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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

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

正当柯棣华学有所成，父亲为他备好房子和医疗器械，准备私人行医开业，大展鸿图的时候，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向印度的近邻中国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被迫进行全面抗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惨绝人寰地蹂躏着中国古老的土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 　　在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建议下，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华北前线于1937年11月26日亲自给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特别是八路军官兵，由衷感谢尼赫鲁在印度各城市的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信中特别表达了中国人民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直至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坚定信念，并希望得到印度人民在道义和医疗等物质方面的援助。 　　尽管印度人民当时也处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各方面都有困难，但尼赫鲁在收到朱德总司令信的当天，即作出了积极响应，号召印度人民于1938年1月9日在全印度举行声势浩大的“中国日”活动，随后建议向中国派遣医疗队，以表示对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尼赫鲁的建议立刻得到印度各界领袖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不久成立了援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募集款项和物品，以及挑选医疗队人员。这个委员会由印度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医学院院长梅塔博士担任主席。 　　1938年6月29日，孟买又举办了“中国日”活动，积极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充分表达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广泛的援华运动越来越深入了。学生们的讲演，市民们的捐款，文艺界的义演和商业界的义卖的声浪越来越高。这是一股正义的潮流。这股潮流不仅深入到街头巷尾，更深入人们的心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柯棣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的心被触动了。 　　在孟买火车站前一幢高大建筑物的白墙上贴了一张巨幅的漫画：画面上一队要去中国进行屠杀的日本侵略军，正在佛寺里虔诚地祈祷；漫画下面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两句诗： 　　武装的矛头杀向中国， 　　信愿的箭射向佛陀啊! 　　诗和漫画把日本侵略者的伪善面目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擦亮了善良人的眼睛。在那漫画的下面挂着一条写着“孟买援华募金站”的横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甚至孟买最穷苦的脚夫，也把钱币投进募金箱。柯棣华摸摸口袋，也把身上仅有的几十个卢比，随着募捐的人流，投进钱箱里。 　　在回去的路上，他想到了自己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应该到中国去，尽自己一分力量，帮助那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走着走着，心里的想法酝酿得更加成熟，他决心到中国去!二十八岁的柯棣华在一封信里这样说道：“我将这个决定看作人生道路上的转机。” 　　从孟买乘火车回家后，他立即给援华委员会主席梅塔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援华医疗队，他唯恐申请的人太多不被批准，他在信中慷慨陈辞，使出浑身解数，既热情又诚恳，大书特书印中两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坚定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兄弟感情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 　　梅塔博士收到他的信后，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深为印度有这样的好青年、医学院有这样的好学生而高兴。但还是开诚布公告诉他：到中国去有危险，会错过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会失去颇有前途的工作。但柯棣华不为这些所动，仍然坚决要求参加医疗队。最终梅塔博士批准了他的请求。批准以后，为了让父亲支持他，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父亲做好思想准备。 　　批准以后，柯棣华还听说他们等待的时间不会长，他觉得总不能不辞而别吧，总得给家里说一声吧。 　　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家里时，他不由得愣了一下，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全都在这里，沉闷的空气笼罩在大家心头，使大家憋得心发慌。父亲指着椅子叫他坐下，对他语调深重而又缓慢地说： 　　“你给全家人出了一个难题，现在你自己来回答吧。” 　　哥哥先说话：“爸爸为了我们读大学背不少债务，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家庭更需要接济呀。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可你又要远走高飞了!父母培养我们容易吗?” 　　妈妈边擦眼泪边轻声地说：“我为你们操了一辈子心，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再说你是一个年近30岁的人了，还没有成家；你哥没有生男孩子，我还想抱孙子接香火呢。” 　　垂下头的柯棣华想说点什么，但觉得妈妈、兄长都说得有道理，难以说服他们，只好沉默不语。 　　见柯棣华不说话，父亲有点急了，有点生气地说：“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走吗?” 　　这个时候再不说话是不行啦。柯棣华声音不大但语气十分坚决地说：“兄弟的中国人民在流血，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去!爸爸妈妈请原谅孩子吧。上帝会保佑好人的，请大家放心吧。” 　　父亲到底是个正直、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不婆婆妈妈，“知儿莫如父”，儿子的脾气他是清楚的，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到底，看来儿子要参加医疗队到中国去的决心十条水牛也拉不回啦，再说下去也是白浪费时间。便说： 　　“德瓦卡(柯棣华的爱称)，你一定要去就去吧!不过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给印度人掉分量，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好好为中国人办事，一定要为家里人争口气!” 　　只有到这个时候，室内郁闷、沉重的空气才轻松下来。柯棣华的脸上才有了笑容，他心上的一块巨石才落了地。他转忧为喜地说： 　　“爸爸，感谢你的宽容，孩子感谢爸爸允许我获得一生中仅有的这次机会。”妈自己多保重；哥哥、妹妹对双亲多关心，总之一句话，让我从中国回来再孝顺父母，再报答哥妹吧!” 　　夜色渐浓，绍拉普尔城早已是万家灯火，一片通明，家庭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德瓦卡，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是赞成干一番事业的，也能理解你的决心，你一定要去就去吧，不过我还要再提醒你，你去了后可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到中国去不是小孩子一时高兴玩泥巴，哪里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克服困难。总而言之我不希望看到一个在中国一事无成的儿子!”父亲似乎还有点不放心，继续强调说。 　　“爸爸，再一次感谢您的告诫和关照。到了中国以后我一能好好干，干出点名堂，告慰家人，告慰印度的父老乡亲，这点请爸爸放心。”柯棣华动情地说道。 　　父亲还根据柯棣华的要求，答应到孟买去，找印度援华委员会主席，请他一定批准柯棣华参加援华医疗队。 　　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哥妹们见父亲已表态，同意儿子奔赴中国抗日前线，一锤定音，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是时，柯棣华首先来到妈妈面前，他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泪水，深情地说： 　　“好妈妈，恕孩子不孝，您千万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年老的母亲自从听说儿子要去遥远的中国，夜夜心惊肉跳睡不好觉，白天没精打彩，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来。由于常常饮泣，眼皮红肿，眼睛布满了血丝，眼神迟滞无光。脸色更黑了，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更深了。老人原来对儿子的远行，还抱有一线希望，总希望儿子不要离开印度。此刻，她意识到木已成舟，爱子真的要从自己手里飞走了。飞走了还能飞回来吗?她的心一阵阵紧缩，一阵阵酸楚涌上心头，她心乱如麻。儿子要走似在她身上割掉了一块肉，十指连心，儿子是她的心头肉啊，痛得她的神经也麻木了，她的希望破灭了。再加上她的耳朵不好，听力差，她没有听清儿子说了些什么。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扑簌簌地流个不停，她一把把爱子搂到怀里，紧紧地把儿子压到胸前。似乎这样做，儿子就走不了啦。 　　柯棣华趁老母亲用毛巾擦拭眼泪的当口，挣脱出来，走到兄妹的跟前，抑制内心的痛苦，强忍着眼泪，内疚地对兄妹说道：“我走后，给你们增加负担了，爸爸妈妈的照顾就拜托你们了。”长兄代表弟妹们回答道：“德瓦卡，家里的事由我们操持，父母由我们侍奉，你放心地走吧。中国古代大诗人杜甫有两句名垂千古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了那里，一定要经常给家里写信呀!免得家人挂念。” 　　“这点请哥妹放心，我一个月至少写一封信寄回印度，问候父母，问候家人。”柯棣华爽快地保证。 　　柯棣华最后再三向全家表示，待他从中国回来后再孝顺父母，再报答大家。 　　柯棣华参加援华医疗队的崇高行动，使绍拉普尔镇的人民，特别是孟买医学界的人士感到莫大光荣，他们举行送别会，并赠送了一批医疗药品，让他带给中国人民。 　　八月下旬，印度援华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名单，由五人组成。队长爱德尔是德高望重有名的外科医生，曾参加过印度赴西班牙医疗队，积极为西班牙人民提供医疗援助。副队长卓克尔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年近60岁，是医疗队最年长的一位。其他三名都是年轻的医生：巴苏尔已婚，是印共党员；柯棣华和木克吉都是单身汉，未婚。 　　就要分别了，全家举行了家宴为柯棣华饯行，利用这个机会照了一张全家合影。亲爱的母亲，把一只上面刻有“记住你的妈妈”字样的银杯送给了柯棣华。后来柯棣华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这张照片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总是用这只杯子喝水。 　　临行前，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和孟买的华侨在泰姬·玛哈尔旅馆设宴招待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以表达他们对印度兄弟的深情厚意。 　　医疗队出发前夕，国大党孟买省委员会隆重召开欢送大会。人们给他们戴上了许多花环。孟买国大党领袖萨罗吉妮·耐都在大会致欢送词，她的讲话同仇敌忾、热情如火。与会者高呼支援中国人民抗日口号，群情激昂，气氛十分热烈。 　　1938年9月1日深夜，孟买的亚历山大港，夜色茫茫，海空一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即将乘拉齐普塔那号邮轮启程，柯棣华等五位大夫，与前来送行的耐都夫人和友人，一一握手告别，挥手致意。他们都为自己踏上人生的新征途而心潮激荡不已。 　　“呜……”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催促着送行的人离去，轮船即将启锚开航。 　　最后，柯棣华上船的时刻到了。他首先向父母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他转向胞兄曼凯希，虽然他俩一直站得很近，他们却避开彼此正面相视，怕抑制不住双方感情。当时他们两个紧贴胸口拥抱，但却说不出一句来，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轮船发出了最后一声汽笛。最后离别的情景，在大哥曼凯希所著的《永恒的桥梁》一书有极其生动的描述： 　　“一霎那，柯棣华快步上了船。即刻柯棣华跑到面对我们的甲板上，向我们频频挥动手帕。海轮缓缓地在向前移动，船的龙骨横陈在送行家人的面前，柯棣华从栏杆的一侧跑向另一侧，这样就可以看到始终送行的家人。暮色朦胧，家人看到他一直站在甲板上。轮船渐渐地远去，船身显得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似乎升得越来越高，就好似一架飞机在起飞。我忽然感到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德瓦卡了，我立即转向父亲，看他抹去了一滴眼泪。也许他有同样的情感吧。” 　　孟买海港的灯光已消失，海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一路上还算顺利，没有遇到大的风浪。海轮途经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时，均受到当地人民热烈的欢迎。 　　在近20天的漫长寂寞的航海生活中，柯棣华在船上的主要活动是三件事： 　　一、阅读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史沫特莱的《朱德传》等书籍。看了这些著作以后，他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等新名词；认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这样一批革命家的名字，当然还有“红色陶工”徐海东的名字。通过学习，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前景和重大意义。 　　二、抓紧时间学习汉语。方块字是世界上最难学和最难写的文字，他深刻认识到学好中文是搞好工作的基础，连中国话也听不懂，连中国话又不会讲，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正好有二位有学问的中国人，拜他们为师，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学习中文。十七天的航程，当他们从广州下船时，柯棣华自编的印、英、汉单词对照已写满了厚厚的一本子，是同行的五人中学得最好的，因此大家把“学者”的雅号送给了他。柯棣华在船上，还向两位中国朋友请教，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 　　三、在船上进行军事训练。在十七天的航海旅程中，柯棣华又得了一个绰号：“上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两个有学问的中国人，曾给他们讲了八路军卫生员在前线工作的故事，启发了他，于是他们的队长爱德尔建议在船上进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以适应到中国后工作的需要。因他在学校里接受过军训，在船上他就当了“教员”。正是盛夏酷暑的季节，他们在柯棣华的教练下，在甲板上进行了军训，谁也没想到他是那么“顶真”，连老队长爱德尔也不能不进行严格的军训。于是，大家又送了另一个绰号“上校”。 　　1938年9月14日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东方明珠”香港，受到了香港人民和商界著名人士的欢迎和款待。在香港时医疗队全体成员还会见了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双方晤谈十分愉快。 　　 我与柯棣华/郭庆兰口述，徐宝钧整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