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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饥荒线上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在一片灰蒙蒙之中，黎明静悄悄地、徐缓地降临到了我们车窗外的荒原上。这雾霭弥漫的黎明，象是戏弄般地把秋天的露珠撒到那早已被夏日的大旱灼死了的土地上。我们此时是在饥荒的中心地区，这里的大地由于干旱全都龟裂开来。我们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近。随着黎明的到来，窗外孩子们的阵阵啼哭声已经静了下来。在这灰色的早晨，我看到了村庄的茅草屋顶。 　　我们继续缓缓前行。在那村庄外面，我看到了农民的土地。这地已经耕过，而且为了来年的收获而播种的冬季黑麦已经吐露出了头一茬青绿的嫩苗。苏维埃政府给这个庄稼全部都旱死了的重灾区调来了种子。我可以想象得出为征集这些种子要花费何等大的努力，并且在沿这条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运送种子的时候又要遇到何等的困难。这个地区的农民在他们自己孩子啼饥号寒的哭声中，在纪律的约束和控制之下，饿着肚子去耕耘大地，撒下政府调来的种子。待到来年收获季节来临之前，很多人可能已经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将把庄稼收割回来。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报道主题。我要用电报把这些情况报道给大洋彼岸的那片吃穿无愁的土地。在俄国以外的新闻界中流传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说我都知道。什么在惶恐之中医院被烧毁啦，什么农民们在逃亡时发生暴乱啦等等。我也认识这样一位记者：他跑到伏尔加河畔，说：“鲜血，让我看到鲜血!让我看到那些被饿狗吃掉的尸体。”然而我所要报道的是一个更为伟大的故事——这故事就是，在这种纪律的约束之下人们播下种子，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活到收获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的是在成百万上千万的死亡之中不断延续的生命的故事，是明斯克一个赤脚的男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募集捐款的故事，是一列食品车上的乘务员没有鞋穿，没有大衣，在严冬的暴风雪中为了喂养五千名儿童而辛苦劳作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的是发生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的故事——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每一座城市、村庄都遭受了长年战争、内战的毁坏；在这里由于封锁的缘故火车仍然是被迫靠着应急的木头燃料蹒跚向前，在尚未完全修复的路轨上其行进速度之慢令人不能忍受；然而，就是这片国土，它组织起了它的城市，训练了它的农民把生命所剩余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一个共同的斗争之中。它的奋斗不息的青年，甚至包括那些姑娘们，都确信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美国西部大平原和城市中的人们。我必须使用最为简明的词句。我决不能涉及莫斯科的政治，决不能提起布尔什维克或共产党人，也不能常提苏维埃，因为这些字眼会在许多人心中激起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怒潮。我所要用的必须是那些美国人听得懂的词语，如“卫生局”的列车，“教育委员会”下属的儿童之家，“地方当局或中央政府的救济工作”。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大洋彼岸那个我所熟悉的国度中的男男女女，不论他们是生活在草原、山区还是城市，好使他们感到这一切绝不是一个关于一群怪模怪样的异族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中死去的荒诞传说，而相反却是完全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的事情，假如他们也以同样的英雄气概进行同样的斗争的话。 　　所有这些便是我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报道回去的内容。在希兹兰我同索尼娅分道而行了。她仍留在那列食品列车上，我带上一篮子吃的和一封介绍信乘上了跑得快一些的邮政火车。一夜之间，我就到了萨马拉。在萨马拉车站，我一见到帽子上有红十字标志的人便把那封介绍信塞给他看。当索尼娅随着她那列火车三天之后到达时，我已经在第二列食品列车上安顿了下来。这列车一直是定期在萨马拉车站工作的。于是我与当地负责卫生保健和教育的部门商定了分发食品的试行办法。可是索尼娅却感到十分不安。她告诉我说，在这里，就连医生和教师也都是强盗，因此必须由萨马拉执行委员会对这些人施行有效的监督。委员会要核查他们得到的每一磅食物。索尼娅为此作了安排，她又设法弄到了一套马车供我们每天用几个钟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访问那些慈幼机构。她还想办法在我的电报上都加盖了公章，这样就可以通过萨马拉杂乱无章的邮局把电讯发出去。 　　我就住在萨马拉车站的一列食品火车上。每天早晨我都是在五千名儿童的嗡嗡低语声中醒来。他们极耐心地从黎明时分等到中午，为的是那用来维持生命的一餐粥，或汤、或面包和可可。怀孕和喂奶的母亲们也排队等待，她们为带着的孩子领取一份食物。他们大部分是露宿于车站周围的农家妇女和孩子。这些农民从死亡笼罩的村里逃出来，等着搭车去那有面包的地方。在他们之中还包括准备去遥远的波兰的难民。所有的火车都被这些农民挤得满满的。他们还爬上了车厢和车头的顶上，有的人由于饥饿和疲劳，一松手被甩下车顶，摔死了。那些孩子和那些带着孩子的女人是最为衰弱的了，然而他们又是未来的希望。正因为如此，保健部门既然无力兼顾所有的人，便专门救济他们。 　　每天我都得从塞满了车站的几千人中间挤出去。这时候要想不招上一身虱子，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天洗一个澡也没用。我得去负责卫生和保健的办公室、负责教育的部门、儿童之家以及医院，去安排如何分配那几车厢的公谊会供应品。我们带来的主要是炼乳、鱼肝油、食糖、可可以及其他类似的食品。这些东西的很大一部分要调拨给保健部门负责的各儿童医院和婴儿之家。另外一些要送到教育部门管理的儿童之家作为定量供应以外的补助。我们还带了好几百磅肥皂，这东西象食品一样急需，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些肥皂分配给那些臭气熏天的“收容站”。这些“收容站”负责看管、检疫并遣送数百名每天从萨马拉街上捡来的孩子。他们都是被父母从遥远的村庄带到这里，可是父母又养活不了他们，便把他们抛弃街头。于是萨马拉地方当局便赶紧在一些破楼房里组织起了这些紧急收容站。这些破楼房的墙上和窗户上还留着捷克斯洛伐克干涉军入侵时留下的痕迹，地板上到处是破木碎瓦。饥饿的孩子们成千上万地被送进了这些破楼房，他们患着霍乱、伤寒和痢疾。他们没有肥皂，也没有可以更换的内衣或是外衣。他们在地板上乱扔些肮脏的东西。我们就象往一只饿疯了的猛兽口里扔食物一样，把数百磅的肥皂送进了这些收容站。 　　除这些收容站之外，有组织起来的正规的儿童之家。在儿童之家里的孩子都经过了检疫，并按年龄分班的。这座饥饿不幸的城市不得不几乎每天都得组建起一所这样的儿童之家。在这些正规的儿童之家里虽然还没有褥垫、床单、书籍或衣物，但这里有良好的秩序。我看了一个已经建立了两个月的儿童之家。每天孩子们都按部就班地上课。最低班级正在学着讲俄语。这场饥荒使十几个民族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些民族自从中世纪时的那次大规模移民以来一直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和交往。在这所儿童之家里就有六个不同的民族，莫尔多瓦族、楚瓦什族和另外四个民族。程度高一些的班级在学着读那些从萨马拉的瓦砾堆中捡来的零散书本。只有那些最高年级的班级才学着写字。而这所学校仅有六支铅笔。 　　然而萨马拉的教育当局在看到了我的物品清单时，竟意想不到地对我说：“这些巧克力糖数量太少，实在不够用来做食物供应之外的补充。因此还是让我们利用这些巧克力来搞一次数学活动吧。让我们所有的儿童之家在他们的算术课上根据萨马拉儿童之家里全体儿童的总数来算出他们可以分得多少块巧克力。然后让每一个儿童之家选出自己的代表，凭由学校委员会标明应得数量的书面证明到你的列车上去领取巧克力。” 　　后来接连两天的早晨，孩子们的代表都来了。他们脸色苍白，但却都很自豪，每个人都带着由他所在的学校签了字、盖了章的证明文件。我们把巧克力送到各儿童之家，看孩子们分发巧克力糖。结果，所有的儿童之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在份额之外要求得到更多的一份。我感到十分惊奇。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活竟有如此战胜死亡和混乱的力量。通过纪律和教育，正常的生活以其在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全新的形式重新降临到了人们之中。动乱中的开创者们创立了这种新形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组织能力贯穿于整个饥荒时期。 　　每天夜里我都通过国际新闻社把白天的报道发到美国去。我把写好的电讯稿送到一个乱糟糟、慢腾腾的邮政局。那儿没人懂英文，只有一个办事员认得拉丁字母。于是他就照葫芦画瓢似地在电报机上把电报稿拼写出来。这个邮局看起来实在太杂乱无章、太不认真负责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确实把那些电文发了出去。而且我始终没有收到能使人放心的答复，既没有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答复，也没有来自莫斯科的答复。甚至在我完成了救济工作，打电报请示今后的工作时，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感到极度孤立无援，就好象我是从火星上发出信号似的。只是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听说我的那些电讯传到了美国，而且西方报界还特别突出登载了“一个美国姑娘发自苏维埃饥荒中心的报道”。 　　日复一日在萨马拉我结识了许多新的动乱中的开创者。其中有布拉兹南斯基博士，她是一位女医生。她在一个连木板和钉子几乎都找不到的城市里组建并装备起了一个产科医院。她以极大的干劲，从那些被战争破坏了的楼房外面的瓦砾堆中，仔细拣回了床垫弹簧、铝管和破铜废铁。还有一位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在索尼娅“假期”结束回莫斯科去了以后，他充当了我的翻译。此人是俄国犹太人，出生于纽约东区，其貌不扬，然而当他领我去看他的工厂的那两栋破楼房时，他的脸上却漾起了光采。为了修复萨马拉被毁坏的房屋，他在这两栋破楼里创建了一个门窗厂。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普里阿耶夫了。他是萨马拉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救灾主席。他现在仍活着呢，还是已经死在那次饥荒之中了?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是饿得瘦骨嶙峋，这与那些因饥饿而浮肿的大部分灾民的情形完全不同。他拒绝吃那种掺了磨碎的树皮和稻草的代面包来充饥，而其他人正是因为吃这种代面包而全身肿胀的。他当时还是注意保护自己的肠胃的，这些器官帮助他控制饥饿引起的阵痛。我看到他在村里受到人们的拥护，我还见到了他那些仔细统计出来的清单。自从饥荒以来，一千七百人中间已有二百多人逃荒在外；在剩下的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当中，七十九人有够吃一个月的面包，可没有一个人的食品能持续到圣诞节。“现在有一千三百三十三人都在吃那种用草、树叶和树皮做的、掺有极少一点粮食的面包，”他一边告诉我，一边拿给我看这种又黑又硬的“面包”。接着他又说：“四天前，在我家里，我们还有一块真正的面包。” 　　在普里阿耶夫的村里，我分发了公谊会的最后一些衣物。当时我坐在村苏维埃的屋里，看着衣服一件件地分出去。救济委员会按照登记有全村各户的名单把衣服逐一分发出去。农民们慢吞吞地走进来，听着叫名字，然后又走出去。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来听，并且发表意见。他们中有的人抱怨说：“我们也有没衣服穿的人，他们整天在家靠着炉子。难道不能给所有的人都分上衣服吗?”……“要所有的人都分上衣服，那的确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分给那些最贫穷的人，”普里阿耶夫说。于是，人们也就没有更多的抱怨之辞了。 　　那天晚上，我们请普里阿耶夫一起吃饭，我们准备了一块很大的面包。“我真想把你们打算给我的面包带回家去，”他在踌躇了一下之后对我们说。我们后来得知，他把面包带回去同他的妹妹还有他妹妹的孩子们一起分吃，而每个人最多只能分上几口。几个月之后，当我听说许多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们的岗位上忍饥挨饿，严格地遵守那条把救济粮只发给儿童的铁一般的法令时，我便想起了普里阿耶夫。后来有几个救灾主席到底给饿死了。此后随着美国救济品的运到，那条铁一般的法令便放松了，救济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分上食物了。然而不知普里阿耶夫是否挺到了那条法令放松之时?不过我想，他的意志是不会垮的，即使是在死神降临之时也不会。 　　我第二次来到普里阿耶夫的村庄时，是作为美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来这里组建食堂的。当时我们公谊会的食品已经分发完毕，我正在等待莫斯科的新指示。就在这时，胡佛救济组织载着成车厢的食品到达了萨马拉，并立即着手建立它的地方机构来分发救济品。虽然当时俄国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救济委员会，有无粮户的名单，也有征来用作食堂的房屋，可是所有这些全都不合那些美国人的心意。他们要求在每个村里有他们自己的特别委员会，而且在特别委员会中不仅要有当地官员的代表，还必须有当地的牧师代表。这虽然使各村都感到有点惊愕，但他们还是照着做了。“面包是一种武器!”由于美国救济署缺少人手做组织工作，而我当时又有的是时间，于是我就乘上了他们的卡车到分属于五个乡的中心村庄去组织起第一批作为样板的地方委员会；同时发给每一个委员会一份可以从设在萨马拉的美国救济署物资基地领取食品的领货单。…普里阿耶夫的那个村是我挑选的样板之一，因此他也到萨马拉来领取了食品。 　　就这样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这也是我对他的印象中最为记忆犹新的一幕。这是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房间很大，但往日的豪华已经消退。住在这房间里的是一个美国救济署的人。他是从里海沿伏尔加河北上，一路进行调查来到这里的。不过这人与当地的救济工作没什么关系，他所要做的只是向华盛顿报告这里的情况。他此刻坐在萨马拉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房间里，享用着一桌丰盛的酒饭：浓浓的俄罗斯红菜汤，子鸡，还有葡萄酒。他酒足饭饱，显露出一种近乎挑衅般的心满意足。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是成篮子的火腿、罐头、葡萄酒以及贴着外国商标的烈性酒。 　　普里阿耶夫并不留意那些吃的东西，而只是盯着看那个人的制服——这是一套用上等料子做的军官的制服，钮扣、肩章金光闪亮，而且熨烫得平整笔挺，就象是准备去参加阅兵式似的。普里阿耶夫自己那瘦削的身躯此时穿的是打着补丁的亚麻粗布衣服和破旧的羊皮袄。他过去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在赤卫军里同侵略军作战的。他以前见过这类制服，同样华丽的毛料，同样闪亮的装饰只不过颜色有所不同。他见过沙皇的军官穿这种制服，他见过干涉军的军官穿这种制服，他曾把穿着这种制服的人统统打翻在地。可现在他看见这制服又回来了，这次是穿在美国人身上。这些美国人在运粮的名义下沿着那经过艰苦斗争夺回的整个伏尔加河从南向北，一路边观察，边报道，而且竟还是在苏维埃的保护之下。 　　接着普里阿耶夫才把眼光移到了那一大篮一大篮的食物和葡萄酒上。他的眼睛里露出的不是饥饿的神情，而是不安和轻蔑。难道是他过去同战友们一道推翻了的那个旧世界又重新回来统治伏尔加河吗?眼前的这个人到底预兆着什么?他又转过头来看着我，仍旧是满腹狐疑。那天早晨我坐在他所在的村苏维埃的屋里，而今晚却又坐在这个军官的房间中，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那天他高兴地收下了我发给他的食品领取单，可他想不到拿着这个证明来领食品，竟会遇上这样的怪事。他搞不懂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我在干什么? 　　这就是我见到普里阿耶夫的最后一面，而且差一点也就成了我目睹那两个对峙的世界的最后一面或者同世人相见的最后一面。在萨马拉我紧张地工作着。白天我从事救济工作，夜晚我又忙于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在经过了四个星期旋风般的繁忙之后，我突然染上了伤寒。这可一下子把我从一个未来的“动乱中的开创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粮食和医院空间的耗费者，而这两样东西在萨马拉来说恰恰是最为宝贵的。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