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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人民出版社

西班牙日记片断 　　(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所见) 　　编者按：1937年2月，白求恩大夫赴西班牙南部工作。时值马拉加撤退，他沿途目击法西斯一手制造的人民颠沛流离的惨景，内心充满了义愤和同情，写下了这篇日记。后来又将这篇日记改写成小册子，题为《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同年在马德里出版。 　　我们在阿尔梅里亚①逗留了一个小时，觅取一顿难以到手的果腹之食，时间还绰绰有余。这个小海港遭到过空袭和海上封锁。街上可以嗅出饥饿的气息。街头的一个小淘气把我们领到一家小酒店，但是那里挤满了民兵，大家都在吞食着千篇一律的冒热气的杂烩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桌子间徘徊，等着抢一些残羹剩饭。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老板带着歉意端上了一道标准菜：豆子。我们再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人。马拉加②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争论：留下好吗?法西斯真会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塞斯驾车驶过港口，进了山。从这里到马拉加只有一条通路。它从阿尔梅里亚顺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向前沿伸，迂回于陡弯之间；右侧耸立着灰色的悬崖，左侧俯瞰大海。阿尔梅里亚在我们身后消失了，只见在我们下面的地中海，惊涛拍岸，浪花四溅。 　　………… 　　难民们漫不经心地从车旁经过，没精打彩地蹒跚而行，在坚硬的路上一步一挪，无力下垂的双肩，仿佛在拖着他们的身躯向前走去，他们张大了嘴，举目无神，显然已精疲力竭了。 　　………… 　　如果他们来自马拉加，就至少已奔波了五天五夜。可能吗?那个腿上的溃疡还流着脓的老妇人——在野外路上跋涉五昼夜后居然还活着?是的，她就在眼前，她的外套在尘埃中拖曳，身影在卡车后面被吞噬了。还有那些孩子们……年龄各异，跣足而行——他们也竟然还活着?数不清的孩子!一瞥之间，有难言之痛。五英里蠕动的人群中，竟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 　　当夕阳西下之际，我们又来到海岸边。晚霞蔽空，火舌似的光焰在地中海面上颤动，夜幕倏然降临。我们感觉到周围难民的脚步声更匆匆了。塞斯打开了前灯，顿时忿怒的喊声充斥于耳：“关灯!”在被围困的城市里，成长着的孩子们不知人类久已征服了黑暗，而在这里，在一度陶醉过无数旅游者的优美海岸边，灯光竟是一种威胁，只是在黑暗中才有一丝安全感。 　　………… 　　车门忽然被打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倚着门，睁眼凝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骨瘦如柴的孩子送到我们面前——正发着高烧，颤抖不已。男人连珠般地说起话来，最初有些沙哑，接着，声调越来越悲昂，后来竟有如哀鸿。我用不着翻译；他表达的是人类共同之情，不管用何种语言，都使人瞭然：“我的孩子病得很厉害……在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之前，就会死去的……我可以留下……我只是为他求情……把他带走吧，搁在任何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就行……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很快就会去找他的。” 　　我接过孩子，轻轻地让他躺在座位上。那西班牙人激动地紧握着我的手，在我胸前画了个十字。对着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对着一张张从黑夜和骚乱中隐约可见的面庞——我身边的一张张恐惧、抽搐的面庞，对着那些惶恐地摇曳着的臂林，那些哀求的心声，我的由衷之情决非西班牙语所能表达的。 　　“同志……行行好吧……救救我们，”他们喊道，我尽管不懂他们的语言，却完全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带走吧……法西斯很快就追上我们了……” 　　“发发善心吧，同志，救救我们，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跃上踏脚板，人们围着我，拉着我的衣襟。我愤然如焚：他们今晚躲到哪里去了，那些受命于基督教上帝的牧师们，那些在人世间为他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的人们，他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他们难道对向主求救的众生竟置若罔闻?人类之爱又被驱入何处的暗穴?在这个满目疮夷的世界上，怜悯、天良到哪里去了? 　　空话——呸!甜言蜜语到处泛滥成灾，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迷茫、苦难的人群。假如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握着一千支致命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发子弹都瞄准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到那时候，我会懂得如何泄愤的!我会用每只手中的每一支枪来宣判这些败类的死刑，我要象天使加伯列的号音那样大声疾呼，使这昏睡的世界振聋发聩，压倒外界那些小丑和撒谎者的骗人叫嚣。我要用加伯列号音般的呼声，唤醒被蹂躏的西班牙疆土以外的那些麻木不仁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你们这些在今晚安睡的人!如果你们对今晚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竞视若无睹，你们自己的城市也将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③!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同样地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彷徨，所有你们这些今晚听见了西班牙的痛苦呻吟却默不作声的人们!” 　　我俯过孩子发抖的身躯，凝视着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再往前走已毫无意义。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尽量设法多带些人到阿尔梅里亚去，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好腾出地方，这些东西可交给最先路过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 　　我不慌不忙地挤身于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中，高喊着，“孩子!——只带孩子!”断然决定谁该走，谁该留下，确实太狠心了，甚至比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还要令人寒心。“你，”我喊着，从万头攒动的人群中指了指一个妇女，她抱着一个搂着她脖子的婴儿。“我们可以带走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手把她向前推着，不久，我和她挨身站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孩子带走，”我又说了一遍，可是做母亲的抬头用一双黑大深凹的眼睛扫了我一眼，却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手去，但是她仍然无所动静，茫然地举目凝眸。只是在这时假，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啊，他还不能离开母亲。一阵刀绞似的苦痛掠过心头，我茫然不知所措。“只带孩子，”这句话可以轻易脱口而出，可是这妇女那双深凹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只带走我的孩子，我们母子俩就都活不成了。”我扶着她，挤过人群，把她送到卡车旁边，托付到期待已久的黑曾手中。“两个都带走，”我说完后，又挤回人群。 　　………… 　　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臂。我扭头看见一张衰老的面孔，伛偻的脊背，盈眶的泪水，以及泪眼里一种无言的恳求。我望着这个老人，哀叹了一声，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即便在梦萦之中也忘不了你的面容，”我默默地想着，但是我还是把那只抓住我袖子的手推开了——一个老人的、孩子般的求援之手。 　　还能带两个人——这些等候着的、有所憧憬的难民一明白了真相，突然寂静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绞刑吏把绞索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旁观者强打精神观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时，才会有的。但是这里并没有旁观者，全体都是受害者，人人都觉得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了。 　　我从一个早衰的、五十岁模样的妇女身边走过，她就这样死去，毕竟还太年轻了。她双腿肿胀得几乎已不能直立了；在暗中，腿上曲张的血管依稀可见，象一团扭结的刑鞭，血淌渗落在她的布鞋上。我回到她身边，如果她是我的母亲——我将怎样抉择呢?我站在她面前，抚摸着她瘦骨嶙峋的肩膀。我的母亲?即使不是我自己的，总是他人的——一位西班牙人的母亲，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晃的肩膀，她却平静地掉过脸去，仿佛一无所求。 　　我把最后的一个孩子塞进最后一点珍贵的地方，她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紧搂着孩子，呼天喊地，终于在哀呼中撒手了，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孩子——一个小女孩——从鸦雀无声的人群中穿过，走向卡车。突然一个妇女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攀上卡车。我一把抓住她的脚踝，骂了一声，但是她蹬开了脚，从狭窄的空隙中转身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说着，把那孩子举到她的面前。“孩子和你，只能上一个，懂吗?你难道要占去孩子的地方吗?” 　　她还年轻，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面孔的两边。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随后解开外衣，高高地撩起布衫。她，隆起的腹部孕育着一个未诞生的小生命。 　　我们默默地相视了片刻，我，抱着一个孩子，她，怀着一个孩子。她挤坐在脚下一小片仅可容身之地，隆起的腹部夹在两膝之间，她笑着向我伸出双臂。她的眼神、她的臂姿和她的笑容宛然如诉：“看，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里，等于我没有占别人的位置。”她把女孩放在膝上，孩子的头枕着她的肩膀。 　　现在总算办妥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在车厢和司机室里。一半人席地而坐，其他人刚有立锥之地。不管好坏，总算办妥了。 　　…………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双腿流血的老妇人。她也在地上，头枕在膝上。她抬头仰视，憔悴的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为她包扎了双脚。“来，”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陪着你走一段，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歇。”我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可是她把手伸给了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双双加入了公路上难民的行列，她的头倚在我的肩上。和身后的难民一起，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走去…… 　　………… 　　一连四昼夜，我们穿梭似的往返奔驰，不顾一切地帮着撤退全城剩下的居民。接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手不释驾驶盘，我则留在公路上集合一批批要运走的人。我们的脸色因缺乏睡眠而变得苍白。我们已忘记时间是怎么度过的。被留下的人们哀痛欲绝，到达安全地的人们欣喜若狂，却又精疲力竭；我们生活在这种气氛中，不停地工作，担心每运一次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生怕那些离城较远的难民会落入法西斯之手。 　　塞斯每次到阿尔梅里亚，都在省长办事处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火车，或任何能运转的交通工具来加速撤退难民，但是在这座城里，已空空如也。 　　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儿女父母的生离死别令人太难以忍受了。我们开始把一家人都运走，有孩子的家庭有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足足尝了五整天的滋味——饥饿。整个阿尔梅里亚，可充饥之物已绝迹了。 　　仿佛是嘲弄我们的饥腹，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推着一车桔子，高声叫卖。在战争、迁徙、死亡中，一个往日常见的街贩!我把整车桔子都买了下来，只给自己留下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① 西班牙南部的港口。——译注 　　② 阿尔梅里亚以西的海港城市。——译注 　　③ 《圣经创世记》，这两个城市的居民罪恶深重，被天火毁灭。——译注 　　中国日记七则 　　1938年4月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切地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白求恩同志在会见后写了详细的日记，全文现已失传，这里发表的是它的最后一节。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938年4月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到达延安后，所见所闻使他非常兴奋。他从延安的新气象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篇日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1938年8月22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冀西巡回视察期间写的日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三个手术——两个截肢手术，一个是眼部肿瘤摘出。一个截肢手术用了输血的方法。中国同志看了很惊异，一开始，我几乎在中国医生和护士当中找不到一个输血的人。后来，当我自己输了一次并让他们看到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我才能把他们说服。现在，这方面已没有什么困难了。 　　那个腿部切除的男孩和那个上校，恢复得都很好。我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一个手指得到感染——不带手套而在肮脏的伤口动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感染了。这些战士是非凡的人物。他们不是什么常备军，他们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劳动人民”罢了。八路军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二岁。游击队员中，计多人年龄是三十岁左右。有些是三十九、四十岁。他们通常是些大个子，六尺高，强壮而黝黑，一举一动又沉着，又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一种果敢的风度。为他们服务，确实是一种幸福。在我为他们换了药之后，他们总是弯腰深深地鞠一个躬。那个男孩的父亲甚至跪在地上叩头表示对我的感谢。 　　1938年9月13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松岩口写的日记。两天以后模范医院正 　　式落成。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象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1938年10月18日 　　编者按：1938年10月，白求恩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附近的洪子店参加了一次当 　　地的干部会议，回来后写了这篇日记。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1938年12月8日 　　编者按：1938年冬，白求恩同志参加了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的医疗工作，在离火线很近的小庙里日夜抢救伤员。这篇日记是白求恩同志在战斗结束后回到杨家庄时写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形。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939年3月3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他四十九岁生日那天写的日记。头一天，他为救治伤员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他一觉醒来，才想起这天是他的生日。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形，信中还附着那张照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枝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