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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狱里的五天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我期待着一到监狱，就会面对着一个掌权者，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被捕，说不定还会立即承认是弄错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监狱里的例行手续使我不再这样想了。这我本来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在侦探小说里读到过，很快就看出来这是例行手续。我被引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一位女医生吩咐我脱光来一个彻底检查，这并不是要检查我的健康状况，而是要检查我有没有可能携带着隐藏起来的文件，武器或者什么准备在审讯受刑吃不消时用来自杀的致命药丸。这不仅包括检查体表，而且还要检查有洞的地方，以防里面藏着什么极小的东西。那位医生，在彻底检查中考虑得很周到，要不然就是过分挑剔。她很少用手碰到我，而是吩咐我自己用手指弄开她想用眼睛检查的地方。同样，去掉鞋带(这大概是防止犯人自己勒死的例行做法)，之后她又仔细地望着我，象是觉得我还不会干出那种绝望的行动，她把鞋带还了我，说：“系上鞋带你会感觉得舒服一些的!”我穿上了鞋子，系上了鞋带，果然觉得好一些。我马上问那个医生，为什么把我弄到那里来，但是很显然，她是不知道的。 　　接着我又被带到一间房子里去，那里有位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面，象是很有地位似的。我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只是挥手要我坐到椅子上。我很快看了出来，他大概是个什么监狱管理员，负责安排我的牢房，但是对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健康状况。这使我怕了起来，怕会不会要我干什么重体力劳动，也许会把我弄到北方森林里的集中营里去。于是我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根据我的年龄来看，我的身体还算是好的。他问我需要不需要什么特种饮食。起初，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休假，在一个苏联的疗养所里，他们让我吃一种所谓“牛奶—蔬菜食谱”，我把这告诉了他。他又问我需要什么特别药物?我回答说，我吃多种维生素，并不经常吃别的药。他要知道吃的是什么维生素。我说我带来了我自己吃的维生素，那是混合起来的多种维生素。我特别需要复合维生素B，它对我的神经有好处；我知道我将会神经紧张。所有这些问题使我很意外。 　　然后我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房间，好象是在监狱的四楼上。前进的道路使我心慌意乱，长长的楼梯都是那样覆盖着重重铁丝网，如果有犯人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他只会滑下铁丝网，在底端被截住，也许会受伤，但是肯定死不了。这种景象是会使人神经不安的。不过我被带进的那间屋子，更象是一间便宜的地方旅馆里的房间，而不象是牢房。有一个真的帆布床，很窄，不很舒服。不过，高高的窗户上面装着铁栏杆，显示这确实是牢房，而且天花板上装有总是亮着的，可由牢房外边控制的灯光，使卫兵能够日夜随时从房门上的小洞看到我的一举一动。由于已经过了午夜，我很快就进入乏透了的熟睡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的早餐来了，我意外地看到其中有我吃不了的大量奶制品，不仅一大玻璃缸牛奶，还有一大份奶酪。这是一顿我远远吃不下去的早餐，但是它缺少我最想要吃的咖啡。我开口要了，结果给了我一杯很淡的咖啡。然后我又要来了第二杯。送扳的人又拿上来另外一个杯子，放在我的桌子上，骄傲地说，“维生素”。从那芳香的气味来看，它象是用松针做的维生素C；我曾听说过，这种维生素的重要性，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曾被人们所了解；当时许多人死于缺乏蛋白质的饥饿。但是却没有缺乏过维生素C因而受苦；在那里这种维生素是用公园里的松树做的。我一直没有得到我要的维生素B。他们也不退给我自己储备的那种维生素，大概那些胶囊里装着的东西，照例是要被怀疑的。不过，我还是由于这些维生素C而精神恢复了起来，特别是由于它所显示出来的对我的照顾。 　　我的精神也为牢房门后面印着的字句所影响而振作了起来。其中一条劝告犯人“要对警卫有礼貌，假如他们也要警卫们有礼貌地对待他们”。这显示出残暴并不是监狱里日常必不可少的东西。另外一条告诉我，犯人有权利每天在屋顶上散步一次，只要天气允许，他可以敲门叫警卫来让他出去散步。我享受了这一许可的好处。我很快就知道了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屋顶，被用高墙分隔成好几部分，在每一部分一次只许一个犯人去散步。我什么时候都看不见别的犯人；别的犯人也看不见我。带武器的警卫站在更高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在从过道到屋顶我所要走的一路上，也都得遵守这样的规矩：如果我们遇到另外一个被警卫跟着的犯人，只要一发觉他们要来了，我们就退进一个边道里。很清楚，这是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一项狱规：犯人不得相互看见。 　　直到第二天，我没有遇到一个知道我的案情的人。已是夜间很晚了，一个卫兵来告诉我：“政委要你去。”我被带到楼上的一连三间的大办公室，各有一两个下属人员坐在外面两间屋子里，我们经过那两间屋子，进到一间放有一张长会议桌的屋子里，在会议桌的一头，坐着一位神色严厉的官员，另有一位显然职位较低的人，坐在桌子的一边，手旁有一堆纸张，显然是准备作记录的。 　　我马上提出来问：“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那个“政委”(他的确切职位和姓名我一直都没有听说过)，不理睬我的问题，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在正面对着他的桌子的另一端。“我要来提问题，”他说。 　　他开始问一些照例要问的问题，如我的姓名、国籍、职业等等。很清楚的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他还怀疑我的国籍，拒绝相信我所说的我的职业是个作家。他说：“不，你不是。”我坚持着说：“是，我是。”他再一次肯定地说：“不。” 　　“那么是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是个记者。” 　　我解释我既是好几个通讯社的记者，又是一个写书的作家。目前我主要是在写书。 　　“把它记下来，她是个记者，”他命令着。我同意了。我的心沉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莫斯科共产党人的理论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记者，特别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写新闻的记者，则被认为是“二等间谍”。这样说，也许有点道理，因为记者往往揭露当局要掩盖的事实。不过，这样的含义是不能使我愉快的。 　　审问者继续问我在苏联的旅行，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来访问过多少次，我到过哪些地方等等。我回答说：我记不清我来过多少次了；因为我是一九二一年第一次来的，把莫斯科当作我的家已将近三十年了。我不断往返美国去演讲和写书，并且来去走了很多不同的路线。我列举着我一次一次的旅行，他越听越惊骇起来。苏联外交部允许我看了那么多的地方，显然把他吓坏了。我在他的身上觉察出麦卡锡的气质，他毫无疑问地认为我是有罪的，他很得意地证明了苏联外交部如此疏忽大意，它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制止过我，这正象麦卡锡想办法要证明美国国务院的疏忽大意一样。 　　我回答的这些话都说得很自然，我希望有机会能回问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允许。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我没有再问他就回答了。那个“政委”站了起来，显然是为了要突出他的判决的重要性，他大声地说了一些话，以期把我压垮。但我只是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他恼怒地说：“你懂我说的是什么吗?” 　　我说，“我懂得你说我是间谍，可是我不是。此外，别的话我都不懂。” 　　他再说了一遍，用了一句专用语，意思是我不仅要“被送出这个国家”，而且要“被驱逐出境”，以示有罪。直到这时，我一直期待着某种审判或者至少是某种正式讯问，不仅提出指控，还允许我反驳。但这很显然是不准许的了。不过他说，我可以提出愿意在何处边境被驱逐。一刹那间，我心里以为他们终于让我去中国了，于是我就要求到满洲边境。但是我被粗暴地告知：只许在一个西部边境。当我选择华沙或者布拉格时，他们感到很意外。后来我想到他们是企图要发现“间谍”所选择的路线的，预料我会选择芬兰，因为它对苏联不友好。那时我心里想的是，华沙和布拉格的党政领袖我都很熟悉，只要我一能行动自由，不再被警察拘留，我既在这两个“友好国家”之一停下来，立刻打电报给斯大林解释并要求申诉，甚至再试图通过苏联到中国去……这时我甚至还使自己相信，审查我的人一定已经发现我没有犯罪，他们只想把我摆脱掉，甚至连我的被捕也还没有向世界宣布呢。可是，到了华沙我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错到了什么地步。 　　我在监狱里一共呆了五天。时期显得很长。长得使我过多地思索我被捕的可能原因，长得使我过多地想象拘留我的意图。在那种同所有的报纸和外界联系都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建立起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只有逻辑结构的纯粹空想。 　　这些天他们到我的住处，拿来一些没有经过很好挑选的内衣和其他衣服，并从我的文件卷宗里拿来一大批信件和笔记。在最后两天，每天晚上我都被带上楼，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辨认我那文件卷宗里的材料，并一件件签字认定。各种各样的信件和笔记一点次序也没有地传给了我，可是我对这些记忆犹新，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整理我的文卷，以便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运往中国。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件的选择一点道理也没有。我本来还希望我的文卷真能全面地被检查一遍，这不仅会显示我无罪，而且还可以看出我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写出了很多关于苏联的好材料。这时我在许多我原先为《莫斯科新闻》到苏联各地采访用的，早已忘记了的旧笔记簿上写上了“我写的，属于我的”等字样，并签了名，写上日期。其初我这样写着，我还认为这些东西的确可以证明我为苏联的一个报纸做过很好的工作。可是这种自信很快就被一件小事情给打消了。他们拿来一封我本来早已忘记了的信，那是美共一个党员写给《真理报》的，告发我犯了某种罪行。《真理报》把信转给了迈克尔·鲍罗廷，他是《莫斯科新闻》的总编，那时我在为这个报纸工作，于是他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回忆起来我被指控的是在某一城市作过一次演讲，粗野地攻击了苏联。实际上我并没有去那个城市，而且那时我已经离开了美国，那个城市请去演讲的是另外一个人，当地报纸把他的话栽到了我的头上。这些情节都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满足了鲍罗廷和《真理报》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几个星期前整理我的文卷时，我找到了控告信和答复它的文件，并把它们别在一起，来表明原控告是美国报纸上的谎言。这时我发现他们只取来了给《真理报》的原控告信，却抽掉了所有否定它的证件。这样我就知道了，没有疑问的是，我的文件并没有被老老实实地检查过，检查文件的人只是为了要在文件里找出可以作为我犯罪的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使是我那些为《莫斯科新闻》而去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采访用的笔记本，也是可以不顾写作的日期和当时的情况而被用来证明我的间谍罪行的。因为斯大林格勒和库茨涅兹已经成了充满秘密的国防工业中心了，但我访问的时候，它们正在建设中，是很愿意被当作社会主义成就的榜样而由报纸公诸于众的。 　　于是我的希望破灭了。不象有什么公正的意图。只有那些可以歪曲地来证明某种罪行的材料才被找了来。 　　即使是这样，苏联的作法，就我所感到的，并不制造任何证据，他们只不过是寻求可以用来显示犯罪的东西，并把任何可以作为反证的证据清除掉。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就开始在签名承认我的文件时，同时加注在什么时候或者给谁写的等等说明。这使得“政委”很恼火，因为，举例来说，如果注明我收集的关于斯大林格勒的资料是老早在战前收集到的，就使得用它来作为犯罪证据变得无效的了。于是，他就只许我写“是我写的，是属于我的”这些字样，以及我签字的日期。不过，他并不能完全如愿以偿，因为他并不是总呆在屋子里的。 　　第二个管事的人，他被我叫做“秘书”的，象是和气得多。我知道，这类机关的通常作法是并用两种人，一个粗暴，另一个和气，来诱使罪犯把拒绝告诉粗暴人的事情告诉和气的人。即使我对这已经完全清楚，这种方法也还是会很有效的，因为对于在监狱里被剥夺掉同外界一切联系的人，即使是一点点宽慰，也可以成为不可抗拒的诱引吐露真情的力量。可是，我没有什么间谍活动可以交代，我只是利用“秘书”在场的时候来编排我的文件，使得它在形式上可能显示的罪行要比“政委”所想望的轻一些。这样做，即使当时没有什么效果，也许以后可以被那些重新审查这案件的人看见，也许多少年以后，可以成为平反的一个因素。 　　在第五夜里，我在文件上签了好几个小时的字，已经疲劳不堪，政委突然宣布我要立刻被驱逐出境了。我被告知“赶快把衣服装好”，连一个小时也不让我睡，我就得走了。我抗议我整夜没有睡，一连几夜也很少睡。可是，管我的人很执拗。他们说，“医生会检查你的身体的，并且会决定你是不是适宜于旅行的。”我知道监狱里的医生是怎样处理问题的，我很少希望她能给我一点休息。我到狱里来时对我很和气的那位女医生，这时肯定地说我“适宜于旅行”。他们给我送来了两只大衣箱，那是警察从我的住处装了来的，我连重新装一装的时间都没有。 　　我被告知，我可以带着我的美国货币走，但是所有苏联货币和在苏联的财产都必须留下来。我可以指定任何我挑选的苏联公民来承受这些金钱和财产。于是我就开始为这来开名单。接着我感到，我的任何赠与都会牵连接受的人，所以我只说，我的银行存款应该转移给那些当我不在时有权收款的人。许多年后，我听说这些人拒绝接受我的钱，那些存款依然在我的名下，没有动过。 　　在最后的时刻，当我单独和那个我叫作“秘书”的、比较和气的人在一起时，我求他可不可以给华沙打个电报，为我在外国人常住的旅馆里预定个房间。我提醒他，我在监狱里睡觉很少，已经精疲力尽，这时去华沙，又要走很长一段不能睡觉的路，而华沙那里的旅馆又非常挤。他说他可以问问看能不能做到，但是他不给我任何许诺。 　　在早晨走过莫斯科的街道，清爽的空气扑在脸上，上升的太阳照耀着克里姆林宫的塔顶，这使我感觉精神在恢复，甚至于使我振奋起来。我一边向着那些尖塔挥手，一边想着：我是会光荣地回来的。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