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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红色医生 |
| 王盛泽，钟兆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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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长带头种牛痘
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的红四军首次入闽，这支部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朱毛”红军。红四军的锋芒直指闽西的长汀，军阀郭凤鸣惊恐万状，即令驻永定、上杭等地所部调防长汀，企图负隅顽抗，阻止红军的推进。
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所向披靡，锐不可当。长汀长岭寨一战，红四军全歼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毙敌旅长郭凤鸣。这场战斗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红军首次入闽的重大胜利，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红四军浩浩荡荡开入了汀州城，郭凤鸣的尸体被抬到城里游街示众，一曲客家山歌唱了起来：
今日出发东陂岗，
火烧衙门浪荡光。
长岭寨上打一仗，
打死郭匪楼梯杠。
傅连暲听说由当年的起义军发展而来的红军又来了，心里非常高兴。他像当年一样，投入了紧张的救护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他把红军伤病员看成自己的亲弟兄一样尽力抢救、悉心照护。
红四军进驻汀州城，很快就成立了长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政纲，实行赤色割据，这是赣南、闽西创建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当政事不那么紧张的时候，有一天，朱德对毛泽东说：“汀州城里有一位名人，你知不知道?”
“不知你是指的哪一位，现在在做什么?”毛泽东随口答道。
“也许你知道，他是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现在正在为我们的伤员治疗。”
“哦，你说的是傅连暲呀，我也知道其人，听说过他的事情。”
“他为我们做过不少事情，我们是不是抽空去看看他。”
“我也正有此意，何不现在就去，也好看看受伤的战士们。”
这天正好是3月29日，傅连暲同往日一样，认真巡视着病房，与伤员们谈心，偶尔小声地叮嘱伤员几句什么。这时，只见他的助手陈炳辉匆匆走来，看到傅连暲，兴奋地说：“毛委员、朱军长看你来了。”
傅连暲愣了一下，毛泽东、朱德，他是知道的，但都是从老百姓关于“朱毛”的神奇传说中听来的，他们始终是他崇敬的人物。是的，他很想能够有机会见到他们，但他没有想到就会在今天，就在眼前。
等傅连暲回过神来，急忙从甬道口的药房迎上前去时，毛泽东、朱德一行已经走进了小教堂前的天井。傅连暲从人们的介绍中得知，那位高高瘦瘦的就是毛泽东，另一位稍显矮壮的是朱德军长。
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已经跨前一步，开口道：“你就是傅连暲医生吧，我听说过你的事。”边说边伸出了他那只宽大的手掌，与傅连暲紧紧相握。
在一旁的朱德接口说；“前年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这儿，傅医生可帮了大忙。”
这是傅连暲第一次见到红军的领袖人物，显得格外激动。他拉着他们的手，一个劲地说：“毛委员好，朱军长好!”
“这次又要你帮大忙了。”毛泽东打量一番傅连暲后，拍拍他的手背亲切地说。
“我作为一个医生，这是义不容辞的，应该的。”傅连暲说。
毛泽东和朱德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视察了福音医院，看望了住在这里的红军伤病员。傅连暲介绍了医院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伤员的治疗情况。红军伤病员看到毛委员和朱军长亲自来看望他们，都激动不已。
“傅医生医术高超，你们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配合他的工作，安心治疗，争取早日养好病，重上前线杀敌。”毛泽东鼓励着伤病员们。
傅连暲在一旁不禁为毛泽东身上洋溢着的乐观豪迈气概所感染，也为红军中领导与战士那官兵平等的风气而感叹!有这样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参观完医院后，朱德面向傅连暲，赞叹有加：“医院真不错，比红军医院设备齐全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而后自信地说：“以后我们红军也会有的。”
“福音医院也就是红军的医院，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竭尽全力。”傅连暲语气坚定。
“哦，”听到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握紧傅连暲的手，“那我就代表广大的红军将士，代表革命的同志们，对你的帮助表示感谢。”
毛泽东、朱德要走了，傅连暲恋恋不舍地送他们出了门，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现在这儿正流行天花，红军又是大部队集体行动，万一感染不得了，要尽快采取措施。”
“不知傅医生有什么好办法?”毛泽东停住脚步，以征询的目光看着傅连暲。
“办法是有，最好是预防。我建议红军全体将士都来这里种一次牛痘，所以要请你们支持。”
毛泽东和朱德沉吟了一会，对望了一眼。“我看可以。”朱德爽快地说。
毛泽东故意说：“朱军长，看来你要带头了。”
“没问题，为了红军将士的身体健康，我带头，全军都来种牛痘。”朱德憨厚地笑道。
朱德没有食言。在他的带头下，傅连暲花了半个月时间，为红四军全体将士都种上了牛痘，避免了一场天花的流行，保证了红军部队的健康。也就在这一次，傅连暲为毛泽东和朱德等作了第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与毛泽东、朱德接触，傅连暲强烈感受到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魅力，这使他非常愿意与他们接近。他又想起了周恩来跟自己讲过的话，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跟他们走同一条道路。为表自己的诚心，他提出，干脆把福音医院改名为红军医院，自己也加入到红军行列来。
这可是毛泽东、朱德没有想过的问题。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这次不能在长汀久住，很快就要撤走。这样一个大医院，要搬走谈何容易。我们有了伤员可以送来，医院名字我看暂时不改为好。”
“信仰目前也不一定要改，”朱德带着开玩笑的口气接着说，“有教会出钱、给药，共产党和红军来看病，我看挺好嘛。”
时隔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闽粤赣三省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又离开闽西，转战赣南。
红军开拔前，傅连暲赶往送行。他想到自己参加红军的愿望没能实现，而红军中又十分缺少并急需医护卫生人员，于是，他带着他在福音医院培养的两个医科学生黄深信、叶青山，找到毛泽东，要求让他们参加红军队伍，发挥他们的作用。
毛泽东看出傅连暲的诚意和良苦用心，郑重地答应了。这两位同志在红军中起了很好的作用，黄深信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叶青山在革命斗争中很快锻炼成为红军中的优秀卫生工作领导者，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得意学生勇捐躯
朱毛红军入闽后，沉寂一时的闽西革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闽西革命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群众配合红军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革命在初起时总是比较弱小的，遭受打击的反革命势力也不会心甘情愿，他们总要伺机反扑。所以，汀州以至整个闽西都处于游击区的环境，斗争相当复杂激烈。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傅连障冒着生命危险，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为党做了不少秘密工作。尽管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医生，但他对于自己认准的目标坚定不移，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红军走后，傅连暲把一些伤口尚未痊愈、未能随部队走的伤员化装成老百姓，转移到乡下老百姓家里养伤。对于那些没法转移的少数重伤员，傅连暲让他们仍住在医院里，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对他们严加保护。
这时的傅连暲，为红军做的一切事情都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为了便于联系，红军方面通过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安排在邮电局当差的地下党员罗旭东专门与傅连暲联络。每天，罗旭东总要背个邮包，给傅连暲送来4份报纸。趁这个时候，傅连暲就可以向他汇报情况，同时接受党和红军的指示。
说起这4份报纸，还有一段来由。当时，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夸口说是连一只鸟、一片纸也不让进入苏区。在红军没有电台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要了解国内外形势，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力量，收集敌人的各种报纸，从中得知一些消息就显得特别重要。有一次，红军派出一个团的部队去和敌人作战，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敌人的报纸，以便从中了解一件重要事件的真相。
傅连暲听说了报纸对于红军的重要意义后，就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购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日报》和广州的《工商日报》、《超然报》等。这些报纸通过傅连暲的手，很快便转到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手中。白军占领汀州后，报纸不能公开送了，傅连暲就把这些报纸用旧报纸卷起来，每隔二三天，通过罗旭东转给交通站，再由交通站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军旅途中，得到这些珍贵的参考资料，非常高兴。他收到报纸以后，往往通过秘密交通站亲笔给傅连暲写张简单的收条。收到毛泽东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简短收条，知道毛泽东看到了报纸，成为傅连暲最高兴的事。
但从事地下工作的风险时时存在。一天，占领汀州的国民党军金汉鼎部一个排突然包围了傅连暲的住所，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由于傅连暲也算是这一带的知名人士，与各阶层都有一些交往，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一般是没有人敢随意找麻烦的。“是不是自己被抓住什么把柄了?”傅连暲心中不禁充满了疑问。但事出突然，他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得静观其变。
“这是我们排长，你过来，有话问你。”一士兵站在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旁边，向傅连暲吆喝道。
那位排长傲慢地说：“兄弟奉上峰命令，来搜查和抓捕‘共匪’，识时务者就赶快把‘共匪’交出来。”
“我是医生，只知道治病救人，不知道什么叫‘共匪’。我看你是找错了地方。”傅连暲不卑不亢，给了对方一个硬钉子。
“你不要执迷不悟，早有人告你通‘匪’，为他们治伤，窝藏他们。”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这不符合基督的精神。你们如果负伤了，我照样会救。我救的病人中有没有红军我不知道。”原来敌人只知道个皮毛，傅连暲镇定下来了，回答得滴水不漏。
“那你说，有人告你把一个受重伤的‘共匪’藏在家里医治，伤好后还送给大洋，护送他离城。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使傅连暲心中更有了底，他坚信敌人还没有抓住证据，于是也更加镇静下来，若无其事地说：“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别人要说我有什么办法。”
“好，看你嘴硬，弟兄们，给我搜。”这位排长气急败坏。
敌兵乱搜一通，但没有丝毫收获。临走时，这伙强盗顺手牵羊把傅连暲的怀表和几十块大洋抢走了。
傅连暲当即就把他们给拦住了，要他们交还这些东西，并声言，不交出来就要到“蒋司令”那里去告他们。一则他们没有搜出证据，二则被傅连暲的气势镇住，三则怕惹怒了英国教会医院不好收场。那位排长临走时偷偷把大洋丢在墙角落里。
第二天，白军的一个团长还来说好话，表示“弟兄们参差不齐，有冒犯的地方请多担待”，还差一个马弁送还了怀表和布伞。
这样的幸运却不是经常会有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傅连暲亲眼目睹了亲人为革命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那是一天中午，傅连暲正在吃饭。突然，他的侄子傅维彬出现在大家面前。
“你怎么来了?”傅连暲不无吃惊地问，因为傅维彬是前一年参加红军走的。
“红军打回来了，我们有行动，我是抽空回来的。”傅维彬回答。
傅连暲听说红军打回来了，也很高兴，马上叫他先吃饭再说。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别后的情况。饭还没吃完。却听到远处传来急促的军号声。
傅维彬一听，忽地站起来，说：“怎么，我们部队马上要撤退。”
拔腿正要往外走，却见傅连暲的得力助手陈炳辉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走，白军把我们家包围了。”
话音刚落，几个白军士兵端着枪冲了进来，一见到穿红军军装的傅维彬，二话不说，直扑过去。
一切变故都来得太突然，傅连暲根本来不及应对，又不知道白军到底是冲着谁而来，只得先求脱身，再想下一步办法。不容傅连暲多想，他急忙向陈炳辉使个眼色，说：“还不快拿药箱，司令来电话，要我去看病。”
陈炳辉连忙拿起药箱，紧跟着傅连暲往外走。只见外面有十几个白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守在门口。见到傅连暲要出去，一个瘦猴似的白军喊叫道：“不许出去!”
“去给你们司令看病。”傅连暲看情况紧急，只能豁出去了。他眼一瞪，故作镇静地边说边从刺刀丛中走出去。那个白军信以为真，让开了道。
傅连暲和陈炳辉紧张得汗湿了衣服。但他们一时又找不到党组织和红军，更不敢出面为傅维彬说项，急得团团转。
就这样，傅维彬被捕押走了，在街上就被白军刺了几刀，鲜血满街流淌。但傅维彬英勇不屈，一路高呼口号，痛骂敌人。当天，傅维彬就被拉到南教场，被白军惨无人道地剖腹杀害了，年仅20岁。
不久，傅连暲又听说已经加入共产党、一直在汀州做地下工作的堂弟傅连标也不幸遭敌人逮捕杀害了。
接连失去亲人，傅连暲满怀悲愤，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和危险所吓倒，反而更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维彬、连标死得有骨气，我们一定要叫反动派血债血还。”
傅连暲把对敌人的恨转化为对红军将士的爱。他尽心帮共产党做工作，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红军将士救死扶伤，使他们早日重返战场。伍修权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左腮被敌军子弹打中，弹头留在口腔后部，伤口感染化脓，虽经上杭县才溪后方医院治疗，但未能治愈，后来转到汀州福音医院，经傅连暲精心医治，始得痊愈。50多年后，伍修权在其回忆录《我的历程》中写道：“在傅连暲同志细心治疗下，伤口渐渐有了好转。当时正值中秋，他还买了月饼和水果来慰劳伤员，和我们一起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边赏月边聊天。从那以后，我和傅连暲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1年，毛泽东又率领红军打回了汀州。见到毛泽东，傅连暲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看到毛泽东因为操劳军政大事而显得面容消瘦时，关心地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叮嘱毛泽东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分劳累，还说：“下次我给你带点补药来，是我自己服用的，挺不错。”
毛泽东笑着说：“井冈山的南瓜、闽西的蕃薯比什么都好。补药倒不必要，你送来的报纸和地图真是帮了大忙了，我要感谢你。”
报纸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地图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是1930年的事了。当时傅连暲住宅的几个房间被一个国民党军的团长强占为“公馆”。不久，红军再次袭击汀州，敌军连夜逃离。但是敌团长抢掠来的大堆金银绸缎却无法带走，急得敌团长和姨太太直跺脚。傅连暲灵机一动，向敌团长建议把一箱军用地图腾出来，留下来由他暂时代管，用这个箱子把财物运走。敌团长接受了这个建议，赶紧腾出箱子装起金银绸缎逃跑了。第二天，红军入城，傅连暲就这样把用巧计拿到手的军用地图交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转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郭化若，再转送给毛泽东。事隔一年多，毛泽东又提出来，可见地图所起的重要作用，是用钱买不来的。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起福音医院的过去。傅连暲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思考着。
傅连暲总觉得医院为红军做事情，却一直挂着基督医院的名字，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见毛泽东突然问起医院的历史，于是趁机又提出改院名的事：“福音医院的名字不好，带有西方帝国主义的色彩，你就批准我们改成红军医院吧。”
毛泽东从沉思中抬起头，笑了笑，说：“你不是说福音医院在上海汇丰银行还有存款吗?你们的药品是靠上海、广州进来，名字一改，人家还会给你吗?真正干革命不在乎名字，而在于实际。用福音的名字，可以从药品上帮助红军，给红军将士带来‘福音’，不是挺好吗!”
听到这里，傅连暲才喜笑颜开，连声道：“好，听你的。”
“这次还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毛泽东吸足一口烟后，弹弹老长的烟蒂，又郑重地说。从他的语气听得出，他早已把傅连暲当成自己人了。
“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尽心尽力。”多次的事实证明，傅连暲是从来不说虚话的。
“还要利用你这个福音医院作文章。你也知道，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红军的药品十分紧缺，我们能不能通过福音医院，派人到上海等地买药，同时还可以医院的名义在上杭、峰市、汕头、上海等地开设药店，收集购买药品，从而建起一条从苏区至上海的秘密采购药品的运输线。”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这时，傅连暲才懂得了毛泽东问话的深意，不禁为他的深谋远虑而叫好。傅连暲知道，自从汀州成了巩固的苏维埃区域以后，敌人的封锁更严，通过邮局只能邮寄小包药品，根本满足不了红军的需要，他也正为此发愁呢。
听了毛泽东的设想，他痛快地答应了：“好，我们一定抓紧进行。”
1931年底，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经汀州前往瑞金就职时，又指示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拨给傅连暲一批黄金，作为采购药品的资金。
钱有了，任务也接受下来了，但派谁去呢?傅连暲颇费了一番踌躇。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得意学生曹国煌。对，就是他，他一定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傅连暲清晰地记得和曹国煌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还是1930年夏，陈炳辉从医院回来，告诉傅连暲：“今天下午，从乡下抬来个学生，给民团开枪打伤了腿，伤口已经化脓了。给他换药时，尽管他痛得头上直冒汗，却硬是一声没吭。”
傅连暲正在清点报纸，对民团开枪打人很是气愤，随口问道：“他是哪里来的?”
“曹坊的，他父亲是个地主，今天也来了，见人就打躬作揖。这个学生看来不喜欢他父亲。”陈炳辉回答。
虽然未见面，这位乡下学生已给傅连暲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第二天，傅连暲察看了几个红军伤员后，见到了这位学生。得知他叫曹国煌，在省立七中念书，这次是回乡过暑假时被民团打伤的，说话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此后，曹国煌和红军伤员住在一起，非常喜欢听战士们讲红军的故事，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曹国煌的伤治愈后，却不想走了，他认真地向傅连暲提出：“我想在这里跟你学医，你说行吗?”
“你怎么想起学医来了，你不是还在学校念书吗?”傅连暲问。
“不去念书了，想学医，像你们一样，给红军伤病员看病。这工作多有意思。”
“你这个想法很好。”傅连暲通过这些天的观察，感到曹国煌是一块可以锻造的好材料，但他没有马上答应，而是进一步开导说：“学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凭一时热情是不行的，你要想清楚，不要到时半途而废。”
“傅院长，我决不是那种人，”曹国煌像受到侮辱似的，急得满脸通红。
“那好，但你父亲会同意吗?”傅连暲想起他的父亲，仍然还有点不放心。
“他管不了我，”提起父亲，曹国煌像有满肚子委屈，“有这么个父亲，我真倒霉，他脑子里尽盘算怎样多收些租米，多弄些钱，把农民可害苦了。以前我还不懂这些，认为他挺好，养着我。红军来后，慢慢地我明白了地主是怎么剥削农民的，原来我父亲是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我怎么能和他走一条路呢!”
傅连暲想到，红军来后医院里也有些人怕受牵连而去了上海、广州，不愿在汀州呆了，当时医院里又接收了很多红军伤病员，人手少，照顾不过来，很需要增加些人。傅连暲盯着曹国煌看了好一会儿，终于松了口：“好吧，你就留在医院学医吧。”
就这样，曹国煌和陈炳辉一样，和傅连暲住在一起，跟随傅连暲左右，不仅学到不少医学上的东西，也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不断地成长起来。曹国煌对红军伤员的态度很好，面对敌人疯狂屠杀革命志士，他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发誓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
傅连暲把曹国煌的情况都向罗旭东作了汇报：“这个青年一年来思想进步很快，对革命对党都有较高的认识，你看是不是可以发展入党。”
“他和家庭关系怎样?”罗旭东又进一步了解。
“没有什么联系了。自从他学医后，经济上完全由我负担，他父亲来了信他也不回，他和他父亲走的是两条路。”
后来，经请示上级党组织，罗旭东又找曹国煌谈了话。党组织终于批准曹国煌入党。
想到曹国煌的成长过程，傅连暲认为曹国煌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把曹国煌从医院叫回来，郑重地跟他谈了这件事，并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要慎重考虑。”
确实，当时的苏区和白区简直是两重天，敌人对一切想运到苏区的东西都严格禁止，在码头上，在各个关口，只要查到禁带物品，轻则货物没收人进监牢，重的甚至要枪毙。对于红军所需的药品，更是重点查禁。
“傅院长，我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弟，是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使我有了新的生命。我一定要好好地为党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曹国煌态度坚决。
傅连暲点点头，接着又具体地交待了任务：“你先到上杭、峰市、汕头，再到上海。到了上海，去找华英药房，我和他们的经理有来往，你就在那里买药。回来的时候，路上千万要小心，要随机应变，灵活些。”
傅连暲还把一路上军阀、土匪等的分布情况告诉他，并把要买的药、医疗用具及一些注意事项作了交待。
第二天，曹国煌脱下了平日穿的学生装，换上了从家里带来的长袍，布鞋换成了皮鞋，成了一位公子少爷，提着一只皮箱，跟大家一一告别。
傅连暲开了一张汇丰银行的支票给他，再次叮瞩：“要绝对保守秘密，完成任务。”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曹国煌走后，傅连暲天天惦念。约摸过了一个月，曹国煌回来了。傅连暲迫不及待地问他情况，当得知经历重重困难，终于顺利购回药品时，傅连暲心里的千斤巨石才落了地。
一个星期后，药品运到，一共有20多木箱，每箱大概有一二百斤重。有内科用药奎宁及各种注射用药，外科用药碘片、漂白粉、硼酸、硼酸绒布、纱布等，还有一些手术用具。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红军又急需的药品，傅连暲就像是看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傅连暲马上和上级组织联系，先后由杨志诚、杨立三带了两大批药品到红军中去。
不久后，福建军区司令虽谭震林找到傅连暲，告诉他：“你们送的两批药对部队帮助很大，下一步是不是加紧把几个地方的药房成立起来，这样，就可以使运药这个工作经常化起来。”
傅连暲考虑到人手和经验等问题，决定先把峰市和上杭两地的药房建起来。
当时的峰市、上杭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到那里设立据点相当危险。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傅连暲想了一个办法，他去找了本地一个姓丘的大商人，这个姓丘的商人在汀州开过批发商行，在峰市、上杭都开有分店，名声很大。傅连暲利用他十分爱财的弱点，说跟红军做买卖利润很高，鼓动他合股开药房。对方满口答应了。
于是在峰市、上杭各租了房子，由丘姓商人出面找了铺保，开了两个药房。傅连暲又派曹国煌在峰市的药房中当医生兼经理，一面卖药，一面还给人看病。但卖的都是些比较一般的药，重要的药都偷偷运到汀州来。在傅连暲和曹国煌的协力下，一条秘密的药品运输线开辟成功了，它同时还成了苏区的地下交通线。
不幸的是，曹国煌在又一次运送药品时被驻上杭的国民党陈济棠部发现，被捕后英勇捐躯。
噩耗传来，傅连暲为失去一位好学生和革命同志而万分悲伤。他把曹国煌的照片挂在房间里，以作纪念。后来，这张照片挂到了江西中央博物馆里。
毛泽东养病老古井
1932年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征军，远征福建漳州，以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备物资。在汀州，傅连暲的手又一次和毛泽东握在了一起。他看到，由于过度操劳军政大事，毛泽东的脸庞更瘦了，傅连暲真是心疼不已。想到他马上又要亲率大军千里跃进，而路途艰辛凶险，傅连暲心生一计：何不派长期跟随自己的得意学生陈炳辉给毛泽东做保健医生?毛泽东感谢傅连暲的美意，考虑到部队也很需要医生，也就答应了。
毛泽东率师出征后，周恩来留在汀州担负繁重的后勤供给工作。在红军东征的过程中，傅连暲几次被周恩来找去，商讨安置伤员和医药供应问题。
福音医院住满了红军的伤病员，他们见不少医护人员定期去医院的福音堂诵经，甚觉奇怪，免不了有些议论。傅连暲觉得，基督教的牌子应该拿下来，福音堂也不应保留，禁止教徒诵经，这样可使红军伤病员安心养伤。
没想到这却导致了教徒的不满。周恩来知道情由后，特地找傅连暲谈话，说：“福音医院现在还不是红军医院，而且我们主张信仰自由，只要不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正常的宗教活动应该允许进行。”他还笑着说：“我不是基督徒，可有时还开玩笑说：‘我的上帝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周恩来颇为风趣的话感染了傅连暲，他愉快地向教徒传达了周恩来的话语。那些身为基督徒的医护人员听后，心情格外舒畅，工作也更起劲了。
红军东征，打了个大胜仗，歼灭国民党张贞一个师。2个月后，鉴于敌情变化，毛泽东又率胜利之军回师赣南。10月，由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了军权。遭罢官后的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汀州。
有一天，陈炳辉回到福音医院，一下子被同事们围住了。大家对他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的情况甚感兴趣，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他好不容易才脱身出来，来到傅连暲的办公室。
“傅院长!”陈炳辉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掩不住兴奋之情。
傅连暲见了陈炳辉，也非常高兴，上前拉着他的手并肩坐下，亲切地问：“炳辉，是你呀，看来挺精神的，一切好吧?”
“我很好。”两人互相望着，似乎都想发现对方的些许变化。
“红军频繁转战，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傅连暲最想知道的还是毛泽东的情况，脸上充满关切之情。
“主席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太紧张，精神显得很疲倦。”陈炳辉说。
“你是跟着他的医生，应该想办法让主席多休息，这样才能更好地工作。”傅连暲似乎有点责怪的意味。
受到傅连暲的责怪，陈炳辉心里感觉有点委屈，他何尝不想让毛泽东多休息呢，但毛泽东的脾气是很倔的，一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谁劝都没用。他不好就此向傅连暲作解释，话题一转，道：“傅院长，我正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主席这次是无官一身轻，正是休养的好机会。”
“真的?”傅连暲似乎有些不敢全信，“主席现在在哪里?”
“我请主席先在老古井旁的楼上休息。”
“哎呀!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告诉我呢。”傅连暲一拍大腿，看着陈炳辉，语气中又带着一丝嗔怪。
“主席说不要兴师动众，他只要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办公用，另外找块木板当床铺就行了。”
傅连暲早就听说毛泽东对生活条件要求很低，但没想到就这个标准，苏区干部的好作风看来从上到下一个样。
“虽然主席的生活俭朴，但他这次是来我们这里休养，总要好好尽地主之谊，让主席休息好、恢复快一点才好。”傅连暲想得很周到，但到底让毛泽东住在哪里呢?傅连暲颇费踌躇。医院的环境不合适，看来只有老古井比较好一点。
老古井坐落在苍松茂郁的北山脚下，因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而得名，距离福音医院有半里多路。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来是一家地主的别墅。红军一来，地主逃走了，这里成为红军的休养所。过去徐特立在这里住过。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楼下住着陈正人。这里环境优美、清静，正是休养的好处所。
想到这，傅连暲马上叫陈炳辉去找两个人，将老古井楼下的一间房子打扫干净，并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搬去一张大木床，摆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他自己匆匆地去见毛泽东。
来到老古井，傅连暲上了毛泽东住的房间。刚好周以栗、陈正人听说毛泽东来了也来看他，三个人正热闹地谈着话。毛泽东身穿一套旧的灰军装，头戴八角红军帽。
“主席，你来了。”傅连暲站在门口，掩饰不住再次见到毛泽东的喜悦。
见是傅连暲，毛泽东站起来，握住他的手，端详着傅连暲说：“是呀，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傅连暲回答，他发现毛泽东眼窝深陷，显出一脸的疲惫，“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这次又要麻烦你了，谢谢你照顾子珍。”
“这是我应该做的，恭喜你喜得贵子。”傅连暲连忙说。原来，此前不久，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快要生小孩时被送到了福音医院，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毛岸红，是傅连暲接生的。在傅连暲及其家人的照料下，母子均健康平安。
聊了一会，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傅连暲起身告辞：“主席，已经在楼下给你安排了房间，你旅途辛苦，先到楼下休息一下吧。”
“不忙休息，你带我看看你们的医院吧。”毛泽东说。
于是，傅连暲又陪同毛泽东参观了医院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看见刀子、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用具都较完备，毛泽东很满意：“你们医院的条件不错，规模又有了扩大。”毛泽东还问了伤病员的病情，并亲切地慰问他们。
第二天，傅连暲又亲自为毛泽东检查身体。毛泽东问：“傅医生，怎么样?”
“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过度劳累所致。”傅连暲轻松地说。毛泽东确实有点病，发低烧，经过X光透视，发现毛泽东肺部有钙化点，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
“我就是说嘛，没有问题。”毛泽东很相信自己的直觉，但又补上一句，“有你这个高手诊断，我紧张的心理也就完全松弛了，谢谢你呀!”
“但也不能大意，我给你每天进行治疗，还要好好休养。”傅连暲为毛泽东能有这么一个休养机会而庆幸，却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排挤，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负责政府的工作。毛泽东组织观念强，就是对傅连暲也没有透露半句。傅连暲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名曰休养，毛泽东如何能静得下心呢。他为反“围剿”而忧心，为红军的行动而操心，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思索。要强制他休养，比不让他吃辣椒更难以做到。
这不，傅连暲为他检查身体，刚给他打完针，他又向傅连暲详细询问医院中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医院设备、药品供应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他都仔细问，用心记。
接着，毛泽东又问起陈炳辉在医院中的工作情况。傅连暲把陈炳辉的出身、如何学医等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说：“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是同学中学得最好的一个，能吃苦，肯钻研，也很聪明，后来就当了医生。他工作一贯积极负责，是共青团员。”
毛泽东对此显得很感兴趣，说；“在我身边表现也很不错，工作很负责，也有能力。你看让他当医务主任怎么样啊?”
当时的福音医院，除了院长，就是医生，没有医务主任，下面有什么事都得找院长，傅连暲忙不过来，不少工作就受到影响。现在毛泽东提出，设个医务主任，能够加强领导，自己又能从事务中摆脱出来，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再说陈炳辉确实也能担负这个职务，傅连暲对他也是信任有加的，所以傅连暲对毛泽东的提议极表赞成。
听说整个医院只有6个医生，毛泽东马上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些了，应该多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
“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码得几年时间。”傅连暲回答。
“几年太长了，一两年够不够?”毛泽东又问。
傅连暲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学医不像学其他简单的技术，可以速成。
“我们天天都要打仗，天天都有人牺牲和负伤、生病。我们的红军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怎么能够等那么长的时间呢?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批红色医生来。”毛泽东从当时的环境和需要出发考虑问题，毕竟深了一层。
听完毛泽东的谈话，傅连暲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确实比较幼稚和机械，这也促使他想了很多。这些年，医院光顾着接收伤病员，光顾着完成医疗任务，忽视了培养干部，特别是对培养医生，还有个保守的框框，认为非经过几年正规训练不可，不敢打破常规，适应环境需要。
“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我们的红色护士学校不是办得很成功吗?”毛泽东旧事重提，使傅连暲猛醒：自己是不是又陷入旧公式的圈子里了?
傅连暲想起办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的经历。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当时红军因为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蚊虫特别厉害，被咬之后皮肤就红肿溃烂，疟疾、痢疾经常在部队中流行。但部队中的医务人员非常少，远不能满足防治疾病的需要。
毛泽东为此心急如焚，向傅连暲提出建议：“傅医生，你不但自己做医生，还要替红军训练些医务人员才好，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红军中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
傅连暲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想自己学了多年才能独立行医，要培养医务人员谈何容易，要花多年的时间。因此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欲言又止。
毛泽东很快就看出了他的心思，温和地说：“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能力和条件来做就是了。”
毛泽东的进一步鼓励，一下子打消了傅连暲的全部顾虑。
不久，以中央政府名义通知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要各县挑选政治上可靠又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员集中到汀州来。学员一共有60人，男女各半。又从红军中调来3个干部，一个担任校政治委员，两个担任政治指导员，校址定在汀州城内的万寿宫。1931年底，为期6个月的护士学校终于开学了。
这批学员虽是经百里挑一选来的“知识分子”，其实文化水平很低，最多的也只认识几百字。因此，傅连暲不仅教医护的业务知识，还特地请人来教文化。讲课时，他们的接受能力也有限，傅连暲念一句，大家跟一句，念完了等于白念，问题还是不懂。学员们也感到这样的教法不行。
照这样学下去，6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傅连暲心里直犯嘀咕，不免急躁起来。一天晚上，趁毛泽东来看望学员时，傅连暲顺便把这些担心向他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耐心地说：“你要改变一下方法，专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用的药来讲，讲了还听不懂，你就做给他们看。你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傅连暲豁然开朗，烦恼尽消。毛泽东了解红军战士，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傅连暲的问题也就在于不看对象，盲目照搬，真是吃力不讨好。
此后，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办法，重新考虑了教案，确定每天上两次课，临床实习两次。讲课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就通过实际操作来说明。有一次讲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课堂上当场进行示范，果然学员们很快就学会了。
经过6个月的学习，学员们克服了困难，取得了好成绩，顺利毕业了。这一天，朱德还特地赶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把这件事提出来，见傅连暲心有所动，便趁热打铁道：“训练军医给你一年时间，假如环境允许，可以两年。相信你能像上次一样做好这项工作。”
傅连暲连忙回答：“主席，我一定办到。”
不久，傅连暲在医院中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训练医务工作人员。傅连暲兼任校长，他既要为伤员治病，又要为学员讲课，还针对部队卫生工作和作战地区的特点自编讲义，一共编成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学和绷带学等六种讲义，并石印出来。就这样，傅连暲为红军培养造就了第一批医务工作者。
毛泽东工作起来就忘了一切。傅连暲每次去看毛泽东，他不是找人谈话，便是在看书，或者就是在写东西。这叫什么休养呢?傅连暲婉转地劝说毛泽东要多休息，毛泽东嘴上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总是做不到，还是照旧经常工作到三更半夜。傅连暲想，既然主席自己不能好好休养，那我们就要设法让他多多休息。为此，他每天下午都以一个医生的身份，陪毛泽东聊天、散步。
汀州城区的卧龙山(因其坐落城北，故又叫北山)，树木苍郁，风景清幽，起伏的松涛林海簇拥着山顶古老的寺庙。每天太阳快落山时，下田劳作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两三人漫步在青山绿树之间。那就是毛泽东和傅连暲，有时也有个别家属。
正因为是为了休息，所以聊天的话题是没有范围的，从革命形势到个人身世，从政治、军事到哲学、文学、医学，无所不谈。
傅连暲总想将毛泽东的注意力引到一些轻松的话题上，他边走边介绍当地山和树的名字，介绍野花、野草的名字，毛泽东也总是兴致勃勃，问这问那，有时又爱追根究底，把傅连暲也问得答不上来。
“那种草叫什么?”毛泽东指着身旁的野草问。
“大概叫猫爪草吧。”傅连暲也不敢肯定。
“为什么是‘大概’呢?”
傅连暲笑一笑说：“缺乏研究啊。”
毛泽东也笑笑，又转身拍拍一棵树问：“这是什么树?”
“枫树。”傅连暲心想这次是绝对没有错了，没想到毛泽东又加了一句：“那它的树叶为什么到秋天会变红呢?”傅连暲一时又回答不上来，他真服了毛泽东的较真劲儿。
北山上松树成片，苍翠欲滴，有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泽东在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饶有兴趣地问：“你说，这树为什么会流出胶汁呢?”
傅连暲真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无言对答。
毛泽东把傅连暲拉近一点，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伤了，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你说是不是这样?”
傅连暲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经常在北山上转，只知道这种胶汁是树上的分泌物，还从来没有想到它还说明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道理。他连连点头：“很有道理。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使伤病员增加一定的营养和休息，使他们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对，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道。
想到毛泽东不是医生，却借树上挂着胶汁这样一个现象，道出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道理。傅连暲钦佩之余，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照这样说，那主席也应该加强休息，不能光顾工作啰。”
“啊，你还反过来将我的军呢。”
毛泽东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一身的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傅连暲一直想把话题往轻松的事情上引，但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活跃，从一个话题一下子跳到另一个话题，而往往又回到他常常思考的大问题上。
落日下的北山更显出幽静，耳边只有归巢鸟儿的啾啁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两人登上北极楼，俯瞰汀州古城，只见客家民舍袅袅炊烟，田园似锦，汀江如银，四面山峦层层叠叠，宛如一幅丹青佳作，令人心旷神怡。毛泽东仰起头，望望这个山头，又望望那个山头，问了傅连暲山头的名字，又观察了山下的地形，问傅连暲：“要是有敌人来攻，你当指挥员，你准备占领哪个山头迎敌?”
傅连暲当即一愣。问他医学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他看了看几个山头，凭着直觉，总应该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于是顺口答道：“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
没想到，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不对。”
傅连暲瞪大眼睛看着毛泽东，听他讲解：“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惟一的条件……”
毛泽东讲了很多战术上的问题，傅连暲听得似懂非懂，但却觉得很有道理，他深深地为毛泽东那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折服。
毛泽东讲的东西非常广博，对于革命的理解，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对宗教的诠释，等等，加上幽默机敏的谈吐，在傅连暲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随着他的进一步思考，这位爱国基督教医生的思想便在这松涛与晚霞里质变、升华，他也因此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傅连暲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最多、最深刻的时期之一。他把自己的每一次思想进步和提高都归功于毛泽东。新中国建立后，傅连暲怀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动笔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毛主席教导下》。他深情地写道：“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这是傅连暲出自肺腑的心声。
也就在这年中秋，为了庆祝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佳节，傅连暲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贺子珍夫妇、罗明谢小梅夫妇、陈正人彭儒夫妇到家中一起欢度中秋节。
“好，正好去看看你家老妈妈。”毛泽东带头允诺。
当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受到傅连暲一家的欢迎。毛泽东亲切地向傅母问好、请安，并赞扬道：“老太太身体这么健康，又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福气真大啊!”
傅母乐得连声说：“这是托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福!”
在谈话中，毛泽东问到傅连暲的老家以及他过去的情况。
“我们家原先住在汀州城外的河田伯公岭乡，连暲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那里又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为了谋生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傅母说。
“这么说，你们也都是农民出身。”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和傅母拉开了家常。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没吃处，住没住处，后来好不容易他父亲找到事做，做了搬运工人，我给人家挑水、洗衣服，才得以活下来。”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泽东好奇地问。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们让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课。”傅连暲回忆着那段艰辛的日子。
“他们叫你做工，才给你饭吃、让你学医?”贺子珍问。
“是的，他们还说是主的恩赐，救济我。临毕业那年，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300块钱，年三十，人家来逼债，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贴我一些钱，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学完后当了医生。”傅连暲说完，轻轻喟叹道：“咳，哪一家没有这样辛酸的家史呢!”
毛泽东听完后，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
“我的出身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是穷苦人家的儿子。”
随后，毛泽东帮傅连暲分析了历史和社会现状，最后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
当年聚会者之一的谢小梅，在1994年10月重返汀州故地时，对当年那其乐融融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这天夜空如洗，月挂中天，晶莹透亮，银色月光铺满大地。用餐毕，傅连暲夫妇在院子里小圆桌上摆好了热茶和‘双喜临门’、‘嫦娥奔月’、‘天官赐福’的汀州月华饼，我们边喝茶边吃月饼边赏月，又畅谈了约一个小时。”
谢小梅也许无从知道，如同她无法忘记那年中秋的聚谈一样，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也无法忘记在长汀养病的这4个月，无法忘却福音医院后门他住的那幢小楼，还有小楼旁那口老井。刚住下时，毛泽东发现老井由于多年没清洗，吊起来的水很浑浊，就请来师傅清理水井内外的污泥。这样，提上来的水就明澈如镜了，周围用水的群众对此赞不绝口。30年后的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特意找到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询问汀州那口老井还有没有水?叶飞赶紧电询长汀，回禀毛泽东：不但老井还有水，而且汀州人民已用上了自来水。毛泽东欣慰地笑了。
基督医院变了“颜色”
“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像是黑夜见到了明灯，荒山上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没有产生过的……”不擅修辞的傅连暲谈起毛泽东，心头总是满怀崇敬和真挚之情。他虽然还是个基督医生，但他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能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他敬佩的共产党人站到一起来，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毛泽东这次在福音医院休养了4个多月，对傅连暲的了解愈来愈深入。一次，毛泽东主动向傅连暲谈起了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傅医生，你看是不是该给福音医院改个名字了?”
傅连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看到毛泽东正微笑着朝他点头时，他才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正是自己多次提出而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朱德、周恩来当时都没有答应的问题嘛!
“你不是说在名义上保留着教会医院的牌子对红军有好处吗?”傅连暲感到一时难以理解。
“事物都是会起变化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汀州已经是比较巩固的苏区，英国教会也利用不上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医院，不要用福音医院的名字，把它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看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很久了。
这正是傅连暲求之不得的，毛泽东的提议，他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
“那你抽个时间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毛泽东交待傅连暲。
傅连暲想，毛泽东就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只要主席决定不就行了吗。毛泽东看出了傅连暲的疑惑，便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么件大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
这件事，使傅连暲对毛泽东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二话没说，马上动身到瑞金，找到项英等领导人，正式向组织上反映此事。在汇报情况后，傅连暲还提出，在原来福音医院的基础上，再吸收一些红军部队的医护人员，补充部分即将从医务学校毕业的学生，创建一所全新的红色医院。
经过研究，中央政府完全同意傅连暲的设想。也就是从这次开始，傅连暲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项英的心中。
正当傅连暲回到汀州积极进行筹备工作时，情况又有了变化。
一天，毛泽东又把傅连暲找去，神情严峻地说：“蒋介石的军队要打来了，你怎么样?”
“我跟主席走，到瑞金去!”面对严峻的形势，傅连暲毫不犹豫地说。
“那医院怎么办?”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
“把医院也搬到瑞金去。”傅连暲态度坚决。
“好啊!”毛泽东紧锁的愁眉舒展开了，高兴地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送傅连暲出了门，毛泽东忽然又追上一句：“你去了瑞金，那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傅连暲不假思索地说，他相信老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张闻天出面消灾
革命的道路不会总是平坦的，特别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之时，有时还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这一点，傅连暲是经过许多的磨难后才认识到的，但他坚决革命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
一天，傅连暲在医院劳累了一整天后回到家里，发现原来活泼好动的女儿傅维莲一改常态，闷闷不乐地在想心思。
“维莲，你怎么啦?”傅连暲感到有点奇怪。
“今天一回来就这个样子，不声不响的。”傅连暲夫人刘赐福在一旁语带不满地说。
“是不是生病了?哪儿不舒服?让我看看。”傅连暲一脸关切。
“没有。”女儿虽然否认，但脸上分明带着凄苦和怨艾。
“你今天到底怎么啦?”傅连暲再次催问。
“爸爸，你为什么不公开声明脱离教会，为什么白匪旅长郭凤鸣与你关系不一般，为什么!”女儿突然直起身，连珠炮般地发问，语气显得特别激愤。
面对女儿没头没脑的责问，傅连暲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说呀。”傅维莲眼里闪着泪花，拽着父亲的衣袖追问。
傅连暲心里陡地吃了一惊：“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说清楚嘛。”
在傅连暲的再三追问下，仰维莲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当天一上班，傅维莲就被找去谈话。“傅维莲，你是不是共青团员”来人首先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得到傅维莲肯定的回答后，对方说：“好，我正式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准讲假话。”语气似乎在审问一个犯人。傅维莲虽然很不满，但还是默默地听。
“我问你，你父亲为什么要加入基督教?”
到这时她才知道，原来是要问父亲的事情。她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父亲呢?尽管她有疑问，但还是就自己所知作了回答：“听说是家里太穷，加入教会可以分到一点食物。”
“但为什么参加红军后仍不公开声明脱离教会呢?”
“不知道。”这一点傅维莲确实不知道，她只能据实回答。
“还有，为什么你父亲和汀州的大土豪张绍鸷、白匪旅长郭凤鸣关系那么好?”
来人显然不怀好意，傅维莲心里很不高兴，道：“听说是为他们看好了病，后来有了来往。”
“难道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没有其他问题吗!”来人反问。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父亲什么时候当了郭凤鸣的少校医官?”
“没有听说，我不知道。”
“你一口一个听说，左一个不知道，右一个不清楚，对组织的问题抱着什么态度?!”来人见问不出想要的东西，有点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
最后，来人命令道：“这次问话不准对任何人说，包括你父亲。”
没想到，傅维莲还是保不住密，被父亲问出来了。傅连暲听了也大吃一惊，他不是怕受审查，有问题可以当面问嘛，这样偷偷摸摸算什么呢?
但他还是很快冷静下来，他相信中央，相信毛泽东。他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妻子，语气十分平和地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些胡言，爸爸没有做过对不起红军的事，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
令傅连暲意想不到的是，凡是在自己身边的亲友和关系比较好的学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盘问。
傅连暲的得意学生、曾担任毛泽东随身医生的陈炳辉，也被叫去交代同样的问题。
“傅院长很早就参加革命，对红军忠心耿耿，把个人的一切都捐献出来了，我敬重他。他的事情，你们可以问毛主席，也可以问他自己。”陈炳辉相信自己的老师。
“我们会要他自己交代的。”审问人员恶狠狠地说。
果然，没过多久就轮到了傅连暲。一天晚上，他被人叫走了。一进入那间显得阴暗的房子，有人就劈头发问：“傅连暲，你为什么到瑞金来?”
“毛主席主张创立中央红色医院，我非常高兴，我早就愿意参加红军，更好地为红军伤员服务。”傅连暲一脸坦然。
“你不要说得那么好听，给自己脸上抹金。你说，郭凤鸣给了你什么任务?”审问人员一拍桌子。
面对无理的发问，尽管傅连暲早有心理准备，却仍然忍不住义愤填膺：“简直可笑，郭凤鸣早在1929年就给红军打死了，他怎么能叫我1933年上瑞金呢?”
“你要老实交代清楚，你是不是‘AB团’，到瑞金来是不是要搞破坏?”来人噎了一下，但仍然不肯善罢甘休。
这是哪里话?傅连暲吃了一惊。“我不是‘AB团’，我是来参加红军的，是来为红军治病的!”傅连暲一再申明。但这些人仍无动于衷。
傅连暲因为“拒不认错”，从而遭到惩处。第二天，他就被撤销了医院院长的职务，要他好好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是傅连暲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傅连暲想不通：自己怀着美好愿望，参加革命，把整个医院和个人的一切包括家产都捐献出来了，真心实意地为红军服务，最终却被怀疑动机不纯，被当做反革命的“AB团”审问。在革命队伍内部被这样无端怀疑，他实在是难以理解。但这种事情他已不是第一次碰到。
早在1931年，闽西就曾发生“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当时傅连暲也是不甚了了，不知什么叫“社会民主党”，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被“肃”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长汀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主席、闽西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段奋夫，长汀县委组织部长兼五纵队司令员王仰颜，长汀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曾炎等人，均先后被当做“社党分子”惨遭杀害时，傅连暲就不光是想不通而是感到有问题了。这些人都是最早参加革命的，也可以说是长汀党组织的创始人，怎么会被无辜杀害?
果然，后来张鼎丞、邓子恢、郭滴人等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处决了操纵闽西肃反大权的坏人林一株，制止和初步纠正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错误。
但是，到1933年初，又来了一个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傅连暲对这些名词虽然不太懂，但他对罗明还是有较多接触的，就在几个月前，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还和毛泽东、陈正人一起，在福音医院养病。后来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闽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保护了苏区。难道这也有错?也要批?
大凡形势不太好时，有些人总是疑神疑鬼，从“左”的思想出发，扩大斗争面，在内部挖暗藏的“敌人”，搞逼供信，越挖越多，造成错杀，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傅连暲当然无法理解。但他想到，就连毛泽东，不是也有不如意的时候，还受到排挤。这样一想，他又心宽了不少。正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他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清楚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向傅连暲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傅维莲、陈炳辉及李主应、林雪庭都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针对傅连暲的“网”正在收紧，肃反人员在全医院召开斗争傅连暲的大会，要人们揭露傅连暲的问题。傅连暲只能以沉默来回答。
“你不要以为沉默就可以逃避革命的制裁，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如果再不交代，凭这些我们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肃反人员进一步威胁。
“我要告你们，你们打着革命的名义，却干着对革命犯罪的事情!”傅连暲知道跟这些人已无理可讲，迫不得已，只有去找可以申诉的地方。
“你去告吧，谁也救不了你。”这些人大概有恃无恐，觉得谅你一个小小的医生也翻不起大浪。
傅连暲已被戴上了“AB团”的帽子，下一步就该枪毙了。
危急关头，傅连暲趁对自己监视还不是太严，偷偷溜出来，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
傅连暲找到了党的一大代表、时任政府执行委员兼临时法庭主席的何叔衡。可何叔衡这时有名无实，只能无能为力地摇摇头。
他又找到毛泽东，但当时毛泽东本身也遭到打击，自顾不暇，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实质就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也受到错误批判，甚至有生命危险，毛泽东却只能从心里表示同情，爱莫能助。
傅连暲想来想去，恐怕只有找到张闻天和王稼祥才有用，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情况也会有所了解。于是，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中央人民委员会张闻天的办公室。
“傅医生，你怎么这个样子。”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见到傅连暲这副狼狈相，惊讶地问。
“洛甫同志，救救我。”傅连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坐下，慢慢说。”张闻天叫秘书给傅连暲端来一杯茶。
“他们说我是‘AB团’，不仅批斗我，还要把我送到司法部。许多同志都受到无辜审查和关押。请你救救我们吧!”傅连暲把希望寄托在张闻天的身上。
“简直是乱弹琴!”张闻天听说后怒气冲天。他马上要通了中央红色医院的电话，找到主持肃反工作的同志，语气严厉地说：“傅连暲的事，你们不要再搞了，马上停止，不然就处分你。傅连暲是个好同志，是苏维埃政府的好医生，要恢复他的职务，请他马上工作。‘AB团’的事，不许再提!”
放下电话，张闻天又安慰傅连暲，他说：“傅医生，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组织是信任你的，你是红色院长，是苏区的第一模范，谁也无法否定。我已经挂了电话，你还是回去照常把工作挑起来。”
傅连暲一下子放了心。由于张闻天出面，后来王稼祥也为此写了证明信，傅连暲得以免祸，重新回到他热爱的医生岗位上。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傅连暲为大会主持医务工作。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
尽管傅连暲遭受一些委屈，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矢志不移。
毛泽东想了想，关切地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看到毛泽东这般情真意切，傅连暲心头充满了感激。
傅连暲回到医院马上将这个消息转告了全院的医务人员，正如他所料，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全部都愿意到瑞金去。红色首都瑞金，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傅连暲领着大家走上革命道路，每人都有股莫名的兴奋。有位护士，只有老母一人在汀州，且其未婚夫也在汀州，傅连暲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几次动员她留下，而且为她找到了工作，但是她却坚决要求去瑞金，而且先后3次跑到傅连暲家，陈述理由。受其影响，她的未婚夫后来也参加了红军。
傅连暲把这事与家人一说，更是得到热烈响应，傅连暲最怕老母亲年纪大了不愿意离开家乡，没想到老人家竟十分乐意。
没过几天，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奉毛泽东的命令，来到汀州的福音医院，与傅连暲商议搬迁医院的具体事宜。他告诉傅连暲：“对医院的搬迁，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也非常欢迎。我们已经确定瑞金的杨岗下作为医院的院址。”
“很好，我们除了全部人员都走外，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我个人购买的东西，全部搬走，献给革命。”傅连暲作出又一项重大决定。
“我代表中央政府热烈欢迎。”傅公侠握着傅连暲的手，激动地说。当时红军中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医院，对什么都很需要。
傅连暲派陈炳辉随傅公侠先到瑞金，为医院搬迁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走的伤员，整理搬去的东西。自己则留在长汀，指挥繁重的搬运工作。他首先安排痊愈的伤病员出院，组织剩下的伤病员和医院的医务人员转移。同时把所有的药品、器材进行包装，准备搬运。
又过了几天，傅公侠派来了170多个运输员，开始了搬运。就这样，硬是靠着手搬肩扛，整整用了两个星期，才把整个医院搬迁完毕。
新院址杨岗下选得不错，这里地势平坦、宽阔，处于瑞金郊区。原来这里有个姓杨的大地主，地主跑了，祠堂正好作为医院，有几座房子，很宽敞。
傅连暲的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第三军医大学负责人的钟有煌(他当时参加红军到瑞金)回忆说：“我去参观医院，首先看到的桌椅、板凳、病床、病房用具和药品器械、诊疗仪器、药架、书架等，无一不是从汀州搬来的。可以说除了地皮、房子搬不动外，连手术室、诊疗室和药房的玻璃门窗、百叶窗都卸下一并搬到瑞金来了。他们还告诉我，傅医师得知中央明确医院要搬迁瑞金后，内心非常兴奋，精神振奋，思想活跃，话也多，对如何搬迁，他都有周密的安排。他整天不停地告诉大家怎样搬，如何搬，要注意什么等。他动员了全家，动员了全院人员，去瑞金参加革命，参加红军。这所规模较大、设备较好、从未移动过的医院，经过傅医师的不懈努力，只用了十多天，就完整地搬到了瑞金。”
傅连暲清理了汀州的一切事务后，带领全家到瑞金来了。考虑到他不会骑马，中央政府特许他和他的母亲坐着轿子前来。下得轿来，他也顾不了休息，就来到杨家祠堂察看。楼房下的大厅作为手术室，旁边是药房，病房分布在四周的几座平房里，傅连暲对陈炳辉的安排颇为满意。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听说福音医院今天全部搬到，特意从离此10公里远的叶坪赶来。毛泽东紧握着傅连暲的手，问：“傅医生，都搬来了吗?”
“都搬来了，整整用了两个星期。”傅连暲回答。
毛泽东专门到楼上看过傅连暲的家属后，下楼与傅连暲谈起了工作：“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交给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同志办，你专来办医院。”
“好。”傅连暲很感激中央政府的信任。
“我们派郭实秋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医院。”
“这太好了。”傅连暲不仅需要有人分担自己的领导工作，也需要加强整个医院的政治思想工作。
“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毛泽东再次强调说。
“这没有问题，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傅连暲知道，这是中央苏区惟一比较正规的医院。过去不但红军中没有正式的医院，就是周围十几个县也没有第二家这样的医院。毛泽东在长汀时也几次讲过这个问题，傅连暲也正是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
“你这个院长责任重大，要当好这个院长也好办，首先得有一个观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伤病员服务。”
听了毛泽东的话，傅连暲显得更加有信心，表情坚毅地表示：“请主席和中央政府放心，我一定好好地为伤病员服务。”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正式创立了。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大事。原先，很多红军伤病员只能在农村医治，没有医疗器具，没有医药，有些地方只备有碘酒，根本没有医生，条件很差。附近老百姓看病就更加困难。中央红色医院一成立，这种局面就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
红军和附近的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我们有自己的医院了!”
傅连暲真是铁定了心肠闹革命，从此“不回江东”了。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医院，还拿出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兑换成苏维埃币。这笔为数不小的银元，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的重视。要知道，苏维埃币只能在苏区内使用，而要到白区购买紧俏物资必须支付银元，他这个行长正为银元短缺而发愁呢。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3年4月26日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文中说：这次福音医院改中央医院时，他(傅连暲)自动捐助一批药品，是他私人历年积购的，值上海价约2000元。以巨量财产捐助革命，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傅连暲不仅放弃了每月400大洋的优厚薪俸收入，而且把整个医院和他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党，这是他下定决心终身革命的最好说明。
中央红色医院的建立，大大方便了红军将士和群众的看病、治疗。从此，医院大批接收伤病员。在第一批接收的80多人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身负重伤的，一块弹片嵌入腹中。由于留在农村医治，医疗条件差，伤口很快化脓，情况非常不好。
面对此种情况，限于当时的条件，傅连暲也感到棘手，没有把握。于是只得采用保守疗法，以稳定病情，不使其更加恶化。傅连暲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每天给他排脓、去毒，又给他打针、吃药，补充营养，从而稳定了病情。直到长征后，王稼祥被安排送到苏联治疗，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取出了腹中的弹片，才得以痊愈。
有一天，一副担架抬来了一位重伤员，后来知道他是警卫营营长方强。
“快，傅医生，我们营长伤势严重，请你快看一下。”红军战士满头大汗，一脸焦急。
“快，我看一看。”傅连暲顾不得再问，揭开被子，只见棉衣上渗透了鲜血，整个人都成了一个血人。
傅连暲轻轻地解开伤员的棉衣，只见衬衣紧紧地沾在胸口上，旧的血迹已经干了，而鲜血还不断地从衣缝里向外流。原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前胸，又从后背钻出去，身上被打了个对穿洞，仅差一点点就伤了心脏。
傅连暲被眼前的伤势震撼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严重的情况。如何进行救治，傅连暲心中没底。这时，伤员呼吸急促起来，嘴里吐出大口的血，情况十分危险。
不管怎么样，先进行紧急处理再说。傅连暲给他注射了止血药，又平定了他的呼吸。但是伤口怎么治呢?傅连暲碰到了难题。
忽然间，毛泽东上次在北山上说的话跳入傅连暲的脑海里：“人也一样，负了伤，生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一个大胆的决策在傅连暲心中形成了。他给方强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和敷料，防止感染，同时增加营养，使他增强自身抵抗力。
傅连暲还交待护士董以湘：“你们要进行昼夜看护，轮流值班，一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傅连暲每天都亲自来给方强察看、换药，根据病人的病情，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方强的伤口渐渐痊愈。
大难不死的方强，得以重返战场杀敌，成为军功赫赫的战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授衔，方强与傅连暲同授中将军衔，他对傅连暲的救命之恩常挂嘴边。
傅连暲以工作严谨著称，对工作上疏忽、不尽职责的现象难以容忍，特别是对于为红军治病的中央红色医院医护人员更是从严要求。一次，有位护士在进行特殊护理时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傅连暲见了，马上上前责问：“你在干什么?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这个责吗!”还有一位医生不按操作规程洗手，也遭到傅连暲的严厉批评：“重来!要知道你是在为红军战士做手术，不是屠夫。”傅连暲的批评，使这位医生一直都铭记在心，以后再不敢有丝毫马虎。
有次，也是一位护士，在给病人打针时，消毒不是在皮肤上由里向外旋转擦碘酒，而是乱抹一气。傅连暲发现后，立刻予以制止：“重新消毒，这样乱抹会感染的。”
护士不服气，回嘴说：“都是这么干的，没听见谁化脓、发炎!”
傅连暲严肃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万个人中有一个感染，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职!不重来就停止你打针的工作!”
傅连暲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为病人诊断，只要还有点疑问就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反复化验、检查，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
在傅连暲的主持下，医院上下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救死扶伤的战斗集体。他们不仅想尽办法给红军伤病员治疗，而且也尽力为老百姓看病。傅连暲以身作则，成为全院的模范。他比其他医生和护士更忙，白天给伤病员看病，晚上编讲义，给红色医务学校的学员们上课。
一天夜里，傅连暲正在编讲义，一个叫毛焕章的老乡提个马灯找上门来：“傅医生，你快去救救我老婆吧。”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急得声音带着哭腔。
“你老婆怎么啦?”傅连暲连忙问。
“生孩子，请了个接生婆，一天也没生下来，血流了一床。”
救人如救火，傅连暲马上拿起药箱，带上接生用具，跟着毛焕章，就着马灯的微弱光亮，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里多山路，赶到毛焕章家。
这时产妇已经折腾了一天，流血过多，脸色刷白，精疲力竭，嘴里不断地低声呻吟。傅连暲检查后才知，原来接生婆把产妇的子宫弄破了，造成出血不止，再拖下去母子生命都有危险。
傅连暲凭着自己的经验，顺利地把婴儿接生下来，并很快给产妇缝合了被弄破的伤口。母女两人的生命都得救了，毛焕章全家人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把傅连暲视为救命的菩萨。新中国建立后，毛焕章还给傅连暲写信，并寄去“全家福”。照片上有12个人，毛焕章在信上说：3个年轻妇女中，有一个抱了个小娃娃的，那就是你接生的我的大女孩。现在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至今还记着你和医院，是你救了我的老伴和小孩，也救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都万分感激。
星夜驰救毛泽东
失利，失利，失利!一连串的失利!
由于“左”倾领导者在苏区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和国民党军队打消耗战，红军的伤亡日益增大，苏区在死打硬拼中一寸一寸地失去。不久，蒋军向苏区中心区域进犯，瑞金及城外的沙洲坝一带也屡遭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央政府和军委被迫搬到瑞金以西的岩背梅坑。
到8月中下旬，蒋军采用“堡垒推进”办法，向苏区发动了新的攻势。先是红军坚守的宝峰山地区被突破，红四师、红五师不得不撤离两侧制高点后退。接着，红三军团又只好放弃驿前，退守石城东北边的小松地区。
为形势所迫，“左”倾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又想到了毛泽东，要他出来解救危局。一向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二话没说，立即从赋闲地收拾东西，当晚便冒雨出发，参加会议，尔后又被派到于都前线。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天天关注着敌情的变化和红军的战况。他忧心红军和苏区的前途和命运，饭吃不好，觉睡不着，整天双眉紧锁，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奔忙，苦思良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势的发展，非一两人之力所能挽回。在打破“围剿”的希望破灭后，红军只有实行战略转移之一途。毛泽东在于都，肩负着进行调查研究、寻找最佳突围路线的艰巨任务。工作繁重，他常常废寝忘食。
毛泽东因劳累过度，终于病倒了，但他不当回事，照样工作。没想到第二天发高烧到41度。跟随毛泽东的护理员钟福昌虽然给毛泽东吃过了奎宁，打了针，还在毛泽东的额头上敷上了冷手巾，但还是一点不见效。
眼看着毛泽东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医助钟福昌以及警卫班的人员都急得团团转，可就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赶快给中央政府汇报!”情急之下，黄祖炎顾不得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警卫员吴洁清急忙跑到粤赣省委驻地，和刚搬到瑞金梅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接通了电话，向张闻天等报告了毛泽东的病情。
张闻天等一听也很着急，简单碰了一下头后，答复说：“你们好好照顾毛主席，这里马上派傅连暲赶去。”
傅连暲可以说是当时苏区最好的医生。人们一有什么疑难问题，总是想到让他出马。他的医术也确实让人信赖。大家一听说派傅连暲来，都非常高兴。但是，于都离瑞金至少有90多公里的路程，况且交通又非常不便，傅连暲能否及时平安赶到?想到这里，大家的心里又忐忑不安起来。
傅连暲听说毛泽东得了重病，心急如焚。从张闻天那里接受任务后，把医院的事情匆忙交待陈炳辉一下，将各种急救药品、听诊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必备东西放进药箱，就要出发。他忘了自己根本不会骑马。
一时又叫不到轿子，警卫员只好给他牵来一匹骡子。傅连暲是骡是马分不清，在他看来都差不多，还是不会骑。
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得把傅连暲勉强扶上骡背，叫傅连暲抓紧点，自己骑马在旁边照料着。
傅连暲这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骑在骡背上。他紧张到了极点，生怕掉下来，搞得全身大汗淋漓。加上天气闷热，傅连暲全身衣服像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紧赶慢赶。就这样骑了两三个钟头，才渐渐习惯了。
傅连暲一边赶路，一边想：就在十几天前，主席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下子病得这么厉害呢?
十几天前，组织上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和工作需要，已决定派陈炳辉医生去专门护理。傅连暲和中央总务处处长袁福清到毛泽东处转告了这个决定，但毛泽东不同意。
“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们的医生又很少，我一个人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毛泽东说的是实际情况。
但傅连暲和袁福清还是认为派个医生比较好，坚持意见。
“你们不要再说了，我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红军战士比我更需要医生。”
傅连暲知道毛泽东的脾气，这等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想了想，只好退一步说：“那就给你派一个医助吧，有事情也好紧急处理一下。”
毛泽东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于是，傅连暲从医助中挑来挑去，最后选定钟福昌跟随毛泽东。
傅连暲懊悔了。懊悔的不是挑选了钟福昌，而是懊悔自己当初怎么没有再坚持派医生的意见。要是有个医生及时诊断治疗，说不定毛泽东的病就不会拖这么多天，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但现在事已至此，懊悔也来不及了。
傅连暲星夜赶路，到第二天傍晚才赶到于都。毛泽东住处门口，钟福昌正焦急地等候着他。来不及多说，傅连暲劈头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马上带傅连暲来到毛泽东的住房。大家看傅连暲终于赶到，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傅连暲带来了他们的希望。
毛泽东躺在屋里的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铺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傅连暲心里一阵难受。
毛泽东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看到是傅连暲，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傅连暲赶忙走到床前：“主席，我来了。”看到毛泽东很疲惫的样子，他不敢多问，利索地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给毛泽东量体温。只见他嘴唇干裂，呼吸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
傅连暲焦急地等了数分钟，拿出体温表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水银柱已窜到41度。他虽有点心慌，但仍极力保持镇静，接着检查了胸部、腹部和背部，幸好都还正常。
傅连暲走出房间，早已等得焦急的人们立刻围了上来：“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还很高。”傅连暲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转向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都用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烧一直不退。”钟福昌带着一副哭腔道。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只喝点米汤。”警卫员答。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只是头痛得厉害。”钟福昌又说。
要治病首先要确诊。毛泽东患的究竟是什么病呢?傅连暲根据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从其征象断定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二是肠伤寒；三是恶性疟疾。然后，他又一项项排除。毛泽东的胸部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厉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是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见斑点，也不像伤寒。
很可能是恶性疟疾。傅连暲了解到，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老百姓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再说初秋时节，正是南方疟疾流行的季节，毛泽东的床上又没有蚊帐，极有可能是传染上这种病。
他把自己的分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他患的是恶性疟疾，请他安心休息，病一定会尽快治好的。长期以来，毛泽东养成习惯，总要把情况问个清楚。
“没想到小小的蚊子把我打倒了。”毛泽东病重还不失幽默，末了又紧接上一句：“傅医生，现在情况这样紧张，我没有时间生病哪!”
傅连暲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反复安慰说：“别急，别急，很快就会好的。”
“傅医生，我限你三天给我治好，怎么样?”毛泽东又幽默了一次，这也说明他对傅连暲医术的信任。
傅连暲被毛泽东的工作精神所感动，郑重地点点头说：“三天，可以。”
“咱们立下军令状，三天为限。”毛泽东带点玩笑地说。
三天，谈何容易，傅连暲只有尽力而为。他为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两小时后，又给主席吃了一片0.3克的奎宁丸，药量明显加大。
傅连暲走出屋外，交待钟福昌要多给毛泽东喝开水，多换额上冷敷的手巾。
“傅院长，我没有尽到职责。”钟福昌感到毛泽东病成这样，自己有很大责任，心里一直很感不安。
看到钟福昌那难过的样子，傅连暲怜爱地说：“你也不要太过自责，你已经尽到责任了。”
傅连暲又回想起刚给钟福昌交代任务的情景。钟福昌是共青团员，刚满17岁，长得很壮实，技术不错，脾气也好。整天笑嘻嘻的。傅连暲经过反复考虑，衡量来衡量去，终于选中了他。这虽不是百里挑一，也是几十个挑一个。当傅连暲将这个消息告诉钟福昌的时候，他兴奋得脸上充满了红晕。在带他见毛泽东时，傅连暲一边走一边嘱咐：“到了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帮助你解决。”这些话，傅连暲不知交待了多少遍，钟福昌丝毫不感到厌烦，仍然认真听着，不住地点头：“我一定好好护理毛主席。”
没想到毛泽东却病成这样子，钟福昌难过地说：“傅院长，我没有护理好主席，是不是换过一个人。”
“这次主席生病也不能完全怪你，你给主席治病的思路是对的，但药量不够，不济事。吃一堑长一智，只要你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一定会很快熟悉起来的。”傅连暲一直宽慰他。是啊，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会感到压力很大，更不要说是一个刚满17岁又是刚到主席身边工作的新手。
“你不要有思想顾虑，主席对你还是满意的，你好好地干吧。”听了傅连暲这些话，钟福昌才稍微心安了些，感激地点了点头。
当晚，傅连暲就在毛泽东住的外间搭了一个铺，和毛泽东的秘书睡在一起。傅连暲看到毛泽东睡得很安稳，呼吸也还均匀，才回到自己的铺位。虽然已经很疲劳，但心里一直担心主席的病，一夜没有合眼，偶尔听到毛泽东的咳嗽声，心里就琢磨着：不知毛泽东的烧退了没有?诊断对不对呢?药量下得合适吗?就这样辗转反侧到天亮。
第二天清早，傅连暲蹑手蹑脚地走到毛泽东床前，见毛泽东已醒了。
“主席，感觉好一点没有?”傅连暲蹲下身子问。
毛泽东用手摸摸额角，道：“头感觉轻松了一点。”
傅连暲再给他测了体温，热度退了一点，他的心头也就轻松了许多。检查后，他又给毛泽东打了针、吃了药。
两天以后，毛泽东体温渐趋正常，额上的湿手巾也拿掉了。傅连暲终于安心了，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四天清晨，傅连暲在朦胧中感觉有人走到自己床前，睁眼一看，竟是毛泽东。
“傅医生，这几天你受累了，身体怎么样?”毛泽东关心地问。
傅连暲连忙一骨碌爬起来，着急道：“主席，你怎么起来了，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泽东笑着说。
傅连暲又打开药箱，给毛泽东一量体温，水银柱稳稳地停在37度上。“烧全退了!”傅连暲心花怒放。这一刻，他巴不得苏区所有人都分享他的一分喜悦。
“傅医生，你真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毛泽东想到开玩笑立下的军令状，风趣地说，“我说过，叫傅医生看病，可以对他下命令，叫退烧就退烧。”
傅连暲想起这件事也笑了。那是1933年在瑞金，毛泽东一天夜里发烧，可第二天有一个极重要的会议要开，他将傅连暲叫去，要他帮助退烧。傅连暲马上检查，开了药，打了针。一夜之后，毛泽东的烧果真退了。这一次，说三天退烧，果然也办到了。
毛泽东吃过饭，又坐到了办公桌旁翻阅文件。
虽说烧已经退了，但大病初愈，元气尚未恢复，毛泽东脸上没有血色，又瘦又黄，走起路来还有点轻飘飘的。就是铁打的人，这样也会支持不住的，至少也要休息几天。
医生的职责促使傅连暲走上前去，婉转地劝道：“主席，现在工作太早了，烧刚退，还必须再休息几天。”
“谢谢你的好意，但环境这么紧张，我能休息得下去吗!”看着傅连暲担心的神色，毛泽东又乐观地补上一句，“我好了，你放心吧。”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毛泽东肩上挑着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时离开始伟大的战略转移只剩十来天了。看到毛泽东日夜为苏区和红军的命运操心，傅连暲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在背后尽到自己的职责，让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好地考虑大事情。
鉴于此时毛泽东正在考虑突围路线，他的健康自然就和红军的命运紧密相关。由于傅连暲及时治愈了毛泽东的病，人们都认为傅连暲在关键时刻为党和红军立了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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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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