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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柯棣华 学习柯棣华

江一真

柯棣华同志，27岁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日，32岁就牺牲在我们的国土上。他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时间无声地流逝，但他高大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柯棣华同志于1938年9月来华后，自广州到重庆，从重庆至延安，又转战千里于1940年8月和巴苏华同志一起来到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晋察冀卫生学校。那时我正担任该校校长，并兼管卫校附属医院。9月，在百团大战时他们各率一个医疗队奔赴前线，10月返校。之后巴苏华同志去延安，而柯棣华同志就留在卫校和医院工作。1940年年底，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他和我工作、生活在一起近两年半的时间，感情深厚亲如手足。我又是他的婚姻介绍人和入党介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941年和1942年，是我们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候。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实行蚕食、“扫荡”、分割、封锁，进行“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一系列残酷战术，“扫荡”频繁，破坏严重，物资掳掠一空，生活困难，老百姓有时以树皮、野菜充饥。柯棣华同志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同我们一起战斗的。 　　如果他仍活在人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么年轻，如同永不凋谢的青松。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为了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幸福。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不是无益的哀伤，而是向他学习，使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高尚的品德代代流传下去。 　　一 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柯棣华同志在10岁时就目睹印度的反英运动遭受英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在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印度国大党领导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学生中负责宣传和领导罢课。他受到过警察的逮捕，继而被校长勒令退学。他痛恨奴役印度人民的英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深切同情。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反对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及世界上争取自由与和平的一切反帝斗争视为一体。他参加了印度人民为援助中国而成立的援华医疗队，离开了父母兄妹，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取得更高学位和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资格的考试，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的抗日前线。他在重庆启程赴延安的前几天，得悉他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而在3个月前他的父亲还是很健康的。他了解到，慈祥的父亲去世的原因包含着为他的来华而作出的牺牲，柯棣华感到自己在父亲困难的时候却没有能为他分忧，他在痛苦的泪水中思绪万千。他想到印度人民对他的委托和期望，父亲对他援华抗日的支持。柯棣华没有听从同伴们劝他回去的建议，带着内心的悲痛继续就道到达延安。之后又转战于晋东南、冀西、冀中、冀南、冀鲁边界和平西，来到晋察冀抗日前线，在那里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他积劳成疾，却不顾自己的疾病，而一心为他人解除病痛，救死扶伤，并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批八路军医护工作者。他舍己为人的英雄事迹感人肺腑，可歌可泣。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学习，要发扬。 　　二 与战士同甘共苦的艰苦朴素作风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柯棣华同志自小就受着父母的宠爱，享受着优裕的家庭生活，从来没有经历过饥寒之苦。这样一位外国人，在我们那样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却处处以八路军普通一兵的身份要求自己，与我军战士同甘共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对于他，在我们有条件的时候总是想照顾得好一点，可是他拒绝接受照顾。他对我说：“既然我已参加了八路军，就不能把我当作客人。”住在老乡家时，还挤些时间帮助老百姓打水、推磨。在大生产开荒种地时，还抢着跟我们一起劳动。有一次，学校缺粮，要到40多里外的马庄运粮，他执意要同大家一起去。那时他身体已经有病了，但不听劝阻，这使我十分为难。他一点也不爱惜身体的做法使我难受。但他认为，在为同一事业奋斗的一群人中，他不应过着比别人优裕的生活。别人劳动他也应当劳动，只要不躺倒就应当工作。作为负有印度人民重托的他，考虑的是如何全心全意支援我们。 　　在一次日寇“大扫荡”时，他竟以小麦充饥，甚至连盐也吃不上，但他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还以此鼓励别人。他看到我们根据地的军民同心同德，形成了一座抗击敌人的“大山”，筑起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长城”，很有感触地说：“这种人，即使他们在战斗中失利，也不会被打败!”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人深受鼓舞，也振奋了大家的斗志。在卫校时，他喜欢和学员们在一起打篮球、唱歌。每次开大会我们总得拉他唱几首歌。他很活泼，说话又幽默，会体贴人，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在我们抗日敌后，虽然每隔几个月都有日军的残酷“扫荡”，生活很苦，工作又累，但他却非常乐观。一个胸怀大志、目光远大的人，从不因暂时的艰苦而却步，认为艰苦可以“锻炼人的意志”，柯棣华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三 刻苦学习的精神 　　柯棣华同志来到中国后，有机会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作了比较。他勤奋好学，八路军的一切新鲜事物：革命理论、游击战术、在敌人四面包围中还能有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都是吸引着他去研究的新课题。在他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他思索着在印度用什么方法来驱逐殖民主义者，努力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最后使自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努力学习做复杂的手术，从不熟练到熟练，继而精益求精，先后拯救了许多濒于死亡的伤员和老百姓；他为了学习打游击而练习爬山、走山路；他为了学习作战而来到前线；他为了解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深夜访问老红军…… 　　特别要提出的是，关于他学习语言的情况。他在印度时除本民族语言马拉地语、印地语外，还精通英语，掌握德语。来华时，他为了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我们的革命情况以及方便工作，就非常勤奋地学习汉语。他从来华的客轮上学起，来华第一年时只会讲些不熟练的中国话，第二年就在我们卫校的欢迎会上用简单的中文致词，第三年已能用汉语同当地百姓随意交谈，第四年可不用词典阅读报纸和看一般的中文书籍，并写《外科总论》的讲义了。在医疗队员中，他的中文学得最快最好，我亲眼看到他的飞速进步。这一成果，是下了不少苦工夫得来的。他所以能够坚持不懈，主要是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的在推动着他。他学好汉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除了能同我们的军民打成一片，能直接阅读书报，能听懂分析时事和介绍情况的报告外，在用中文讲课和为伤病员诊断时可不需翻译从而节约大量时间。在百团大战前线抢救伤员的日日夜夜，因为他能直接同伤员交谈，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方面的贡献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 　　他那种为追求真理而坚韧不拔的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我们，特别是青少年学习的好榜样。 　　四 对工作极端负责和舍己为人的精神 　　柯棣华同志来到卫校跟我们一起工作时，我们一个人要兼几门课，还要管临床，所以他一来任务就很重。每项工作他都极其认真地完成，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我们医院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做胃肠吻合术是很困难的，但不做就无法解除病员的痛苦，还可能引起死亡。他决心要跨出这一步，我鼓励他，并答应做他的助手。他经过仔细的准备，终于完成了晋察冀军区第一例胃肠吻合术，之后又做了人工肛门术等复杂的大手术。在他来后不久，很快就代替了我的手术工作，技术也愈来愈高。 　　他还能以主观的努力改变和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比如，把十来个人睡在一起的大炕病床改成单炕病床，解决治疗、护理的不便，免除伤员们互相感染或碰撞之弊。 　　他对病人有火一样的热情，处处为病人着想，他不原谅对病人的失职和马虎行为，不愿看到对病人护理、包扎、换药时漫不经心的动作。他指出：“我们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应该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消除病人的痛苦。” 　　他认为自己是个外国人，迟早总是要走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培养好中国医生，这个看法同白求恩大夫一样。 　　他训练学员一丝不苟，观察学员动手术一直看到终了，即使包扎伤口也从头至尾看完。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学员的榜样。 　　他认真负责的精神还体现在他自己做的手术一定要亲自检查，亲自换药，对病员的化脓伤口总是取脓闻嗅，以辨别是什么性质的化脓。同时他又教学生一些简捷的工作方法，如鉴别糖尿病，印度有一个“土办法”：可以看病人的尿是否能吸引蚂蚁，并说这个办法虽不十分灵验，也比医生用口尝尿的“土办法”要卫生。他讲求科学，讲求实效。 　　他严于律己，待人宽厚和蔼。马海德大夫曾说，柯棣华像一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又有一双巧手的女同志。这比喻不错，他对病人真如同慈母一样贴心。他用自己的钱买水果给眼部刚动手术的患者；用自己的褥子换下从前线抬来的一个伤员的浸血褥子；把他的大房间改作病房，自己住到一间小屋里；把我们照顾他的一点奶粉、罐头等营养品都作为病号伙食，给了急需要的重伤员。他告诉拒绝他赠品的炊事员说，把这些让给伤员可以使他们尽早痊愈，重返前线。可他自己身患难治之症却不肯休息和认真治疗。他真是一心扑在伤病员身上。有一次他到司令部去，往返走了一百多里，回来已经天黑，也不吃饭，刚打个照面就不见人影了。我怕他累了犯病，到处找，越找不着越着急，我几乎要发动群众去寻找了。正在发愁时，他自己回来了。原来他急着给伤员换药，事情完了才想到吃晚饭。 　　1941年日寇“大扫荡”，他在执行任务匆匆赶回医院的路上，经过一个老百姓已撤离的村庄，忽然听到一个病人的呻吟声。那时他又饿又累，而且如果停留下来就有遇到日本鬼子的危险，但他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已经无救不肯转移、在家等死的难产妇，并远道为她从山里找来担架抬到医院，从而救了母子两条命。 　　一个已经决定马上要锯掉大腿的重伤员遇到了他，经过他仔细检查，认为这条腿可以保全下来，他为这名伤员精心治疗，亲自护理，一个月就把他的伤腿治好了，而且连一个伤疤也没留下。 　　在他任院长的两年时间里，大约亲自做了2000次手术，其中有数十次是救治濒临死亡患者的大手术。他不仅为战士治病，而且还为学生、机关干部、老乡们检查过身体，治过病。他在八路军中声誉卓著，而且远近地区的老百姓都知道他。很多受惠于他的老乡送他鸡蛋、红枣等礼品时，他都以八路军不受礼而婉言谢绝了。 　　葛公村的一位老大娘说：“柯大夫为老百姓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数清。”他在去世的前一两天，为照顾一个开刀的重病号，自己抱病一夜数次探望病人。去世前一天又做了手术，还带病为学员讲课。那天下午又从冀中送来了一批重伤员，抢救工作结束时天已不早，他没有回家却到办公室想再干点什么，但癫痫病犯了。等他醒来时嘴角挂着血还挣扎着去查看病房。同志们发现他刚犯过病劝他赶紧休息，他却郑重地说：“医务人员只要还活着，就要想到伤病员的痛苦!”这句话，就是他对医务人员的最后遗言。他查完病房又回到办公室写讲义，后来军区有人要用他的办公室，他才回家，到家便卧床不起直至停止呼吸。他那种一心一意为敌后抗日军民服务和舍己为人的工作精神，是医务工作者的最高尚的品德，是柯棣华同志代表的印度人民、印度援华医疗队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中印友谊的典范。 　　关于他的癫痫，可能是绦虫病引起的。在他来卫校半年后我才发现，我跟他住在一起时总要准备一条毛巾，以便在他犯病时塞在他嘴里防止咬破舌头。他在服用偏方煎石榴根汤无效后，我几次劝他到北平去治疗，在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可照顾他，但他不愿去。实际上他是不愿在我们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离开我们，却用别的理由来推托。1940年10月，印度来电催他和巴苏华回去，他们也想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出力，但又都因希望为我们多做点工作而留了下来，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共渡难关。他深深地爱上了我们的事业，在1942年他给印度亲友写的信中说：“当前，我们每一个印度人的责任，正像每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的责任一样，就是抗击日寇，反对法西斯”。他为这一伟大的事业牺牲了。如果他再活两年，就可以见到他盼望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令人痛心的是他没有见到，而由我们代他来领受胜利的喜悦了。 　　他不朽的国际主义精神，在热爱他的活着的人们心中永存，他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柯棣华/任鸣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