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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所作的选择』——柯棣华书信选摘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

编者按：柯棣华大夫在中国期间，给在印度的亲人和延安的战友巴苏等写过许多信，这里选摘的是目前征集到的七十几封书信中的一部分。在这些信里，不仅包含了柯棣华大夫对亲人、对战友、对祖国的深情，而且可以看到他把中国人民的抗战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为之献身的革命精神，洋溢着国际主义的友情。 　　1938年7月5日在孟买家乡给父亲的信 　　最近，我会见了和援华医疗队有联系的吉·麦太医生。这个医疗队几乎不到六个人。最后只有那些具有足够外科经验的医生才会被选中。这些医生最后将被安排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岗位上工作，并由中国医疗部门领导。 　　他向我指出了前景黑暗的一面：要冒生命的危险，失去深造的机会和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那么阴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并尽可能地宣传我的特长，急切地盼着入选。 　　不知道你对我最近这种行动有何想法。我希望，你会一如既往地热情支持我这一生所作的选择。 　　1938年9月6日自科伦坡给二妹玛哈拉萨的信 　　凌晨六时，我们到达科伦坡。当我们洗漱完毕来到甲板上时，船已进港了。港口的四面用墙砌成，只留一条通道让船进出。由于汽船不能靠岸，忙碌经商的小船便挤满了港口。 　　目前，锡兰有个委员会在筹集资金支援中国。该会的一些主要成员上船来看我们，并用他们的汽船把我们送上码头。有五、六辆汽车在等我们，车上插着红十字旗和中国国旗。我们在海边的一家旅馆吃了早饭，然后尽情地游览了城市，一直到十二点。科伦坡的市容象孟买住宅区一样整洁干净。有电车和私人汽车，但不象马德拉斯那么乱。总的来看，城市是很美丽的。 　　中午十二点，我们的队长爱德医生在锡兰电台发表了演说。随后，我们在大学旅馆用午餐。下午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进茶点，后来发表了公开演说，晚上就离开了科伦坡。我们一点也没想到在那里会受到那么隆重的接待。就在昨天我们还收到了一份从新加坡来的无线电报，得知将有一些当地的知名人士到新加坡机场迎接我们。在科伦坡时，一位海员要求我们在他的小本上签字，本子里夹着从当地报刊上剪下来的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乘客中有两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每天教我们一点汉语。汉语没有数和性等变化，似乎很容易说，然而，读和写却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字，因此有五万多个字! 　　1938年9月18日自广州给哥哥孟凯什的信 　　昨天下午我们乘船从香港来到这里。在码头上我们受到群众的欢迎，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当地的官员和红十字会成员。孙逸仙博士的夫人也前来迎接。她仍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女士，操一口漂亮的英语，穿着非常简朴，没有一点中华民国国父夫人的架子。 　　1938年10月12日自汉口给大妹夫萨达西夫拉奥的信 　　我们9月29日到达这里。正象当地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我们还没有“掸掉长途跋涉带来的尘土”就开始了工作。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单独负责病员。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熟悉情况。今天我们接到命令到宜昌去，这地方在长江上游，从这里坐船去大约需要三天。在那里，我们将独立地同时照顾一千多个伤员。 　　这里的医疗救护条件很差。由于没有足够的救护车，伤员们得步行四到七天到后方医院来。因此医生根本碰不到重伤员，他们看到的只是伤口已经严重化脓和开放性骨折已经腐烂的伤员。仅汉口这一个地方每天就有五百至八百个新伤病员从附近前线撤到这里。而现在全中国到处都是前线。医院所有的护士和包扎员只够有时甚至还不够每天给这些伤员包扎伤口。再没有多余的人给他们洗伤口、整理被褥或护理他们了。他们象沙丁鱼一样挤着躺在满是污秽的地板上，成群的苍蝇在他们周围嗡嗡飞舞。尽管这样，他们只等伤一好，就又奔赴战场去参加战斗了…… 　　我想你接到这封信时，网球比赛的季节就要开始了。你今年一定打得不错吧?这次你应该取得比亚军更好的成绩。 　　1938年11月24日自重庆给母亲的信 　　我们于16日上午乘轮船离开宜昌。由于船小而旅客多，我们不得不三个人挤在一个房舱里。从宜昌到重庆，沿途风景非常秀丽。河道狭窄而蜿蜒曲折，湍急的江水夹着漩涡穿过高山峡谷。驾驶员们不得不特别小心。据说在这段江上每天至少要翻一条船。我们所遇见的另一条船与我们所乘的船同属一个公司，它就是在这里触礁的。我们白天航行，夜晚抛锚，于21日早上到达这里。重庆位于长江与另一条小江的汇合处，市长派了代表在码头迎接我们，并用他自己的汽艇把我们送到对岸。由于前一天电台广播了我们到达的消息，因此码头上还聚集了一些人。我们住在叫做加拿大传教团的小旅店似的房子里，它是由传教士经营的。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至十二名欧洲人和美国人住在这里。我们全在一起吃饭。每天，我们收听有关印度的消息。这里整天阴雨连绵，终日不见阳光，天气很冷。屋子里老得生着火。 　　重庆是个大城市，现为中国的陪都，人口与孟买差不多。这里除了和其它城市一样有黄包车外，还有很漂亮的轿子。我们可能要在这里逗留八至十天，但是下一步去什么地方还很难说。现在中国人已采用西瓦吉的莫卧尔部队的战略。他们常常夜间行动，突然袭击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日本人在后方遭到了这种骚扰，因而前进困难，现在他们就夹在我们与前线之间。 　　1939年1月5日自重庆给弟弟维塔尔的信 　　我们想一星期后离开这儿去陕北延安。也许以前你在孟买中国图片展览中了解了一些关于这个地区的情况。我非常高兴，我们就要到那里去，因为目前那儿正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地方，我们将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那多雪的气候，连绵起伏的山峦和窑洞生活将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在那个地区正进行激烈战斗的八路军吸引着大批的全国各地的学生，很多战士都是受过教育的。延安有一所讲授政治学、经济学和多种欧洲语言的“抗大”。待我亲眼看到这一切以后再来描述吧。 　　我十分惦记我寄到绍拉普尔的信件，两个月来，我不仅没有收到任何人从那里发来的信件，而且看起来我的信也确实没有送到。到了陕西通信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如此，不必挂念我，我们在这里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 　　请代我向一切还记得我的人问好! 　　1939年1月16日自重庆给哥哥孟凯什的信 　　今天早晨，卓克大夫把你的信交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孟凯什告诉柯棣华，他们的父亲逝世了。——译注)忍受这种悲痛，对于我并非十分困难。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到第一次轰炸，当场炸死五十多人。我看见从瓦砾堆中拉出来的男人、妇女和无辜孩子的尸体。他们有什么罪过要遭到那样的惨死…… 　　请你竭力安慰亲爱的A(柯棣华的母亲——译注)，她的命运是最悲惨的。请她相信，在千里之外，有一个人，他虽然不能在她身边，却正在为她向上帝祈祷! 　　我十分抱歉不能帮助你什么。你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处理经济问题，这确是十分困难的，但我相信你能妥善处理。 　　请代我感谢柯·帕利卡尔斯，安倍尔卡尔，并向所有来安慰妈妈的人问好!代向瓦希尼、希拉、玛哈拉萨、马诺拉玛、维塔尔、萨鲁和巴比问好! 　　1939年2月自延安给二妹玛哈拉萨的信 　　经过三天驱车旅行，我们在三天前从西安到达这里。延安是边区政府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达塔拉姆潘特将会告诉你共产党意味着什么。这个城市屡遭轰炸，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因此大多数居民都已离开这个地方。然而党政机关和八路军司令部仍然留在这里。沿路的墙上贴着数百条欢迎标语，我们一到便受到了盛情接待。我们住在一所旅馆里，它和其它一切事情一样是由政府管理的。它座落在靠近山顶的山坡上，约有三十个房间，每一个房间是开在山上的一个窑洞，约有十五英尺长四英尺宽，内有一个二英尺高的平台，占窑洞面积的一半。这种平台相当于陕北房子里的炕，可以说是一种里面可以生火的小“Bhatti”(仓场)，人就在上面睡觉。以后我会给你带一些窑洞的照片。所有的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等都设在窑洞里。设在里面的手术室就象大城市里的一样宽敞，明亮。这里的干部、士兵和工作人员在薪金、粮食和衣服等方面的待遇大致相同。一个士兵每月得到三卢比，一个司令员或一个政府官员每月得到五卢比。在所有这些同志之间都可以自由交往。关于上述情况，我以后在给绍拉普尔去信时再详谈。我们预计在这儿逗留两、三个星期，视察边区政府所在地的所有医疗设施，然后我们将随军上前线去。 　　这里昼夜十分寒冷，滴水成冰。我们脚上虽然穿着两双毛袜和毡鞋，但仍冻得发疼，好象一直站在冰块上似的。这里经常下雪，景色很美。奇怪的是下雪的时候并不太冷。有一天下了三、四英寸厚的雪，我们几乎一步一滑。 　　(这封信是接在9日从西安写的一封信的后面，未写明日期，推算应是15日。——译注) 　　1939年4月12日自延安给二妹夫达塔拉姆潘特的信 　　我们的通信太慢了，我不记得自从我在重庆接到你的信后，是否给你回过信。但我还经常给马哈拉萨写信。最后一次是到达延安之后写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到她的来信，请你们轮流照顾一下顽皮的米纳，她就能快一点给我写信了。 　　你一定从我写到绍拉普尔的信中知道我们已经搬到了这里——延安北面十五英里的一个地方。过去这里是一个小医院，现在正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型的模范医院。与其说是建立起来的，还不如说是挖出来的，因为整个医院将由山上开出来的窑洞所组成。这个地区的山都是黄土山，它是由遥远的北方刮来的尘土聚集而成的，因而土质是松软的，几乎没有岩石。这些山的形状很独特，它们不太高，山坡并不光滑，有天然形成的层层阶梯。这里的树少得出奇，一眼望去，你最多只能看到五棵树。由于这里土质松软，所以在这里打窑洞是很容易的，但土崩和窑洞塌方的事故也是经常发生的。 　　还是让我们回过来谈谈医院吧!它已接近完工，二十五个窑洞已挖出来，其中十六个窑洞一行，显得非常漂亮，每个窑洞能容纳五个病人。还要逐渐增建更多的窑洞，以容纳二百个病人。 　　这个医院将在两个星期内开始工作。我们预料医院的工作一定很忙，因为这个医院将为同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有关联的三万多人服务。 　　根据中国当局的说法，自从汉口失陷，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军事相持阶段。在最近五个月里，由于中国人集结在一些天然的屏障后面，由于游击队不断地切断日本人的很长的交通线，日本兵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看不到刚来中国时的那种情景，比如在汉口一辆辆载着伤兵的卡车源源不断地驶进城里。中国人现在正在忙于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集中军备物资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发起反攻，把敌人赶出国门。 　　目前，我们在这样一种人当中工作，这种人即使在某次战斗中失利，也不会被打败。八路军吸引着人们，特别是吸引着国内外真心想抗日的学生。 　　每个机构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对所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员进行政治教育。甚至我的“小鬼”(“小鬼”是为高级军官做勤务工作和传递信件的小孩)也知道他本人不仅仅是给我们打扫窑洞的勤务员，而是一个积极抗日的战士。他们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德国和苏联等等。有一天，一个首长的勤务员让我给他讲印度革命的故事。我在他这样的年纪时爱听鬼的故事，最好也不过是爱听伊索寓言。当然每一个人都非常自觉地努力工作。今年他们都很担心，万一西安失陷，他们的粮食供应将被切断，因此决定每个机关都要自己生产粮食。每个单位都分到了几块土地。看到学生、教员、医生和护士在空余时间拿着镐头下地干活是很有意思的。只有有觉悟和有决心的人才能做到这样。关于这些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我要告诉你的实在太多了，等我回去以后再谈吧! 　　我已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亲爱的玛哈拉萨的来信了，我知道她照看米纳是很忙的。我真希望她每天能花点时间读书，要不然，她很快也会和她的几个姑母一样。每天看看报，不但可以提高她的英语水平，而且可以扩大她的眼界，只有有学识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有教养的女儿。我听到关于米纳的许多事，你能把她最近的照片寄一张给我吗? 　　1939年11月15日自西安给四妹萨鲁和五妹巴比的信 　　前几天中国一个重要将领邀请我们到前线去，我们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真正的前线去工作。我告别了延安的人们，现在已经到达这里，两三天之内我们就要向前线进发了。到达目的地可能需要二十天左右。虽然在一些地段我们可以坐火车或骑骡子，但大部分路程还得靠步行。这里的铁路系统很怪。坐火车到了日军占领区的边界就得下来步行，但是走几英里以后就又可以乘火车了。在中国人控制的地区以外，同样是这辆车，竟是由日本人掌管着!现在日军正轰炸由中国人控制的铁路系统，而中国人也以炸毁日本占领区内的铁路和桥梁作为回敬。尽管如此，火车还是照样“畅通无阻”。但大部分路程我们还是不能乘火车。 　　我们由延安南行到西安的旅行也是很不一般的。这些日子中国汽油奇缺，因此汽车里总是那么拥挤。为了保证我们和三个护理员的安全，有两名军官和八个民兵和我们同行。卡车上共有五十六个人。车上过于拥挤，有些人不得不拽着车帮，为了不至于被卡车剧烈的颠簸甩到路边的山谷里去，他们紧紧抓住那些坐在车里边的人的手腕。由于摇晃和拥挤，他们当中有些人包括我们的两个警卫员感到头晕。我们轮换着紧紧地抓着他们的皮带。就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卡车发动机坏了，那些头晕和一路上紧紧抓住车帮的人都非常高兴，当然我们也并非不高兴。大家决定把车推到离那里二十英里的下一个村子，然后打电话从西安再要一辆车来。我们费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连推带拉才算把坏车弄到那个村子。从随信寄去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推车的情形。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个刚从德国来的犹太人医生，一个父系是新西兰血统的中国人，还有两个被俘虏的日本兵，真可以说是一次国际聚会! 　　现在寒冷的冬天已经在这里降临了，很快就会下雪。我们都做了棉袄、棉裤和棉大衣，当我们穿上这些棉衣的时候，都显得那么臃肿。 　　一封信送到前线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为写许多回信而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邮费。就我来说，我将尽可能经常给你们写信。即使是这样，一旦你们很长时间接不到我的来信，也不要过于焦急，前线会象这里一样安全的。 　　1940年1月4日自山西武乡给大妹希拉的信 　　我们于一星期前安全抵达这里。从西安到这儿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坐火车启程时，车里异常拥挤，以致有些人竟坐在车厢顶上!中途，我们不得不下火车走了二十来英里路，因为日本军队在铁路线对面驻有重兵，并不断从那里炮轰铁路。下了火车以后，我们步行了三天，来到黄河边上。我们清晨坐小船过了河。从这里，开始了艰难的旅行。我们每天都得走上十五至三十五英里路。太阳总是早在四点钟就落山了，因而我们早上不得不很早就起身，特别是要走远路的时候。晚上我们被安排在八路军的兵站住宿。早上总是非常冷的，差不多总到零下十五度。每天我们要翻过一两座高山，有时甚至要翻五座。经过三个星期单调的旅行(途中因要在欢迎会上讲话，停留了两次，休息了两天)，我们到达了旅途的一个关口——日本人的封锁线。穿过封锁线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危险，但也非常麻烦。你必须夜间穿过各种各样的山口，一口气走上二十五英里路!有两个连的步兵担任我们的特殊警戒。一旦出现战斗情况，他们可与敌交战，掩护我们安全通过封锁线，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村庄正好座落在一条线上，中国人从两个边上的村庄向日本人发动进攻。由于夜间无法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力，中间两个村子的日本军队也就不敢贸然出动袭击中国士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冲过了一个被占领的村子。没人悄声说话，也没人抽烟，我们简直是一步跨过公路的。日本人是开了几枪，但那时我们已离开了危险区。我们穿过封锁线以后的一个星期内，中国军队就全部占领了那四个村子。我们在通过封锁线三天后，到达了八路军总部。这个地区的村庄都曾在不同的时间被日本人占领过，有些村子被占领达八次之多。每当日本鬼子被迫撤离村庄时，他们就放火烧房，因此这里大部分房屋都没有屋顶。 　　到此不久，八路军总司令就会见了我们。这支军队几乎在整个华北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然而他们的司令员每月却只拿五元的薪金(相当于十一卢比)，吃的饭也极其简单。由于所有官长都拿这样微薄的薪金，所以在同样经费开支的情况下，这支军队在编制上可比其他军队有更多的兵员。他们极为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因而，他们能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自觉战斗而毫无怨言。他们有一个对日本兵经常进行宣传的部门，日本俘虏在这里经过短期教育后就被释放。 　　1941年1月18日自晋察冀给巴苏大夫的信 　　我碰巧遇到了聂司令员，他告诉我说你给他去了个电报，告诉他说印度国民大会要我们回去，而你却准备在这儿工作下去。我呢，我也认为我还应在此停留一阵子。明天我准备找他谈谈，然后再拍电报把结果告诉你。请你给我来信，和我详细谈谈你在延安的工作情况。你说我是否有必要立即动身回延安去?请经常给我来信，告诉我一些印度的消息，而且，如有可能，寄给我一些印度的剪报和英文书籍。也把我的信捎来，我知道最近经常有人从延安来。 　　1942年1月4日自晋察冀给大妹希拉的信 　　1940年1月来信和维塔尔1941年1月的来信均于去年6月收悉。去年我曾三次写信给你，但这些信既没有被送到印度，甚至多没有被送到延安。我和巴苏是在1940年11月分手的，其后我只收到他两封信。我的信，他一封也没有收到。这儿和延安通信太困难啦。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近况：我到这儿以后，就让我负责白求恩卫生学校附设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所医院是一位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创办的。他因在手术中得了败血症而逝世。这个医院设有两百张床位。除了行政工作外，我还要照看外科病房。在那一年的九个月期间(其余三个月被敌人的“扫荡”占去了，关于“扫荡”我后面再谈)，我做了大概四百四十例外科手术，其中75%以上是大手术，它们包括二十例疝气手术，四十五例截肢手术，三例接肠手术和其它许多大手术。这是一所“后方”医院，在手术前后都可以照顾伤员。 　　你知道我们这儿是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越过了敌人防线，来到了他的背后——可以说是拖住了他的尾巴，使他再不能前进。这里的战斗大部分是游击活动，破坏敌人交通，袭击小股敌人等等。你想一想，我们的四周都是敌人，有的地方敌人离我们不到十英里远。但就在这里，我们办起了卫校、医院、兵工厂、军事学校等。这样一个由我们控制而被敌人包围的地区叫做边区。仅华北地区我们就有八个这样的边区，每个边区大小相当于印度的一个县。 　　那么敌人怎么样呢?是不是就此罢休呢?不会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我们所有的边区发动进攻，于是他就这样做：从其它地方调集大量部队对我们一个边区发动他们所谓的“扫荡”。每当遭到这样的进犯时，我们就得隐蔽起来，背上背包，和敌人捉起“迷藏”来。敌人在离我们一、两英里远的地方，放火焚烧房屋和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毁掉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因此，军民都得把东西统统埋入地下。这样的进犯一般要持续一两个月，结果敌人的损失要比我们大得多，特别是在那些敌人的军队已被调出的边区，我们向他们发动猛烈的进攻，迫使“扫荡”的敌人不得不很快撤回去。象这样的“扫荡”一年平均两次，我们时刻都准备着。比如，我们能够在六小时之内把医院的东西全都隐蔽起来，同时把所有的伤病员转移到山里安全的地方去。 　　请不要担心我的身体，这里的领导对我照顾得很好。至于我返回印度的事，你也不用着急。当前，我们每一个印度人的责任，正象每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的责任一样，就是抗击日寇，反对法西斯。况且，目前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又相当激烈，也没路可回。不过，我不久将返回延安，在那里我们的联系就方便多了。 　　1942年1月4日自晋察冀给巴苏大夫的信 　　我简要地告诉你去年我在这儿的工作情况。去年1月我正式参加八路军之后，即受命主持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个医院是由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来附属的一个“所”(指医院——译注)同另一个“所”合并而成的。共有两百来个病床。由于我是医院的领导，势必承担一些行政工作，再加上我还需要照看这里的外科病员，所以我是相当忙碌了。我的医疗工作包括照顾外科病员、动手术和指导学员在手术室实习。我们平均每天要做两个手术，大批的伤病员经常转到这里来。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做了四百三十多个外科手术，其中包括四十五例截肢术，二十个疝气修补术，三十五个腰部及腱骨前副交感神经切除术，三个肠吻合术和几个妇科手术。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简况。虽然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外科技术方面，我的收获倒是挺大的。 　　关于学习，没有英文的政治书籍是一大碍难(我没有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书，我也不可能从这里找到)，特别是去年上半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现在我已认得不少中国的方块字，这使得我能够看一些中文书籍，如《中国革命史》等等，而且，我还可以几乎不查字典就看懂报纸。报纸的社论(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我很感兴趣，尤其是分析政治形势的文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时间不够。一句话，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去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性格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变。如你所知，在未来延安以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落后，脑子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虽有一些民族主义意识，但对革命的方法却极模糊。在去年一年中，我过着八路军战士的生活，在会上以及个别交谈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和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感到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讨论我们回印度的问题以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1941年11月25日我和郭庆兰同志结婚了。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女教员。这是在经过令我头痛的苦苦思索之后才作出的决定。奇怪的是，一种东方国家在反法西斯的前提下结合起来的想法，也使我作出结婚的决定。你积极参加了在延安成立的那个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工作，后来还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我想，这些政治活动，也许将使你非常忙碌，在短期内也许不能回印度去。我也不急于作回去的打算，而且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两个应尽可能一块儿回去，将来尽可能地在一起工作。当然，结婚不会影响我回印度或去延安，但对之却也不得不加以适当考虑。 　　谈到回印度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应该在中国再呆上一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对变幻莫测的政局所作出的清晰分析，而这种分析在印度是学不到的，尽管印度也处在反法西斯战线上。我虽然不急着回印度，但我却迫切想到延安去，我真想到延安后好好总结一下我在八路军中所学到的一切。估计在明年春天我很可能和那个牙科医生一道回延安。我不了解你在延安工作、学习的详细情况，但我希望你也能在那里多呆一段时间…… 　　(译文由吴晓春校) 　　 纪念柯棣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纪念馆等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