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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柯棣华 二 在苦难的中国大地

任鸣皋

(一)广州 长沙 　　1938年9月17日早八时，在香港登上“佛山”号前往广州。这是一艘英国小客轮，船顶上漆着大幅英国国旗。那时日本飞机还不敢轰炸别国船只。轮船行驶途中，来了3架日机在船的上空盘旋。不远处又有几艘日本军舰，使印度大夫们感到日寇侵略中国的猖狂势头。船沿海岸行驶，过了虎门炮台——这一抗击英帝国主义的历史遗迹傲然挺立，时刻激励着人们自强。当日下午，船抵广州，码头上聚集着热烈欢迎的人群，有关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印度侨民、当地救护队、抗日团体等千余人列队到码头迎迓，道路为之堵塞，热烈情景空前。 　　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何香凝、一位女医生和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一起登轮迎接。当地国民党和军事首脑在一家大饭店举行了盛大晚宴。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将军向印度大夫们表示感谢，国民党官员和其他一些代表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 　　宴会后德瓦卡、巴苏和木克吉3位大夫在一位红十字会官员陪同下参观了市容。看到街道上满是日寇空袭后留下的弹坑，不少钢筋水泥建筑被摧毁。建筑物顶上都支上了用竹竿捆扎成二三层的大顶篷，用来抵消炸弹的爆炸力。“隔不多远就会看到一座建筑——我指的是它的废墟，这是日军轰炸的牺牲品。”①他们初次见到了在日寇摧残下的凄惨景象。 　　第二天上午，医疗队大夫们乘坐救护车前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敬献花圈。这一天是“九一八”纪念日。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挑衅，强占我国沈阳、营口、长春，屠杀中国人民。值此国耻之日，印度大夫们见到了极为壮观的抗日活动场面：在街头宽阔场地上群情激奋的群众集会、演讲、表演抗日活报剧，一支浩大的游行队伍在大街行进。队伍最前面是宋庆龄等领导人，参加游行的有民间团体、工人、学生、穿着军装背着步枪的男女青年，接着是许多人高举火把列队前进，如同一条长长的火龙慢慢游动着。整个队伍口号声此起彼伏，前后呼应。最后是卡车队，车身两侧贴着描画日军狼狈丑相的漫画，以及痛斥日军侵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 　　医疗队在广州的几天参加了一些群众集会，参观了几家医院，并应邀出席了政府部门的盛大招待会。在一次宴会上，德瓦卡听到巴苏低声地同坐在他旁边的宋庆龄讲话，先是传达了印共对她的问候，接着就医疗队去华北工作的事征询她的意见。她很高兴，并说，医疗队大夫们将在长沙或汉口见到史沫特莱，她会安排大夫们去见汉口共产党方面的领导周恩来。那时可直接提出要求。从这时起，医疗队就在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为去延安的事铺路了。 　　9月23日，他们离开广州，坐上7辆红十字会满载军需用品和药品的卡车，越过山峦峡谷，一路目睹断垣残壁，颠簸两天一夜于25日到达长沙。 　　在长沙，医疗队大夫们见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部主任林可胜博士。他安排大夫们在当地受训两周，然后派往前线——汉口的医院。爱德大夫等建议去华北前线的八路军那里工作，林博士却总是默不作声。 　　当天，林博士和红十字会官员为医疗队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整整3个小时，到晚上九点半才结束。 　　次日下午，大夫们参加了为一位17岁的少年举行的追悼会。他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从街上抢救一位受伤的市民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勇行为，得到大家的敬佩。 　　在长沙，一群新安旅行团②的小朋友以最大的热情欢迎医疗队。他们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8岁，这是一支在国内做救亡工作的少年儿童团体，宣传团结抗日救国。他们对医疗队大夫们说：新安旅行团已走了20000多里路，到过300多座城镇，先后在河套、宁夏、蒙古草原、甘肃、陕西等地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使医疗队大夫们大为惊奇，由衷地表示赞叹。 　　爱德大夫代表医疗队向新安旅行团小朋友致答词说：“……当一般儿童只知道玩耍时，诸位小朋友却已经组织起来参加救国工作了，真使人感动……我马上要写信回去，把你们的情形告诉印度小朋友，要他们和诸位一样组织起来!……我们此次来中国，是为救护抗日的受伤战士，什么时候中国得到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国去。假如我们被日本法西斯杀死，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援助中国。” 　　爱德大夫在致词中，称赞中国小朋友参与救亡工作外，还表达了医疗队誓同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的决心。他那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对小朋友们和全中国人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他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国的下一代，并在我们心中铭刻下伟大的中印友谊。 　　(二)汉口 宜昌 　　休息了几天，印度大夫们于9月29日上午七点分乘3辆卡车离开长沙去汉口。德瓦卡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了路上的情况：“途中我们看到携家带口、肩挑行李的大群难民。原来附近村庄连续两天遭到轰炸，没有一间房屋是完整的，有的还在冒着烟。抢救人员仍在从废墟中挖掘尸体，真是满目凄凉。这就是日本人在占领一个村庄前所做的第一件事。” 　　9月30日到达汉口后，印度援华医疗队被中国红十字会委任为第十五救护队，并配备护士及工作人员20余人，10月1日起将在汉口第六十四陆军后方医院工作，他们先参观了一下医院，看见医院内又挤又脏，有2000多名伤员，半数躺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感染了的伤口散发出臭味。德瓦卡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又提到：“这里的医疗救护条件很差。由于没有足够的救护汽车，伤员们得步行4天到7天才能到达后方医院。因此医生根本碰不到重伤员，他们看到的伤员，伤口已经严重化脓，得了开放性骨折并已腐烂。仅汉口一个地方，每天就有500～800名新伤员从附近前线撤到这里。而现在的中国到处都是前线!医院所有护士，仅够每天给这些伤员包扎伤口。没有人给他们洗伤口、整理床铺和护理他们。伤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卧在满是污秽的地板上，成群的苍蝇在他们周围嗡嗡飞舞。尽管这样，等伤一好，他们又奔赴战场参加战斗了。”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宴欢迎他们，气氛异常热烈。凯丰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说：“我们以前曾欢迎过许多援华国际友人和代表团，如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等等，他们都是来自独立国家的代表。但是，这次显然与以前的不同，今天我们第一次欢迎从被压迫民族中来的援华代表团。5位大夫来华是以被压迫民族的资格，来帮助我们的。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向5位大夫致以崇高的敬礼!”接着，叶剑英代表八路军致词。两位主人致词后，医疗队队长爱德讲了话，他说：“在我们从孟买出发时的一个欢送晚会上，有几位印度共产党党员请我们转赠中国一面红旗，并祝愿中国打败日本人，获得最后胜利。”他又介绍了一些印度情况，并表明：“你们不要看我们仅仅是5个人，我们是印度国大党派来的，我们的后面有千百万印度人民，都一致援助中国的抗战”。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欢迎会上，印度医疗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饱满的抗日斗志。大家一次又一次地举杯为印度独立而祝酒，并纵情歌唱了《红旗》、《马赛曲》、《空军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过黄河》、《国际歌》和《孟加拉进行曲》等。这种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场面是多么感人啊!卓克大夫本来对中国共产党并无认识，现在也感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他所听到的恶意宣传中那样的人物。他看着叶剑英同志的警卫员们，简直都是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些孩子般的真诚的笑脸，溶化了卓克心里的偏见，他紧紧地抱着其中最小的一个，直到小鬼喘不过气来。亲切、诚恳、坦率、热情的一群人，似乎已联成一个整体，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站到了一起。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5位印度外科医生于夏末来到汉口，参加了红十字医疗队。但是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却要求他们参加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工作。总领事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可以长期得到所需要的物资供应，并能在设备齐全的教会医院里工作。还进一步引诱他们说，如万一被日本人俘虏时，他们就不会像中国医生那样丧命，因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已经同日本人达成协议。印度医疗队队长爱德大夫对于这些言论的回答是：‘你所说的一切都证明，我们应该和中国人在一起。’”③ 　　印度大夫一边在汉口工作，一边设法联系到八路军中去。有一次，他们在同史沫特莱共进晚餐时，要求她帮助办这件事。她高兴地接受了委托，但是提醒他们：“除非你能坚持每天行军一百里，否则，和八路军游击队一起工作，你们会感到困难的。” 　　10月7日下午，5位大夫去看望周恩来，当时他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跟印度大夫谈话，印度大夫们要求到八路军那儿去工作，他听了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统战政策，建议大夫们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更合适一些。这个回答使大夫们肃然起敬，觉得共产党领导人胸襟开阔，目光远大。 　　有一天印度大夫们正在第六十四陆军后方医院忙碌的时候，来了紧急命令。红十字总会要他们去第八十七陆军后方医院，在这个医院又忙了几天，红十字总会通知印度大夫们做好撤退到宜昌的准备。10月16日，印度大夫们在红十字会总部为200多名志愿参加救护训练的人员检查了身体。日本飞机成群飞来轰炸这个城市，遭到了地面炮火的阻截，诊室里听到了嗒嗒的机枪声和高射炮声，战线越来越逼近了，同时确定第二天撤出汉口。17日上午将行李送上船，晚八时半登轮。轮船超载，甲板上也睡了不少人。船上，德瓦卡、巴苏等又找到一位热心的陶教授和教授身边的一位8岁的男学生，他们一起教大夫们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船行2天，20日下午停在沙市。另一条也要去宜昌的轮船，将它的乘客转移到了印度大夫们这条已人满为患的船上，因为那条船的英国船主突然拍来电报，令它尽快转回汉口，汉口即将沦陷了。乘客转移完毕，天色已黑。这时驶来另一条满载伤员的轮船，有1100人，是从汉口和湖北前线撤退下来的，准备去宜昌后方医院。该船和印度大夫们乘坐的船停在一起。5位大夫和陶教授等一道去那条船上慰问，并凑钱买了水果和食品送给伤员。 　　10月21日下午船抵宜昌，这是安全抵达宜昌的最后一条船，以后的船就被炸沉了。第一军医院的倪大夫来迎接他们。因为5位大夫已分配到第一军医院。这所医院医疗条件较好，也比较整洁，共有150张病床，其中45张已住了伤病员。除外科主任倪大夫外，仅有3位医生。他们打算搭些帐篷，将病床增加至500张，以适应战事需要。这时，宜昌已有2万多难民流落在高低不平的肮脏街头。但水电供应正常，商店里商品丰富。 　　可是，刚撤退到宜昌不久，又传来令人泄气的消息，大夫们一个月前登岸的广州城失陷了。这就切断了大夫们从原处返回印度的归路。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安，也感到非常不快。 　　他们希望早些去延安。大夫们记着史沫特莱小姐的话，“八路军是要长距离行军的”。现在他们就开始锻炼了，在去三峡游览的小路上，有意识地走了很远的路，不过头一次兴冲冲地行军练习，马上被天公泼了冷水，回来已浑身湿透。 　　一天下午，大夫们为了检验自己的步行能力，又到山区作了一次远距离行军，以致暮色苍茫时还在路上。5位大夫加强了运动量，爱德大夫还少吃主食代之以水果，以便减轻体重。 　　10月26日下午继续练习行军，先走到机场，然后沿江折回。晚上参加由宜昌红十字会医疗车队、军医院和当地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的欢迎招待会，菜肴很丰盛，也很可口，但大夫们心里不很安定，挂念着去延安的事。过了几天，5位大夫到第八十六红十字医院，与倪大夫等一起为伤病员作检查时响起了空袭警报。时局很吃紧，红十字会的林博士从长沙发来电报，催促印度大夫们尽早转移到重庆。 　　(三)重庆 　　11月16日，大夫们坐船启程向重庆出发。他们在轮船破浪前进中欣赏着壮丽的三峡景色。陡峭的高山耸峙两岸，过了位于左岸的巴东，见到一排排竹屋，漆着红十字标记，显然是新建容纳伤兵的医院。湍急的江流，使人目眩。到处是旋涡与急流，轮船剧烈地左右摇晃着逆流向前，时而发出刺耳的汽笛声，警告那些由岸上纤夫牵引前进的小船。 　　下午过了风箱峡，傍晚抵达白帝城，便在此停泊过夜，他们顺便至白帝城转了转。然后回到船上。 　　11月21日傍午时分，到达重庆。从印度回来的国际大学教授谭云山④、国民党官员以及许多代表人物前来迎接，他们参加了一系列的欢迎会。 　　想到延安去的愿望没有得到官方同意，在重庆已逗留8天，还没有分配工作。“这里的气氛一点也不鼓舞人心”，巴苏在日记中写道，“熙攘的人群，商店橱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可是没有多少战争气氛。有时一队队士兵在街上行走，可是描眉画唇的绾发女郎和西装革履的花花公子全然不把士兵放在眼里。咳，这个城市的气氛简直使我们感到沮丧。” 　　山城重庆，雾老挡住阳光，阴沉沉的，但有一件事使他们感到高兴，热心于中印友谊的谭云山教授，给5位大夫送来了各人的名片，一面印上了英文名字和职务，另一面是中文名字——以每位大夫姓氏的两个谐音，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并告诉印度大夫们说，“华”字意为中华，表明你们热爱中国。他们的中国名字是：安德华、卓凯华、可棣华、巴思华、慕客华。 　　谭教授解释说：“5位印度大夫来重庆后，叫我替他们每一位取个中国名字。我觉得翻译外国人的名字是件难事。因为译其音必失其义，存其义必失其音。若要音义兼顾，则很难办到。今替外国人取中国名字，则更难上加难。因为除了音义之外，还要顾到：(1)要像中国名字与成为一个名字；(2)要表现是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与容易辨别是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名字。他们5位的名字，我一面保存了他们一部分的原音，一面又给了一些相当的意义，而特别注重的是一个‘华’字。因为他们特地来到中国为我们服务，所以我也特别把我们一个最伟大与最高尚优美的‘华’字，连在他们每一位的名字之上，看来好似他们自己是印度的五兄弟，同时又是中国的五兄弟。他们得了这5个名字表示非常喜欢。”但在称呼他们的过程中，报刊上写法不统一，以后成为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以后习惯称“巴苏”)、木克华。下面就用他们的中国名字来称呼5位大夫了。 　　12月6日，谭云山教授坐汽车来接5位大夫，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在一家豪华饭店举行的午宴。突然，卫生部长颜福庆博士来了。使大夫们高兴的是，颜博士告诉他们，去延安的安排正在加紧进行。在他们遇到的国民党要人中，颜博士是第一个表示赞同他们去延安的人，其他人在得知他们的目标后都沉默不语，露出不快的神情。 　　要去延安可真不容易，他们遇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其授意的说客，从各种角度动员他们打消去延安的念头。但这没有改变印度大夫们的决定。因而他们遭到一些难堪：在从宜昌撤退到重庆前，爱德华大夫曾向第一军医院的倪大夫借了1000元法币(打了借条)以备急用。12月15日他们收到林博士从贵阳发来的一封电报，粗鲁地让印度大夫去延安之前归还在宜昌的借款。次日，他们就去还了账。⑤ 　　柯棣华和爱德华前往卫生部，提交从宜昌到重庆的旅费和有关费用的单据。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小组，是红十字会让我们撤到重庆的，所以要从我们的借款中扣去这笔费用，但膳食费不计在内。我们交了余款。他们说，红十字会和政府将不负担前往延安的费用，如汽油费、汽车费、司机费等。事实上，红十字会因同意我们前往延安而遇到了麻烦。我们向孟买的梅塔大夫(印度援华委员会主席——作者)拍了电报，要他再多汇300英镑来，并说明了我们的处境。 　　…… 　　1938年12月17日颜博士答应帮我们解决前往西安(即从西安转赴延安)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收到哈蒂·辛格(孟买的国大党中国委员会秘书——作者)的电报，说是所需款项已电汇香港，储入美国运通公司分公司。 　　12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给印度大夫们在重庆市立医院和红十字会医院安排了工作。 　　宜昌来的消息说，自医疗队大夫们离开后，那里遭到12次严重轰炸。第一军医院和他们原来的住所已被炸毁，20名病人被活活埋在废墟里。 　　又听到，一条从汉口疏散的100来名新华日报社的印刷工人，带着印刷机器乘坐租用的轮船“新升隆”号向西航行。船在洞庭湖口停泊的时候，3架日机投下了燃烧弹，烧毁了轮船。工人们跳入水中，又遭机枪扫射，死伤共30人。日寇的残酷令人发指。 　　12月31日，5位大夫见到了哈蒂·辛格发来的电报：“中国政府同意去延安，汇去200英镑。”他们高兴极了，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印度音乐。柯棣华和巴苏华合着音乐拍子扭了起来。这封电报真是新年吉兆。过了两天，林博士打来电话，说印度运来的救护车和卡车途经香港、河内、南宁、贵阳，正向重庆开来。他同意5位大夫去延安的想法，保证红十字会将负担他们的路费，并关心他们的安全。 　　1939年1月10日救护车和卡车到了重庆，车子整齐干净地停在卫生部。查看一下救护车的里程表，从河内到重庆走了1254公里。救护车车身右侧漆有印度纺车车轮标记的国旗和中国国旗，并写着“印度国民委员会救护汽车”的中英文字样。车子质量很好，也很漂亮。 　　(四)野口米次郎为日寇侵华罪行无耻狡辩遭泰戈尔的严正谴责 　　有一个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从东京写信给泰戈尔，为日本刽子手的侵略罪行狡辩，竟无耻提出： 　　这次战争并非是疯狂杀人，而是为了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我们的英雄主义与追求，似乎反被他们(指印度——作者)严厉地谴责…… 　　1938年12月14日，5位大夫收到印度寄来的报纸，其中《印度斯坦旗报》刊登了泰戈尔驳斥野口米次郎的两封复信，使他们感到十分激动。信的内容如下⑥。 　　野口先生： 　　接读来信，深为惊讶。无论是信的情调抑或内容，同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使我感到敬佩的，以及和你个人接触时使我感到爱慕的那种日本精神都不相协调。想起来令人悲伤的是，那些纠集在一起的军国主义者们的狂热，有时竟会无可挽救地压倒卓有创见的艺术家，而且使真正的理智力量把它的尊严和真诚拿出来奉献给黑暗的战神。 　　在谴责法西斯意大利宰割阿比西尼亚这件事情上，你似乎是同我的意见一致的，可是你对屠杀几千万中国人一事却作出不同的判断。但判断一件事物一定要根据原则。无论做多少专门的辩解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以学自西方的一切最残酷的方法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掠夺战争，践踏了作为文明基础的一切道德原则。你声称日本有特殊的情况，却忘记了军事情况总是特殊的，忘记了嗜杀成性的军阀总以为他们的暴行有其独特的正当理由。 　　人类虽然遭到许多失败，但还是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结构。因此，当你说到那种“虽然可怕，但为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时——我想，这意味着把轰炸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毁灭古代的庙宇及学校，作为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一种手段——你是在为人类开辟一条生活道路，而这条道路甚至在兽类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不应该用于东方，尽管东方偶有偏离正道的时候。你是在骷髅的塔顶上建立你的亚洲概念。正如你正确指出的，我是相信亚洲的使命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把这种使命同那种或许可以使帖木儿感到心满意足的行动等同起来。当我在日本演讲反对“西方化”的时候，我曾经把欧洲一些国家所培植起来的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同形成亚洲及其他文明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睦邻观念作过对比。“亚洲人的亚洲”这个理论，具有我不愿接受的那种范围较小的欧洲的一切特点，但不具有使我们跨越政治派别的障碍而团结起来的那种广阔的人道精神。 　　最近我看到东京一位政治家所发表的谈话，他说，日本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联盟是出于“崇高的精神和道义”，而“没有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真是可笑。但是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竟能同如此奇怪的感情相呼应，把炫耀武力称为勇敢精神，却并不是可笑的事。即使在战争狂热最高涨的时代，西方也没有缺乏过伟大的人物。他们能够在战争的喧嚣中大声疾呼，用人类的名义公然反抗他们本国的战争贩子。我仍然相信，日本也有这样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在报上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这些报纸被迫做着军阀的传声筒，否则便不能存在。 　　世界大战后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危险症状。你曾说到日本贫苦人民默默的牺牲和受难，并且得意洋洋地说这种痛苦的牺牲正被利用来出动大炮去侵犯邻人的家园。既然贵国许多知识分子抱有这种看法，贵国政府让他们“自由”表示意见，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他们能享受自由。在我看来，为了“对未来的生活美景”进行沉思冥想而享受一点乐趣，因而放弃这样的自由而钻进“蜗牛壳里”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举动。把艺术家的职责和他的道德良知这样分离开来，我是无法苟同的。由于支持一个从事于毁灭生活中一切显著基础的政府而受到特殊宠爱，又同时用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来推卸任何直接责任，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人类的另一确实征候。 　　我知道，贵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从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以后，他们将会清除被日本本国横行霸道的军阀所毁灭的日本文明的废墟，他们也将认识到，对华侵略战争同日本武士道内在精神的毁灭相比，后者之严重性是不可比拟的。在模仿来的、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中国的立场则显示出一种固有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心胸旷达的日本思想家冈仓，曾经叫我放心，他说中国人是伟大的。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了解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满怀热情。 　　你忠实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9月于孟加拉 　　圣蒂尼克坦 　　野口接到泰戈尔的信后，再次致函泰戈尔，希望他赞成自己的主张，于是泰戈尔于1938年10月第二次复函野口。 　　野口先生： 　　谢谢你不厌其烦地再次来信。你仍然认为值得费心来说服我赞同你的主张，这使我感到荣幸。看来，我们彼此想说服对方都是徒劳的，因为你相信日本有无可否认的权利胁迫其他亚洲国家同意贵国政府的政策，而我却没有你这种信念，我认为那种主张有权把他国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作为本国祭坛牺牲品的爱国主义，将危及任何伟大文明的基础，而不会使它得到加强，但我这种信念却受到你的嘲笑。 　　如果我的话失之尖刻，务请原宥。但请你相信，促使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出于悲伤和羞愧，而不是由于愤怒。我深深感到痛苦，这并不是因为中国遭受苦难的报道打击了我的心灵，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骄傲地指出一个伟大的日本的范例了。诚然，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建树起较好的楷模，而西方的所谓文明民族，也已证明是同样野蛮，甚至是更“不堪信赖”。如果你叫我去向这些人请教，我是无话可说的。而我倒愿意能够叫他们来向你请教。 　　你抱怨说，中国人“不诚实”，所以在散布恶意宣传，而日本人“诚实”，所以沉默寡言。我的朋友，你可知道，善良和崇高的行为是最好的宣传。如果是你们有这样的行为，你就无须惧怕你们的受害者的“诡计”了。假如在贵国人民中没有对穷人的剥削，工人们都感到受到了公正的待遇，你们也就不必恐惧共产主义这个“魔怪”了。 　　假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你对那些焚烧自己的城市和艺术宝藏(也许还轰炸他们本国公民)，以便诽谤贵国士兵的“道德败坏的人”所感到的正当义愤，不禁使我想起当拿破仑进入一片荒凉的莫斯科，看着宫殿在火焰中焚烧时所产生的那种堂堂皇皇的愤怒。你是诗人，至少我可以期望你想象到，一个民族必然是出于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绝望，才会甘愿把自己多少年甚至多少世纪创造出来的成就付之一炬。 　　即使作为一名地道的国家主义者，你能真正相信血淋淋的尸体堆积成山，炸毁、焚烧了的城市废墟日益扩大，会更易于促使你们两国人民握手提携永久亲善吗?被夺去了打击能力的残废者，就是倒下，但要他忘记如何成为残废的，那我就必须要求他是位天使。 　　祝愿我所爱的贵国人民不会胜利，但能悔悟。 　　你忠实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10月于孟加拉 　　圣蒂尼克坦 　　泰戈尔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日本想利用本国的御用诗人野口来说服泰戈尔帮助他们反华，结果受到泰戈尔的严厉斥责。正义得到伸张，大大鼓舞了世界反侵略者的斗志，也使印度5位大夫非常高兴。日本法西斯无论用什么卑劣手段进行宣传、欺骗、抵赖，都绝对洗刷不了日寇的滔天罪行。5位大夫记得，在医疗队出发到中国前，曾给泰戈尔发了一个告别电，泰戈尔在复电中说：“……印度派遣医疗队的工作，即使在人类流血的记忆在我们心中消逝很久之后，仍将继续把东方民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他对中国有很深的情谊，绝对不会受野口之流的卑鄙小人所蒙骗。 　　印度大夫们读完泰戈尔斥责日寇的两封信后，大家议论了一下，决定写文章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并介绍中国英勇抗击日寇的情况。 　　(五)同样伟大的人 　　1939年1月15日，日机轰炸重庆。⑦空袭警报过后，飞机就在头上轰鸣，继而炸弹落下的尖叫声、爆炸声、高射炮声和空战机枪声混成一片；房子剧烈震动、倒塌，大火熊熊，烟柱直往上冲；妇女们的惨叫，儿童们的哭喊，构成了一幅恐怖而悲惨的图景。 　　警报解除后，印度大夫们跑到现场进行抢救。举目四望，街市面目全非，许多高楼大厦已炸成断垣残壁，在硝烟弥漫的瓦砾堆中压着不少尸体，直到晚上还有一群人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号啕的哭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 　　这天，柯棣华躺在床上已是深夜。一闭上眼，死者的惨状就映现在眼前。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使最温和的人也为之切齿痛恨!他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句：“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 　　印度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1月离开重庆前，年龄最高的卓克华大夫突然收到来自印度孟买柯棣华哥哥曼凯希的信，信中附了一封给柯棣华大夫的信，内容是他们亲爱的父亲不幸去世，要求卓克华大夫在适当时婉转地把这个噩耗告诉德瓦卡纳特。卓克华小心谨慎地办了这件事，并于次日写了一封回信给柯棣华的哥哥。 　　亲爱的柯棣尼斯⑧先生(指柯棣华的哥哥——作者) 　　本月15日接读来信，不胜哀痛。在我们去红十字会医院的途中，我将你亲爱的父亲去世的不幸消息，向我的同伴柯棣尼斯大夫透露了。他勇敢地承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我见他坚强地抑制自己的悲痛，便将你的信转给了他。我想他昨天已回信了。请相信，我们5人亲如一家，互相帮助并且彼此尽力照顾。 　　谨致深切的悼念。柯棣尼斯大夫(指柯棣华——作者)很好，勿念! 　　你真挚的M.R.卓克 　　1939年1月17日于重庆 　　柯棣华从卓克华手里收到了盼望4个月的家信。可是，它带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安纳，这位心地善良的父亲，虽然一个月收入不少，但由于培养子女进大学、购置房产花了不少钱。他又是位热心于公共事业的人，顾不上更好地筹划一下经济，甚至租出去的房子都没时间去收租金，所以手头拮据了。孩子们都远在外地上大学，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让孩子们读完了学费昂贵的大学后，又让长子和两个女儿成家立业，还为遭遇不幸的亲友们提供住房，这就更增加了他的负担。他原来盼望着孩子们工作后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但柯棣华很快又离开了家。对儿子向往的崇高事业，安纳并不因为自己的重负而反对。相反，他还为争取医疗队能批准儿子的要求而奔忙。他为儿子的理想作出了自我牺牲。 　　正当安纳默默地尽力克服经济困难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很大的不幸。由于安纳乐于助人，他为一个好友的一笔到期债务作保推迟偿还日期。但这位朋友一次又一次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能归还，因此这笔债必须由安纳来偿还了，安纳无力办到。在印度，债主的逼债是可怕的，安纳立刻陷入了困境。让拉下脸皮、气势汹汹的人不断上门，这使秉性忠厚、自尊心很强而又有身份的人难以忍受，也使全家难堪，于是他就自寻短见了。后来，柯棣华的哥哥曼凯希怀念他父亲时说：“虽然德瓦卡的自我牺牲精神受到各方面的最高赞誉，而安纳同样伟大的——如果不是更伟大的——牺牲精神，却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一无所知，当时人们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这种精神。只是在医疗队出发后不久发生的不幸事件，才使人们发现这位溺爱子女而不幸的父亲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让我们怀着惋惜和崇敬的心情思念英雄的父亲吧!他没有留柯棣华在家挣钱在经济上帮助他和经营家业，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一个平凡的异国人，默默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此时，柯棣华沉浸在极度痛苦中。他一个人坐在炉边默默地流着眼泪，回忆起过去同父亲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回忆起父亲为使他能参加医疗队而奔忙的情景。他感到，在他所从事的崇高的事业中，倾注了慈父对他的期望。 　　在回复他哥哥曼凯希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忍受丧失慈父的痛苦：“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经受住了这样的悲痛。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到第一次轰炸，当场炸死了50多人。我看到从瓦砾堆中拉出来的男男女女和无辜孩子的尸体，他们有什么罪竟遭此惨死?那‘为被剪了毛的羊羔遮挡寒风’的上帝究竟在哪里呢?对于为急人之所需献出仅有的一条毯子，而自己却快要冻死的善人，上帝又是如何保护他的呢?” 　　柯棣华擦干了眼泪，继续收拾行装，他决心到延安去! 　　①《柯棣华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第12页。 　　②新安旅行团成立于1935年10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起来，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那时正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批少年儿童，由汪达之老师带领毅然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去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为实现全国抗日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③《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5，第210页。 　　④谭云山，1901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茶陵县。1919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长沙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新文学社”，编辑《新文学》周刊，后又创办了一个新的文化团体“中兴学社”。1928年，他应诗哲泰戈尔邀请去印度寂乡(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教授中文，并学习梵文、印度哲学、文学、语言。1931年回国他为了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于1933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印文化协会。1937年4月14日，印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成立，泰戈尔邀请谭云山担任院长。谭云山教授一生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为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很多贡献。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抗战不辞艰辛，他动员组织印度各个阶层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印度民族的解放竭尽全力。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的、十分可贵的贡献。1979年12月，印度国际大学授予他该校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学位——文学博士。1983年因病逝世。 　　⑤B.K.巴苏：《巴苏日记》，商务印书馆，1988，第61页。 　　⑥《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谴责——泰戈尔1938年给日本诗人野口的两封信》，任鸣皋译，1982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⑦1939年l月15日，27架日机袭击重庆，轰炸市区及三门洞街、国府路和江北青草坝等地，投弹69枚，死伤市民235人，我空军奋起还击，日机多架受创，1架被击落。 　　⑧卓克华对柯棣华及其哥哥均以姓(柯棣尼斯)相称，故称呼相同。柯棣华哥哥的名字：曼凯希(本人名)·桑塔拉姆(父名)·柯棣尼斯(姓)。 柯棣华/任鸣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