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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初的觉醒
穆靜
    一
  闽西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比较闭塞,直到一九二五年初,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但是,先进的青年们不甘落后,不断发动学生闹学潮。这样,“打倒列强”的口号喊开来了,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也传过来了。
  三十一岁的傅连暲,是个高明的医生,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随着年令的增长,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外国教堂要建立在中国领土上,而且有这样大的权力?教会的牧师和当地官府勾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几乎无恶不作。上帝的教义即使成为一块遮羞布,也无法掩盖他们的种种丑行。他听老人们说过,一九〇〇年,汀州群众曾经捣毁过教堂,但是,州衙门的辫子老爷们赔礼道歉又捧上银元,于是不久之后,它又重新立在北山脚下。牧师们照样作威作福。
  为什么福音医院一切都由外国人说了算?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洋人先生们,有几个是真正同情中国人的?那位洋院长,吃喝嫖赌,激起许多人的义愤。可是,他仍然有恃无恐。他甚至用撒几颗糖果,施舍给小孩们的办法来寻开心。
  为什么官府对洋人这样卑躬屈膝?清政府固然软弱无能,到了民国,大好河山依然被瓜分着,列强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人民无休止的灾难。市场上洋货充斥,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帝国主义压榨下呻吟,列强又不时挑动和支持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互有矛盾,而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勾结在一起。一九一九年,傅连暲记得,日本人曾经窜到汀州来,明目张胆地收集经济情报,拍摄照片,测绘地图,觊觎闽西的土地、山川、河流和地下资源。他们到处活动,连古田附近的梅花十八峒——十八条山沟组成的原始森林带,也被他们闯进了几条。而在此之前,连中国人自己也只是进过有数的一两条。要不是那里毒蛇成团,野兽成群,这帮家伙一定会一条山沟也不剩地都钻到。当时英国牧师曾和日本人聚会几次。日本人临走时,英国牧师还大摆宴席,为之饯行。
  这一切,常常在傅连暲脑中缭绕。治病,治病,祖国大病缠身,怎么治呢?
  在福音医院里,他曾经从报纸上得知一点苏联的消息。可是,有的外国医生骂不绝口,什么“赤匪”啊,“强盗社会”啊。他不懂得苏联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法作出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在增长,有人告诉他,在湖南、广州、上海、北京一些地方,活动得很厉害,但他无法知道详情。当然,也有的传来一些怪诞的故事,胡说共产党人绿脸红毛,晚上专吃小孩。傅连暲当然不信,只好付之一笑。他开始注意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了。
  汀州有些青年思想是激进的,他们当时还不是共产党人,却主张共产主义。如张赤男、罗化成等很有一点影响。张赤男是当地大豪绅张绍鸷的本家,但他同情穷苦人民,深得大家称赞。傅连暲比他们年长几岁,有时想:共产党如果是这样的,那有什么不好呢?
  正在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著名的“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了,它不仅把傅连暲的眼睛照亮了,而且推动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个消息以异乎寻常快的速度,从上海传到了汀州。于是,山城象点燃了烈火的干柴,一下子群情激愤起来。
  福音医院里,中国籍的医护人员们冲进了院长办公室,那位平日作威作福的院长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摆手说:“no,no,no!”人们起初不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才说出来!“我没杀顾正红先生!”大家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傅连暲明白了:你不斗争,强盗们就要杀死你!于是,他参加了汀州声援“五卅惨案”筹备会,在讨论罢市、罢课和游行等活动时,他投了赞成票。
  “我们不能象猪羊一样任人宰割了!”他在向人们宣传,动员他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参加这场斗争。
  “密斯特傅,”一向和他相处较好的英国医师苔丽斯小姐,看到他这个样子,劝告他说,“你要注意身体,这样发怒不好。汀州究竟离上海太远了。”
  “不,”他强硬地反驳,“这种反抗,会象野火一样燃烧起来。”
  “可是,”苔丽丝闪动一下柔软的眼睫毛,“你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我们英国人没有亏待你啊,难道你不珍惜这一切吗?”
  傅连暲说:“小姐,你错了!假如英国成了殖民地,也和你没关系吗?”
  苔丽斯耸耸肩,走开了。
  消息不断从上海传来,在英国人爱德生纠集巡捕向民众开枪,造成死伤多人,并有二百多人被捕消息传到后,汀州掀起了抗议的怒涛。
  大约是六月七日,汀州学生、商人、工人走上了街头,大街小巷充塞着示威的人群,教堂周围涌满了抗议的人流。
  牧师怀着仇恨,从紧闭的百叶窗里望着愤怒的人们,但不敢出来一步。医院的外国医生们,都吓得留在家里,不敢出来了。
  傅连暲无心去问院长有什么想法,而是在向英、日反动派抗议的通电上签了名。游行时,他穿着长衫,手拿传单,边撒边走,桥头、宝珠门等处,他都曾停下来发表演说。
  “好样的,”人们看着他意气风发,洒脱慷慨的样子,夸奖说,“和外国人学技术,却如此爱国,难得难得!”连平时以为他是“洋奴”的人,也刮目相看,别有一种尊敬的感情。
  一连几天,汀州城都在抗议、斗争,口号声在江面上回荡,在群山中回响。
  一天夜里,加拿大医生朱奇尔到了他的家。当年情深谊重的师生和朋友,现在一时竟找不到话题,大有陌路人之感了。
  原来他是来辞行的。牧师和福音医院的所有外籍人,都觉得汀州一下子变成了火药桶,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有性命危险,因此,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派船来接他们到汕头,如果厦门比较稳定就去厦门,若不然就去香港。他们说,为了防止不测,行动是保密的,但是对于傅连暲,他们不愿意不辞而别,希望保持个人友谊。
  傅连暲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逃走,这不是把人们的爱国行为看成暴徒的行为了吗?但是,他答应不传这个消息,并且请他们相信,“人眼是秤”,不会乱来一通。
  当天夜里,外籍人员全走光了。码头工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他们并没采取什么行动。走就走你们的吧,中国人不要施舍,不需要外国人来骑在我们头上当太上皇。
  医院一时处于瘫痪状态,甚至有人偷偷把药品、器械拿回家里去。有的护士担心医院关闭自己会失业,抹起眼泪来。
  傅连暲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朋友们到他家做客,谈起了医院的前途。大家议论一番,都劝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把医院办好,叫外国人看看:没大鼻子在,医院办得更好!
  于是,他挺身而出,几天功夫,医院又恢复了医疗业务,开始应诊,而且服务态度、治病效果,都有了点提高。
  傅连暲的领导才能初步显示出来,于是大家公推他当了院长。
  一些新的情况在等待着他。医院的工作人员思想分好几种:有人比较激进,主张砸掉“福音医院”的牌子,断绝和英国银行的关系,不受领分文外国津贴,不要英国一片药,自己办一个“中国人办的好医院”;有人胆小怕事,主张傅连暲当代理院长,等一、二年,三、五年,英国人派来外籍院长,就卸任交职。因此,英国人定的任何章程、规定,一条不能改;还有人主张,找个政界名流,比如前清进士,当地著名豪绅张绍鸷担当董事长,有个可靠的后台,官、绅、民,对医院都要另眼看待;也有人主张解散医院,各奔前程。
  傅连暲在一次次争辩中,始终认为需要坚持两点:一、我们是基督教徒,一切以基督教义为依据。因此,钱、药都要英国供给,不能断了关系。再说,这样做对办医院有好处。二、不要找靠山。我们是人道主义者,是医生,在当今腐败的政治形势下,少管那些政治,多看病就是。如果是官、绅、民合办,结果倒楣的将总是小民。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解劝,人家总算被说服了。激进的人对他当然不满意,说他对英国佬感恩戴德,缺乏民族自尊心。甚至不满地说:“瞧瞧,他走路都象一个英国绅士。”他并不生气,而是觉得:激进固然革命,但是等于把自己捆起来,在当时的境遇里,没钱没药,怎么去办医院呢?向张绍鸷之流伸手吗?也许施舍一点,也许遇到白眼;即使他一时给点,也就上了他们的船,以后想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那样太危险了,做不得!
  不久,英国人喘息稍定,来了信,表示同意傅连暲当院长,也寄来了汇票,告诉他们,取款仍向上海汇丰银行办理,用药与上海中英大药房联系。
  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傅连暲仍然去教堂,但是他的祷告不那么虔诚了,圣歌唱得也不那么响了。他在思考啊!
  二
  汀州赶跑了英国人,但是还有另一个祸害为害着汀州老百姓,这就是肺结核。
  肺结核病为什么这样多?过去,傅连暲没有认真想过。后来,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
  多少医学书籍都主张:治疗肺结核要注意户外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到那山明水秀的地方去休息等。似乎有了这些条件,就不会得肺结核了。
  傅连暲想来看去,只有摇头。他从亚盛顿医校毕业后,到过汀属八县,如上杭、连城、武平、永定等,能说这些地方空气不新鲜、风景不秀丽吗?闽西,到处是山,山上青松翠竹,犹如绿色海洋。清晨,薄雾缭绕;黄昏,暮霭沈沈,烟云升腾。峡谷中,除了一条汀江,还有许多大小溪流,水清见底,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凭良心说,那一座山都可以成为别墅区,那一条溪都可以修建肺结核休养所。然而,就是在这幽美地方,肺结核日渐猖獗,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危害着许多人的健康。
  他看到:
  船行逆水,拉纤人背着粗重的大绳,脚穿草鞋,头顶烈日,一步一摆,一步一拖,汗水掉石头上,嗤一声化为一点轻烟,不见了。歇下来,他们手上沾着汗渍,捧起江水就喝。而在上游,人们在洗衣服,也许刚倒了马桶……
  农村里,妇女拉着孩子上山采野菜,用来充饥。孩子皮包骨,有点什么可吃的,顾不得洗,抓起来就往咀里塞。下雨天,猪粪水流到河里,河水又被用来洗菜、淘米、洗衣服。
  在城市,手工业工人劳作在灰尘扑鼻的工作间里,不少童工从早到晚一连气干十多个小时的活。而他们吃的,真可怜,白米饭成了稀罕物。多少人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挣扎啊!
  这一切,怎么谈得上去计算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怎么能去计算获得多少卡路里?
  这是可怕的现实。他明白了,有人说肺结核是富贵病,富人才得这个病。不对呀,不对!肺结核是地地道道的贫穷病。如果不是穷,闽西怎么能有这样多的人患肺结核呢?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世界上凡是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最厉害的地方,肺结核病也最普遍。”这一段话见于他的文章《肺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这篇文章是他一九五四年写的。但是,他懂得这个真理,实际上是在三十年前了。他告诉我们,当时“英国每年的肺结核病人达二十五万人,其中至少有十万人完全不能工作,也得不到充分的休养机会,而且这种趋势是逐年恶化的。”“法国劳动人民肺结核病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七十六,而富人的死亡率则仅为十万分之二十七。”“在美国,患肺结核病的黑人比同一地方的白种人多四、五倍”。
  他明白,“需静养”啊,“注意加强食物营养”啊,“注意呼吸新鲜空气,加强日光浴”等等,在那时无异于对人说梦话,没有一条能够实现。因此,他痛心地认识到,社会不变革,人民生活不富裕起来,什么药也扑灭不了结核病。
  对于肺结核的防治,只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里,才能得以实现。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他多次写文章讨论肺结核病的治疗、预防和营养等问题。
  一九五二年,他在《肺结核疗养的经验》一文中,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新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预防疾病知识的增加,我相信,肺结核在中国一定会逐渐减少。而且,从全人类来看,随着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灭亡,随着人类文化科学和幸福生活的无限发展,我相信,结核病一定会被人类彻底消灭。那时结核病三字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载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傅连暲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三
  一九二五年底,傅连暲同志到了连城。他是受一家大地主之约前来看病的。本来,地主为他在住宅里准备了一套讲究的房间。他不同意住下来,而到城里找了一家客店。他说这样方便些,其实主要是讨厌地主之家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客店在背街处,门前有一口小塘,一池莲花虽尚未开放,倒也显得别有一番风味。客店里客人不多,又没有车马喧扰,因此,十分安静。看了病,他就坐在店里看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偶尔也上街走走。
  住下来没有几天,他看到后院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客人,竹布衣衫,足登圆口布鞋,礼帽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时常外出,也时常有几位青年人来找他,一谈就是一上午,听不见嘻笑打闹,也没有麻将牌哗哗响。那是什么人呢?引起了他的兴趣。
  一天,他诊病回来,正巧这位客人往外走,两人相互微微点头,表示致意。可是那人走过去了,却又回身过来,拱拱手说:“这位可是傅先生?”
  傅连暲惊讶莫名,忙回礼说!“敝姓傅,请问兄长贵姓——”
  “我叫邓子恢。”那人谦虚地站在他的对面补充道,“龙岩的教员,来连城办点小事。”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而且一见如故,谈得挺投机。这时,他才知道,邓子恢在龙岩组织了一个奇山书社,那使他读来感奋的《岩声》报,就是邓子恢办的。
  他向邓子恢讲了自己的职业,信仰和苦闷,他希望听听邓子恢谈谈当今世界应如何办才好,想找到一条出路。
  邓子恢当时正在组织闽西共产党组织。他对傅连暲是信任的。他说:“你是对的,不管你是医生还是什么人,不管你信仰基督教还是信佛,你首先必须明确:是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不能不管!”
  他对傅连暲的医疗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向他指出:“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同时告诉他,中国有个作家叫鲁迅,他是在日本学医的,他希望通过医学救国,但是,一部日本屠杀中国人的电影,使他认识到:国不治,就是身体再壮,也免不了被人杀死的命运。于是,他改行写文章,宣传真理。
  至此,傅连暲医学救国的想法破灭了,他记住了这两句话:“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是呀,国不治,就是成了治肺结核病专家,开出一万个神灵妙方,又有什么用呢?
  邓子恢给了他几份《岩声》报,上面这样一些话,吸引住了他:
  “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狼狈为奸地来扑噬我们,扑噬我们中国,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国仇……此仇可以不报吗?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可以不打倒吗?帝国主义一天不打倒,则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一日不得脱落,我们一日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所以帝国主义与我们是‘汉贼不两立’。”
  他觉得眼前清楚多了。他还在邓子恢同志那里看到几本书,其中之一是瞿秋白同志的《新社会观》。他看了这本书,觉着收获不小,一时真是爱不释手。
  十多天过去,他要回汀州了。邓子恢同志说:“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要想成为共产主义者,还要再努力啊!”
  他听了,很着急:“那,那我以后不给地主老财看病了。”
  邓子恢笑了:“为什么不看?”他狠狠地说,“不但要看,还应多要钱。他们的钱不是好来的,是从穷人那里抢来的,就不能叫他好花。”
  临分手时,邓子恢还开玩笑地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汀州会有共产党吧?他们是谁呢?一路上,阴雨涟涟,他倒满高兴,心想:
  “邓先生什么时候到汀州呢?”
  在回汀州的路上,他的小药箱里多了一本“危险品”——邓子恢同志送给他的《新社会观》。回到家里,他常常在夜里遮上窗子,秉灯而读。读到受启发处,就用笔划上圈圈点点,反复诵读。为了藏好这本书,他叫陈炳辉帮他在书柜上做了一个夹层,平时放在那里,不了解底细的人,怎么也找不到。
  

傅连暲传略/穆靜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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