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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活的利器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当花园之神陶冶着我的性情，让我享受或忍受展现在面前的捉摸不定的生活的时候，美国一些名望颇高的学校正为我磨利生活的工具。我必须使用这些工具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在辛辛那提，为上流阶层开办的私立学校中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富贵人家，这所学校保留着我家里那种文雅友善的传统。这所学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教育，以便将来过贵妇人的生活，指望我们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以博得人们的微笑。我们后来搬到正在发展的芝加哥郊区一个叫橡树公园的地方，这里是一片平坦的还未开发的西部大草原。我已经十一岁了，上了当地一所出类拔萃的中学。这时候我开始面临一种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我将来在真正的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的美国西部——能够适应生活的斗争。 　　对于认真读书的学生，上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出人头地；对于不太认真的学生，上学只是为了好玩，装模作样混过去就算了。我们考试实行打分，我们经常凑在一起比分数，在这方面我总是超人一等。可在玩的方面我却甘拜下风。在班级里，我比其他同学要小三至五岁，这说明家里的学前教育和上私立小学给我打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岁数小也使我不能恰当地对付那些男生们的戏弄。我经常被逗得不知所措，不该难为情的时候，我却窘迫得要死，该高兴的时候，我倒生起气来。因为我太小，也没有人带我去参加舞会，实际上我也是听从了妈妈的劝告，她不让我去跳舞。这样一来，我在学校不大合群。别人不愿和我来往，这使我心里非常难过。既然此路不通，只要另谋出路，于是我埋头读书，学习效率很高，考试成绩总是全班之冠。 　　爱情和事业无论对哪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摆脱孤独的途径，不过人们总是被不同阶层和时间等客观条件所限制。正如以往环境迫使我撇开对爱的渴望转而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神灵和大师们一样，现在的环境又把我对事业的追求变成为一种要“打败别人”的角逐。不过我很快就察觉这并没有使我变得讨人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男生，一旦发现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竟是个最小的女生，总是耿耿于怀。后来学校出版的毕业生年鉴上，我竟被这些同学描绘成一个“有鬼点子的人”，意思是说我总认为自己能比别人强。不错，我的确是这么想的，也确实能够比别人强。尽管这使我变得更加落落寡合，常常令我痛苦不堪，但却起码使我变得引人注目。人们不得不佩服我。这多少减轻了我的孤独感。 　　记得有一次上罗马历史课，要由一位同学来背课文，但课文里有一部分说到卢克丽霞①被奸污一事。女同学都躲躲闪闪，猜想着要轮到谁来讲这种令人害臊的故事。女生们对着教室那边的男同学傻笑着，男同学们都心照不宣。老师自然也明白这笑声的含义，她很担心让同学背课文时会出点什么岔子。她决定让我来为她解围了。她认为我可以很好地对付过去，因为她以为我不懂里面的意思，我还太小，不明白两性问题。其实，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感到害臊，不过我仗着记忆力好，把这段强奸的故事原原本本用课文中文雅的语言背了出来：“塔圭尼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卢克丽霞。”这回我可真是引人注目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窘迫万分。同学们之间相互传递着疑惑的目光，想搞清楚我究竟是否理解课文的含义。我没有去理睬这些人，我轻蔑他们。一招儿行不通，我还有另一招儿呢。我现在可非同一般，学习效率颇高。 　　我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人们使教育极好地适应了这一目的。通过受教育，我们将变得有能力，有效率，并不是仅仅胜任一项具体工作，而是执着地追求任何可能得到的工作，并且有能力使自己对这项工作得心应手。受教育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磨时光，直到我们达到一定年岁而去工作。在我们周围这个世界上，生产过程的迅速完善意味着对工人的需求量减少，而那些我们打算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推销员，需要量就更少。因此年轻人最好在学校多念几年书。我中学毕业很早，这样就花了一年时间在德国，半年时间在瑞士学习外语，然后才够上大学的年龄。我先在布林马尔女子学院③学习了一年，而后毕业于奥伯林学院，最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我毕业太早，年岁小，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不过我学过的所有课程对于我以后可能从事的工作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要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把这说成为“我们希望做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想在世界上出人头地，这是所有美国人都憧憬的。要出人头地，就得讲求效率。 　　效率不高，可以装腔作势，借以唬人。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甚至可以成为效率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形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目前生产的问题已经变成销售的问题，因此强装门面的能力，对于商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经商的需要在影响着我们，的确如此，尽管我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其实这一切都在学校里表现出来，例如，我们常常用轻松自如、信心十足的样子，使老师们以为我们肚子里颇有货色，而实际上则空空如也。要不然就是说话时专挑那些能最大限度显示自己知识的词语，尽管自己的知识非常浅薄——这些制造假象的本领都是学生们所赞赏的。我很善于玩这种把戏，我觉得只要看一下老师的眼色，就差不多能猜出她想问什么，然后立刻回答出来。有时我还要显示一下我有独立见解，故意答非所问，但要适可而止，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 　　假如自己是个大草包，还想虚张声势镇住别人，那我们可不大赞同。那简直就是在撒谎。然而我们总是暗中佩服一些机灵鬼，他们上课，从来不用翻书。这些家伙胆大妄为，我们就相形见绌了。(以后我注意到俄国农民很敬佩那些手段高明的小偷。)不过搞点一般的装腔作势的小花招是可以的，这甚至是一种能力。使自己浅薄的知识显得高深——自己的货色很差，要价倒挺高——商人们遵循的这种准则也就是我们的准则。我们把这称之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战后的一代人坦率地把这叫做“推销自己”，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嘲讽味道，可这种准则仍被认为是很理想的。 　　学校里的高材生们跨出校门后，大都锋芒外露，如同利剑般咄咄逼人。他们并没有渊博的学识，但却善于炫耀自己的那点本领；他们没有学点真才实学的热情，但却善于随机应变。他们没有专门技术，因为他们对过早选择专业的做法嗤之以鼻。其实，真正应该嗤之以鼻的倒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商人气息的社会里看风使舵的坏风气，只要有个漂亮的门面就可以了，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了解得太深。甚至在今日，到莫斯科去的美国年轻人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国人总要问他们：“你们是搞什么专业的，是化学，采矿，文学，冶金，还是艺术?”我们的教授们总是告诫我们在学习上不要过早地注重实际应用，而应泛泛地学点各种各样的课程。然而我们并没有钻研古老的文化，也没有上好各种各样的课程。诚然，我们也有所专，不过同任何一门课程都无关。我们专的是合理化、个人效率和装腔作势。 　　同在学习上一样，我在工作中也学到不少本领来提高效率。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在西部的大学里，人们都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半工半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哪怕只维持部分生活，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实际效率，这在将来会在商业界得到认可。这种观点在专门培养富家子女的东部学校里却遭到反对。我在布林马尔女子学院时注意到这一点。但在奥伯林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人们对学习期间做工并无偏见，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行。女学生往往去教授家干家务活，这并不降低她们的身份。更有点头脑的学生便在假期卖东西。我们没有想到：由于美国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有一部分容易替换的零件，我们正在被培养塑造成为类似这样的零件。 　　在奥伯林学院上学的时候，我作出一项决定，这后来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做到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而同时以打零工维持生活，因此我开始蔑视那些一毕业就要用全部力量去谋生计的人。这些人为了赚钱，经常不惜去做那些他们实际上很厌恶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没有效率的表现，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求学时代也曾经自由地选择学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把维持生计看成一件次要事情。为什么他们要用自由来换取受奴役的地位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开对舒适奢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需要更多的钱财。 　　因此，我决定使自己超脱于这种物质追求之外，绝不让自己陶醉于舒适的生活。我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管是否得到金钱的报酬。如果必要，我可以永远打零工挣钱，上大学时我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有些美国人希望能重新过西部拓荒者追求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我建议他们采用我的办法。这使我生活丰富多彩。卡尔顿·比尔斯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到墨西哥去的，他宁愿放弃在一所高中当老师的好机会，而到印第安人的村庄去漫游。他对我说：“如今，聪明人不会去做百万富翁，也不会去挨饿……”我所追求的目的不如目前盛行的那种拼命赚钱的目的更符合常规世俗。不过在这两个目的之中，实际上追求的都是个人效率。 　　从我大学毕业到考取研究生的九个月时间里，我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第一次经历了对个人效率的考验。我被聘请到《前进》周刊当助理编辑，这是芝加哥一份信仰新教徒原教旨主义的刊物。工资不高，但主编向我保证，一旦我有了工作经验，就给我增加薪水。干这行看起来真提供了极好机会，使我走上成为作家或编辑的道路。在此之前，我曾出版了一小本诗集《风暴之歌》。我之所以能当周刊的助理编辑，同这很有关系。这算是对我的承认。《前进》周刊在广告里对我大肆吹捧，简直好象我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作家。甚至我自己也不认为我竟如他们公开吹捧的那样出色，不过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达到那样的水平。为了使他们对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不落空，我工作时是竭尽全力的。 　　因此我一直不知疲倦地写作。每期刊物都有我的不少作品。少年儿童版上有我创作的神话故事；妇女版上有我写的培养青年女子道德品质的一些专论，有关于牧师联合会和妇女教会组织的报道，还有好几篇书评，另外还负责两个专栏，一个叫“妇女之窗”，表达一种令人可笑的女权运动的观点，另一个叫“多了解妇女”。为了写这些五花八门的文章，我起了四个笔名。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好让读者以为我们的报纸有一大群高级记者和编辑，这一招看起来挺聪明。对于他们的剥削，我倒不大在乎，我巴不得能比其他人都多干点。我认为这是得到升迁的途径。 　　我还写作大量各式各样的诗歌。有神秘诗，有描写大自然的诗，但更多的是有关芝加哥都市本身的诗，其中包括“城市之光”，“城市战友情”和“城市的呼唤”等，表达人们在城市这个无情的怪物中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和被成千上万人所吞噬时产生的快意。许多人为此而崇拜城市，我也属于这类人。我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灵魂所在。我还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城市之歌》，至今我仍认为这本诗集的写作技巧不错。其中有几首诗后来被选到革命文学作品汇编中去了，不过我可没想过要革命。我表达的只不过是“城市战友情”。除了以上作品，我还写了一个十分蹩脚的短剧本《国王的宫殿》——这是我回大学后创作出来的，描写一位年轻的姑娘令人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她面对这个世界，却拒绝跨入它的大门。 　　我开始走上成为知名作家之路，想想看，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有著作出版啦!我没有辜负《前进》周刊对我的信任，恐怕从来还没有人象我这样为他们出了这么大力气。意想不到的是，五个月后，他们突然把我解雇了，这使我惊异万分。主编含糊其词地说这是因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这可真让我难以接受。对这个工作我并不在乎，其实我都有点干腻了，而且我也正在盘算回大学去读研究生。只不过他们此举使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假如我没有写作才能，我就一无所有了。 　　那位业务经理比主编心肠要好些。在发出解雇通知的最后一个月里，他看到我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便小声告诉我说：“主编这个老家伙习惯于每年秋天招聘一位新的助理编辑，然后在广告上对这位新手大肆吹捧一番，以招徕订户的冬季续订单。到了三月份订期一过，立即把他推出门外辞掉。这样做既可以省半年的工钱，又可以使每个新手发挥最大力量。不过我告诫过这个老家伙：对你，他可犯了个错误。你写了那么多稿子，节省的稿费超过了你的工资。然而他却一意孤行。你可别告诉那老家伙是我对你讲了这些事情。” 　　听了这番话，我不能不立即得出结论，这完全是在对青年人进行可怜的摧残——先是设法使你忠心耿耿，拚命工作，然后又把你赶出门，搞得你灰溜溜的。先让你自信心十足，然后又大泼冷水——这简直是最恶毒的手段。这比肉体强奸更残酷。我从来没有想到把这归咎于社会制度，而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腐烂透顶的老家伙的缺德罢了。而当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由于工作无能而遭辞退时，心头如释重负。我早就认为自己能写作，现在更清楚了。那位业务经理承认我比以前任何人写得都多。这又使我重新鼓起勇气。不过我也体验到，仅仅写作还难以使我心满意足。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老变得心神不定，想干点别的事情。就这样，我有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工作经历，以后的生活也是这么在不断变化中度过的。 　　我重回学校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读书在我看来是最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也能使我在《前进》周刊解除我的工作的情况下“保全面子”。那家周刊的主编每年都摧残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些人如果不能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就只好在已经遭到一次解雇的情况下重新找职业了。这个老家伙的作法真让人不寒而栗。可我有解脱的办法。凭我的学习成绩想取得奖学金是容易的，这笔钱至少够交学费了。我要争取拿到研究生学位。攻读学位同找工作一样唾手可得，而且更光彩一些。有了学位，我将来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尽管这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还不清楚。 　　我之所以决定选择哲学作为专业，是因为在奥伯林学院时我曾喜欢哲学课上出现的那种宗教激情，使人觉得好象发现一个无穷的世界。在芝加哥大学，头半年学了逻辑和认识论等哲学课程，枯燥无味，我发觉我已经厌烦了。可我要坚持下去，此刻我开始对自己那种从这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又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作法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次我要证明我是能够锲而不舍地完成一件事的。这显露了我的个人效率，甚至还使我丢掉了哗众取宠的习气。哲学博士学位可是检验效率的试金石，有了它，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半瓶子醋了。这样我便发奋苦学起来，经常搞得头昏眼花。我苦思冥想着一些在我看来同生活毫不相干的新问题。 　　渐渐地我注意到每位教授都有一种相同的习惯，那就是每次上课时，都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讲些老生常谈，然后才言归正传，谈到他自己真正信仰的哲学思想。每当这时，教授眼里就会光彩熠熠，说起话来不再谨小慎微，而是滔滔不绝了。此时此刻，我就会感觉到那种在奥伯林曾打动过我的宗教激情。有一位教授讲的是伦理道德，还有一位讲的是社会心理学，而另外一位讲的则是艺术，他认为艺术可以把逻辑产生的分歧统一起来。我还发现，逻辑学使他们分裂为不同的理论，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谈及整个宇宙时，他们每个人都会突然流露出一种激情。无论是哪位教授流露出这种激情，都会引起我的共鸣，我喜爱这种激情。用不了几天，我就会象教授本人一样，开始信仰他的哲学思想。这时教授也会发觉我的眼睛在熠熠发光，他对我改信他的哲学，感到兴奋。可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另一位教授讲的东西很可能同他讲的正相反。这种浪费激情的做法被称为是“学习全面看问题”。在实验室证明某些问题时，这种做法是有用的，然而在战场上，这却会把自己置于死地。为了使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起来，我不断地动脑筋思考问题，却避免作出任何能影响命运的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我在各种各样的零工中也学到了一些较有用处的事情。为了维持学业，我干了足有十几种零活，包括打字，辅导小学生和缝制学校开运动会用的三角彩旗。工作太多，我必须合理安排时间。我的学习任务通常也很繁重，别人上三门课，我却要上四门。一般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要三年时间，我只用了两年半。在这期间，我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还经常住在芝加哥的西赛德地区，坐汽车从那里到学校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爸爸在那里从事开辟新住宅区的工作。 　　我在学习和工作时，都要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每一分钟。每天清晨我用最旺盛的精力来学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或其他难度最大的课程。由于是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学这些课程，我可以比平时少花不少时间。精力不十分充沛时，我就学习一些英语课程，这时候脑筋差一些也不要紧。只有到已经疲倦时，我才回到宿舍去做打字或誊写等工作。而打字累得打不下去时，我就缝制三角彩旗然后去卖。 　　我把做彩旗的过程合理化了。我每次都一起裁制好多面，装饰时使所有边角料都各尽其用。这样一来，我把成本降低了一半。我通过分工——先把布料一起剪裁，然后一起画出并剪下旗上用的字母并绷在旗上，最后把它们缝制起来——成本又被降低了。我做旗子的速度快极了，每小时可以挣一元五角钱。我计算，做小旗比其他工作多赚钱，当然做完，要都卖出去才行。正是因为有时可能无法全卖出去，所以我必须同时干点其他活。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做旗子速度太快，时间一久，总使我疲惫不堪。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我决定还是同时干几件不同的工作更好。 　　就这样，我变得很有个人效率——在任何一个美国人看来，这都是最好的素质。那种办事情要合理化的观念已经渗到我的骨子里了，连我呼吸的空气中都有。在合理化工作方面，我比许多人都强，而且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不过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多少懂得合理化的重要性，除了那些虚度光阴、浪费青春的人。认真的学生明白浪费的可怕之处。浪费是魔鬼，而效率是上帝。有了效率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出人头地。我们年轻人从未想到过地球上可能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人：有些人崇拜的神同我们崇拜的不一样，有些古老王朝讲的是排场而不是效率，有的贵族世家喜欢的是悠闲安逸而不是工作，还有千百万永远不会合理使用时间的农民。我们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民族，那里的人想法不一样，决不象我们美国人那样，每个人都永远不停地追逐着，盼望高人一头。我们都在使自己适应战前美国那种谁都想出人头地的风气。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过去是这个样子，将来也是这个样子。 　　我到了研究生学业的最后一年，选择了博士论文的题目——《从社会心理学研究祈祷》。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整整一年时间，我阅读了几百年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加以分类。我发现我阅读到的所有宗教改革以后的神学著作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认为宗教不应害怕科学。我从理论上论述了我多年来一直体验到的众神之间的那种差异，并将祷文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美学祷文”，来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寻求大千世界万事皆空的佛教徒；另一种是“实用祷文”，是人们用来借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从找工作到寻觅精神支柱都可以。我把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祷文归结为人类灵魂的基本需要——一是摆脱绝望境地的需要，这在东方各民族宗教信仰者中更为普遍；二是为保证事业上取得成功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西方讲究实用的各个民族身上。我从未想到过正是被压迫的民族才需要摆脱绝望境地；而奴役别人的民族需要的却是上帝保佑他们成功，我的这篇论文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由于论文的选题十分吸引人，芝加哥大学破例让我参加了由学校哲学和神学系教授们组成的联席答辩会。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在这些成员面前答辩三个小时，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我绞尽脑汁应付局面，终于以优异成绩赢得了我的学位。我分析和论证了各种祷文的渊源流派，从人类野蛮时期的偶像崇拜到佛教的祈祷论。在芝加哥大学，得到这种学位的学生中，我是最年轻的。 　　答辩一结束，我立即离开大教室，抓起一件斗篷就跑到了空旷的校园中，在夜幕之下我躺倒在雪地上。我把脸埋在冰凉晶莹绵软的雪里，触到了埋在雪下面的草坪，然后又仰面朝天翻过身来，给夜空中的繁星送去一个飞吻。“上帝啊!”我在内心里大声叫着，“我一直在论证同你有关的最可笑的事情。我希望你会喜欢刚才结束的那场漂亮的答辩会。”我感到有些惶恐不安，害怕天空的繁星骤然逝去。我为了答辩成功而“不得不”放肆地对待上帝，上帝也许会恼怒吧。我此刻要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连上帝也要骗骗! 　　这样，以效率著称的美国大学就把过去在花园中孤独寂寞的小姑娘造就成现在这样一个人。她的父母亲使她变得勇敢无畏、特立独行，然而她仍想做个好人以得到爱。她创造出的那些神灵们使得她去追求各种大师，她崇敬他们，并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现在学校又把她铸成为一把锋芒初露的利器，能刺向任何目标，却引而不发，待价而沽。她现在可真是身价百倍了，不仅是具有高效率的劳动力，而且还有才思敏捷的头脑和充满激情的灵魂，这一切作为取得资本主义世界里各种高官厚禄的跳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她能够热情满怀地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并引诱你也相信；她也能反驳倒这件事情，怀疑它，然后又重新相信它。她适合于成为一名推销商，卖力地为任何商品鼓吹，或是一位律师、政客，煞有介事地为任何事业辩护，或是一位文人墨客，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辞藻。她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清除社会病疾，却永远也不去了解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要不然也可以成为通过教授哲学而传播“真理”的老师。通向所有这些工作的大门都向她敞开着。可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相信些什么，她很难有个固定不变的想法，哪怕只保持十天也好。 　　假设这位姑娘说，站在所有这些复杂的表面现象后面的仍然是一位孤独的小姑娘，她不仅热切地想作一个“好人”，得到爱，而且还想懂得“真理”，为之献身，这样，当生命终结的时候，她就不会感到自己是虚度了年华——假设你听到她这样说，一定会哈哈大笑起来吧?因而无论她今后再说什么，你一定会满腹狐疑吧?当工人的有时也会想方设法欺骗你，可没那么容易，而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这可是拿手好戏，不仅骗自己也骗上帝，简直易如反掌。 　　我既要分析上帝，又要崇拜他，这使我朦胧地感到自己有些表里不一，自相矛盾。不过我正好也有遁辞：“人们正是通过逻辑的矛盾和美学情感的统一来认识现实的!”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此刻我只是觉得如释重负，哲学终于“学完”了，我感到大地和天上的星星在不断向我靠近。我躺在雪地上很久了，身体早就开始颤抖起来，刺骨的冰雪犹如清醒剂，把我从答辩会场的闷热中解脱出来。我对哲学没有好感，我钻研了两年半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终于胜利了。我厌恶哲学。时至今日，我见到哲学书籍总是懒得去翻。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比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死在战壕里的人还大，也年长于许多别的国家的青年人。无论是那些推翻政府内阁的中国学生，那些因反对希特勒而被处死的德国青年，还是那些进行过十月革命以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青年，我都比他们年长。人在这个岁数，已过豆蔻年华，正值青春，充满旺盛的爆发力和坚定不移的责任感，能够打碎也能建设各式各样的社会。在美国，这种爆发力并不受到欢迎，因为它可能把现有制度摧毁，所以人们用美妙的梦境来限制它或是把它引导到足球赛中。这些人把这说成是要更长久地保护青年人不受这个粗暴世界的影响。其实倒不如说这是在更长久地保护这个世界不受青年人粗暴要求的影响。 　　直到二十三岁，我才摆脱开阶级和时代的束缚。在走出花园时，我带有如下特征： 　　感到孤独并有一种要摆脱孤独的强烈愿望； 　　以个人高效率为荣并视之为自己生存的权利； 　　渴望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能进行创造和被人们所需要； 　　头脑灵活，善于言词，不仅能唬别人，也能唬自己，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暂时创造出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世界。 　　在创造那些个人小天地时，我被一些含糊不清的、从自己早期宗教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信念所支配——时而相信自己的情感对世界至关重要，时而又病态地认为自己的情感对任何人来说都微不足道；我相信只要通过矫饰和愿望就可以让别人把我看作一个高尚的人，我还认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能使自己得到拯救。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特征和信念。你过去见过它们，今后仍会看到它们。这些特征和信念决定了我的一生。 　　① 卢克丽霞，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著作中的人物。——译注 　　② 塔圭尼，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著作中的人物。——译注 　　③ 布林马尔女子学院，美国著名女子学院，设在宾夕法尼亚州。——译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