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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毛主席的故事

傅连暲

1932年秋天，毛主席亲自带领红军，在福建漳州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张贞部队一个师。漳州离厦门只有一百来里路。红军的声威，不但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心惊胆塞，而且震惊了帝国主义，当时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厦门港，深怕我们进攻厦门。 　　胜利消息传遍了全中国，我们医院也沸腾起来了。正在这时，从前线回来了陈炳辉同志。他是在打漳州时派去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的。这一下，医生和护士们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陈医生，前綫怎么样?你快给我们讲讲。”有个护士大声的问。 　　“对啦!你快说说，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够受吧!”有人也说。 　　“那还用说，蒋介石的一个师给我们打得稀巴烂，师长张贞差一点给我们抓住。” 　　“哈哈……太好了!”大家都为红军的胜利兴奋得跳起来。 　　我站在一旁，心里急着要问陈炳辉一件事，但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那，我没法插进去。我向陈炳辉招了招手，陈炳辉也象心里有急事一样，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在找人。一见到我，他机灵地从人缝里钻出来，跟我走进了办公室。 　　“傅院长……” 　　我等不及听他的话，插进去急问：“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 　　“主席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太紧张,精神很疲倦。”陈炳辉说。 　　“哦!”我似放心又不放心地应着。 　　“傅院长，我正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我问。 　　“主席来了。”陈炳辉笑着说。 　　“真的?主席现在在哪里?”过度的兴奋使我心跳得象打小鼓，我简直不大相信自己的听觉了。虽然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们医院来休养，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是真的!我请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楼上休息。”陈炳辉也激动的说。 　　“哎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告诉我。”我又高兴又着急。 　　“主席需要的东西很简单，一张桌子，一张凳子，办公用，另外用块木板搁个铺就行了。”陈炳辉说。 　　“可是……你知道，虽然主席的生活很俭朴，但他这次是来我们这里休养，我们应该好好地招待主席才对。” 　　“对!对!”陈炳辉听了我的话，也点头同意了。 　　“你看请主席住在哪里合适?”我征求陈炳辉的意见。 　　“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里怎么样?”陈炳辉想了想说。 　　老古井在北山下，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同志，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这座房子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但环境较安静。 　　“好吧。”我说。 　　我叫陈炳辉马上去找了一两个人，到老古井旁，在楼下找一间房子，搬去一张木床，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把房子打扫一遍。我去见毛主席。 　　不知是谁，在老古井旁看见了毛主席，把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红军打了胜仗，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这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特别是那些年青的女护士，一个个都咧开了嘴，个个都想被分派去照护毛主席。 　　这天，天气晴朗，我一走出医院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山上的苍松、翠柏披着阳光，生气蓬勃，这山、这树，似乎也通了灵性，盛装欢迎贵客。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进了楼，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就匆匆地上了楼。 　　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栗、陈正人同志谈话。 　　我走上前去，说：“主席，你来了。” 　　毛主席见了我，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亲切地锐：“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我说：“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主席说。 　　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毛主席说：“不忙休息吧，你带着我看看你们的医院。” 　　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都一一和他们握手。这一下大家都心满意足了。 　　我陪着毛主席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毛主席见我们的医疗用具较完备，刀子、钳子等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很满意，说：“你们这医院的条件不错。” 　　在参观病房时，毛主席问了伤病员同志的病情，亲切地慰问了他们。 　　傍晚，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 　　这天夜里，我兴奋地回到家里。我母亲、爱人、孩子们都问我毛主席身体怎样?住在那里?我母亲说：“哪天能请主席到我们家来玩就好了。” 　　第二天下午，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给毛主席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毛主席因过度疲劳，需要每天进行治疗，还要较长时期的休养。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的医院，我给他打了针后，他就详细地问我们医院中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医院设备、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到我们医院只有六个医生时，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应该多训练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 　　“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码得几年。”我说。 　　“几年太长了，一二年就够了吧!”毛主席说。 　　毛主席又对我讲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我们哪里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必须在短时间中训练出一批红色医生来。 　　毛主席又问到陈炳辉在医院中的工作情况，我说：“他工作一贯积极负责，是共青团员。” 　　毛主席很喜欢陈炳辉，又问到他学医的经过，我简单地作了介绍。 　　“他还是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医生，”毛主席听了，很有兴趣地笑着说：“这次战斗中，他的工作也很负责，也有能力。你看让他当医务主任怎么样?” 　　我们医院中，除了我这个院长外，下面就是医生，没有医务主任，下面有什么事都找我，而我又忙不过来，不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现在毛主席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设个医务主任，就能加强领导，而陈炳辉确实也能担负这个责任。过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很高兴地对毛主席说：“好的，我们很需要有个医务主任，陈炳辉来干也合适。” 　　这天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特别强调要我注意培养干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从毛主席的住处出来，我想了很多。这几年，医院里接收了很多伤病员，干部是大大地不足。但是，工作一忙，我只顾完成当前的医疗任务，忘了培养干部；对培养医生，还有个资产阶级观点，认为非经过几年正规训练不可，不敢打破常规，适应环境需要。这些都是错误的。今后，革命不断发展，苏区又没有别的正式医院，任务越来越重，如果单靠我们几个医生，势必会影响任务的完成。毛主席的意见真是可贵极了。 　　不久我们在医院中，成立了红军医务学校，训练医务工作人员。我兼任校长。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亲的愿望，想请毛主席到我们家去坐坐。毛主席竟答应了，他说：“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一家人心里都乐开了花。我母亲那时已七十岁了，却变得年青起来，亲自动手，和孩子们一起擦桌子洗碗。我们想请毛主席吃饭，做什么菜呢?我母亲说了一样菜，我爱人又说了另一样菜，我挑毛主席爱吃的菜加了几样。做完菜，全家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又请了几个陪客，等着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我们在门外迎接他。毛主席一见我母亲，紧走几步，还没等我们向他问好，他倒先向我母亲问起好来了，毛主席说：“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我母亲见毛主席这样谦逊，这样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拘束了，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说：“谢谢主席，快请到里面去坐吧!” 　　孩子们拥到毛主席身边，抢着和毛主席握手，这个说：“毛主席，你好!”那个说：“你好，毛伯伯。” 　　毛主席见了孩子们，笑容满面，弯下身子拉拉这个孩子的手，又拉拉那个孩子的手，慈爱地回答说：“你们好，小朋友!” 　　毛主席到了屋里，我把家里人向毛主席介绍了，毛主席和她们都握了手。坐下后，毛主席见我的一个孩子维康较瘦，关心地问：“为什么这么瘦!有病没有?” 　　“没有什么病，就是身体不大壮。”我母亲说。 　　毛主席点点头，说：“要多注意他的健康。” 　　在谈话中，毛主席问到我们的老家，问到我过去的详细情况。 　　“我们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连暲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又都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糊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我母亲说。 　　“这么说，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毛主席说。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没吃处，住没住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给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了。”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主席又问。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们叫我来学医，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课。”我说。 　　“他们叫你做工，才给你饭吃，让你上学。”毛主席说。 　　“是的，他们还说是救济了我呢!”我说：“临毕业那一年，我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三百块钱，年三十，人家来逼债，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贴我一些钱，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激于气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逃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话，对我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接着，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但阶级觉悟还不够高，毛主席谆谆教导我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极，我们才有出路。”毛主席短短的几句话，却帮助我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吃饭的时候，我们请毛主席坐上座，毛主席却请我母亲坐了上座。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母亲说：“保护(长汀土语，意即祝福)主席一百岁，保护红军打胜仗。” 　　毛主席谢了我母亲。 　　这一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 　　毛主席对老人的尊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过后我们想起这一天，就好象又见到了毛主席。 　　因为这天我们做的菜太多了，又请了陪客，后来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是同志关系，那天你留我吃饭，我吃了，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菜，也不必请什么陪客，这是战争环境，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铺张浪费。”当时我听了，脸刷一下红起来。毛主席的话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我真是惭愧得很。 　　那时，每天下午五点钟，我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主席出来散步。每次去，毛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名义上毛主席是来这里休养的，实际上他那天都紧张地工作。我想，这叫什么休养呢?我劝毛主席多休息，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好。”可是他总做不到，还是照旧工作。我只好每天下午去邀他出来散步，让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 　　北山上，树木很多，四周静悄悄的，傍晚，除了归窝的鸟儿在天空哇哇的叫声外，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陪着毛主席在山上山下转，向他介绍这里的山和树的名字，介绍野花和野草的名字，毛主席总是兴致勃勃的，问这问那，又爱深追深问，有时竟把我这个本地人问得回答不上了。 　　毛主席也常常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山上，我们看到很多松树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主席在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颇有兴趣地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 　　我在北山上转了十几年，也常看到树身上挂着的这种胶汁，只知道这是树上的分泌物，不知道它还说明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来是这样!”我说：“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想法使伤员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使他们增强抵抗力。” 　　“这很好。”毛主席说。 　　我们走出树林，又走到几座山头前面，毛主席仰起头，望望这个山头，又望望那个山头。问了山头的名字，又观察了山下的地形，然后健步上了一个山头，站在山顶上，毛主席有趣地问我：“要是有敌人打来，你当指挥员，你准备占领哪个山头打击敌人?”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不禁笑起来。我对军事很感兴趣，但不懂。我看了看几个山头，凭着我简单的常识，我想，总应该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吧，居高临下，便于打击敌人，我就说：“占领那个最高的。” 　　毛主席却说：“不对。” 　　毛主席仔细地告诉我，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毛主席讲了很多战术上的问题，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军事知识非常渊博，对问题的认识，又深又透，讲起来却又是那样通俗易懂。我们就这样随便地说着走着，每天从五点钟散步到七点钟，目送着太阳下了山，就往回走。 　　毛主席回到住处，又开始了他夜间的工作。 　　有一天，毛主席跟我谈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当时，我们这个医院，虽然自1927年起已经为红军的伤病员服务，但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订阅报纸等便利起见，在名义上一直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名称。 　　毛主席税：“我们要有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 　　原来敌人要来打闽西了。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呢?”毛主席问。 　　“搬到瑞金去。”我说。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其他的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我感激地回答。 　　第二天，毛主席就要走了。 　　我和陈炳辉，还有在医院休养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同志，把毛主席送到汀州西城门外。路上，我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毛主席在我们医院中住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我对毛主席照顾得很少，毛主席总是叫我去关心整个医院，关心全体伤病员，特别是重伤病员；不要多照顾他。而他对我的教育却是无法计算的，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那年已经三十八岁了，在这三十八年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谁也比不上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深；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爱、最博学、最伟大的人。那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几年了，但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象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没有产生过的，它使我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到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 　　所以，在这四个月中，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我希望一辈子跟在毛主席身边，一刻也不离开他! 　　在路上，陈正人同志和毛主席说着话，我默默地走着，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材，慈爱的面孔，把这些印到心底深处。 　　到了西城门外，毛主席和我们握别。 　　“主席，希望快些派人来，我们好快些搬家。”我握着毛主席的手要求。 　　“好的。”毛主席说。 　　毛主席骑上马走了。我们三个人在城门外站着，一直到望不见他的身影时才进城。 　　过了几天，毛主席派来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同志，和我们商议搬医院的事。 　　医院决定搬到江西瑞金的杨岗下。傅公侠同志走时，我派陈炳辉同志跟他一起去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去的伤病员，整理搬去的东西，我留在长汀，负责搬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八十里路。傅公侠同志派来了一百七十个运输员，搬了两个星期，才把医院搬走了。 　　我全家人也随医院到了瑞金。正如我所料，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我一到杨岗下，陈炳辉就来了。他说：“这里原先有个大地主，姓杨，我们的医院就搬在他的祠堂里。这祠堂好大，有好几座房子。 　　“哦!带我去看看。”我说。 　　我们走进杨家祠堂，左边有座楼房，四周还有几座平房。楼房下的大厅作了手术室，旁边是药房，病房都分散在四周。陈炳辉把东西都安排得差不多了。不一会，毛主席来了。这时他住在离杨岗下二十里远的叶坪。他知道医院搬来了，马上就来了。 　　我迎出去，毛主席说：“都搬来了吗?” 　　“都搬来了。”我说。 　　我请毛主席进了屋，毛主席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后，问我：“你家里人住在哪里?” 　　“在楼上。”我说。 　　毛主席听了，上楼去看我母亲，说：“我们欢迎你。” 　　我母亲被毛主席的关心感动得一面笑一面流着泪说：“主席，谢谢你，谢谢你!” 　　下了楼，毛主席就跟我谈工作，他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交给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同志办，你来办医院。” 　　“好。”我很感激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我们派郭实秋同志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医院。”毛主席说。 　　“这太好了!”我很高兴，我知道郭实秋同志是个老革命，他来了，就能加强我们医院的政治领导。 　　谈到医院的任务，毛主席说，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这一点，过去在长汀时毛主席也几次强调。因为我们这所医院，是中央苏区唯一的医院，过去不但红军中没有正式的医院，就是附近十几个县里，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毛主席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 　　“我一定好好地为伤病员服务。”我向毛主席作了保证。 　　最后，毛主席又指示我：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毛主席走后，我和陈炳辉到村里去走了一趟。这里的卫生情况较差，老百姓都喝池塘里的死水，很容易传染疾病，我们决定先在医院旁挖一口井，解决饮水问题，再发动大家打扫环境卫生，并向群众作卫生宣传。 　　不久，郭实秋同志来了。 　　中央红色医院，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正式创立了，那是1933年初。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那时很多红军的伤病员在农村中医治，没有医疗器具，没有医药设备，有些地方只有碘酒，也没有医生，条件很差。老百姓看病也很困难。我们的医院一成立，红军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很高兴，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医院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当时登了一篇文章，题名：“红匾送给傅院长。”祝贺医院的成立。 　　我们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以后还来了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 　　对于我们医院中的伤病员同志，毛主席是非常关心的。记得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同志患急性肺炎时，毛主席天天来看他，一来就坐在伍中豪同志对面的小铁床上，有时摸摸他的额角，看看他的体温，有时给他盖好被子，就好象慈爱的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本来肺炎是会传染的，但伟大的阶级友爱使毛主席没顾这些。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医院不但想尽办法给红军伤病员治疗，而且也一贯地尽力给老百姓看病。 　　那时，我白天给伤员同志看病，晚上编讲义，给红色医务学校的同学们讲课，其他医生和护士也很忙，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选自《红旗飘飘》第11期 　　 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傅连暲著.—福州：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