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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准备新战斗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出了中国中世纪式的、有抵御历代外侮的喧嚣城镇；跨越土匪横行的陕西山脉，那里光屁股的小孩在讨饭；穿过荒无人烟的蒙古，这一片蓝绿色的山艾丛、黄色的沙子、红色的悬崖和广袤的黑色砾石平原；我们终于从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来到了开始人类所生活的地方。蒙古游牧牧民把荒野开拓为草原。衣衫破烂或穿着肮脏僧衣的懒惰的和尚掠夺着牧民；神圣的库伦已经改名乌兰巴托，意即“红色巨人的城市”，因为“红色”战士是反对信神的。我们看到了收音机、电报和飞机，这是这个中世纪地带北部边疆文明的第一个迹象。走过三十英里之后，看到的农场愈来愈多了；在那里终于有了牛奶、黄油和鸡蛋。我们越过边界进入了苏联，令人震惊地发现有了盛汤的盘子、叉子和报纸。 　　在乌京斯克有两家旅馆、一家银行和几家百货商店。“请会见我们女党委书记，她是布里雅特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他们没有料到我们马上要到伊尔库茨克去。在拥挤的火车站上，有二十家报纸在出售，其中包括四家德文报纸和法国的《人道报》。车站对面的大街上，一家小而整洁的食品商店门上写着：“伊尔库茨克联合工人合作社第八十五号”。自从去年四月我离开美国的联号杂货店以来，我还从未看到过这样干净的货架，货架上放着那么多整洁的小型罐头。在我离开苏联九个月的期间里，合作社迅速得到巩固和加强。 　　每到一站都有西伯利亚人进入我的车厢。“猎人协会”的一个代表说，北部猎人们把皮货卖给国家毛皮托拉斯。伐木工人一直在大森林里采伐铺设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新铁路的木材。运输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协助一个会议临时解雇四百多工人，以保证那些最需要工作的就业人。火车里既不奢侈，也不寒酸。车上坐满了修筑铁路和建设工厂的工人，他们谈论着黄油和毛皮。它如同当年美国人开发西部地区的火车，但是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人吹嘘自己将如何发财。他们所大声谈论的是国家如何发展。“这些小火车站的十字路口，五年之后将变成一个大城镇!这就是西伯利亚!”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火车站，二十个妇女代表上了火车，她们是要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政府要听取她们的意见和建议。她们中有的人从未坐过火车，只有一个人离开过西伯利亚。她们全是村主席，是从数百名村主席当中选拔出来的，因为她们干劲大，比别的主席更有名。其中的一个妇女说：“她们选我，是因为我知道如何强烈地反映我们村里一些腐败的事情。” 　　她们还谈到每年夏天，渔民们沿着大河走数千英里到卡拉海捕鱼。她们谈论着要建立更多的学校、医院和合作社。当讲到她们是如何战胜落后的农民而在政府里取得地位时，她们笑了起来。“他们讥笑第一批进入苏维埃的妇女，但是现在该我们笑他们了。十月革命后，我们妇女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我不禁想起了缠着小脚的陕西妇女和死在军人手里的华南姑娘。在她们和这些掌管国家大权的充满信心的妇女之间，不仅隔着半个大陆，而且隔着整个时代。然而，她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十年革命而已。 　　她们的小组领导人安纽西亚·乌斯季诺夫娜扎着红色头巾，虽然已经中年，却充满活力。她是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美国的参议员。“你肯定是共产党员吧，”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道，丝毫没有感到不好意思。“我是代表广大非党群众的。列宁说必须吸收这些人参加管理工作。”……几年之前，看起来只是一些分散的共产党员在进行非常艰苦的斗争。重建他们的国家，使其摆脱贫穷无知的极端混乱状态。这一大群曾经是最无知最愚昧的人现在也正在起来斗争。 　　我对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员谈了我的印象。他说：“是的，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革命激发起来的群众力量有多么大，他们能够克服多么大的困难，他们是多么勇敢。现在他们终于自由了。”我同意他说的前半部分，但是，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打动我。“自由?”为什么再提那令人动感情的幻想?什么地方有自由这种事呢?在昔日自由的西部未被资本家瓜分之前，在美国还有一点点自由。老板们之间可能有一半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是为什么要空谈自由呢，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专政制度下?难道我们大家不是象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泡沫一样随着风浪而飘泊不定吗?尽管有崇高的感情和情操，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跟着那不可逆转的茫茫客观法则行事吗? 　　然而，我看到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组织得越来越好，到处是勇于创造的充满信心的伟大人民群众。他们正准备——他们和我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新的斗争。在群众活力的养育下，在共产党内正在孕育着即将诞生的五年计划。 　　我在莫斯科仍然没有房子。我好不容易才在旅馆找到一间一天租金四美元的房子。我难以这样维持下去，我必须准备搬走。这时，国家出版局得知我有关于中国的材料；他们向我预订了两本书，并且事先付了稿酬。苏联报纸也用高价预约我的文章。我不再为旅馆房间的费用发愁了。苏联愈来愈富裕了，它的群众把他们的首批盈余用在阅读上了。我可以提供他们需要的读物。我不再需要纽约了。 　　然而，我一写完我的书①就回纽约去了。我途经柏林时，还安排了出德文版事宜。我再次在美国各地演讲，然后返回莫斯科。现在我要在苏联旅行了。在中国、墨西哥或德国，革命没有什么希望。有希望的革命发生在这个占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地方，在这里，讲着一百多种不同语言和属于一百多种民族的农民和工人正在推翻中世纪。 　　我先到伏尔加，看看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怎么样了。三个人在艺术学校学习，原先的十个开拖拉机的孩子正在上机器制造课；其他人在沃尔斯克不断扩大的水泥厂里工作。一个叫苏比娜的姑娘举行了“红色婚礼”：他们两口子站在教员和学生的面前，保证两人要毕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勇敢的莫罗索夫得了肺结核，住在伏尔加一个小城镇上。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孩儿，他们在挨饿，他在一个小合作社商店里的工资是不够用的。我们的二十位姑娘仍然忧郁地赖在萨拉托夫儿童之家；她们早已超过年龄，但萨拉托夫没有她们做的工作，而教育当局又不愿直截了当地把她们赶走。 　　伏尔加恢复得不够快。它治愈了战争、外来干涉和饥荒造成的创伤，达到了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沙皇时代的水平能满足苏联青年的需要吗?到处是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数以万计的失业者在质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是否是无产阶级国土上的新的专政者?请给我们专政者创造财富的权利吧!”在伏尔加感到有一种产前的隐隐阵痛。 　　从伏尔加，我骑马跨越高加索山岭。苏联旅游组织，如同其他事业一样，在新生活的压力下正在扩大。千千万万工人、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在全国旅游。新的无产阶级旅游组织领导人沃尔斯坦计划到达吉斯坦各地寻找一条新的旅游路线。他邀我同行。因此，我看到了切奇尼亚的落后山村，那里的妇女在石臼里碾谷子，把我给她们看的一个别针当成宝贝，喋喋不休地谈论它的精巧。那里仍然实行抢婚制，城市长大的苏联年轻姑娘，壮着胆子在切奇尼亚附近走动，但时时担惊受怕。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抢婚”可以省去婚娶费用。 　　我们在达吉斯坦继续旅行。达吉斯坦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文化，这里说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山区人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城堡似的村庄。他们说，在这里，“我们的沙梅尔曾誓死抵抗俄罗斯征服者。”来这里参观的俄罗斯工人视牺牲的沙梅尔为他们自己的英雄之一。这位皮肤黝黑的高加索山区人不是也曾同他一样，跟他们的敌人——老俄罗斯帝国主义战斗过吗?这是苏联各民族新的同志关系的基础，他们推翻了共同的压迫者。 　　山村里的部落斗争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征服者，即十字军东侵时代。每逢村子有节日，穆斯林山民便向深谷对面几个世纪以前“堕落”的犹太山民投掷石头和诅咒对方。年轻党员学生从新的学院回家，帮助山区修建道路、罐头食品厂和小型工业。他们就是否参加这些“体现了最低级的迷信，甚至宗教仇恨”的部落节日活动进行激烈辩论。青年们会起来反对许多世纪形成的民间风俗吗?不管怎么说，道路、罐头食品厂和学校在增加和发展，发展经费来自大片山区果园的收入。 　　在第比利斯，为找旅馆我花了七个小时，最后才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得到了一张帆布床，在一小时内就接连推掉了四十名申请的人。“在苏联，每个人都在旅行，他们都来第比利斯，”心烦意乱的旅馆工作人员咒骂道。我看到了一些新建的宽敞的工人俱乐部和公园，快乐的年轻人在公园里散步到深夜才走。我碰见了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团员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许多苏联人邀请他们在第比利斯俱乐部里发表讲话。但是旅馆职员提醒我，我的帆布床只能用一个晚上，因此我离开第比利斯，到亚美尼亚去。 　　亚美尼亚的农村同样脏，同样受到了国内战争和外来干涉的破坏。但是，它们的新生活已在稳定提高和充满青春活力。埃里温开办了一个电厂和十二家工厂，列宁纳坎开办的小型工厂超过十二家，许多民族的人都参加工作了。在这里，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亚美尼亚人领导下工作，而在第比利斯，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人的领导下工作。各民族之间进行过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最近六年的种族屠杀达到了高潮。然而现在，它们则没有人们所预料的那种磨擦了。在自由发展文化和扩大经济的政策感召下，高加索人的世代仇恨逐渐消失，而在欧洲，旧的仇恨却在复活，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苏联也有新战争要打：向落后和官僚主义开战，进行一场组织和建设的战争! 　　掉转方向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正朝莫斯科方向走时，我突然产生了要爬山峰的强烈愿望。旅行开始阶段，每天晚上我都精疲力竭；我是第一次骑马旅行。一个月的旅行使我变得坚强了。由于新的健康状况，我在考虑攀登卡兹别克山了。“我一定要爬上去，”我大嚷道。但是，我没有爬山的衣服，我甚至连灯笼裤也没有。 　　我找了一位向导，借了他一条破旧的裤子，当我穿上时，我发现上边有不少大裂口。我既没有遮挡强烈阳光的墨镜，也没有擦皮肤的油。向导只给我一块黑色面纱。至于脚上穿的，他用打结的网状皮带在我脚上绑了一些稻草。结子防止我从冰上滑下来，稻草是垫料，网状能使冰水和干风自由地穿过我的两只“鞋”。一旦稻草薄了，锋利的冰刺我脚时，他便给我续一些稻草和山上的植物。遇到最陡的滑坡，他使用更结实的皮带把铁齿板绑在我的脚上，铁齿穿过稻草紧紧扣住我的脚踝。向导带着一件沉重的羊皮袄，专供我晚上御寒。 　　这样装备好以后，我和向导便一起开始攀登海拔一万六千英尺高的鞍状卡兹别克山了。爬山过程中，我们与暴风雪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搏斗。当铁齿板都不能抵挡狂风时，我们最后只好返回来了。我们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处度过了一个夜晚，我们躲在大岩石后面，一半身子在雪里。尽管整个夜晚我因寒冷、疲劳和高山气候全身发颤，但我还是异常激动和兴奋。谁说伤寒和肺炎使我元气大丧，再也不能象青年时候那样征服山峰呢?没有任何好的美国装备，只带着一个落后的村庄修修补补的东西，我爬的高度比美国最高的山还高一千五百英尺。比旧雪尼尔也高一千五百英尺!疾病并没有搞垮我；从卡兹别克山峰，我几乎和老练的向导一样，轻松地走过大冰川。如同我周围的伟大土地一样，我恢复了我的力量。我也在准备新的战斗! 　　两个月之后，我来到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因没收土地而复杂化了的地方选举正在这里进行。正在塔什干召开的妇女党员大会宣布：“我们在落后农村的党员被污辱、被折磨、被杀害。今年我们一定要制止对妇女的这种残害，这一年必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在新首府撒马尔罕，各种代表大会泛滥成灾。我在一个旅馆走廊里坐了一个晚上，接着又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主席阿库恩·巴巴耶夫家里的座上客。午夜以后来到撒马尔罕的所有乌兹别克的农民看来都要走到他那六间房屋的官邸，在他的地毯上过夜。为了优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在他的说俄语的秘书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了一张长沙发。 　　十一月的撒马尔罕，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它既有古色古香之美，又正在追求现代化。我走进一家大饭店，抬头便看见一张措词尖锐的招贴画，上面的人伸出谴责的手指，说，“你们，你们现在还没有参加合作社!”在农民合作社代表大会上，一个农场工人气势汹汹地说：“在我们村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富裕农民得到新的机器，而我们穷人却得不到!”他说话时的激烈样子活象下战马的成吉思汗。 　　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不象我刚来苏联时那样天真地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它同中国农村地区的斗争一样激烈，问题也大致相同。相当多的地主脑子里满是旧宗教思想和新鬼点子，他们靠放高利贷收租和剥削劳动者来发财致富。雇工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作斗争，反对多年的压迫。匪徒与地主狼狈为奸，鱼肉农民。蒙面纱的妇女展开斗争，争取自由，反对宗教、地主和压迫她们的丈夫。而她们的丈夫也受别人压迫。斗争复杂。而困难，愚昧无知的程度比中国还要严重。 　　苏联中亚细亚的农民和雇工只有一件事有利：国家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武汉的进步力量则夺走了中国农民手里的国家政权。然而，仅仅掌握国家政权，斗争并未结束。剥削者对远离铁路线的农村地区的控制十分严密。年轻的共产党员深入落后的农村，发动和教育农民，给他们讲解他们应当享受的权利。这些党员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成为烈士。 　　塔什干学校的一位女学生自愿利用其假期做发动群众工作。结果她被杀害，她那被砍成碎块的身体用马车运回学校。一名妇女拒绝了当地地主的殷勤，与一个雇工党员结了婚。在地主的煽动下，十八名匪徒在她怀孕八个月时强奸了她，并且把她扔进河里。在州政府得知之前，在一个地方就发生九起杀害妇女的事件。 　　这些暴行激发受压迫的农民和妇女采取更大行动。他们要打出一条活路来。他们把烈士尊为英雄。新战士奋起战斗。当争取妇女自由的战士米尔菲娅·汗彼毛拉(伊斯兰教的阿訇)被活活烧死时，她村子里的妇女们为她写了悼词。 　　啊，女士，世界将永远铭记你为自由而战! 　　他们别想用火焰烧死你! 　　烧死你的火焰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革命已十一年了，怎么会连续发生这种暴行?为什么政府不镇压他们?然而政府又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是有胆量组织和行使政权的当地雇工和农民组成政府的。贫苦农民和雇工分地主土地的法律在苏联已有十一年历史。但这种土地法在中亚细亚还未实行。当地农民希望得到他们的权利吗? 　　在选举中，土地委员会就此问题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并且向全体农民宣传了国家的土地法。名字和财产列入花名册的地主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他们拥有的财产。名单准确吗?肯定不准确。有史以来从未丈量过土地；中央政府从未敢于彻底调查这些所有权问题。由于村规，由于害怕报复，人们总是仇视外来者，保护“他们自己人”。亚洲每一个村庄都如此。 　　但是，现在农民把谁看作是“他们自己人”呢?当地阶级斗争有多么激烈?穷人和富人都坐在一个大厅里，他们了解当地财产的真象。一个无地的人敢站起来，当面谴责借给他钱的地主吗?“你撒谎!你的土地多得很!我知道，因为我在地里干活。我已交了你地租。”如果他敢，他可以从国家手里得到土地，国家法律有此规定。他也可能被地主从背后捅一刀。这些农村的绅士不象俄罗斯贵族那样，让外国部队进行干涉。他们是自己出面搞暗杀的。政府都无法保护雇工，除非他们组织政府，自己保护自己。 　　我曾经在其秘书的沙发上睡过一夜的那位阿库思·巴巴耶夫是雇工出身，他的勇敢、直率和智慧使他担任了主席职务。他经常巡视农村，孩子们热烈地称呼他为“阿库恩爷爷”，老人看到象他们一样的人成了领导者而高兴得流泪。当我问他土地改革进行得怎样时，他满意地点点头。 　　“进行得很顺利，”他说道。“我很高兴地看到雇工们组织得那么好，他们在揭露政府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地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于阿库恩·巴巴耶夫来说，在整个没收土地工作中，雇工参加政府是最重要的事；它是新政权的标志。 　　我参加了棉花日庆祝活动，阿库恩·巴巴耶夫让我看到了新的道德规范。一位妇女哀求他赦免她那被捕的儿子。他后来对我说：“我一定去看看他。如果他没有压迫过穷人或贪污过，他毫无疑问要被赦免。”对于我来说，这件事突然展示了犯罪新标准。偷盗或谋杀不是主要罪行了。这些可能是出于贫困或义愤。犯这种罪的人仍然能变成有用的公民。然而，如果谁剥削穷人或在政府贪污腐化，那么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了。新社会不能用他了……阿库恩·巴巴耶夫是一个亚洲的雇工，他比我更了解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尽管我获得过哲学博士的学位! 　　但并不是所有的亚洲雇工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一旦掌握了新政权，有的变得专断和贪污起来，在当地做出了一些惊人过火的事情，夏·穆拉托夫原是雇工，因干劲大，当了全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开始杀自己的仇人了。他自豪地告诉当地农民：“作为中央执委会成员，我有权随意杀十个人。只能杀十个人，不能多杀。”检察官处理了他，把他送去改造八年，以治疗他的自大狂。另一个山村的共产党官员不反对女儿搞买卖婚姻——这种不法婚姻仍然很普遍——，而且利用其领导人的地位牟取暴利，过分地抬高女儿的身价!他的过分贪婪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停止了他的党内职务。 　　为了缩小中亚细亚农村现状和新社会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国家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广播节目不但传播了新法律的知识，并且把“时间”带给了遥远的村庄，那里从未见到过钟表。对罪犯进行公开审判以教育群众，使他们树立前所未有的信念：丈夫无权杀害不带面纱的妻子。全国各地的学校正忙于对优秀青年进行教育。他们是曾参加红军打过仗的男青年和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妇女权利而斗争过的女青年。对于他们来说，新的工人政权具有伟大而辉煌的意义，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了解得很少。离开遥远农村的危险的斗争第一线，他们来上学，把注意力放到了书本、铅笔和纸张上，尽力理解他们准备为之献身的事业。过去坐在闺房里一动不动的姑娘们学会了奇妙的体育运动；过去从未听到过任何自然科学原理，甚至不知道科学概念的青年人在攻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教科书以便了解其含义。 　　苏联通过工业化来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使雇工和农民在建立新生活的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武器。资本家从来不愿意使一个从属的民族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榨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原材料来加强其本国的工业。爱尔兰和印度在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时曾遭到英国的反对。美国资本家在墨西哥拥有油井，但却不在那里发展工业。然而，苏联的原则是“使落后地区赶上中央地区”，从而使它那广大国土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无产阶级在执政，都有大工业创造的财富。 　　我在老波卡拉参观了一座新的丝绸厂。厂长属于我过去熟悉的那种类型，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为了创建新工业而废寝忘食。他告诉我，丝绸厂根本不赚钱，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了。“我们正培训农村妇女，使她们成为将来土耳其斯坦丝绸厂的新职工，”他说道。“我们厂是自觉应用的力量，它首先在波卡拉打破妇女蒙面纱的习惯，我们要求妇女在工厂里不蒙面纱。” 　　按人口比例来说，在撒马尔罕施工的建筑物远远超过在莫斯科施工的建筑物。新的轧棉厂和大纺织厂正在老费尔干纳山谷拔地而起，在中亚细亚各地正在建起新灌溉工程和新的大型棉花农场。年轻女纺织工人共同写诗，赞扬她们生活的新意义： 　　在我去工厂的路上， 　　我发现有一块新的手帕， 　　一块红手帕， 　　一块丝手帕， 　　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获! 　　工厂的隆隆声在我心里回荡， 　　它给我节奏， 　　它给我力量!……  　　世界上其他国家刚听到苏联的五年计划时，认为莫斯科的规划不切实际，订得过高。我们这些在苏联偏远地区旅行过的人却看到，此规划在农村、工厂、城市和各州正在具体实施。我们看到，它是出自雇工要转变成工业工人的需要，出自失业青年创业的需要，出自当家作主的工人热切地要亲手把广大未考察、未开发的草原和山脉资源变成财富的需要。我们看到，它随着农村地区粮食的增长而得以加强，随着富农与雇工间争夺粮食的斗争而变得更迫切了。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它在恢复农业和工厂的几年喘息时间中得以休养生息，然而，亿万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仍然很强烈。随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激情被共产党的智囊人物变成了法律计划：使苏联工业化不再受资本主义大国的摆布。 　　我在苏联中亚细亚第一次听到五年计划，这并不是偶然的。塔什干报纸七栏大标题写着：“五年以后中亚细亚将变得不可复识。”标题下是一张地图，标有新建筑物、新铁路和新工厂及其动工和竣工的日期。这是中亚细亚各个组织的联合建设项目。莫斯科还要对这些项目加以审批，并使其与苏联全国各地的类似计划相协调。 　　连续几年，我先后四次访问苏联中亚细亚。在撒马尔罕旅行的第二年，我登上了帕米尔高原的“世界屋脊”，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吉尔吉斯部族。我访问过刚建起第一年的夏季临时管理机构高原“流动政府”。在一个毛毡帐篷里，一位当地法官盘腿坐在破旧的地毯上，躺在他旁边的法院书记员正在翻阅记录。他们是在执行法律，反对剥削雇工，反对把妇女出卖给遥远的游牧民族。 　　越过铁路线，我骑着骆驼沿着小道旅行了几天。途中，我停下来与一位乌兹别克老修路工聊天，他只知道三个俄文词：“五年计划”，“公路”和“汽车”。他对“汽车”的发音很怪，我靠他生动的手势才能弄懂。他用这三个词和许多自豪的动作告诉我，骆驼小道将变成汽车路，一直通到边陲伊尔克斯坦，而骑马需十天时间。五年计划能做到这一点! 　　又过了一年，我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席了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典礼。我是在三年之前从采购木材的人口里听说建这条铁路的消息的。曾在美国进行过上百人次争取言论自由斗争、并在俄国参加内战多年的我的老朋友比尔·沙托夫是这条铁路的指挥者和建设者。他铺设的一千英里长的铁路线，穿过亚洲南北地区的平原和沙漠，使西伯利亚的小麦与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互相沟通，从而促进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 　　“五年计划巨大项目中的第一大工程完工”——横幅标语和报纸用这样的词句庆祝这条新铁路建成通车。从列宁格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冰洋到高加索和帕米尔亚热带山谷，整个大地上都呈现出繁忙的建设景象。前一个冬天大规模集体化运动的巨大变化震撼了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现在处在混乱状态，冲突贯穿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个播种季节”。我一天又一天地奔驰在这个国家的广阔土地上，越过城市和农场，我们又来到到处是骆驼、绵羊和油毡帐篷的茫茫草原和荒无人烟的沙漠。 　　我们的火车没有时刻表。时刻表尚待搞出，因为我们坐的是刚开出的第一趟火车。在新铺设的铁轨上，我们的火车象醉汉似地东摇西晃，这列庆祝通车典礼的火车漆成了绿色。这是奥列阿塔的铁路修理厂赠给这一庆祝活动的礼物，它是由工人们自愿在业余时间不要报酬修理好的。火车上到处闪耀着横幅标语和题辞。一颗银光闪闪的钢星取代了火车的前灯，钢星上方书写着内战时期的战斗口号：“还我西伯利亚”。从自愿修理工中挑选的火车驾驶员荣幸地在他们的火车上度过了日日夜夜。这是他们的新战斗，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是他们的胜利! 　　“我一生中给资本主义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条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了，”沙托夫对我说。这不是他当年勇敢地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也不是内战，更不是组织金属进口和石油出口。这条铁路把小麦和棉花沟通起来了，促进了中亚细亚的农业和大草原游牧部落的工业化，使苏联的贸易可以越过其边界进入亚洲的落后民族，并用一条薄薄的钢铁防线加强了苏联遥远的东南边界防务。 　　坐在我们这列火车上的工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是五十个工厂的代表，因他们的出色工作特邀请他们乘坐这列火车旅行，以表示对他们的奖励。车上的外国记者也了解这一点。其中三十人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知道这条铁路改变了亚洲的历史，把几个世纪以来分别流淌的两段生活之流联在一起了：一条生活之流沿着北部的森林之河流淌，一条商队生活之流穿越南部草原。他们知道，这巩固了苏联在亚洲心脏的政权。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要用电报发回消息去，然而，他们大发脾气，因为在一千英里之内竟找不到认识拉丁字母的报务员! 　　沿铁路线，新的城镇已经兴起，这是开路先锋的男人和大无畏的妇女的简陋居住区。年轻开拓者擎着横幅标语欢迎这列火车。他们在修建这条铁路的速度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比开始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年半，比沙托夫修改了的估计快半年。沙托夫在各站集会上发表讲话，扼要地回顾他们英勇斗争的情况；在沙漠里，他们缺粮缺水，夏天是迷眼的大风沙，冬天又是暴风雪，尽管“中央”的官僚主义者未能送来暖和的衣服，他们仍然坚持工作。他注意到母亲怀里抱着的婴儿，这些婴儿“比这座城镇的年龄还大”。他讲到他们正用劳动创造一个新世界，对所有国家的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位憔悴的妇女嘴角上挂着微笑，眼里含着泪水，我听见她喃喃自语地说：“我们的上司是了不起的人物!”两年的沙漠生活消耗了她的全部青春，但却使她变得无比坚强! 　　在艾纳布拉克炽烈的阳光下，俄罗斯，哈萨克人仍在庆祝他们的节日。游牧的哈萨克人随处安营扎寨，旅行数百英里，以观看这匹大“黑马”的到来。当火车接近南北线交接的新枢纽站时，他们开始与火车赛跑。年轻人在铁路上欢蹦乱跳，唱起称赞“这匹黑骏马比一百匹马还快”的新歌曲，这定能使他们战胜部落酋长。 　　一万人旅行到了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亲自看到了南北铺轨工人把最后一条钢轨铺设好。打最后一根道钉的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副主席里斯库洛夫，哈萨克共和国主席伊赛耶夫，沙托夫，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共产国际特地派来的代表。 　　片山潜?为什么有片山潜呢?他打这根道钉的意义是清楚的。这条铁路不仅仅把小麦和棉花连接了起来，它也不仅是年轻牧人反对部落压迫者的武器，这条铁路同时是进入亚洲的世界革命! 　　沿线的工人，因感觉到了他们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他们急切地向我们这列火车打听：是谁来参加通车典礼的。不是斯大林吗?不是加里宁?都不是吗?于是，他们只好满足于较低一级的领导人，满足了他们自己举行这一大型庆祝活动了。他们知道，往返莫斯科仍然需要两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还有未完成的同等重要的大项目呢。在西部，位于第聂伯河上的世界最大的发电厂大坝正加速建设。在遥远的北部地区，库兹涅茨克这座新钢城即将诞生。在斯大林格勒，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厂差不多就要开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世界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正在建造中。 　　“巨大项目中的第一大工程完工”——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赢得了这样的荣誉。然而，它只不过是振奋人心的五年计划中数十个大型项目之一而已! 　　① 在美国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