是一个物质问题。 　　如果你问我，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很长的单子：第一、我们需要停止内战。我们需要能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现代医生和看护；我们需要关于战时外科、公共卫生和军队卫生之各种书籍；我们需要外科器械和各种医院设备，这些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大军是极其需要，而且对于平民也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各种免疫血清去预防、治疗残害西北人民之各种传染病和社会疾病；我们需要医院之一切给养和流动的医药器材等；我们需要急救的药品、器具和人员；我们需要现代试验室的工作人员、用具、显微镜、微生物工作人员和设备。 　　自然，全国需要防毒面具。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国际的连动无间断地去反对毒瓦斯的战争和微生物的战争，因为在将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是会遇到这个危险的。这样的战争对于居民的损害比较对于军队大得多。我们向世界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来援助我们和中国一切的抗日军队。 　　我个人非常感激当日我们在福建、江西时外面几个医药公司给我们的药品。因为包围和交通困难，致我们不能把欠一个公司的二千元到三千元的债付清。但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债务，将来时机到了，我们一定要付清这笔款。 　　或许医生们特别愿意知道，我在过去数年中，由我做医生的经验中，看到些什麽疾病和伤残。自然，中国的社会环境使许多这些疾病几乎极其普遍。现在让我说一说我个人所看到的： 　　在中国南方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枪伤、足部溃疡、壊疽、贫血、寄生虫症、肺癆、瘧疾、痢疾、肠热病、脑膜炎、沙眼、天花及十二种其他的疾病。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在我们的北上抗日长征中我们遇到而且遭受了瘧疾、痢疾和肠热病。在云南、贵州和四川，我们经过许多县，那里的居民几乎全体都染了甲状腺肿和突眼症。在西康，我们的军队遭受高原病、营养不足、消化不良症、腹泻和痢疾。在四川、甘肃和陕北，居民大部遭受长久的花柳病。在陕北、山西和内蒙古，很多的社会病，严重地影响了种族的生殖，有时广大区域的人民竟因之死亡殆尽。虽说不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原因之一，然而社会疾病实有以致然。 　　我们红军内的医生和医药工作人员在这些地方经常地有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照顾我们所在地的居民。这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我们号召爱国医生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以必需的物资援助。 　　这就是我的生平和工作之简短的叙述。 　　原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解放后人民日报曾以『一个信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暲氏在中国红军内十年的经验』为题并加引言重行发表。 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傅连暲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