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柯棣华 > 全文图书 > 纪念柯棣华

学习的典范 友谊的象征——回忆与印度援华医疗队同赴延安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 　　1938年秋，我从中国东南来到重庆，打算转赴西北视察“工合”*的工作。我计划先在延安停留，看看那里的“工合”，然后再北上榆林建立新的网点。临行之前，我去看望王炳南，请他帮忙解决从西安到延安之间的交通问题。他告诉我有一支印度医疗队正要从重庆出发去延安，他打算陪同前往。后来，他介绍我同医疗队的队长爱德华大夫认识。爱德华大夫热情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医疗队大夫的年龄各异，政见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满意在国民党地区所安排的工作。他们希望亲临前线，真正实现他们来华援助抗日军民的宿愿。中年的爱德华大夫是尼赫鲁的亲戚，英·甘地夫人的舅舅，具有丰富的国际活动经验。年长的卓克华大夫是甘地的信徒，木克华大夫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巴苏华大夫是共产党人，而柯棣华大夫则是他的真诚的追随者。 　　大概过了二三天，我来到医疗队驻地附近的一个约定地点，那是在一所加拿大教会办的教堂外面。那里停放着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很漂亮，插着一面印有一部手纺车图案的印度国大党党旗，是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我等了好久才见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卓克华、木克华和柯棣华等五位大夫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从山坡下的教堂里走出来。王见到我时解释说，由于另有工作，他不能随我们一道前往。这一来，我仿佛身上加了一副重担，不单纯是一名自由自在的旅客了。我们天黑之前出发，车到内江已是半夜。 　　到了成都，我们停留了二三天，继续北上，一路晓行夜宿。一天，车过广元，停宿在山间路旁的一家小店里，爱德华大夫说他吃不下饭。我于是动手燉了一大锅菜，有葱头、肉块、土豆、胡萝卜和卷心菜等一大堆。等菜烧滚了一会儿，我便把满满一香烟罐的辣椒面倒在菜里。顿时辣味扑鼻，爱德华大夫闻到了这股气味不禁改变了主意，说道：“我想试试能不能吃点!”结果，他足足吃了两大碗。 　　我们翻过秦岭来到宝鸡，当地的“工合”组织为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所有地方官员都出席了大会。爱德华大夫发言说，中印两国伟大的人民必须更好地互相了解。当“工合”的一位领导人为他翻译时，那些官员们都郑重其事地连连点头。 　　在西安，我们碰到了新的问题。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不准医疗队开赴延安。为了改变他的决定，我们日夜奔走交涉，最后找到了一些老乡绅出面恳情。由一位知名人士朱庆澜老将军领头面请这位主席给予放行。理由是医疗队系来自佛国，奉法旨行善修果，与我众生广结善缘，不宜阻难。蒋鼎文只好同意，但仍下令扣留所有医药用品，也不批准补给汽油。但是，我们在红十字会的一名小伙子范仁德(我在上海认识)的帮助下，终于搞到了足够的汽油。 　　我们在离开重庆三个星期之后进入了边区并向延安行进。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前面的山沟之下有一支运送药品的车队。那是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筹集的物资。车子都是老式的苏联造，人们称它“洋毛子”车。有一辆卡车，司机猛一刹车，翻了一个跟斗，底朝天地躺在沟底的庄稼地里。司机和他的助手发现我们这里有五位外国大夫，便过来请他们给他两人治疗伤处。有一群农民上前帮忙，把药箱搬开，然后大家一齐动手，包括全体印度大夫在内用绳子把卡车拉回原位。事了之后，我们继续上路，这时，天色已渐近黄昏。由于头天晚上我们是在洛川过的夜，所以这天要走的路程并不长。到延安时，有边区政府和卫生部的代表前来迎接，我的老朋友马海德也在其中。自从1936年他离开上海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医疗队在延安留下来工作了一年左右，卓克华和木克华先行返回了印度。爱德华、巴苏华和柯棣华三位大夫则同一名德国大夫汉斯·米勒一起上了前线。爱德华大夫不久也回印度去了，但巴苏华和柯棣华二位继续留了下来。到今年，1982年，巴苏华大夫是唯一活着在世的队员，他仍在为中印人民的友谊不辞辛劳地工作。 　　回顾这次奔赴延安的旅程，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柯棣华大夫在救护车上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口中背诵着《薄伽梵歌》中的长篇诗句。问他念那些老古董干什么，他回答，那是歌诵我们所走过的群山和河川的词曲。他掌握语言的本事非常惊人，当我们抵达延安时，他已能说几句中国话，不久便说得很流利了。每天旅途中停歇下来应做的事，卸行李，搭帐篷等等，他都总是帮着巴苏大夫去做。一路的艰苦条件和旅途的颠簸，即使是对于他这样一个年青又出身于印度中等阶级的人来说，也必定是难熬的。这是对他的毅力的一次真正的考验。当他前往国际和平医院时，一位在山下药房勤勤恳恳工作的新西兰籍护士凯瑟琳·何尔从北京给医院运来了医药用品，同时招募来一批工作人员，其中就有一位后来成为柯棣华妻子的姑娘。 　　从西安到延安途中，有个九岁的姓赵的孩子搭乘我们的车，成为我们的客人。印度医疗队的大夫教他用印地语喊印度独立的口号，逗得大伙儿直乐，乐得最厉害的就数柯棣华。 　　到延安以后，我就不经常见到他们了，虽然我曾借过他们的救护车去过一趟边区北面的榆林。 　　1940年，我为“工合”事务在从河南洛阳回陕西宝鸡途中，再次与爱德华大夫相遇。那时他身体状况不好，正从陕北出来准备返回印度。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一路的颠簸弄得他筋疲力尽。为了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在西安停留了一些时日，随后便取道回国。 　　解放后，他几度来华，在最后一次访华时，他已身患肝癌，由于输了血，他估计还有精力去写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他认为这部书会使印度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有助于印中关系的促进。他觉得，如果我能帮他搞出一个提纲，这项工作就能完成。我立刻回到家里写了两个章节请他过目。他看后笑着对我说：“很好!等我好些时再作增改。”然后要我将文稿放到他床边的书桌抽屉里。“下次来时，我们再详细谈一下计划”，他说。可是，在我第二次看望他时，他已与世长辞了。 　　他逝世后中印友协在石家庄的陵园里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傍着柯棣华大夫的陵墓。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样也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一名国际纵队的老战士。他作为印度国大党医疗队的队长，在履行医疗队的历史使命中为它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刘创源译) 　　*“工合”即工业合作社运动，是由艾黎等发起在中国组织工业合作社来支持抗日战争的一个运动，简称工合。——译注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