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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北部边疆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当莫斯科在两个世界之间正奋力打开一条狭仄道路时，全国其他地区在发生什么事呢?“你一定要来卡累利阿看看，”努奥捷瓦说。我在外交部新闻司曾看到过他，他最近已被派往北部某个荒凉地区去工作。“我们管理伐木工人的部门正在千方百计为国家采伐价值十亿美元的木材。在卡累利阿有许多湖泊，几乎每一个渔民都可以有自己的湖泊。” 　　我大笑起来。我已经听惯了西方人的大话。努奥捷瓦谈边境地区时说得是那么轻松愉快，以致吸引了我。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思想或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投机倒把思想究竟深入到莫斯科以外多远的地方，在边远的北部森林地区哪一种思想占上风? 　　在卡累利阿，夏天的午夜可以看到阳光，秋天可以看到北极光，而冬天则笼罩在北极黑夜的阴影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原始森林里，交织着十万多个湖泊，蕴藏着大理石、云母、铁和铜的山脉杂陈其间。它从列宁格勒延伸到北冰洋，绵延近千英里，宛如一条又长又细的带子飘在芬兰和白海之间。它是芬兰的后方，在反革命夺取首都赫尔辛基时，芬兰革命者便逃到这里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摩尔曼斯克铁路贯穿全境，这是苏联与北极不冻港相连的唯一的一条通道。 　　我第一次见到卡累利阿主席古赫林是在莫斯科，他是来这里表示反对给他那年轻的政府增加额外地区的。在战后的欧洲，每一个政府都在争夺新的土地，强迫人们归顺。他的态度则不同，我惊奇地非要问个究竟不可。他说得很简单：“这是为了便于管理。他们想把通过我们水路可以非常容易到达的大片地区划给我们。然而，他们那里的人讲俄语，而我们卡累利阿人讲芬兰语。这样会使我们的教育问题更复杂化，在我们召开的所有会议上必须要讲两种语言，因此，我们不想要那个地区，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把它管起来，直到能建起一条铁路，从列宁格勒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时为止。” 　　我大声笑了起来。“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明智的想法向波兰人宣传一下，”我说。“他们正在争夺四种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向捷克人、或者罗马尼亚人，或者南斯拉夫人宣传一下，或者向战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宣传一下。他们都在拼命地想扩张领土。如果他们都能有卡累利阿那种想法，对国际联盟来说，那就好办得多了!” 　　“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是比较简单的，”古赫林微笑着说。“除非为了方便，我们没有其他理由分割领土，我们没有私有财产。” 　　“现在，你谈到所有权这个问题，那么卡累利阿的财富属于谁所有?”我问道。“是属于莫斯科，还是属于卡累利阿政府?你们是否为此而争吵?” 　　“我们为什么要争吵呢?”古赫林说。“我们卡累利阿各级组织有多大发展力量，就有多大的财富。我们靠中央政府的贷款向南方借粮食和衣服。全国至关重要的大规模富源将由全国性组织予以开发。我们没有关于所有权的斗争，只是地区之间有些比赛，看哪个地区开发得最快。这一方面决定于地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于中央计划，我们参与制订中央计划。” 　　“既然所有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边界，”我问道，“为什么你们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还是为了方便，”古赫林微笑着答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语言和与别人不同的历史文化，还有某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处理教育、卫生、农业②、地方法律和法院问题。但是关系到全国的事情，比如铁路、邮政，以及木材、矿产或水力资源等，必须由全国来处理。这是一个明智的分工，然而，在私有制社会里，要办到这点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访问了卡累利阿。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了解了卡累利阿热爱古赫林主席的原因。一九三四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仍然是他们的主席。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曾是芬兰的一位贵族，曾任赫尔辛基大学统计系教授和芬兰银行的董事长。然而，他又是革命的领导人。当反革命势力席卷芬兰时，他镇静地坚守在维堡的岗位上，组织其他人民委员撤退到瑞典。自此以后的六个星期，他一直藏在下水道里，到了晚上，他才到地窖里呆一小会儿。每天早晨，他都听到头顶上的嗒嗒的机枪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打死在监狱的院子里。在这之后，他来到卡累利阿工作，他和他的全家住在政府大楼里的两间房子里，办公室在楼下。象苏恰诺娃和她的朋友一样，他们一家睡在木板或者地板的床垫上。他是一个镇静的、不辞劳苦的人，为了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政府成员住在政府大楼的其他房间里或大楼周围的木板房里，他们从不想个人发财致富。个人虽穷，但他们手中却掌握着一个未被开发的广阔地区的森林、矿山和采石场；他们一讲就是多少百万……他们说：“去年，尽管有灾荒，我们的木材仍有一百万美元的盈利。”但是，这一百万美元的盈利是用于卡累利阿的国家预算的，而不是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自己刚刚开始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希望当地商店或者他们的配给卡不久将除了给他们粮食外，还给他们衣服。他们一直忙于勘探、开发和建设，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是开拓者，是一种新型的开拓者。 　　维尔泰姆和他的英国妻子住在古赫林主席的隔壁。我和他们同住在两间房子里。维尔泰姆在革命中不止一次死里逃生。现在他帮助组织卡累利阿的外贸工作。曾掌管卡累利阿各种工业部门的撒科斯曼是一位老芬兰工会工作者。在革命时期，他负责把一列列装载食品的火车带到彼得格勒，其中一半车厢装备着机关枪，用来扫清前进的道路。农民出身的皮特耶夫现在是卡累利阿农业部门的领导人。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是老布尔什维克肖特曼，他曾是一个小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和列宁一起确定了发动十月革命的时间表。 　　他们都是真正的人，都有光辉的过去，受过坐牢和死亡的考验，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取得了成功。现在，他们已转向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国家的任务。他们的前进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革命以来，每年一到芬兰的沼泽地和湖泊被厚雪覆盖，可以通行时，便发生战争。过去的五年，年年冬天如此。来自西方的白芬军、德国军和来自北方的英军、美军同来自南方的俄国红军相遇，战于卡累利阿雪野。后来，这种干涉慢慢变为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和土匪骚扰。我来之前的那个冬天就发生了这种战事。白芬军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冬天会再次进攻吗?这是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每一个冬天，”有一天晚上维尔泰姆夫人对我说，“我们望着北方发问：‘会打仗吗?’实际上每一个冬天都在打仗!” 　　然而，战争并未阻止他们开拓北方的劲头。“今年春天在这个地区要锯的木头减少了，”我听到他们说，“因为去年冬天在这些森林里进行了拉锯战。”在他们忙着锯木头时，这是他们唯一的评论。 　　比作战更难对付的是卡累利阿的落后状态。我遇到过一个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男青年，他是前年来这里帮助革命的。他被派往木材业部门工作，人们希望他用美国的办法增加生产。他对卡累利阿的做法牢骚满腹。“彼得大帝建造了这个城镇及其造船厂，”他对我说，“他们仍按照彼得大帝造驳船的做法建造驳船。今年他们为木材业建造了四只新驳船，修理了十五只旧驳船。这些驳船的木板没有一块是锯的，都是用斧头砍的。这些手工艺人一辈子都用手砍，他们竭力反对使用圆锯。在这些驳船上，一个金属管子也不用，他们用特别钻孔器在九英尺长的木梁上钻孔，需要三个人操作。这些继承了彼得大帝手艺的人是很自豪的，要使他们学习美国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 　　在重建卡累利阿的革命者中有一位匈牙利的浪漫主义青年。他是通过交换俘虏来到莫斯科的，被派往北方，在露天工作，以医治他那受到严重摧残的心灵和精神。见到一位能与之交谈的人，他十分高兴。我们用德语讲话。他向我倾诉了他的故事。我发现，他的谈话同俄国人和芬兰人简洁实际的谈话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出身名门，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支持革命，被捕并坐过牢。四年之中，他挨饿受冻，屡受折磨，给他的心身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他的最精采的故事是关于那位残酷的监狱看守。监狱看守五次把他打昏过去。 　　“四次被打昏之后我说：“你想打死我，但是这办不到。我年轻；有一天我总要出这个监狱，然后，我找一位漂亮的姑娘，你打昏我多少次，第一天晚上我便拥抱她多少次。现在，你已给了我拥抱四次的机会，我嘲笑他，‘我还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吗?’于是他又把我打昏过去。几天之后我在医院里醒了过来，他们想，我可能活不了，然而我没有死。我非要活着气气那个看守不可。” 　　我问他，他的大话是否实现了。他满意地微笑了。这位勇敢的青年对俄国人和芬兰人的震动远远不如对我的震动，难道他们点燃不起炽烈的感情?对勇气不热心? 　　努奥捷瓦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发展卡累利阿的学校上了。他有两份工作，有两个办公室。上午，作为教育领导人，他一直忙于重新组建受战争毁坏的学校；下午，作为外贸部门的领导人，又在出售卡累利阿木材。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能讲九种语言。他有许多规划。那些在边远的森林地区进行开拓工作的一些学校主管人都到办公室来找他。去年夏天的特殊战斗就是修理房屋。卡累利阿的所有学校在内战中都遭到了破坏。前一个冬天，由于白芬的入侵，重建的学校再次遭到毁坏。教育工作者以自己的英勇的独创精神又一次把它们修复起来。 　　比如有一位教员，拣到了白芬军在退却时认为没有用而抛掉的十匹半死不活的马。他让学校的学生喂养它们，带它们到草原去，把它们养好并卖掉，换来的七百五十美元作为该地区学校的基金。其它教员把学生分成若干农业小组，用出售庄稼的钱来整修学校。凭着这种平凡的辛苦劳动，他们在战争和饥荒的浩劫刚刚过去的土地上又使学校井然有序了。一万八千多儿童已经入学，人数超过战前。 　　“现在很难办的是找不到足够的懂卡累利阿语言的教师，”努奥捷瓦沮丧地抱怨道。“在沙皇统治时期，没有教卡累利阿语的学校。” 　　“看到有吃有穿的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位青年说。“去年夏天，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因而没有玩的劲头。”这些情况是对他们的严竣而又简单的检验。 　　“卡累利阿的人对新经济政策有什么担心吗?”我问努奥捷瓦。 　　“使我们担心?”他提高嗓门儿说。“正是有了新经济政策，才允许这些教师为学校养马和种庄稼，而不是伸手向中央政府要这要那。” 　　“但是出现了新的投机分子，有人可以乘机大发横财。” 　　努奥捷瓦承认，“这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影响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落后的人。有些妻子，甚至共产党人的妻子开始抱怨起来：“当人们挨饿时，我们忍受了饥饿的折磨；然而现在有些人在赚钱，过得很舒服，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如果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们搞到衣服穿，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外部的投机分子并不难战胜，但是象这种倾向则必须预防它们削弱好同志的斗志。” 　　从极北地区的里姆帕勒那里，我得到了对我的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通过他的言词而是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他是回来为革命工作的一位美籍芬兰采石工人；他正在北极圈以北开发云母矿和长石矿。卡累利阿的大部分国家预算不是来自税收，而是来自国营工业，其中包括里姆帕勒管理的矿山和采石场。 　　在政府大院后边一个小仓库里，我看到维尔泰姆代表外贸委员部接受价值十万美元的云母。来了两名穿矿工衬衫的人，他们来自极北地区，脸上呈古铜色。去年春天，他们带着十吨面粉和一些钝斧头作为工作资本开赴北方。他们甚至连建一个码头的锯都没有，也没有替换的衣服。在里姆帕勒看来，最糟糕的是，他们既没有汽钻，也没有用来进行爆炸的黑色火药。他们不得不使用甘油炸药来炸云母，结果造成浪费。 　　他们蹚过齐腰深的沼泽，撑船越过河流和湖泊，把船抬过山丘。他们训练不识字的农民在采石场和矿山工作。他们从荒野里夺得财富。夏末，他们带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南方来，不是在一次大的狂欢中花光用尽，也不象阿拉斯加开拓者那样来到南方的西雅图把钱存入银行以备后用，而是把它交给国家。维尔泰姆检查样品及其重量，给他们收据，然后回到未油漆的木板房的办公室里去。没有人认为曾经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然而，如果他们做的这种事经常发生的话，就会破坏资本主义世界整个工业体系。他们做的这种事能够制止莫斯科大街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只有它才能制止住这种投机活动。 　　“你从你夏天的工作中得到了什么?”我问里姆帕勒。 　　“我得到了配给的土豆、好的肥肉汁和一双换了鞋底的靴子!”他大声笑了起来，拍了拍他那破旧但却结实的皮靴帮。“我有一双漂亮的靴子，是从美国带来的，我穿着这双皮靴越过湖泊和沼泽到芬兰边境。我身上的所有东西，我都保存着，但是，别无他物了。有些人今年夏天得到工作皮靴。我不需要它们；只是我的靴子不得不换底。” 　　“他们告诉我现在要开始领薪水了，”他补充道。“但是，一年前又有谁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有好肥肉汁呢!” 　　我决定和里姆帕勒到北方的云母矿上去看看。古赫林主席乘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慢车同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程。当时这段路需四天时间，现在只需两天。我们一行六人辞别了卡累利阿首府。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个晚上是如何度过的。 　　车上为主席一行留了六张木卧铺，卧铺上没有垫子或被褥，一个人躺下去可以伸开腿。其中只有两张下铺。作为一个女客人，我得到了一个下铺，另一个给了古赫林主席。他得到这个优待不单单因为他是主席，还因为他腿骨上患有结核病。他是躲在下水道的那些日子里得的这种病，一走路就疼。他离开前，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打算在克姆也这样做。他由于疲劳而弯着腰。当火车在一些小车站耽搁很长时间时，他总是走出火车同站台上的农民交谈，询问当地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半夜里，农民发现车厢里挤满了人，便开始向这个包厢里涌。这个地方有铁路才刚刚几年，他们不理会铁路上的规章制度。一位带着小孩的农妇坐在古赫林主席卧铺的边上，并开始推他的两脚。他不自在地翻了个身，并把他的腿收回了一点。那位农妇立即把小孩放在空出来的地方。她利用小孩的头作为武器慢慢地但却一直不停地推古赫林的脚，挤占更多的地方。难道她把他当作善良的人，即使在睡眠里他也不会伤害小孩的头?不久，古赫林便坐了起来。我告诉这个妇女：这个地方是专座，她呆呆地盯着我，不回答。我提出要与古赫林换位子或者叫醒上铺的一个人。他微笑着说：“他们能睡，就让他们睡吧；他们的工作也很繁重。”他痛苦地把身子蜷缩在半个卧铺里，很快便睡着了。他睡得很不自由。我躺在那里没有睡。一直在想：古赫林是如何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别的主席啊。 　　第二天，古赫林在克姆下了火车，我同里姆帕勒和他的矿工伙伴还要向北走一天的路程。我们穿过北极圈，来到白海岸边到处是湖泊、森林、驯鹿和北极光的土地上。我和他们一起沿着他们修的崎岖不平的道路穿过沼泽地，从一个矿走到另一个矿，乘他们撑的敞篷船划过海，来到他们的长石和石英矿场。我和他们吃同样的肥肉汁土豆，还有当地野禽肉、鱼和秋天的浆果，这真是美餐佳肴。这里只有六个小型露天矿，每个矿上有十二个人工作。里姆帕勒教他们如何开矿，他本人是从美国的缅因至卡罗来纳的采石场上学会这种技术的，晚上，他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合作社商店和上夜校。 　　“这些北部森林里的农民仍然过着远古时代的生活，”他对我说。“由于战争的需要，这里才修了铁路。他们多数人没有金属工具，我睡觉用的那张大麋鹿皮，他们送给我了，以换取大镰刀的刀片。我发现其中一个村子里有一把又老又钝的锯，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送的礼物。这是他们看到的唯一的锯，他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能锯东西了。当我把它磨锋利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他们的整个村子都送给我，以换取我的‘魔法’。” 　　我跟里姆帕勒进了一家农舍。一个妇女正在用卷线杆纺线。这种卷线杆，我是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插图里认出的。她在一个粗糙的手织机上织布，用手拉线头。她还没发展到使用纺车和脚踏织机这一阶段。里姆帕勒正在组织这些人加入工会、合作社和上夜校，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了! 　　“这是很有益的工作，”他简单地回答我的热心询问。“我考虑，这里距边境这么近，距白芬的宣传这么近，住在这里的农民无知和挨饿，这里的土地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收获量，我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人民吃饱肚子的行业……”因此，他考虑的不只是增加卡累利阿外贸财富的问题，而且还有革命的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里需要一个真正的管家，”他补充说。“我开个头还可以，我知道开石，我也能够加工长石和石英，但是在云母方面我没有经验。在这里，云母将占重要位置，我们需要有一个懂得云母的真正的管家。” 　　他的话使我最为吃惊。他是主动开创这种工作的，除了“土豆、肥肉汁和一双换了底的靴子”外，而他一无所得。对于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我也喜欢北方的茫茫旷野。用他们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了政府支持的工业中，明年这个采矿业将得到资本和设备，而现在他甚至没有请求继续委托他管理这个行业。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我问里姆帕勒，我想答案会是肯定的。 　　“是的”他提高了嗓门儿说，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然后他控制住自己，补充道：“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对象。我到这里来只一年。我想，今年冬天他们将会吸收我。”……我考虑：“如果连参加乱世创业者行列的发展对象都有这么严格的要求的话，我怎么才能加入呢?” 　　三天以来，我不是在丛林和沼泽里穿行，就是在那美丽的原始土地的湖泊里划行。这是一个迷人的印第安式的夏天，温暖明亮。三个晚上，我都躺在一张鹿皮上观看北极光，它们比我过去看到的要明亮得多，照射半个天空。里姆帕勒、古赫林、维尔泰姆，“加利福尼亚之子”以及千百万象他们那样的人不断浮现我的脑海。这些人在同莫斯科的那些投机分子，同“牟取暴利”的外国商人，同所有私营行业的渣滓在作斗争。这是一支大军，它不仅仅在莫斯科，甚至不主要在莫斯科，它掌握着整个大地。 　　莫斯科诉诸我的理智，使我思考问题，我在莫斯科学了许多东西，但是，莫斯科的辩论和冲突常常使我迷惑不解。而广漠的北方则诉诸我的感情。“新型的开拓者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我非常高兴地得出这个结论。“我要和他们一起奋斗终生。” 　　在我回家的旅途中到达彼得罗扎沃兹克时，他们正在庆祝到十月一日为止的一个财政年度。工业战线的领导人在盛大宴会上作报告。宴会席上摆着鱼子酱、熏鱼、色拉和高加索酒。他们说这应归功于卡累利阿的声誉。这和去年每天配给的四分之三磅黑面包和一条鲱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有二百万盈余用来进行新的开发，”古赫林说道。“这笔钱必须用于扩大木材工业，它能最快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有饭吃。”除了木材工业外，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国营工业，开支较高的工资，获得更多的利润，用来办学校，修道路和改善公共设施。“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但愿保持和平，”他重复说，“但愿保持和平”。听了这些话之后，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知道卡累利阿是否会保持和平。我甚至没有问他们是否渴望和平，团为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愿望。一种是希望平静地扩展工业，开发土地；另一种是希望芬兰发生革命，这意味着，在这个湖泊森林之国重新打仗和挨饿。卡累利阿位于两种制度的前线，面临着一千英里长的敌对边界线，卡累利阿必须作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 　　即使在最美好的梦里，他们也难以猜想十年和平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那不充足的农田将扩大百分之五十；他们的工业将从四千手工艺者扩展为三万五千工业工人、四万五千林业工人。十年之内，将挖掘一条贯穿全境的大运河，一条连接列宁格勒与北部煤矿、木材和矿场的波罗的海—白海水路。在五年计划的头四年，卡累利阿对工业和文化投资九千四百万卢布，其中三千一百万卢布用于学校。在卡累利阿以北，走过里姆帕勒用十吨面粉和一些钝斧头开拓的那些小型云母矿便是新兴起的希比诺戈尔斯克，在这里，一年可以从世界上最大的磷灰石产地开采一百多万吨矿石。在标志着结束饥荒的宴会上，他们自豪地计划把二百万卢布的盈余用于卡累利阿。十年之后，希比诺戈尔斯克一个城市一年光用在工人住房上的投资就达六百万卢布。 　　离开彼得罗扎沃兹克之前，我问努奥捷瓦，现在那位浪漫的匈牙利人情况如何。努奥捷瓦诅咒了起来。“这些可恨的个人主义革命者”，他说道。“丢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南方。他给一位农民姑娘惹麻烦。我们在这些农村地区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哪有精力再去处理这些傻瓜的私情!” 　　这是一个打击。我曾钦佩那位年轻的匈牙利人的丰富感情。这些不热情的俄国人是对的。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一段时候我不相信所有感情了，甚至包括那些在卡累利阿北极光下使我一直难以入睡的感情。我说：“工作是主要的，只有工作是重要的!” 　　① 由于全国大规模农业集体化，需要全国统一计划，因此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农业是由全苏委员部负责的。基本土地政策在全国是统一的。——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