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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柯棣华 四 到前线去

任鸣皋

(一)晋东南 　　1939年11月4日，一辆满载36人和他们行李的卡车取道西安潼关向晋东南出发了。车上有印度大夫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翻译马寒冰，德国大夫米勒和中国牙科大夫李得奇等人，另外还有被押送的两个日本俘虏，8名民兵、2名军官和3名警卫员等随行。到西安后，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一再追问他们还缺什么东西，印度大夫客气了一番然后有人回答说“好吧!弄点烟抽抽。”林伯渠高兴地笑了，马上送给他们每人一条老刀牌香烟。这份宝贵的礼物他们一直带到卫校，着实解决了“大问题”呢! 　　11月8日深夜，柯棣华他们在西安坐上开往洛阳方向去的火车，沿黄河南岸往东行驶。但在第二天中午，黄河北岸日军的大炮隆隆，直向河对岸的火车前方站猛烈轰击，前面一段80里的道路被封锁了。他们只得下车越过这一段路赶到前面去换车继续前进。经过半天的急行军，直到天黑才赶到换车的车站。这是一个小站，上一班车已经开走。下一次车要等到第二天下午才开。他们只好在一辆堆放麦子的货车厢里过夜。 　　火车往东驰去，到河南省的渑池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前进。下车后3位印度丈夫步行或骑马穿过了150里山路向山西省的垣曲前进。北风怒号，彻骨生寒，已经是11月初冬时令了。在路上他们遇到从前线退下来的许多国民党士兵，衣不蔽体，枪也扔掉了，有的伤兵拄了根树杈子，一边打战一边走，可怜地沿路乞讨。越往前走情景越凄惨，好几具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扔在路旁无人收拾，已经给狼啃过了。柯棣华他们看着心里很难受。大夫们走到黄河渡口，坐船过了河。过了垣曲兵站(相当于驻地的招待所)，就开始向武乡县朱德总司令的司令部出发。寒冬的北风吹得他们的鼻子、耳朵直疼，脚趾也麻木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还一路上为驻地的战士们检查身体或治病，有时碰到生病的老百姓也一样服务。他们过了阳城继续往山西东北方向前进。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翻山越岭，艰难跋涉。连日的行军已弄得大夫们浑身酸痛、精疲力竭。从阳城到武乡八路军司令部，直达只有200公里的路程，可是在战时要绕来绕去，他们已经走了12天，还没有走到目的地。 　　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了，这道封锁线切断了通往八路军司令部的道路。兵部的同志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因晚上要强行军。团长先把大夫们带到东北方10来里地的一个山顶上，观望晚上要走的路线。柯棣华他们从山顶上望去，山谷里绕行的公路和远近村落都清晰可见。团长把要通过封锁线的地方一一告诉了他们。傍晚，一队用梭镖、土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的民兵和两个连的正规部队，奉命护送印度大夫们上路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行进，后面的人只能见到前面同志的背影。不久，他们看到隐隐约约的村落和炮楼上的灯光，已经靠近日本人的据点了。护送的部队分向左右两翼散开，保护印度大夫们通过封锁线。游击队领着大夫们沿峡谷跑步前进。突然，一阵可恶的“汪汪”狗叫声，引来了猛烈密集的机枪射击。大夫们紧张起来了，他们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同敌人面对面地拼刺过呢!队伍并不停步，沉着地从鬼子鼻子底下穿了过去。他们从天黑走到第二天东方发白才穿过封锁线，来到离敌人只有15里的第一二九师的一个团部，真是累极了，摊开被子倒床就睡。后来又走了两天艰苦的山路，终于在12月21日到达武乡县的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二)八路军司令部 　　朱德总司令身穿旧棉军衣，饱经风霜的脸上堆满笑容，伸出双手热情地同印度大夫们握手。司令部设在一家农户的四合院里。朱总司令的房子半边是土炕，炕上整齐地叠放着铺盖，另一边是一张桌子，桌上一部电话机和一盏煤油灯、几把椅子和几条长凳。墙上挂着华北战区的大地图，上面有红蓝铅笔做的星星点点的标记。朱德通过英语女译员龚澎和大夫们交谈。他谈到了游击战争对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性，这种游击战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一种手段。他还简单明了地对大夫们说，八路军不仅在山区而且在平原也使用游击战术。柯棣华认为，这里的游击战术对他将来回国同英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很有用，他希望留下来，一边从事医务工作，一边学习游击战术。司令部为他们拟订了8个月的活动计划，头两个月用来全面了解八路军所进行的各种政治活动、八路军的战术和组织方法，然后再到不同的抗日根据地去从事医疗工作。大夫们对这个安排很满意。 　　关于到达八路军司令部的途中情况，这里附了一封柯棣华大夫用本民族语言马拉地文写给他五妹的信，信中还附了两张中国的木刻画及柯棣华大夫中国名字的印章。这信是柯棣华大夫的三妹译成英文后并附马拉地文原文信寄来的(作者译成中文)： 　　1939年12月20日 　　亲爱的巴比：① 　　前几天，我在途中给萨如写了一封信，想已收到。我们离开西安一个月之后于前天来到这个村庄。我们天天行军。只有3～4天是例外。有时一天只走8～10英里，有时一天得走35英里。我们大都走的是山间小路，要穿过山沟和干涸了的溪谷。下火车以后，我们一共徒步跋涉了350英里，虽然有时在中途休息一天，一路非常辛苦，颇感疲乏。沿途有几个地方还举行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 　　途中有几处必须穿越日军营地。日军占领着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大城市，城市两侧的两个村庄也在他们手里。他们还控制了通向城市的公路。由于两侧村庄经常受到中国军民的袭击，日军把主要兵力集中在这里，而城里只驻守着四五百名士兵，但他们可以从公路干线有效地把增援部队调进城里。我们得到情报说，就在我们打算通过敌军防线的那天，他们调来了一支2000名日军的增援部队。中国游击队便在这天向侧面的两个村庄发动了比平时更为猛烈的进攻，目的是想把新来的增援部队引到村庄里去。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一目的是否已经达到，至少直到我们出发时还没听到消息。有300名正规军和100名游击队战士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于下午六时许出发，成单行穿过山间的峡谷，一路上严禁谈话和吸烟。起初还有月光，但没过一会儿，即变得一片漆黑。我们走在冰上不时地打滑。快到日军营地时，护送我们的战士们爬上了两旁的山顶，并让我们顺着峡谷跑步前进。城市离我们有二三浪远②。我想当我穿过孟买的皇后大道时，也从来没有像我那天穿过通向那一城市的公路时跑得那么快!在我们走出1英里多的路程后，日军打了几发抢。当我们走出三四英里时，大部分游击队员也回来了。他们还沿路割断了1英里长的日军电话线，并把电话线随身带回来了，翌日清晨6时，我们到达了另外一个兵站。我们冒着严寒，在一夜之间走了将近25英里的山路! 　　我们住在前线司令部的作战科。昨天八路军的总司令会见了我们。他的办公室离这儿只有10英里。可能让我们马上到近处的一所医院去工作，但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我们参观一两个地方后便要返回延安。 　　向亲爱的妈妈和大家问好! 　　又及：随函寄上画片3张。③这种画叫做“木刻”，是刻在一块木板上再印到纸上的。这几幅木刻是“鲁迅艺术学校”的学生们的作品。其中一张是他们的学校，中间一人是鲁迅(一位中国作家)，围绕着他的那些人是一位画家、一位作家、一位歌唱家和一位木刻家。第二张是一所医院。第三张是一个手持梭标的农民，他是一名“自卫队”队员。自卫队是保卫自己家乡的，他们在村外很远的地方放哨，盘问过路行人。有一次我们到远处的一座山上去散步，就被大约25～30名拿着梭标的自卫队员包围了。由于我们没有带“路条”，就把我们带到村长面前。我们只好用蹩脚的中国话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才放我们走。 　　在这封信的附言后面，你会看到一个印章，而不是我平时的签名。印章上刻着我的中国名字④。在这里印章比亲笔签名还重要。印章是用木头、象牙或人造象牙刻的。每个人都随身带着自己的印章和一点红色的印泥，一起装在一个像鼻烟壶那样大小的盒子里。甚至开支票时也得盖印章，签名不管用。所以必须小心保管好自己的印章(要是你有银行存款的话)! 　　(三)日本俘虏 　　这里有一个“敌工处”，给印度大夫们印象很深。敌工处负责对日军士兵和俘虏做宣传工作。每个班有10名战士，至少有1名是懂日语的。这样在遇到敌人时，他可以通过扩音喇叭向他们喊话。印度大夫们还被一位干部带到邻村的敌工处，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日军战俘，他们都受到很好的照料。印度大夫们通过翻译同日俘进行了交谈，日俘大多数出身工农，现在他们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后来，柯棣华在葛公村写给巴苏华的信中也提到：“冀中形势严峻，但我们的部队打得非常出色。那些被俘日兵所做的工作是这次战斗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不仅参加实际战斗，而且还从事大量的宣传工作——与日伪军官在电话中对话，向他们宣传。听说这种宣传效果很好。” 　　晋察冀军区俘虏的日军中有一个名叫中西的士兵，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工作。那时我们的部队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所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会使用，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教官。后来被俘日军士兵要求留下来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大多数表现不错，没有逃跑的。日本投降后，他们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 　　关于日本战俘问题，在美国约翰·高林所著的《延安精神》一书中，曾有专章述说：“1938年，八路军制定了一项优待日本俘虏的政策，根据在延安得到的情报，从1937年7月至1944年12月，被红军俘虏的日本军人约有2500人。其中大多数后来被释放回到他们自己的战线一边。在那里，他们都成为受到红军优待的活见证。据说，大约有300名日本战俘在延安和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前哨阵地参加了反战宣传”。 　　1940年10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主要教育对象是日军被俘士兵及下级军官，目的是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敌视中国人民的心理，成为反战的战士。 　　(四)随部队征战 　　在印度大夫们按计划进行活动近两个月的时候，爱德华病了。他们从广州到武乡县已转战数千里。艰苦的生活，连续紧张的行军，使爱德华支持不住了，他显得老了许多，终日疲倦无力，缺少维生素的食品使他浑身泛起的湿疹已经溃烂，他必须回印度去治疗。1940年2月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为爱德华大夫饯行，他取道西安回印度了。印度医疗队只剩下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位大夫。 　　正当柯棣华和巴苏华参观访问告一段落时，敌人又来进犯。他们就直接来到战斗部队，随军抢救伤病员。部队经常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两位大夫也常从这个部队转到那个部队。柯棣华和巴苏华随军走了整整3个星期，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跋涉几百里，来到了冀西抗日根据地，并参加了伏击敌人一列火车的战斗。 　　他们又跨过平汉铁路到达冀南抗日根据地。敌占区的村民们非常热情地帮助他们从最安全的地带通过。柯棣华深深地感受到人民在正义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冀南，他们参加了欢迎会，参加了边区的军事法庭公审会，并在一次军民大会上作报告，介绍印度人民在英国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引起了大家的同情，中印人民的感情更接近了。 　　柯棣华和巴苏华希望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游击队在平原作战的情况。有一次，他们在同一位八路军干部谈话时，听他说：“我们自己造山——把人民组织起来，八路军置身于人民之中，形成在敌人面前不可征服的大山。”这使他们再次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 　　1940年5月1日早晨，两位大夫突然被落在附近的炮弹爆炸声惊醒。战斗打响了!配备着几挺重机枪、迫击炮和大炮的200多鬼子兵和伪军对我军驻扎的3个村庄进行袭击。军区司令员下了命令：“迅速转移!”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近了。他们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壕，很快地从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这里打打，那里打打。战斗结束时，敌我双方都死伤50人左右。我军一位营长大腿中弹受重伤，柯棣华和巴苏华及时为他处理了骨折。 　　战斗不是在一地发生，柯棣华和巴苏华奉命随一骑兵连到冀中根据地去。他们离开了冀南军区司令部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尽管形势紧张，但每到一个八路军驻地都受到抗日军民热烈的欢迎。每经过一个村庄，男女老少都热忱地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送水、送鸡蛋、水果。而穿着八路军军装的柯棣华、巴苏华也像亲人一样热爱中国的抗日军民。 　　一天夜里，柯棣华他们骑马渡过水深齐腰的滏阳河，两条腿和行李全浸在水里了。刚过河就被敌人发现，从河对岸射来密集的子弹。但敌人发现得晚了，或者慑于他们这支骑兵连的威力，没敢真来较量。这支轻骑兵如同一条向着惊涛骇浪冲刺的蚊龙，在敌人统治地区勇敢前行。 　　行军一般在夜间。在一天晚上，他们又穿越了一个静寂沉睡的村庄，马蹄声没有引起一声狗吠。原来八路军已动员老百姓扫除了夜行军的障碍，把狗都打死了。15日，他们到达第一军分区司令部，那里召开了有 1000多人的欢迎会，人们用花生、水果、红薯等土产品招待他们，表达了对印度人民使者的敬意。国际主义精神在敌后抗日军民中得到高度的珍视。 　　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两位大夫又来到一个村庄。为了安全，行军必须在晚上，所以他们白天睡觉。但是老百姓热爱他们，尤其是小孩，他们听说这两位大夫来自唐僧、孙悟空取经的“西天”，就缠着警卫员，非要见印度大夫，让他们讲讲印度的情况。群众的热情使警卫员左右为难，印度大夫正在休息呢!警卫员探头张望，推开门缝的吚呀声，惊动了刚躺下的两位大夫，柯棣华忙问：“什么事?”得到了警卫员略带歉意的如实回答后，柯棣华和巴苏华赶忙穿衣起床，开门出屋，群众用一片掌声欢迎他们。要讲中国话，还得让柯棣华打头阵。柯棣华招呼大家：“来，人多，我们就坐在地上吧!”5月中旬的冀中，气候温和，但坐在地上还嫌凉些，大家都搬了石头和砖头当凳子坐。 　　老乡们一个接着一个提出问题：印度情况怎样?老百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柯棣华从印度在哪里讲起，一直说到现在人民的生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他那生硬的中国话和幽默的言词吸引着大家。 　　下午，他们痛快地睡了一觉，于晚上九点半又上马出发了。皎洁的明月，伴着他们穿过公路。第二天渡过了滹沱河，来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冀中地区是敌人“清剿”的重点之一。这里地处津浦、平汉、平津、石德4条铁路之间，西面又受到敌人的严密封锁。日军的机械化装备，在广大平原上横冲直撞，到处乱窜。为了阻击敌人，我们组织群众把公路挖成深约1～1.7米的道沟，也叫交通壕。交通壕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对阻挡敌人的卡车和坦克，坚持平原作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柯棣华他们来到平原就感到两条腿行走时省力多了。 　　这个地方儿童们出色的军事操练使两位大夫惊奇不已。小小的孩子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已领略过，以前“逮捕”过他们的民兵中也有孩子，向他们提问题的也有孩子，八路军中的“红小鬼”也是孩子，在抗日根据地的新天地里，儿童们可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有一天，柯棣华他们来到村口，又见到几个儿童团员守在那里，警惕地查看进出村子的陌生人，有的孩子利用摆在路旁的黑板教成年人认字，会念了才准进出村子。他们在这里是岗哨，又是扫盲队。 　　柯棣华和巴苏华又一次穿过了封锁线，来到了河间和肃宁之间的马湾。这是冀中司令部的所在地。在欢迎大会上，战士们请两位大夫站到高桌子上讲话，如众星捧月一般。柯棣华用中文演说越来越有经验，每次都很成功。 　　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人随部队征战，与战士同甘共苦，转战千里，于1940年5月31日来到冀西行唐县阎庄，那里的驻军在村外广场上召开了一次几千人参加的军民大会，一方面欢迎两位印度大夫，另一方面纪念“五卅惨案”。曾任辽宁省党校副校长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堃生同志，当时是那里教导团的政治教员。他的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天空密布深灰色的乌云，东风劲吹，不时飘来稀落的雨点，是大雨将临的前奏，但人们都安静地、热切地等待着印度援华医疗队两位大夫的到来……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后，便是懂中国话的柯棣华大夫首先讲话：‘我们是代表印度国民大会(即国大党——作者)、代表印度全体人民的愿望来华援助中国抗战，是在尼赫鲁先生的号召下派来的。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英勇抗战不但给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以直接严重打击，而且也给了印度人民很大的鼓舞和提高了胜利信心。中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印度人民的胜利。中国革命成功之日，印度革命的胜利也就不远了。我们虽然人少，不能给你们在医药上多大的帮助，但是我们首先带来了全印人民的同情和希望中国抗战早日胜利的真诚支持。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抗战得到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帮助，不是孤立的。我们来华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要学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经验，以作为印度人民解放斗争的借鉴。我们由延安到晋东南，经过山东来此，参观了八路军的其他主力部队，今天又能与120师主力之一见面，感到了非常兴奋。’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会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口号‘中印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接着是巴苏华大夫上台讲话，他通过翻译介绍了印度反英斗争的一些情况。 　　在部队的行进中程子华政委同两位印度大夫谈到了冀中部队，即八路军第三支队里还有一个回民旅，这是由当地回民组成的一支勇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骑兵队。他们保持着回民的风俗习惯，包括用餐、祷告和宗教仪式等。这话题引起两位印度大夫提到在印度抗击英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联合问题。程子华向柯棣华和巴苏华耐心地述说了自己的看法，应该怎样挫败帝国主义分子的妄想，把广大的穆斯林吸引到反帝大同盟里来。 　　这些日子所到之处都有欢迎活动和紧张的医务工作，他们为抗大二分校看了许多病号，还为一些部门作了体格检查等。 　　①巴比，柯棣华大夫的五妹。 　　②英国长度单位，1浪=1／8英里或220码。——作者 　　③柯棣华大夫的三妹玛诺拉玛小姐给作者的来信中说明，原函只有两张木刻画，少第一张。——作者 　　④印章请见下页原件所示，印章上的中国名字是“可棣华”(以后才改成”柯棣华”)。——作者 柯棣华/任鸣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