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第十二章 制高点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人们常问我，是什么东西吸引我又回到莫斯科的。我初次到莫斯科时，它正处在最艰难的时代。五个月里有四个月就是在病床上度过的。那些日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在这样大的国家里，我生活得一点也不舒适。五个月中，我没有尝到过淡水，没有喝过鲜奶。我没有见到过重要人物，看到的都是护士、医生、农民和小官员。我既没有看到高效率的工作，也没有看到任何成就。我所看到的是无燃料的火车，无灯光的街道，毁坏了的工厂和挨饿的村庄。伏尔加河畔的这座城市在我记忆里是一座污秽、混乱和死沉沉的城市。 　　我也不能过分地夸大我工作的重要性。我在萨马拉曾救过一些人的命，通过我用小册子的宣传，救济金增加了。我向遥远的美国比较翔实地报道了苏俄的情况。但几个月来，我却成了累赘。我收到美国教友会的一封信，指责我不该来俄国；这使身体虚弱的我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我的俄国之行是一个傻瓜的冒险，我以此来为疾病开脱。 　　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在混乱中诞生的新世界。正是这片混乱和混乱中的开创者吸引了我。我有意要分享这种创造。毁坏的建筑物、糟蹋成土路的混凝土马路和被破坏了的铁路，激起我强烈的战斗欲望。美国不再是世界的先锋了。世界大战把它降为帝国主义国家首领了。从前我认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俄国是人类战斗的最前线。 　　我在莫斯科恢复健康的最后几天，医生允许我每天可以出屋一两个小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便在我与教友派的合同到期后能使我回去。我见到了卡尔，当时他是美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美国共产党人。他同意为我安排房子和配给，并说，如果我愿意留在莫斯科，作为一些劳工报(包括我自己的西雅图《工会纪事报》和一些新办起的共产党报纸在内)的记者的话，就按照当时实行的“共产党工资”每月发给我二十五美元。我同意了这个条件，答应三个月后回来。 　　在华沙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边工作，边养身体，在英国又呆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与教友会达成的合同。我即将离开伦敦去莫斯科之前，国际新闻社(赫斯特报系)让我当他们驻苏联的兼职记者。他们还说：“我们不反对你以‘安尼斯’的笔名为劳工报写文章。”我表示，如果劳工报纸不反对我这样做，我自己也不感到双重工作太累的话，我就同意为他们写文章。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我发现卡尔已经走了，他没有为我安排房子、配给或工资。受他委托的同志得知国际新闻社给我提供的工作，高兴得了起来，因为这样就解除了他们对我承担的责任。想到我曾对此犹豫，我微笑了。我同意为资本主义报纸写文章来养活自己，并在空余时间为劳工报纸免费写稿。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许多年。 　　去年冬天，我在莫斯科街头遛逛几次，日益猖獗的投机买卖和私营商业使我心烦。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克拉斯诺晓科夫那儿，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要人。两年前，我们在西雅图《工会纪事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夫人在日本侵略西伯利亚时逃跑的故事，那时她相信丈夫已经死了。他作为游击队领导人、远东共和国主席幸存了下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财政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告诉我”，我说，“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正开张的商店?其他记者和美国救济署的人为此欢欣鼓舞；他们衡量莫斯科的进步就是看它有多少百货商店和能买到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每一步看上去都是一个失败。这个城市正在变成通常的亚洲人的市场，讨价还价，尔虞我诈。可怕的新暴发户在增加，看戏观众由工人变成了炫耀老婆的小商贩，他们比美国资本主义还粗俗。为什么一定要为此而高兴呢?” 　　克拉斯诺晓科夫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挨饿的人，你想养活他，但好的食物都已分发出去，于是他到垃圾车里去捡肮脏、沾染了细菌的面包渣，你会为他不再挨饿而高兴，但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这种私营商业是垃圾车里的食物；具有资本主义的贪婪、欺诈等各种弊端。但这毕竟比让他们挨饿好。 　　“要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对工人说，‘给你们六个月的粮食’，那么政府便可以要求他们：‘为我们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对农民说：‘给你们农具、衣服和盐，’我们就能要求他们生产粮食。只有在物质生产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而我们连温饱还没有解决呢。我们是从一片废墟上开始建设的，又被迫打内战，并遭到封锁，遇到流行病灾难。 　　“工人们以最大的革命精神在挨饿的情况下设法进行生产，希望把生产的商品送给农民，以换取面包，可是他们生产的东西没有送到农民手里，却投入了战争。出于本身利益或因为被强迫，农民给了我们粮食，并相信我们以后会给他们提供商品，但粮食没有用到生产上，而是送给了军队。接着，我们连续两年干旱，造成饥荒。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坦率地对人民讲：‘政府无法都养活你们，也无法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业品，我们将经营最需要的工业部门，养活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其余的人必须采取任何办法去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允许私营商业和私营车间存在。要是他们能够养活在他们那里工作的人，那是件好事，因为别人养活不了他们。以后，待国营工业生产有剩余了，它们便会扩展，从而挤掉私营行业。” 　　他慢慢地补充说：“外国干涉不仅掠夺了我们的物资，还夺去了我们的同志。每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打算进行革命时，我们总是想到我们以后还要在那里过日子。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中的多数人会在革命中献出自己的生命；共产党人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是首先被杀害。唉，要是现在我们那些好同志都活着的话，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的人力和财力枯竭了；我们必须训练新生力量，创造新的丰富的物质条件。” 　　他的这番话使我暂时放了心。但是，当我于一九二二年春末作为赫斯特报系记者回到莫斯科时，我发现在我不在的三个月期间它好象变了样，从一个依靠配给维生的同志城市变成一个漫天要价的投机商城市。新经济政策使苏俄变成了两个世界的战场：一个是工资很低的、通过配给控制职工的国营企业；另一个是迅猛扩展的私营商业。私营商业十分引人注目，而在混乱中进行开创工作的较早的那个同志世界则变得不显眼了，必须去找，并且很难找到。从表面看来，生活是无情的竞争，无限制的谋利。 　　我与这种表面生活的接触是从寻找一间房子开始的。一位活跃、矮小的妇女答应租给我一间由厨房改成的卧室，早晨供茶，晚上供餐，一星期索价十二美元。在昂贵的莫斯科市，我发现这是最便宜的；我欣然接受了。但她却犹豫起来：“我必须到房产委员会去，”她说。下个星期，她一再提高房租，絮絮叨叨地担心房产委员会找麻烦，所以我就把这处房子放弃了。 　　一位朋友解释说：“除非她让房产委员会来‘安排’，否则，在她承认有一间多余房子时，房产委员会会立即没收她的房子。” 　　“难道这房子不是她自己的吗?”我问。 　　“这个年头，很难弄清楚究竟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他回答道。 　　我另租了一间房子度过夏天。它属于一个有钱的贵族。我用这两个字并没有夸张。太太倚在长沙发上，用法语讲话。她解释说，过去，整个七间房的公寓都属于她所有。后来可恶的无产阶级进来了，只给她留下了一间房。她保留了最大的一间，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堆到里边。这间宽敞的卧室简直成了古玩杂货铺：旧衣柜、床、桌子、盘子、镀金枝形吊灯和各种古玩、奢侈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角落里。革命以来，一直未清理过；要移动所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这位太太被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煤油炉吓了一跳。她说，革命前，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从大理石桌子上的杂乱情况来看，她显然从此以后没有洗过盘子。我让她浪费了我四天时间。我急于得到一间房子。她也害怕房产委员会。 　　接着，我突然冲破障碍来到同志们的世界。通过朋友们的辗转介绍，在国家出版社担任重要工作的苏恰诺娃接待了我。她在大都会饭店有两间房子，由于她丈夫去德国，空出了一间房子。未经房产委员会批准，没有要钱，甚至连见我也没有见到，她就捎话说： 　　“请带着你的东西于今天上午十点钟我上班之前来我这里。” 　　她给我一张铺着薄草垫子的木板床和一张写字台；她往墙上又钉了两个钉子(当钉子钉入昂贵的硬木板墙时，我不由得一楞)，对我说，现在可以把衣服挂上了。她把我当作一位好同志对待。我需要她所需要的那种条件：一块工作和挂衣服的地方和一张睡觉用的有垫子的木床。她匆忙地赶到办公室，到半夜才回来；接着，她又打开台灯，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我在莫斯科中心的这套房子里和苏恰诺娃一起住了两个月。我不能象她那样工作到深夜；午夜之后我需要睡觉。我学会了不闩门睡觉。我从来不知道第二天早展会有多少人来我们的房子。她经常在这里开委员会会议，会议经常开到街上没有汽车的时候才散。因此，与会的人索性睡在地板上，第二天直接回他们的办公室。不管什么人来，房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一旦没有什么吃的，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到第二天。他们对吃、穿、住都不在意。他们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治理国家上。这就是执政阶级的风貌。 　　从深夜的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一种奋力治理这个国家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一种冷静、赤诚的意志。有了这种意志，多余的人类情感便早已不复存在。他们注意到各种滔天大罪，视之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勇猛顽强，前仆后继，要世世代代战斗下去。然而，每当我离开那座房子时，我总是觉得好象这些热情工作的同志们一定会被大街上越来越厉害的牟取暴利的大暴雨所淹没。这些夜以继日工作的有觉悟的人们是在增多呢，还是在减少? 　　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国家组织得越来越好了。一条接一条的铁路为广大乘客开放，记者们也开始旅行了。过去那些不注射霍乱预防针就不能去的地区也消除了霍乱，限制已经取消。快车上正在竭力想办法提供毛毯，但还不能提供被单。当著名的下诺夫戈罗德博览会开幕时，每条路上都有卧铺车厢，甚至还有飞机航线。西伯利亚快车重新运转，并设有餐车。 　　全莫斯科市掀起了维修热。在每条街上，我不得不闪开正在修理的人行道或粉刷着的建筑物。陪伴我在大都会饭店工作的是刺耳的铁器与石头的碰撞声，工人们正在铲掉破砖断石，修理在内战中被枪弹毁坏的饭店走廊。在第一个夏天，莫斯科修复了六座毁坏了的桥梁，另外承包出去四十二座桥梁；街上的有轨电车增加了一倍，路线也加长了；还修筑了十万平方的鹅卵石人行道；那时还没有柏油路。 　　在城里的广场上和林荫大道上点缀着十二万平方的绚丽花坛。入夜，孩子们嬉戏于街头，青年男女愉快地漫步。 　　伏尔加地区饥荒带来的后果仍未消除，但其他地方每个人都为新的收获和不断增多的食品而高兴。六月，苏恰诺娃和她的朋友为我从美国救济委员会买来的白面粉和果酱而高兴地大声喊了起来。她们用这些东西开了个晚会。到了八月份，这些东西则成了食品供应的附加品，根本不值得再另外跑一趟了。六月份，我的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借我的衣服。我们差点儿为我那件能一般挡雨的老式雨衣争了起来。而到了八月，她们到柏林去休假，回来时买的新衣服比我的还多。每个人都去休假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第一次停下来喘喘气。但是“够吃”仍然意味着一日一餐，大约早晨五点左右吃一顿饭，上午和晚上再加些茶和面包。又过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在早饭时才吃上鸡蛋、黄油或粥，并开始有了午餐的习惯。 　　在这些令人喜欢的同志圈外边，有人却在大肆捞钱，他们的猖狂和无耻程度比我在美国所看到的还要厉害。美国商人来谈判，谋求特许权。他们多是华而不实的人，冒险来到俄国未开发的土地上，希望迅速获利。他们宣称，全部恢复都要归功于私营商业。俄国已接受了教训。它正尽快地恢复正常。所谓“正常”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老的生活方式。 　　所有表面的生活现象看来都已证实了他们的话。这些新来的人有许多发财机会。“垄断莫斯科公共汽车”仅是我听到的一个机会。体育协会已经垄断了俄国的全部体育用品。他们用从中赚来的钱支持他们的组织。作为副业，他们从德国买了一辆公共汽车。这辆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大街上一天就挣一百卢布。“如果某人愿意资助我们购买十二辆公共汽车的话，”他们说，“我们便能垄断莫斯科的公共汽车交通。仅一辆公共汽车，还谈不上垄断!”他们寻求外国资本家同他们合作。 　　在美国呆了一些年，如今在苏联工业单位工作的一位年轻技工让我看了制做电灯泡金属部分的冲模。“列宁格勒有一个国营工厂，”他解释说，“它一天做两千个电灯泡。如果有了机器，他们一天可以生产二十万个电灯泡。他们从德国进口灯泡的金属部分；我有七个想在这里制造这部分配件的技工。如果我们有几千美元，我们便能组织一个小车间，与国营工厂签订合同，向它提供金属部件。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买过去，但眼下还不会这么做。他们首先将增加他们灯泡的总产量。根据生产金属部件的合同，我们将同他们一起扩大生产。”他的两眼闪着亮光。他似乎看到他自己立刻就会变成百万富翁了。 　　甚至一个政府部门也让我看了一份关于愿意建立俄国—美国贸易公司的文件。文件规定，苏联政府应该占公司一半的股份，美国资本家占另外一半，公司应垄断苏美贸易。一九二二年为此要求的外国资本数额是那么小，我想只要我到纽约也能筹集到。但是，他们又收回了这个计划。“我们关于此种合营的政策尚未敲定，”他们说。“目前，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业部门推行特许制，而把能够迅速赚到利润的贸易部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看起来，许多事情都未定下来。小型国营工业或者合作社组织与外国资本家讨价还价，希望获得惊人的利润。他们甚至愿意达成暂时协议。然而，这些协议还没有来得及被上级批准，大多数已经成为废纸。但是，当时的气氛类似于西方的一个繁荣城镇，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出现的。发小财很快，人们梦想发大财。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界限，将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到什么程度。 　　共产党人知道，他们将尽量缩短私人资本的寿命，尽量限制其发展。而这一点，别人还不大相信呢。他们知道已经订出了消灭私人资本的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消灭的速度有多快。 　　他们的计划是掌握工业的“制高点，”从而控制其他小企业。他们对资本主义了解之深超过多数资本家。他们知道它的力量源泉。他们把土地、自然资源、银行、外贸、铁路、全部重工业和所有大型工业企业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家掌握着四千个大型工业企业，拥有一百万工人①。他们愿意把拥有八万工人的四千个小型企业租给合作社或私人资本。城市土地和建筑物是市政府的财产，市政府的预算依靠它们的租金。零售业和无数零散企业落到了任何愿意推行经营的人的手里。但是，政府利用它的批准权和区别对待的规章制度引导私人资本的投资方向或者完全把它压垮。 　　“我们掌握制高点，”共产党人这样说。一九二二年，在我和我们许多人看来，经营得最差的、赔钱的企业全部由国家包了下来。国家银行拥有的唯一资本是迅速贬值的纸币卢布。国营铁路完全陷入混乱。顿涅茨煤矿因长期的外力入侵而毁坏，矿工们跑到农场去谋生。钢产量仅占正常生产的百分之五。巴库石油井积了很深的水。全部制高点都成了被毁坏了的山丘。但是，轻工业和零售业却能迅速赚钱，这些部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在我看来，这些企业有一部分是正常的。我们在西雅图已看惯了作为“公共事业”的没有盈利，或赔钱的国营和市营企业。社会主义也许正是这种情况的延伸吧。 　　但是，它使我担忧。私人猛赚钱的劲头大大超过那些改进迟缓的国营工业。“革命老朋友”重来莫斯科时，变得越来越灰心。“除了亚洲式的市场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外国商人则对此颇为振奋，他们留下来还价。外国帝国主义者等待更大的崩溃和更好的条件。当我回顾投机商自鸣得意的那些日子时，今天很难理解他们究竟陶醉于什么幻想，竟然期望私人资本繁荣和获得最后控制权。同样的幻想导致独立派相信他们有可能推翻垄断势力。同样的幻想导致西雅图工人相信，小型繁荣的工人企业有可能和平地赶走资本主义，直到政府下令关闭造船厂，打破他们的美梦为止。我看到，同样的幻想在一九三四年的加利福尼亚也出现过，那时失业的工人相信，他们的小型企业正在一个旧壳里建造一个新社会，虽然全部命脉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靠信念来生活；而俄国共产党人则靠研究经济法则来生活。 　　国营工业大肆投机，牟取暴利，不以为耻，比私人资本家犹有过之，因为他们更无所畏惧。我不禁要问：难道这样的国营托拉斯果真是社会主义的吗?很明显，这一点并没有使工人们担忧。他们不仅对国营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而感到欢欣鼓舞，并为之做出惊人牺牲。他们牺牲假期来制造市内有轨电车或机车车辆，作为向“五一”节的献礼。虽然我对国营托拉斯的“贪婪风”感到担心，但我也受到了工人们这种态度的感染。然而，我是用理想和感情，而不是用基本经济发展法则来看待这个斗争的。 　　国家银行行长在经济学方面给我上了第一课。我去问他：他是用什么炼金术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价值一千万美元的迅速贬值的纸币卢布转换为价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当时国家银行刚开张，我想知道为什么把支票换成现金要用一个小时。他和蔼可亲地微笑着，他给我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 　　“同志，你知道我不是一个银行家，我受的主要教育是呆了十年沙皇监狱。现在我们需要国家银行建立黄金储备。我们可以在两种行长中进行选择：一种是希望我们国家银行失败的内行银行家，另一种是象我这样的愿意用其生命来使它成功、但却一点也不懂银行业的人。就这样，他们让我来负责，而让内行的银行家当我的助手。我必须使他们老老实实工作，不要耍花招。”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俄国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数月之后，我又见到了他。他让我看一堆堆金条和一撂撂英国、美国货币，当时这两种货币在世界上是坚挺的，他开办银行时那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纸币在头三个月就贬值三分之一。然而，他却换来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黄金。“你是怎么把纸币换成这个的?”我吃惊地问他。“政府的货币制造者却不相信货币，这是为什么。” 　　“任何政府都不相信货币，”他立即微笑着说道。“但他们要使自己的人民信任货币。统治者相信的是煤、石油和自然资源——世界的真正财富。” 　　接着他作了解释。“我们向国营木材托拉斯提供贷款。他们用纸币卢布偿还他们在俄国的账。他们向英国出口木材，还我们英镑。我们不仅从贷款中获得利息，还可分享他们的收益；有时我们拿走他们收益的一半!毛皮工业也很赚钱，在外贸中赚百分之二百或三百的利润；我们分享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对所有从国外寄来的汇款收百分之十的黄金。” 　　“怪不得国营工业称你们为强盗，”我惊愕地说。这个无情的银行家微笑起来。“共产党允许这个强盗政策，”他说，“直到我们有了黄金储备为止。” 　　高级金融业就是这么简单!自从上了那堂银行业的课之后，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我便很懂到施廷内斯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很懂得贩卖波罗的木材的英国商人和通货膨胀国家里的所有其他暴发户的钱是怎么弄来的。国家银行满不在乎地向我表明，当一种货币贬值时，他们可以用此种贬值的货币付给工人和借钱者，然后到国外去换取外汇，从而赚取数以百万计的钱。施廷内斯就是如此掠夺德国中产阶级，自己发了财。美国出口商在新时代就是如此牟取暴利。俄国国家银行被允许如此“掠夺”正在挣扎的工业，获得黄金储备，然后用这种储备来发展这些工业。 　　国家银行向我表明了金融威力的秘密，而工业银行则向我表明了它通过信贷紧紧控制工业的情况。快到一九二二年年底时，我参加了国营工业管理人员会议，他们正在反对国家银行的控制。 　　国营工业被称作“托拉斯”，这个资本主义字眼使我迷惑不解。我们独立派曾反对过美国托拉斯。我不喜欢苏俄使用托拉斯这个字眼。随后，我看到它们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它们的股份是由国家掌握着。它们由一些工厂联合而成，受董事会的领导，董事会成员部分是工程师，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承担任务，设法使自己的工厂自力更生，自行发展，否则，在他们一汇报情况后，就要被撤换。 　　他们是在极端不顺利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斗争的，设备被毁坏了，没有钱发工资。顿涅茨煤矿工人派代表到莫斯科申诉说；“我们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吃少量黑面包。请给我们吃的和修理矿山的资金。”但是，莫斯科回答道：“现在还不行!你们要提供煤炭，以便维持向灾区送粮的运输线和冶炼钢铁之用。在饥荒年代里，我们只能为你们供应目前这么多粮食。明年你们也许得到一些工资。” 　　矿工们继续提供煤炭，直到他们断了粮食，然后跑到农场去找吃的。整个顿涅茨的工会大楼里贴满了因为要吃饭而停止供煤的“逃跑者”的名单。他们还贴了一些“英雄”的名单。这些英雄们在工作岗位上垮了下来，但当他们能够站立起来时，便又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在内战中和第一年的和平时期就是这样开采顿涅茨煤的。到了一九二二年，顿涅茨煤矿工人使铁路和工业重新用上煤炭，不再象内战期间那样使用木头作燃料了。只到那时，他们才开始得到工资。 　　他们是通过采取断然手段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扣押了铁路存入国家银行的资金。国营铁路因此抗议说，他们自己的工人有数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的任务比开矿更艰巨，”他们争辩说，“他们可以把最坏的矿井关闭，而我们却必须使全线畅通。我们没有周转资金，但又必须装运货物，等待付款。让我们征收战前运费的一半，这样，我们可以把铁路修好。”……莫斯科对这种要求不高的请求回答道：“不要收那么高的费，否则你们便要搞垮挣扎中的工业。”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这个饥饿的国家无偿地从工业和交通业中拿出价值七千万美元的产品供养饥饿的农民和工人。当一九二二年的收获给农民提供了一些资金时，棉制品、火柴、盘子之类的工业品第一次可以要价了，从而支付了生产费用。于是，它们较快地得到了恢复，而钢铁这样的重工业则仍然处于灾难性的状况中，生产水平仅仅达到战前百分之四到七。 　　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工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反对国家银行滥用信贷权。“你们用了一年时间积累黄金储备，”他们说。“你们借钱给次要的工业部门，因为它们能最快地收回成本，但是这样一来却搞垮了工业。我们要求拥有信贷权，以制订统一的工业规划，促使它有步骤地得到恢复。”他们得到建立“工业银行”的权力，国营工业、铁路和外贸委员部握有其股份，他们特有的信贷权不是用来建立黄金储备，而是迫使工业部门执行联合规划。 　　“我们把原棉借给纺织托拉斯，”新银行行长向我解释道，“并迫使纺织托拉斯把某些纺织品拨给服装托拉斯，而服装托拉斯则奉命以贷款的方式把服装送给顿涅茨矿工。向煤矿提供的这种信贷使我们可以把煤炭赊卖给某些搪瓷业，并要求它们把壶和盘子送到西伯利亚的伊尔比特皮毛博览会上去，而皮毛托拉斯从那里购买皮毛后出口到伦敦。我们银行拿皮毛托拉斯的这些外汇再进口原棉。对工业部门就是如此严密控制信贷的。我们用它来加强全国工业委员会对整个生产系统的计划，从而把我们的全部工业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牢固基础。” 　　对于我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如此直率的讨论。信贷权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是公开的代表大会和工人会议经常谈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其他国家则是私人利益集团的秘密。人们曾对我说，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普通人弄不懂。我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问题故意弄得神乎其神，唯恐普通人懂得他们是如何被金钱统治的。在苏联，所有工人都可以听取关于他们共同财产的详细报告，参与决定，并付出英雄般的努力，从这些战争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中重新建立起这些财产。 　　不管充斥市场的投机者的疯狂叫喊，他们痛苦而缓慢地组织和加强了他们经济生活中共同拥有的“制高点”。 　　① 到1934年，国营企业拥有二千三百万工人。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