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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到西海岸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在返回西海岸我的家时，我已下定决心来恢复我同太平洋沿岸工人阶级的基层联系，我觉得这样做是时候了。我要这样做理由很多。我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始于西雅图劳工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雅图总罢工。三十多年过去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同时也消磨在访问别的国家的革命和回美国演讲的往返旅行当中。我自问，同本乡本土的革命运动的直接联系脱离太久了。我确定，我同西海岸运动的活跃联系必须恢复起来，那里的人们还是记得我伺他们过去共处的岁月。我还想，这么长期间的离去，可能已经使我在性格上或者在态度上有些变质了，这甚至可能导致我在莫斯科的被捕。 　　很好吆，我对自己说，我要证明下自帕洛阿尔托的基层小组，上至斯大林，民主集中制都是有效地在起着作用。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派我当代表去参加进步党的全国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提名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这只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我要首先使自己立足于这个进步党的小小的地方组织，从事任何对帕洛阿尔托社会有益的普通日常工作，并且在进步党中不断扩大的活动圈子里，逐渐重建我是一个诚实的进步分子的好声誉；然后再扩大到同进步党联系着的共产党，并且最后取得必要的帮助，来推翻莫斯科说我是个间谍的控告。同时地方工作也是很有益处的。 　　起初，我的计划象是进行得很顺利。我在旧金山短暂地停了一下，去参加劳工学院举办的一次集会。参加这样大的集会而用不着自己讲话，在相当长的期间这还是头一回，我从这当中也找到了一些轻松和乐趣。集会之后，许多听众过来欢迎我，并表示希望我长期留在加利福尼亚。我认出他们是旧金山的工人，我以前曾经遇到过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还是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主持会议的委员会没有同我讲话，而且，我的出席好象使他们有些困窘。这并没有使我不安。对那些来到我跟前，问我要在加利福尼亚呆多久的人，我微笑着回答说，这要看他们了，要看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们要我呆多久。他们肯定地向我说，这一定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回到帕洛阿尔托，那里我有一所房子，我就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家。在累积成堆的邮件中，我发现了我写的关于北朝鲜的小册子。我很高兴，当纽约共产党的出版社撤销这本书时，至少有这六本被保存下来了。我去同当地进步党的书记联系，他本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县范围的野餐。我去了，对我的招待很不坏。许多参加野餐的共产党员不同我讲话，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因为还有许多好的进步党党员，我能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我断定我的计划是正确的，我能够同普通进步党党员建立起友好关系，并且能够逐渐扩大这种关系。 　　当我往南到了“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也就是斯蒂芬·弗里奇曼牧师的教会)去演讲时，我发现这个教会的“社会正义团契”的确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抗议我的被捕。我并没有让他们那样做，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进步运动。他们给了我这封信的副本。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强烈而庄严的请求。它是以这样的陈述开始的：“社会正义团契”一直支持苏联，在早期为承认新的苏维埃政府而工作，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支持苏联的政策。这赋予他们以权利和义务来反对苏联造成的错误。他们说：由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指控是个间谍而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使美国进步分子极度沮丧”，甚至影响他们对苏联本身的看法。美国进步分子的大多数不相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间谍。他们看着她工作了那么多年。如果苏联真有什么反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事实，他们要求把这些事实公布出来，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机会来答辩。如果苏联没有这样的事实，他们就应该公开宣称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是个错误。 　　这封信，由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这是我所知道的为抗议我被捕所采取行动的唯一的一个组织。这坚定了我的决心，要在太平洋沿岸的进步势力中，发展我的联系。 　　几天之后，我回到帕洛阿尔托，我听说在当地的进步党组织中关于我的争论已经开始了。那些不是共产党的进步党人士，对于我的回来表示高兴，建议利用我的名声举行集会，在会上请我来讲中国。这个主意被所有的共产党员所坚决反对，有人甚至要求把我开除出进步党。不过，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她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说没有人有权力把我从进步党开除出去，因为我不是通过那一个地方组织参加了进步党的，而是在上一次选举中，我在投票记录上把我的名字写作一个进步党员而进入了进步党的。根据法定手续不能开除我。我的对手们就想方设法来指责我。最后，帕洛阿尔托组织开会，以这样的折衷决议来保持统一：进步党本身不得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行任何集会，但是个别的进步党党员如愿意召集这样的集会，则不予反对。 　　在帕洛阿尔托，立刻就有一些进步党的主要党员要求我出来主持关于中国的讨论会。我从南边回来时就面临着这个请求。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沮丧地听说，我的来到已经在帕洛阿尔托组织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是我相信，经过举办中国讨论会这样平凡而有益的工作，我会使帕洛阿尔托的进步党人觉得我还是有用处的。这个讨论会是在一个私人家里召开，大约只有二十来个人参加。我为每周集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要比我过去为大得多的演讲会所花费的准备时间还要多。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集会，每一次参加的人都比上一次增加。第四次集会时，进步党的县委书记开车来参加，会后跟着我的车子到了我的家，来同我谈话。她没有进我的家，这并没有使我惊异，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共产党秘密党员，党的纪律不允许她走得那么远。可是她告诉我：“在这次讨论会中你干得很好。W教授曾经报告说，他抱着很大的怀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以为你要宣讲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好”。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W教授大概是大学里的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在讨论会上提的问题，表面他是一个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我是在稳步地走向被接纳的胜利的道路上。 　　下一个星期，在她家里举行讨论会的那个妇女，上午打电话告诉我：那天晚上的会议不能举行了。她好象有点为难地说，“也许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可以举行。”她告诉我有七个参加者来电话说他们另有约会，而她不愿意叫我为缩小了那么多的讨论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回答说，即使讨论会缩小很多，我也愿意花费时间，但是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不能来，因为我要到洛杉矶去，我必须到那里去演讲。 　　她仍然很为难地建议下次会议也许可以在我从洛杉矶回来以后举行。我回答：“我想我不回来了”。她吃了一惊，问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反问她那七个有“别的约会”的人的名字，她说了他们中的一两个，然后停住了。 　　我说，“很清楚，从你说的名字看来，讨论会就此结束了。很清楚，我呆在帕洛阿尔托，将使这里的进步党分裂。我早就想，也许最好是搬到洛杉矶去，讨论会的这次事件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这次去洛杉矶，要为我将来的家作些安排。” 　　她伤心地回答：“我想你是对的。” 　　我后来听到了帕洛阿尔托发生的事情的详细情节。共产党的州委派来一位代表，告诉帕洛阿尔托的共产党员说，“一窝铁托分子突然出现在这里，必须扑灭它。”指的就是我的中国讨论会。帕洛阿尔托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W教授，前一个星期还说了那样称赞的话。可是，当地的判断不能影响州委的决定，我的讨论会必须停止。那些“另有约会”的人们，就是背离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接受州委命令的人们。我如果在停留在帕洛阿尔托，明显地会分裂这个地方的进步党的弱小组织，甚至还会分裂整个县的进步党。 　　几天后，当我在洛杉矶演讲完了以后，我要求同弗里奇曼谈一次话，我告诉他我的处境，并且说：“帕洛阿尔托和圣克拉拉县的进步运动太弱小了，吃不消那种不论我到那里去，美共都要发动反对我的那种争论的。我想搬到洛杉矶来，已经这样想了一些时候了。洛杉矶是个很大的地方，能吸收并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我对一个人孤立地工作没有信心，我要参加进某些进步运动的组织里去。如果我申请参加你的教会，我会有用述是会造成磨擦?” 　　弗里奇曼先生同我谈了一个小时，问了很多关于我在苏联被捕的问题，以及我对苏联的态度和对美共的态度，然后他回答：“我们将很高兴吸收你为教会会员。我认为你在这里很有用处。在我们教会里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是教会会员或者是在这里的服务人员，而同时你也会认出他们又是共产党员。在教会里他们会对你很客气，虽然在外面他们也许不同你讲话。” 　　这些话显示出“洛杉矶第一唯一神教会”的性质，以及为什么我要参加它的原因。虽然它叫“教会”，无疑的，它是加利福尼亚南部最强大的进步力量，比当地美共支部还要强大。这个教会中有个组织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上书斯大林，表白我无辜的一个组织，这个事实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我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来搬家。我卖掉了我在帕洛阿尔托的那所房子，把大部分家具都处理掉了。我在洛杉矶郊外拉克利森塔买了一所小房子，成了休·哈代曼的邻居，他也是唯一神教会和其他许多进步运动的成员。他待我很好，并反对莫斯科诬陷我的人们中的一个。除了哈代曼一家之外，我的新居是一所孤立的房子，面对着一条山景宜人的崎岖峡谷。不过，哈代曼寓所是许多进步集会的中心，同他们在一起，我还可以参加洛杉矾和帕西登纳进步分子的其他集会。对于休·哈代曼和他的夫人苏姗帮助我再一次恢复社会生活，我永远怀着感激不尽的心情回忆他们。 　　同时，新的活动路子开始出现。在一九五〇年初夏，当我最后定居在拉克利森塔不久，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宗教自由主义者”(唯一神教徒和宇宙神教徒)的夏令营，在洛杉矶不远的圣贝纳迪诺山里宣告成立。因为我总是喜欢在山上扎营，并且还想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进步分子中间开展交际活动，我就到夏令营去了。于是我就到山里去散步，并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参加了露天集会。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弗里奇曼先生，他是夏令营的发起人之一，要我在最后某次“火边漫谈”中作一次关于朝鲜的演讲。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访问过北朝鲜的唯一的美国作家。我高兴地照办了。有趣的是，后来我听说，听过我讲话的人回到家里去报告，他们的邻居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并且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很明显是斯大林派到美回来组织反对朝鲜战争的，所以莫斯科对我的控告“只不过是一种计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愚蠢的谣言了，但是在冷战的气氛中，愚蠢的谣言总是流行的。 　　不过，我在山里作的关于北朝鲜的演讲，是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回到城里，唯一神教会就要求我作同样题目的演讲。青年组织首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我一答应，教会的几个别的组织也都要求参加。可是理事会里也有人起来反对，因为美国已经深陷入了战争，有些人怕我的话会被看作是叛国。后来集会还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在教会的大厅里举行了。斯蒂芬·弗里奇曼牧师亲自在他的暑假里回来当会议的主席，以便稳定理事们的心。 　　我以前准备演讲从来没有象那次一样。过去我一般只靠少数几页笔记，从来不事先写好演讲词的。这次我知道，任何对朝鲜战争的反对，都可能被当局认为是叛国。我甚至可能直接从讲台上被抓到监狱里。我决定把我的整个演讲词都写下来，并严格按照写的讲。如果被捕，对于我讲了一些什么，可以有准确的证据。我的演讲攻击美国出兵朝鲜，是建立在确切的事实之上的。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小册子《在北朝鲜》有六本被保存了下来，它就作了我的材料来源，因为所有我的原始记录已在莫斯科被没收掉了。 　　在最后的两三天里，我决定把演讲词油印出来分发给听众。教会有一架油印机，但是不借给我，因为理事会里对我的演讲有争论，同时也因为他们说，她们的油印机太旧了，必须非常小心使用才行。我为此买了一架便宜的油印机，在尽义务的年轻人的帮助下，印出了九百份十二页的文件。我原来计划要印一千多份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印坏了很多，结果只印出了九百份。最后我定了价格，十分钱一份，一块钱二十份。 　　这次在教会里开的演讲会，同那里开过的任何一次大的集会都一样大，不但礼堂的主厅坐满了人，旁边一些装有扩音器的屋子也都满座了。起初，气氛很紧张，因为听众在等待着有什么言词会被认为是叛国，而且他们也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反应才好。我按照一九四七年在北朝鲜的三个星期中所见到的情况来讲朝鲜战争的背景，听众越听越被我讲得相信美国军队没有必要在朝鲜作战。演讲之后，许多人要把我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因为我已经在它们上面标明了一元二十份，许多人就扔下一元钞票，拿走二十份讲稿。那天晚上卖掉了一千多份，这比我们印的多，于是就记下了姓名，然后增印补发。增加的份数是用照相胶印方法来重印的，结果发出了五千多份。 　　一星期之后，我接到从美国各地的来信，他们从朋友那里收到一份我的演讲词，而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份数。自我被捕从莫斯科回来以后，除了我的护照以外，别的文件我什么也没有。即使是我的防疫证书也没有带来，我的通讯录也丢掉了。函索朝鲜演讲词的来信很快就给我搞出来一份新的邮寄名单，它涉及美国的各州，加拿大的各省，甚至还有几个其他国外的地方。我在唯一神教会所作的演讲，是暴露朝鲜战争背景事实的第一次公共集会。美共反对这个战争，可是他们缺乏用来反对它的事实，因为他们把我发表的那本小册子给毁掉了。如果那本小册子被允许流传，虽然不会制止美帝的行动，但是却能够给美国进步分子以知识的武装。需要这种知识的成千成百的人，现在给我写信了。 　　在一九五〇年剩下的日子里，我继续写着关于朝鲜的文章，我重印了我的那本小册子《在北朝鲜》，并补充进最新的情况，把书名改作《北朝鲜情祝实录》。到了夏末，某个学院的一位教授来了一封信，开来一张问题清单。他问：“我对学生们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这对我好象是个好机会，不仅来回答那个学院的学生，而且还回答已经在我那邮寄名单上的好几百人。我就仔细谁备好我的回信，并把它们油印出来，寄给所有给我写过信的人们。我想这样可以使我少写许多很长的个人信件。结果是人们来信索要这些“问题解答”的副本，并且开始给我寄钱付费。在十一月里，我写了第二封油印信；在十二月写了第三封。由于人们继续不断来信要求我发表对于朝鲜和其他有关情况的意见，并且由于人们继续主动给我寄钱索要这些油印材料，我就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始出版一种油印的月刊，刊名《今天》。 　　一位有绘画才能的朋友，为《今天》设计了一幅画有升起的太阳的刊名报头。我在上面说明了我的宗旨：“《今天》是关于我观察时事的通讯。如果你需要，请把你的姓名和地址寄来。如果你要付费，就寄来一元。如果你要提供帮助，就多寄一些。《今天》不论付费或不付，函索即寄。” 　　我决定不同许多经常需要金钱资助的进步出版物争要捐款。除了预定户愿意寄钱帮助以外，我要用我自己的钱来出版。事实上，我们的钱总够用。我们的开支很低，因为我自己工作不要钱，而那位答复信件，整理材料的秘书只要比她到我家来的汽车费略多一点点的钱。干邮寄工作的是一群义务劳动者，他们到我家来工作，我总是供给一顿简便午餐。所以，我们的主要开支是纸张以及现在是由专业人员来干的油印工作，还有，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刊物而打了折扣的邮费。大多数读者为了弥补成本，都寄来一块钱，还有相当一些人，寄来的钱更多。 　　在我发行《今天》的这个期间，我的交际和活动的方面开展得很宽，但是同美国共产党总是没有接触。我后来听说，他们仔细阅读《今天》的每一期，企图从中找出我的罪行迹象，或者最少是我对苏联的敌意。但是，他们找不出来。逐渐地我在洛杉矶的交往活动发展到了那样的程度，我得放弃我在拉克利森塔的寓所，而在城里买了一所房子。同时我外出旅行多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去危地马拉旅行，我是在阿本斯当总统的时期去的。所有这些旅行，我都用来作为《今天》的写作材料……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