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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伤寒与风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当医生说我染上斑疹伤寒之时,我就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得了伤寒便什么事都可以原谅了。 　　它为我因剧烈的头痛而中断工作五天做出了解释；同时也使我那近乎狼狈的虚弱以及我和我的护士所占据的那一整间病房都可以得到谅解，须知，在当时一间病房原是可以接纳三个儿童的。我当时是那样的虚弱，晚上不能入睡，早晨无力梳洗，这使我日夜都在哭泣。所有的俄国护士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给病人梳头这种事情。她们只是把一盆水放在我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可我一下就把那毛巾掉到了地板上。我哭了，因为我连一条毛巾都拿不住了。我成了一个没用的人，比没用还糟；我在成为别人的累赘。 　　我羞愧地想我为什么没能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离开?或者，要是我能再多坚持一天，那该多好啊!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和华沙，他们在等待着我的回音。那盼望已久的电报已经来过，并且叫我回去。我的车票也都买好了，是那天晚上的火车，我的衣物也几乎都装好了箱子。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用一节专门车厢来把记者们和救济工作人员从萨马拉运送到莫斯科去。就在这时候头痛把我打倒了。我没有力气走了。他们对我说：“要是火车上有个医生就好了，或者要是再有另外一个女人也好，那么我们就会把你背上车去，因为萨马拉实在不是个生病的地方。不过，明天恐怕你可能起不来床了。”他们说对了，我没能起来，一连几个星期都没能起来。 　　到第五天时，医生曾试着让我看自己胳膊上的那些表明是斑疹伤寒的小黑点。为了避免唠叨，我就撒了个谎，说我看到了。实际上当时要我把眼睛集中起来注视某件东西是十分痛苦和困难的。所以，至今我也不晓得斑疹伤寒看上去到底什么样子。可是当我象是躲进一个巨大的宽恕之所似的又沉回到伤寒中去的时候，我还是以得到了解脱般的心情长吁了一口气，对于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稍加小心便可避免的愚蠢来说，这还算不上是什么惩罚；这也不是流感，要是在家的话我也会患流感呢。眼下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这是战争和饥荒的产物。我来得太晚了，未能赶上战争；由于我可享用公谊会的食品，我免受饥饿之苦。唯有这伤寒成了在动乱中我与他们同当之难。这是我为自己能参加那些建设者们的行列所付的加入费。 　　对于我那声宽慰般的长叹，医生似乎显得有些不高兴。“这是很严重的病，”她带着责备的口吻对我说，然而她不懂在这种令人惭愧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恰恰是这病的严重性使我能够随遇而安。“有很多人死于这种病吗?”我问她。她赶紧缩了回去，忙说：“哦，那倒没有。你可千万不要想到死。”就这样，我想到了死，在头痛的迷乱中，长时间地恍惚想到了死，同时又决意要与之抗争。在萨马拉，走上死亡这条路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即使是一次宣传性的葬礼也不会有的。我不能死，我不能在刚刚度过了六个星期的新生活之后就死去。 　　剧烈的头痛使我整整七天七夜都睡不着觉。医生给我的镇静剂也毫无作用。第八天晚上她给我换了一种药。“这种药会起作用的，”她对我说。结果那天晚上，整夜我都在做恶梦：我踉踉跄跄地走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上，一群疯狂的哥萨克人不停地追逐着我。他们叫喊着：“你顶不住了。”我惊醒过来。在筋疲力尽之中我感到十分恼怒。这医生连一宿安稳觉都不能给你，她还有什么用?在那象是存心报复似的最后一阵清醒中我这样想：“我要是疯了，那就活该那医生倒霉。”几乎就在这同时，我的确发疯了，我从萨马拉逃了出来，乘坐在一架柔软温暖的飞机中。 　　我来到了芝加哥的圆形大剧场，开始向成千上万的人们讲述关于这场饥荒的一切。他们必须赶快把食品运到那里去!在这集会中我看到了我妹妹的脸庞，但我却不能停下来看看她，我得到英国去作报告。我无法在费特街公谊会办公处的门前降落。街上到处是出租汽车，实在太危险。于是我去找弗赖伊小姐。我一直追到了她在乡下的那栋房子的三楼上，可是二楼工人在闹罢工，把楼道堵塞得谁也上不去下不来。这儿的水喝下去就象是在喉咙里塞了一团棉花似的。我真没想到在英国他们的水竟如此恶劣。偶尔他们给我一个柠檬，柠檬汁穿过那团棉花真是好吃极了。这是他们从伦敦用一只皮箱带来的。可当我向他们再多要一个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说到土耳其斯坦的交通运输已经中断。这借口简直是疯话! 　　在萨马拉之外的城墙上情况就好一些了。就象中国人的长城一样，我们筑起这道城墙是为了挡住成群的饥民，这黑暗的茫茫大草原上，饥民象狼群似的哭嚎着。究竟是狼群呢，还是一支在落日的余晖中摇旗呐喊的军队?他们在前进，他们向南、向北拉开自己的队伍，他们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但是他们却攻不下这座城池。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对于我们来说，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城墙既高又厚，而且非常之长。它横卧于黑暗的平原之上，一个塔楼接一个塔楼地向左右两方伸延到很远很远。每一个塔楼上都由一名孤寂的哨兵在那里守卫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在夜色中再也看不见他们为止。在我脚底那笔直的城墙下是一条宽宽的护城沟，沟中堆满了人的尸骨。雷电的闪光照亮了这累累白骨和那些在远处包围着城墙的人群。可是他们无法从我们这儿通过，他们过不了我们的城墙! 　　我乘着飞机在一个叫作南森城的地方越过了北极圈。这是极地的一个小港湾，有不少悬崖峭壁。在北海上空，极地之夜象是一堵不可抗拒的黑墙在向南推进。一群小船绕过暗礁和悬崖急匆匆地拼命向港口驶去。极地之夜追上了一只小船，把它吞入无尽的黑暗之中。我不喜欢那极地之夜，我不要到北极去!飞机向南飞向那阳光普照的天空。地面景色在我的下面急速掠过。 　　忽然，我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不，我不是，我不是在萨马拉，不是在那座凄凉的城市，那儿的那位医生曾想把我的房间要去，给三个生病的孩子住。几年前我就离开了萨马拉，并且不愿意再回去。然而美洲、欧洲以及整个地球都在我的下面极为平稳地旋转着，接着一个飞机场突然向上升起，并在萨马拉追上了我。我十分困难地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有着大玻璃墙壁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说，我已昏迷了七天。 　　随着体办的恢复，我开始注意周围的人们。这儿有一个手脚麻利的人，这人总是非常及时地弄来一些冷水给我喝，并且总是把我的床撢刷得又干净又整齐。然后又帮我翻过身来。她的动作轻得让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她就是公谊会从莫斯科派来的英国护士。她是在我得了斑疹伤寒后的第十天到这儿来的。她带了一个可以垂下床的床罩，还在包里装上了一个柠檬。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她照顾了我这么久，给我擦洗，轻轻地劝我吃东西，可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后来问了医生，我才知道了她叫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帕蒂森、帕蒂森，”想记住这名字。但这全是徒劳。她一走进房间，我就再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我这么不知情达理，她对我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呀? 　　当时在那儿还有一个护士。对这个护士，我从未感到内疚。我记得住或记不住她的名字，全无关系，她一点也不在乎。她也并不期待能得到什么。她是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农村姑娘，从德意志共和国回来。她在美国学过英语。她就象是收获时节的黄土地那样的健壮而沉静。每当她那结实的双手一触及到我，我便感到生命之泉流入了我的身躯。她每天就蜷缩在放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小帆布床上。对她来说，睡在哪里，吃什么样的饭食，都无所谓。然而很显然她十分乐意接触人。我在她的触摸下起死回生，而我还用不着费心去表示感谢。 　　很多天以后，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问她为什么总是默不作声。她告诉我说，医生不希望她讲述她的经历来烦扰我。可我自然还是坚持要她讲给我听。她说她爸爸是伏尔加河边马克思塔特的一个技术娴熟的木匠。家里有八口人。全家曾去过美国，但是就在战争开始前又回到了伏尔加河畔。自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苦难中生活。由于在马克思塔特没有东西吃，她便和几个伙伴一起离家外出去谋条生路，到德国，或塔什干，或者随便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有面包就行。然后她再接全家去。于是我考虑一个技术娴熟的木匠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份工作呢?这姑娘在萨马拉的火车上无法弄到个地方。冬天已经到了，她连件外套都还没有。没有外套，她就无法继续她的旅程。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救济工作人员来看望我。我问马克思塔特的情况如何。“糟透了，”他说，“死的死，走的走。” 　　那医生是对的，我真是不该听这段悲惨的故事。那姑娘再也不是象收获时节的褐色土地那样使人感到安慰、舒坦了。当她走进房间时，我就把脸转向墙壁，使劲地想一个木匠带着六个孩子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糊口之粮。只是过了很多天之后，我的神经才变得坚强起来，把她所遭受的那些不幸置之脑后。一个人非得使他的神经变得麻木不仁，他才能在饥荒中挺过来。然而从那以后，只要有她在，我的心就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平静了。可这都得怪我自己使这姑娘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一棵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树。 　　就在我躺在萨马拉缓慢地恢复的时候，周围的饥荒却在越闹越严重。这情况我是从那位英国护士和那些路过萨马拉去布祖卢克的救灾人员嘴里听到的。教友会的救济基地眼下就在布祖卢克。我听说了从迢迢千里之外的满洲里开来的那列火车。它一共挂了三十五节食品车厢，车身上还写着：“哈尔滨救济委员会致饥饿的俄国。”我又听说一列外交列车载着阿富汗的第一位大使从塔什干开往莫斯科，途中经过了萨马拉。我还听说在火车站的急救医院，灾民们排成了长队，可是医院把这些绝望的人们打发了出来，说：“你们没有病，你们就是饿的。”从村里出来的年轻小伙子现在都已经饿得步履蹒跚。孩子们也都得由大人抱着，因为他们已经弱得根本走不动路了。这些孩子，还有小伙子们，都正在死于同一种病。而这种病，除了食品可以治疗外，其他任何药品都无能为力。 　　我躺在医院里，透过玻璃内墙，见到隔壁一个患了斑疹伤寒后正在恢复的年轻女医生。她在听了她母亲带来的消息后发疯了。他们家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买回了一百磅面粉和十磅食糖。可是一群强盗冲进她家把面粉偷抢而去。那女医生当时就疯了。她站了起来，冲出去要夺回那面粉，可是她当时还根本无力行走。这，就是面包的含义，即使对那些享有政府定量供应的医生们来说也同样如此。 　　教友会的同行讲起在布祖卢克的救济工作。那里也有儿童收容站，就象萨马拉的难民所一样。教友会一直在帮助这些收容站，可是不久就被要求停了下来。因为那里的农民们在知道了收容站里还有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抛弃自己的孩子，结果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致于无处可住。于是当局说：“首先要把食品调去救济村里的人，使他们安稳地呆在家里。”可是马匹却饿得倒了下去，无法再驮运食品，远处的几个中心村镇始终没有派马匹来。只有一天从很远的一个村庄里来了一个人。他踉踉跄跄地挨到布祖卢克来报告说，他所在的饥荒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要么死了，要么在患斑疹伤寒，而且根本找不到可用之马了。那人被送进了医院，他浑身烧得滚烫。教友会于是开始到塔什干去买回喂马的稻草，以免运输彻底中断。 　　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美国来的信，信中还夹带了一份菜单。这是一条来往于大西洋两岸的轮船上的菜单。我们把它在医院里大声地念了。大家都在笑，又在哭。我们把这菜单保存了一个星期，并把它拿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这菜单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羡慕，因为这简直象是一场虚幻的梦。它引来的是充满怀疑的厌恶和轻蔑的笑声。菜单开头是橄榄、泡菜和两三种汤，然后是三种不同的鱼和三道小菜。接下去便是极其奢华的鸡、鸭、肉食，还有色拉。最后是很多水果、甜食及五种乳酪。可是第二天我们就注意到这菜单上省掉了一样东西。面包!可见面包的供应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又一次都笑了起来，同时又在哭：世上居然还有人认为面包是理所当然会有的。 　　冬天，南森乘坐的那列特别救济列车把我从萨马拉医院的病房送到了在莫斯科的公谊会寓所。这里给我准备了一个床位。我当时需要好几个月卧床休息，因为伤寒过后，血栓又接踵而至。我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到萨马拉车站的。因为下雪，车站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到莫斯科后，一辆救护车穿过冰雪覆盖的街道把我送到了公谊会寓所。生活又恢复了它日常的程序。有关饥荒的消息每日都被送到我的床边，而我此时已不再是那种无力自助的状况了。我在两膝上横放了一块木板，然后把手提式打字机放在上面，拼命给在英国和美国的公谊会救济运动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这些报道印了成千上万份，而且还在许多会议上宣读。 　　冬天越来越寒冷，饥荒也越来越严重，形成了更为巨大的恐怖。这恐怖透过暴风雪时常在我们面前隐约闪现。公谊会的寓所里常常是挤满了救济工作人员。他们从伦敦赶到这里，却因为暴风雪阻断了铁路交通而无法继续东行。我们发出了一列又一列挂着食品车厢的火车，它们都朝着萨马拉的方向开去，然后便消失在暴风雪形成的一条巨大的白色幕布后面。除了偶尔有电报来说又有一个我们的救济人员因患伤寒而倒下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回来。 　　一天半夜，我突然惊醒过来。只听见隔壁房间里的一个声音在说：“美国救济署的那个男人发疯了。他想要数清谷仓里的那些尸体，但他总数不过四十八。那里停了几百具尸体，可是他终日都在不停地说‘四十八，四十八’。不过，他倒用不着停下来，第二天早晨他就全都好了。” 　　我猛地坐了起来，然后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讲话的人是海克。他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三星期以前，他离开了我们去了解有关饥荒的消息。他一直在暴风雪的那一边，现在回来了，我一看到他的脸，便叫了起来：“你病了吗?”他听后笑了。“倒是没有病，只是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十天。没有吃的，没有燃料，也没有水。就是那趟你一直在等待着的塔什干列车。” 　　他讲到了仓库中成堆成堆的死尸。死尸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了下来留给活着的人用。“没人有力气能把那些尸体埋进那冻硬的土里，”他说。“那些活下来的人会在春天去埋葬的。”他还讲到孩子们哭号着同饿狗争抢一点点面包屑。“我看到因饥饿而脾气暴躁的男人们在打孩子，挨了打的小孩都象是死了一样的倒在地上，呻吟着。那些狗也是一样，遭打之后全都匍匐着爬到一边去，毫不作任何抵抗。要是有点吃的东西可抢，那些狗和小孩子们就要争一争了。” 　　他经过了很多村庄，然而只有在救济站周围才能见到一些生命的迹象。他看到了有些男人因吃人肉而被逮捕。他们弄死了一个小男孩，然后把他分吃了。另外一些吃人肉的倒没有杀人，他们只是偷死尸吃。有人问过那些囚徒，人肉什么味，他们说：“相当好。你用不着放很多盐。”他们简直是些毫无良知的人。 　　海克说，最严重的困难要算是运输了。长年的战争破坏了铁路线，地方运输也由于马匹的死亡而中断了。运送难民的火车在岔道上一等就是几天。而在这期间，原来挤得满满的车厢却因不断有人死去而变得空荡起来。他所乘坐的救济快车就曾在布祖卢克与奥伦堡之间被一场暴风雪困阻了十天之久。当时在那里，狂风席卷了乌拉尔山脉以南数百英里的地区。他对我们说，“车厢都在晃动着，就象是要被刮翻似的。第二天，风小了一点。于是我们有一百人下了车，沿铁路线去挖找我们的火车头。车头原是去帮助一列货车的。可是它自己却被封在大雪之中。我们一共十二个人走到了车头被困的地方。我们清理出了一小块地方。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不停地摔倒在大风刮成的雪堆里，然后又挣扎着爬起来。在黎明之前有一个人因筋疲力尽终于倒下死了。几天以后，在我们把那货车挖出来的时候，又死了一个人。 　　“我们在火车里生活了十天，象疯了似的不停地往奥伦堡和萨马拉发电报，然而都没有回音。我们出版了一份小报，名叫《无效警报》。我们都希望那上面登载的消息全是真的，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饥饿，也不是寒冷和黑暗(我们的车厢里没有灯)。最严重的问题是渴。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把雪融化成我们可以喝的水。结果是终日因口渴而坐卧不宁。 　　“最后终于从奥伦堡来了一辆汽轮扫雪机车。同时一列载着一千五百名复员军人的火车自萨马拉启程，中途恰好经过我们受困的地方。他们一路上边清扫铁轨，边往前开，当他们快要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把我们的行李车厢沿铁路推到了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藏了起来。然后我们又自己把自己终日反锁在车厢里面。这是因为那些搭救我们的人一个个全都饿得如狼似虎，而且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人。我们生怕他们会要吃掉我们剩下的最后那一点食物。瞧瞧，我们竟然还得要提防着来营救我们的人。 　　“到了梁赞之后，就剩下最后六小时直达莫斯科的行程了。这可把我们都高兴得要发疯了。于是大家开始唱歌。生病的躺在卧铺上唱，身体好的在过道中来回走动着，一边唱，还一边叫喊着。开头唱的都是些无聊的小调和一些瞎编的歌，后来大家就唱起了民歌和革命的歌曲。就这样，我们开进了莫斯科，载着隔离车厢里的二十名伤寒患者。他们之中有两人已经死去，还有两个正在弥留之际。其余的人，不论是生病的，还是没病的，都在喊着，唱着。” 　　这就是海克从悬垂在我们与东部地区之间的那道白色风暴幕布后面带回来的故事。第二天傍晚又一列火车出发了，载着许多我们的救济人员开往饥荒地区。两天之后，暴风雪又一次卷土重来，而我们则又一次开始等待列车的归来，而且一等又是十天。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度过了整个漫长的冬季。与此同时，在那风暴的幕布后面，在那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人们同饥荒展开的搏斗在继续着。 　　“很可能，”莫斯科的一个妇女曾这样说道，“很可能自然灾害会打败我们。很可能我们俄国人建设不成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太落后、太贫穷，太筋疲力尽了。很可能我们会象是又一个巴黎公社那样被载入史册，仅仅起到预示未来的作用。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某些西方先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可以从我们这血的厄运中汲取他们为争取胜利所需要的经验教训。”这位妇女的名字这里就不必提及了，因为从目前她工作得挺出色这一情况来看，她不会愿意回忆起她在当初那些日子里的灰心沮丧。 　　正当一些同这位妇女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因想到革命已经失败而自杀的时候，正当共产党人在饥荒前线，在暴风雪和伤寒之中奋战、死去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下的第一批资本家侵入了红色首都。沿街两旁私人商贩的小铺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滋生出来，集市上回响着投机商的叫喊声。夜晚，更有那些板起脸孔的奸商，带着他们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在莫斯科这饥饿之城的咖啡馆里欢宴作乐。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