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白求恩 > 全文图书 > 纪念白求恩

讲演

人民出版社

访问“镜中国”观感 　　编者按：1935年8月，白求恩大夫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这篇讲演是他回国后于同年12月20日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组织的报告会上发表的访苏观感。他在讲演中风趣地借用美国作家卡罗尔所著《艾丽斯漫游仙境》一书中的情节和人物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今天晚上是我主动选择最后一个发言的。我决定采取和我的那些从列宁那里毕业归来的同学们相反的立场。我确实感到他们是会意见一致的。因此我决定，假如他们贬低俄国，我就赞扬它；假如他们赞扬俄国，我就贬低它。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出于任性，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心。依我看来，真理常常包含着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现实的各个方面。人们关于俄国的一些谈论都是真的——当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所有从陌生地方或外国归来的旅行者所讲的话，主要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不自觉地采取自我表白形式。批评成了对批评者的评论。所有归来的旅行者可以说都是如此，从圣经里的那些人——他们把巴勒斯坦说成是遍地都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国土(当然根本没有这回事)——到马哥孛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孟豪森男爵①。今晚你们听到的是四个人关于一个国家的报道。 　　坦白地说，我不象其他几位那样去俄国是为了参加生理学大会。我此行有比这重要得多的原因。我主要是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去看看他们对于消灭传染病中最容易消灭的肺结核做了些什么。只要具备勇气和金钱，肺结核是可以消灭的，对此，我有些具体的想法。今晚我不准备谈他们在这方面正在做些什么。我也不想谈这次大会的情况，因为我只参加了一次开幕式。我忙于在涅瓦河里游泳，自由自在地逛大街，看橱窗，参观画廊、市场和商店——这就是说，把沃尔特·温切尔、偷看者汤姆和在国外的乡下佬②三者集于一身。 　　我的讲话题目会使人以为，我要拿“镜中国”③来和俄国作一个比较。用嘲弄的口气模仿一下这篇童话，或者用挖苦的言词写一篇题为《恶意人漫游谬境记》，这都是很容易的。嘲弄和拒不相信某些事物是很有趣的心理现象，它们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嘲弄比夸奖要容易。但是应当记住，当人们把俄国称为一个颠三倒四的国家的时候(确实有人这样称它)，可以有理由怀疑，并不是人们在俄国看到的东西可能是颠倒的，这种使人困惑的视力错觉，也可能是一个用头倒立的观察者看到处于正常状态的正常东西而得来的。当然，在俄国的大门上应该写上：“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旧的概念吧。”把所见所闻和白骑士、白王后、红国王、矮胖子、疯帽匠、半斤、八两④相比，倒也是一件趣事，有时还很恰当。例如，斯大林，这位举世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可以让他扮演“海象”，列宁可以扮演“木匠”，那些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人们可以扮演1921年时被带去海滩进行那次灾难性散步的“牡蛎”。如果断章取义，把“镜中国”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来套用于今天的俄国，那也会是挺有趣的；例如俄国可以比作镜中的房间，艾丽斯发现它很象她自己家的客厅，只是里边的东西都是反的，书也很象她的书，只是书本上的字是反的。可以把半斤、八两揶揄为闲荡者和闲逛者——苏联国家旅游局那些可笑的、喜欢同人争论的小胖子们。“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今天终归没有果酱”，可以看作是工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得太慢而发的怨言。白王后对于下下星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可以看作是俄国人对他们的未来所抱的无限的乐观主义和信心的一个例子。而且用白王后对艾丽斯提出的异议所作的回答来形容俄国，这也是很确切的。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王后说，“你不信吗?再试试看；吸一口长气，闭上眼睛。”艾丽斯笑着说，“一个人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王后说：“我敢说你练习得不够多。我有时候在吃早饭前就相信了多至六件不可能的事。”后来，当艾丽斯发现壁炉里的火是真火的时候，她高兴的惊叹声里包含有同样多的真理。“那我可以象在我家房间里一样暖和了，事实上还更暖和些，因为这里不会有人骂我，不让我呆在火边”。然后她从一座小山上往下看，看见整个国家象一个大棋盘，生活本身象正在全世界下着的一盘棋，她说：“只要我能参加棋赛，即便当名小卒也甘心，不过，我最好能当上王后”。王后就这样回答她：“那也不难，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当白王后的小卒。开始时在第二排的方块里，等你走到第八排的方块时，你就当上王后了。我们可以一起当王后，整天吃喝玩乐。”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的信心和希望。 　　伊莎多拉·邓肯⑤在她的自传里这样描写她的分娩……“我躺在那儿，象一个喷着鲜血、奶水和眼泪的泉眼。”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妇女分娩，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时，他会怎么想呢?那鲜血，那痛苦，那看来很残忍的助产士 ，那一整套使人作呕的接生技术，难道不会把他吓坏吗?他会大叫：“制止这一切，想个办法吧!救命啊!快叫警察!杀人啦!” 　　然后你告诉他，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生命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痛苦会过去的。对生产来说，痛苦和丑恶是必要的，而且永远是必要的。在知道了这一切之后，那么，当这个妇女躺在那里时，他该怎么谈论她才算是恰如其分呢?她不丑吗?丑；她不美吗?美；她不可怜、可笑、奇怪和荒唐吗?是啊，她可怜、可笑、奇怪而又荒唐；她不优美崇高吗?是啊，她优美崇高。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现在，俄国正在经历着分娩。助产士和产科医生们一直在忙着使这个宝贝婴儿活下来，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还顾不上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干净。正是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堆丑陋的、令人不舒服的、有时还令人讨厌的、乱糟糟的东西，使那些胆怯的金童玉女一看就撅起鼻子，觉得不屑一顾。这种人的灵魂冷漠无情，他们缺乏想象力，看不到在鲜血的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温文尔雅的姿态。它是粗鲁的、激烈的和猛烈的变革。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代表着从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壮观，代表着人类进化的、新生的和英勇的精神。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念——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和最终的背叛。 　　① 孟豪森(1720—1797年)，德国旅行家。——译注 　　② 均为传奇或小说中的人物。——译注 　　③ 美国作家卡罗尔所著《艾丽斯漫游仙境》一书中虚拟的国名。——译注 　　④ 均为《艾丽斯漫游仙境》童话故事中人物，下文中的一些比拟，亦为该书中的情节。——译注 　　⑤ 邓肯(1878—1927年)，美国舞蹈家。——译注 　　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 　　编者按：这篇讲演是白求恩大夫在1936年4月17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这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大夫为之大声疾呼。 　　绪 论 　　今天晚上提出了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思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把医学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疾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斯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则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成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在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们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得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病人的困境 　　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分成三大阶层：第一，富裕层；第二，不富裕层；第三，穷困层。上层包括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大富之家；中间一层是那些不甚富裕而又没有保障的人们；下层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实在是生活在镣铐之中，辗转于勉强糊口的边缘。低收入阶层的人只能从医生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中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标准的三分之一。医疗费用委员会①的材料说明，按适当标准现应住院治疗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能住上，住院天数也只及实际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四。唯一例外的是因外科手术住院的病人，贫富大致都能受到正常待遇。 　　总之，人们必须经历大手术的灾难，才能得到多少说得过去的治疗。委员会的报告还说，年收入低于一千二百美元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假如和收入一万美元或更多的人(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十三点八得不到这一类治疗)加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造成这种惊人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付不起钱是主要原因；第二，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因此我们看到，1929年美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口，那一年一百人中只有四十八人去看内科，二十一人去看一次牙；十七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住院治疗；二十六人中只有一个人检查了眼睛；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受到健康检查、种痘或打防疫针。然而这一阶层人民中的发病率数字表明，同一年里每千人中就有三百四十四点五人得病。如果把加拿大看作美国这种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看——那么我们的数字不会有多少不同。 　　医生的难处 　　科学知识之博大已经使任何个人在实际上不可能掌握全部医学知识，更不用说加以运用了。这就使医生的专业化成为十分迫切的事，而集体行医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个人的专业化意味着需要人口集中。普通医生都知道，没有专科医生的相助，他们给病人的治疗就不值病人们所付的那些钱。然而专业化训练所需要的费用使许多医生不能进入该领域。年轻的医生为了支付医学教育费用，在经济上需要经过艰难的奋斗。此后，为了要挣钱，他们往往不得不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活计，不管这对于他们是多么不相宜。这样他们就被套上了经济的枷锁，千人中也难得有一人能从中挣脱出来。治病收费这一点使开业医生在道义上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1933年，佩罗特和科林斯调查了美国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发现特别贫困的阶层比其他阶层发病率高。医生为这个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免费的，为中等富裕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为那些富裕阶层病人出诊看病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假如以三千美元的纯收入为标准，那么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医生所挣的钱不足此数。如以二千五百美元的纯收入为计算标准，那么就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如以一千六百美元计算，也有百分之十八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此外，有百分之五的医生总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职业上的开支。把这一情况与在陆军、海军以及医院和公共卫生事业中担任专职医生的薪金作一比较，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些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二收入低于三千美元。 　　除了上述这一点以外，委员会还认为，目前的医疗系统和分支机构，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都不能提供合乎基本标准的服务。迫切需要极大地扩充公共卫生事业。现在按人口计算，花在每人身上的三十美元中，医药费只占一美元。这是不行的，至少应该占二点五美元。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客们对公共卫生，特别对贫困的人们却表现了漠不关心的冷酷态度，似乎不这样，就有损于他们的信条的尊严。 　　我们该怎么办? 　　请允许我提几点明确的看法。当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是可以起作用的。 　　1．提供健康保护的最好方式是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药费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公正，效率低，浪费大，完全过时了。而医生们，搞慈善事业的个人和机构，都在尽力保持这种做法。本来在一百年前，即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做法就该自然消亡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一部分群众的疾病或肌体的失调都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认识到，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它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责任。使医疗制度社会化并取消或限制私人行医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我们自己不再象现在这样受政客们的剥削。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让我们医学界更多地讨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不要尽讨论有趣的病例；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这里指的是我们对这些词的狭义理解)。 　　2．医学界象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判断其领导人好坏的根据，是看他们对待当代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如何。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代医学界的第一流内外科医生，而是更多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工作必须成为传统的、一贯利于他人的人民健康的捍卫者。让我们向政府提出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不管医务工作会处于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这种地位。这看来象是把这项事业作为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祭坛上，但其结果将仪这一事业象一只光辉夺目的凤凰从它自身的死灰中再生。 　　医学界必须全部重新组织并统一起来。要组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联合起来向疾病进攻，并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让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你们服务得最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我们是为你们的健康而工作的。” 　　3．医疗制度社会化意味着：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法院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要由公共基金来维持；第三，不是根据人们收入的多少，而是根据其需要，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必须取消慈善事业而代之以正义。慈善事业使布施者降低了思想境界，使受惠者沦于堕落；第四，医务工作者应由国家支付有保障的薪金和养老金；第五，应由医务工作者自己来实行民主管理。 　　二十五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丢脸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 　　医疗制度的改良办法，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医疗制度的社会化。这是那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人道主义出于不得已才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社会主义形式。 　　医疗制度社会化的反对者们所强调的三点主要反对意见是：第一，会失去主动性。在现代这种野蛮的状态之下，虽然人类这头蠢驴可能需要在它的鼻子底下挂上某种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挂上一束荣誉之花就行了。第二，会产生官僚主义。这可以由自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这种说法的唯一支持者是医生，不是病人。给病人一个有限的选择——比如说两、三个医生任其挑选，要是病人还不满意，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对人对己要一样——医生也应该有机会选择病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要的是疗效，而不是名医啊。 　　4．医务工作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解放出来，要想到整个社会，要意识到健康和经济上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自己的孤立状态，了解当前经济危机这一现实。世界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变化。医神之舟已开始感到，在它的龙骨底下日益高涨的世界潮流正在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前进，否则就要葬身波涛。 　　5．今天的世界上有两种人在竞争：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残酷斗争的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使大家都生活得好一些，就必须进行共同努力的人们。 　　人民已经准备实行医疗制度的社会化。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来自医学界内部。要承认这个事实。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一副反动派的讥讽面孔或者装出宿命论者没精打采的神情，他们打着“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非盈利性的国有化企业没有效率”，“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和“个人自由”等等旗号来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学界的敌人。 　　今天医学界所面临的局面是医学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主张，要紧的是维护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维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一派主张，医学界的作用比保持医生的地位要重大得多；保障人民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应高于职业的特权。因此，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中一个剧中人的挑战性的话，虽然说了几世纪，今天仍然在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 　　① 指美国医疗费用委员会。——译注 　　在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编者按：1938年6月中旬，白求恩同志自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8月，他倡议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建立“模范医院”。9月15日，医院落成，举行开幕典礼。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亲临致词，与会的有边区政府代表和群众二千多人。白求恩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讲演。 　　同志们： 　　感谢你们送给我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功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刮刮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用不到五十年的功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掌握在日本金融资本的独裁者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国。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一般说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就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它意味着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他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坏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们也许还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在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需要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护理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下面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过不久，他对于你的纠缠不清就会觉得腻烦，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护士。等到你做了护士，你又去找你那个单位的大夫，找领导你的人，跟他说：“请你教给我怎么做这工作。我药上得对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他迟早也要对于你的纠缠不清腻烦透了，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大夫。等到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讨人嫌，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二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的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就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这样，过不久，聂将军就会听到你，并把你提升做一个军分区的主任大夫。你在那里要和从前一样，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会听到你，想提升你做整个八路军的卫生部部长。到那时候，聂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就要展开一场友谊的争夺，看谁能擒到你，因为聂同志一定不愿意让你离开他的军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是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有技术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详细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这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象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它好象一个行星——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象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做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象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象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位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小大夫、护士和护理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护理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要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订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有好处。最后，我还有几句忠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的阳光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映现实。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护理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护士，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很多不便。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化身、助手兼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心，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