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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典范 友谊的象征——怀念我们亲爱的哥哥

马诺拉玛·桑塔拉姆·柯棣尼斯,瓦特萨拉·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马诺拉玛·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瓦特萨拉·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在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不久前就改善两国关系举行会谈期间，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曾对我们亲爱的哥哥德瓦·卡纳特·柯棣尼斯(即柯棣华)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这一报道时，心中不禁充满了自豪之情，并为之深受感动。在谈到柯棣华大火在1937年爆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所作的杰出贡献时，黄华副总理宣布说，中国将在1982年12月柯棣华逝世四十周年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刹时间，那个悲痛的日子又在记忆中浮上心头。当时我们全家收到了我们亲爱的哥哥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不幸去世的噩耗。当我们在1938年9月为他去中国送行时，怎么也没想到从此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德瓦卡纳特哥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和欢乐。他总是那样兴高采烈，朝气蓬勃，充满干劲。每当学院放假，他回到家来度过短暂的假期时，全家的年轻人就聚集在一起，又说又笑，可高兴了。 　　哥哥小时候参加过学校的童子军，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和乐于助人、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的父亲(我们叫他“安纳”)与好几个教育和社会福利组织都有关系；他担任过地方治安官等重要职务，并在市政府机构的几个委员会中当过主席。他这种孜孜不倦热心于公众事业的精神堪称人们的表率，也必然对哥哥年轻时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从母亲那里，哥哥又继承了慈祥、诚恳和爱贫恤病的美德。哥哥从小爱好体育，当过学校板球队队员，网球也打得很好。他还喜欢弹簧风琴，学唱古典戏曲中的唱段。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勇敢而又镇定的性格。有一天深夜，他的一个表弟从他屋子阳台的栏杆上摔了下来，他奋不顾身地跑上去救他，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 　　我们的故乡绍拉普尔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小工业城市。当哥哥中学毕业时，城里还没有大学教育设施，因此他不得不离开故乡去外地上大学。他念的第一所大学德干学院在浦那，离绍拉普尔有二百五十公里。这是一所著名的设备相当先进的学院。哥哥在学校学习之余，还经常打羽毛球、网球和骑自行车。 　　在父亲的朋友当中，有几位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医生。父亲很希望在自己的孩子中间至少能有几个也从事这项崇高的职业。他已经说服了长女希拉在中学毕业后到一所设有短期医疗课程的卫生学校去学习。德瓦卡纳特哥哥也想立志学医，使父亲感到高兴极了。他送哥哥进了孟买著名的卡·森德多斯医学院。当时这所医学院的院长为吉·麦太医生。他是一位民族运动的老领导人，曾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这是印度人民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部分)而遭囚禁。后来，正是这位院长担任了为中国募捐和挑选援华医疗队成员的委员会主席。 　　甚至在哥哥还是个学生的时候，由圣雄甘地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和抵制外国货的宣传，就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他只穿用“斯瓦代丝”(一种印度土布)做的衣裳。一直到他离开印度以前，他身上穿的衬衫、外衣、裤子，以及他戴的帽子，多半是用一种叫“卡达尔”的手织粗布缝制的。1932年，英国殖民当局在我们家乡绍拉普尔宣布实行军事管制。许多为把祖国从英帝国主义的魔爪下解放出来而战斗的著名的爱国志士惨遭杀害。哥哥亲自目睹了英国士兵犯下的血腥罪行。象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哥哥经常同自己的至友在一起热烈讨论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正是这种嫉恶如仇的精神，后来促使哥哥参加了医学院的学生示威活动，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哥哥的这些活动招致了新任院长的记恨。结果他只好离开卡·森德多斯医学院，以后进了另外一所大学——格兰特医学院。在这所学院里，他刻苦地学习专业课，到医院里做临床实习。 　　当哥哥在1936年成了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选择什么生活道路的问题在他思想上引起了斗争。他不愿意象一般医生那样，满足于当一名全科医生，从此过上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他心里怀着一个远大的目标——要做一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具体的计划。但他同时又决定今后决不再给父亲在经济上增添任何负担。他准备靠借贷来解决继续深造所需的费用，甚至也包括向父亲借贷。他把自己的这些打算写信告诉了父亲。然而，仿佛命运注定了似的，哥哥将从事一项更崇高的事业——不是追求什么个人的财富、名声、学识、幸福，而是为受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友谊而献身。 　　他终于决定参加由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印度人民组织——印度国大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以支援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后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医疗队由数名医务人员组成，并携有常用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设备和一辆救护车。它是印度人民向正在进行反殖反帝斗争的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援的象征。当医疗队发出招募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号召后，开始有许多青年医生都报了名，但后来大部分都一个个退了出来。 　　卡·森德多斯医学院(哥哥是在这个学院里开始学医的)前院长吉·麦太医生恰巧就是为中国募捐和为援华医疗队挑选队员的委员会主席。哥哥亲自去拜访了这位医生。他们在一起就哥哥参加医疗队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开诚布公的交谈。后来哥哥在告诉父亲他要参加援华医疗队的信中这样写道：“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并真诚地希望被录取。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我的这个新的狂热的行为。但是，我确实希望您能用直到如今对我的那种宽容，允许我获得一生中仅有的机会。” 　　哥哥被吸收为援华医疗队队员的消息迅即传遍了绍拉普尔全城。人们既为此感到惊奇，又引以自豪。当地的医务界人士则更因此感到光荣。大家对我们的父母不顾危险，把自己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远大前程的儿子贡献给民族事业深表钦佩，对哥哥忘我地投身于这一崇高事业、从而给小城带来了光荣，给予高度赞扬。医疗队离印前夕，在孟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来参加集会的有各行各业和持各种观点的人。1938年9月1日午夜，医疗队启程经香港前往中国。医疗队队长是爱德医生，其成员有纳格普尔的卓克医生，加尔各达的巴苏医生和木克医生，以及绍拉普尔的柯棣尼斯医生。许多朋友、亲戚、学生和热心人深夜聚集在码头上，来为这五位肩负着崇高使命的即将出发的医生送行。 　　途中，他们在经过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香港时，都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哥哥是采用轮流的办法给家里人写信的，有时写给父亲，有时写给母亲，有时则写给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他遵照父亲的嘱咐，把信写成回忆录的形式，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沿途的风光和各地人民热烈欢迎他们的场面。9月17日医疗队抵达广州，庞大的欢迎队伍正在码头上等待着他们。哥哥在一封信中写道：“孙逸仙夫人也来欢迎我们。她看上去还很年轻，风度优雅，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她衣着简朴，丝毫没有中华民国缔造者的夫人的架子。” 　　五位医生又继续前进，经过长沙、汉口、宜昌，最后到了中国战时的陪都重庆。哥哥是在重庆才收到第一封家信的——但信中给他带来的却是父亲在印度遽然去世的噩耗。而在不到三个月之前，当他离家向父亲告别时，父亲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好好的呢。尽管家里的人都急切地盼望他回来，他的同事们也满怀同情地劝他回国一趟，但他都坚定地加以拒绝了。他的回答是：“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的千百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当他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辗转跋涉时，他亲眼看到了敌人空袭时的残酷景象和千百万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忠于职守，毫不动摇，坚持他从印度来到中国所要从事的人道主义的工作。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为人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做医务工作的同时，哥哥还认真学习中文，并开始读了许多政治书籍。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受到很多政治教育；我遇见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倾听这些不同的人对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现在认识到，在一个谋求解放的国家里，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就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哥哥来信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常以风趣的笔调描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有时还栩栩如生地描写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他曾在信中写到中国人喝茶的习惯(跟我们印度人不一样——茶里既不加牛奶，也不放糖)、中国的烹饪和某些中国菜的吃法、中国戏曲的特色和中国澡堂里的情景，等等。他把这一切写得风趣横溢，使我们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他还在信中热情赞扬中国人民“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写到教师、学生、甚至医生和护士们参加大生产运动，在业余时间扛着铁锨下地干活的情景。 　　从哥哥的来信中，我们也了解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困苦和不幸，这又不能不使我们为他的安全和生活十分担心。当我们在信中读到这样的话时——“我们所乘的船是安全抵达宜昌的最后一条船，我们后面那条船就被敌机炸沉了”，或者“我们离开广州的当天，那里就遭到猛烈的轰炸”——我们就都为哥哥能幸免于难而感谢老天爷的保佑。 　　随着哥哥离前线越来越近，他信中所写的情况——关于他们如何穿过敌人封锁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如何“冒着严寒，在深夜里翻山越岭，一夜急行军二十五英里”等等——也就越来越使我们为他感到担心了。 　　哥哥从小过着舒适的生活，对他来说，要适应这样艰苦的环境，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但他克服了一切困难，表现得多么英勇顽强呵!就好象他同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已融为一体，完全把他们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了。 　　由于战局日趋恶化，印中两国之间的通信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哥哥长期收不到家里的信；而我们在印度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行踪，写了信也难以投寄。我们便试着通过各种途径希望和他取得联系。而且那时医疗队里除了巴苏医生和哥哥之外，其他三名医生都因健康情况不佳而陆续回国了。在他1942年初的来信中，哥哥在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还曾告慰我们说他身体很好，并提到八路军领导对他关怀备至。他在1942年1月上旬发出的信，我们一直到六个多月以后——7月份才收到。在这封信里，他也讲到了大“扫荡”的情况。当我们得悉如今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边区，连他在医疗队的最后一名同事巴苏医生也已同他分处两地时，我们就更加放心不下了。正当我们为他的安全忧心忡忡时，不料竟传来了他突然不幸去世的消息。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也是我们最怕听到的消息。但随此消息有一件事却多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安慰：我们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哥哥在中国结了婚，并留下了一个四个来月的小儿子。我们亲爱的哥哥的爱人和儿子眼下生活如何，就立即成为我们全家至为关切的问题了。作为一家之主，大哥孟凯什马上就为此事写信同中国方面联系。 　　在他去世之前，德瓦卡纳特哥哥身兼数职，埋头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既要领导医院的行政工作，还要亲自做手术，给学生和护士们讲课，并正在用中文编写一本关于外科学的书。但当时印度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引起他的关注。他曾经表示，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许现在更需要他到印度前线去工作。 　　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德瓦卡纳特哥哥亲笔写了挽词——这是一种很少有的荣誉。毛主席在挽词中高度赞扬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并号召中国人民学习他的模范榜样。在他们各自的慰问信中，周恩来把柯棣华称为印中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朱德将军则告慰说：我们定将尽力把柯棣华大夫的爱人和儿子照顾好。宋庆龄女士也在她的唁函中赞扬说：不仅印度和中国人民缅怀他，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杰出战士们都缅怀他。未来将赋予他比今天更高的荣誉，因为他正是为未来而战斗的。 　　我们有这样一位英勇的爱国者作哥哥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他的逝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人民对他为减轻人类苦难而作的最大牺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他也正是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家里的一些成员——他的哥哥和姐妹们曾有机会瞻仰过他在石家庄的陵墓，参观了他逝世的那个村庄——葛公村，并见到了几位他生前的同事、朋友、学生和病人。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地人民至今仍对德瓦卡纳特·柯棣尼斯医生(他们管他叫柯棣华大夫)满怀着爱戴和尊敬。中国人民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修建了一座永久性的关于柯棣华大夫生平事迹的展览馆——柯棣华纪念馆，于1976年12月9日柯棣华大夫逝世三十四周年纪念时正式开幕。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柯棣华大夫的崇高敬意，并必将使柯棣华大夫作为国际友谊的象征而世世代代地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顾子欣译)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