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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方闯入中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傅丰豪等

我们的飞机飞快地朝着万余间矮小的房子屋顶冲去；这些房子被宽阔的河流分割成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工业中心，是中国的芝加哥。由于汉口机场因战争被征用，我们就在古老的省会武昌降落。在一块潮湿的野地上，一位中国官员前来迎接我们，他没有接我们递过去的护照，只是有礼貌地向我们要名片。接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数以千计洞穴式的商店门面，一次由于修筑了街垒和防空洞而变得更严重的道路堵塞，最后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原始渡口。 　　寒风凛凛，河水浑浊，经过半个小时的艰难航行，我们来到汉口；在那里，我们特别感觉到西方的渗透。纽约花旗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高耸在河边的一条现代化大街上。用英、法、德、俄、日各种文字命名的道路从这条大街延伸出去。直到不久以前，这些大国在汉口的滨水区都拥有他们各自的地盘——租界；在这些租界里，他们的领事法庭取代了中国的法律。现在只剩下了路名和一些企业公司；除了法国租界，其他租界都已归还中国。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的汉口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它正在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中国广阔的、多方面的生活在这里为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而努力。现在，上海已被摧毁，武汉三镇成了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中心。平时，千里以外的乘客和货物，从四面八方沿着长江和汉水的古老航道及现代化的南北大铁路涌入这个中心。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盛产小麦的干旱的北方、水稻田纵横交错的南方以及围有城墙的古老的城镇。可是现在前来的都是难民和军队代表，他们来自十几个前线战场。无畏的男男女女在同摇摆不定的政客的投降言论进行斗争；爱国的热忱在向低效率和混乱开战。许多外来的压力在瓦解汉口的斗争气魄；其具体表现在沿江一带的前租界区。前德国租界的房屋屋顶上用巨大的卐字装饰，显而易见，这是为了想威慑住日本的轰炸机。那撤空的日本租界被新组建的中国军队和政府部门所占用。仍然处于外国统治的法租界在空袭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区；在那里，有房产的人们出租避难所。汉口被上百个燃眉的事实和五六个大国的间谍和特务所散布的上千个谣言所折磨。 　　那些既发展又阻碍中国工业活力的外国压力从何而来?它们来自西方的意志，并非出于中国的意愿。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在觊觎这个国家精湛的产品——丝绸、瓷器、玉器、漆器、茶叶。但是，一千多年来对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抱欢迎态度的中国人并不喜欢欧洲人。他们把欧洲早期的航海冒险家看成与不时骚扰他们沿海地区的倭寇一样，都是他们的文明帝国不能容纳的危险的野蛮人。他们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自从一五一七年葡萄牙船驶入广州港、获得当地总督许可进行贸易以来，来自欧洲的冒险家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海盗式的劫掠。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全都一样，他们抢劫驶往菲律宾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朝中国沿海城市乱放枪；他们认为当地居民是“异教徒”，对他们进行屠杀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后把那儿的中国移民全都杀了。 　　所以，当乔治三世在一七九二年——他被在北美的侨民打败后不久——遣使要求同乾隆皇帝发展贸易关系时，那位体态文雅的诗人君主的答复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有礼貌地宽恕了乔治国王的无知和冒昧，他说：“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可是，中国南方的商人对这些新贸易伙伴颇感兴趣，他们对满清皇帝的控制不满。在他们的压力下，这个皇帝最后准允开放一个口岸——远离他的北方京都的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这一许可使商业资本主义得以在南方建立，并在一百五十年后推翻了他的王朝。 　　美国爆发革命前一年，北美快速帆船已经开始从事对华贸易。由后来成为美国革命资助人罗伯特·莫里斯配置装备的“中国皇后号”于一七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从纽约港启航。在某种程度上，远东茶叶贸易加速了革命本身的发生。华盛顿任总统时，对华贸易占美国进口贸易的七分之一，美国为此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快速帆船船队；这支船队使美国水手成为公海上的速度之王。聪明的美国佬知道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于是从新英格兰向热带的广州运去冰块；香港的冰室街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随着美国快速帆船的消失，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但是它的工业产品销路很小，为了支付购买茶叶和丝绸的钱款，英国商人耗尽了欧洲的白银。后来，因为鸦片可以使需求不断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利用鸦片的可能性。他们通过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把这种贸易强加给中国，这场战争还迫使中国开放五处外国人可以定居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由他们本国的领事审讯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规定进口货税率最高为百分之五，以及把后来称为香港的岩石岛割让给英国。 　　在后来的六十年中，对中国货的欲望以及为他们本国产品寻找市场的需要把世界列强都吸引到这个东方的宝库来。通商口岸增多了，在一些口岸建立了租借地，由外国人在他们本国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下自己管辖。其中最大的租借地是在长江流域二亿人民进行对外贸易的口岸上海的公共租界；一八五○年以后，它成了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中心。中华帝国的边远地区在这几十年中纷纷落入外国的统治。英国并吞了缅甸，并兼并了毗邻印度的中国属地；法国夺取了印度支那；俄国开进了黑龙江以北荒无人烟的领土。 　　鸦片战争在全中国引起了一阵社会动乱。这在一贯仇视清王朝的南方反应尤其强烈。在这里，由于水田少，地主所有制的压迫最为深重。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外国商品的倾销导致传统手工业者的破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中国有头脑的领导人对于朝廷未能捍卫住他们的国家而深感耻辱。中国人民在此重重压迫下，忍无可忍，奋起造反。 　　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四八—一八六五年)跟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义不同，这次运动由于外国施加压力而变得复杂。叛乱始于南方，然后席卷了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中的十六个，并建都南京——汉族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京都。起义军领袖并不反对外国，他们把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满清；他们甚至谋求外国的帮助。他们在教会传播的教义影响下，信仰一种混乱的基督教；他们建号太平天国，称他们的领袖为“天王，耶稣之弟”。他们焚烧地主的田契和高利贷者的借券，颁布新的田亩制度，把土地分给无地的耕种者。开始时，英国为了迫使满清皇帝签订一项条约曾援助过他们的运动。但英、法达到目的后就派遣武装部队镇压太平军；在长期战争中，有千百万人丧命。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推翻腐败的王朝，现在仅仅反对国内的统治者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斗争，把他们的国土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此以后，中国所有的进步运动，在提出的口号中，尽管用词含糊，但都提到了外国列强的压迫。 　　年复一年，中国愈来愈落入被奴役的深渊。邻近的岛国日本在上世纪末的兴起，突然加速了这一进程；短小精悍但高度集权的日本统治阶级能够比中国更迅速地抓住现代工业，尤其是战争机器。它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对它的姐妹国家发起的进攻，表明它已经登上世界的舞台。由于中国国内权力分散，仅是北方诸省对战争感兴趣，日本得以迅速战胜中国。日本夺走了台湾，拆散了朝鲜同中国的关系，强迫中国用巨款赔偿战争损失。赔款数额之大及其利息条件之苛刻，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处于外国金融控制之下。 　　既然日本揭开了中国的弱点，其他列强就一起出动对中国进行抢劫。英、法、德、俄诸国取得了大片的长期租借地。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用关税收入来偿还中国欠他们的债务。外国人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权利，中国法律不得干预。一八九八年，中国一位懦弱的皇帝试图推行改良运动，可是这个运动是建立在上层官员的基础上，只进行了一百天。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盲目的农民起义，反动的慈禧太后把它引向对外国人和外国思想的全面仇视。这次运动遭到外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体态文静的乾隆皇帝曾蔑视一切对外交往，一个多世纪以后，许多列强的军队洗劫了北平的宫殿，并抢劫了历代儒者宝贵的藏书。新的赔款也增加起来，使中国在财政上陷入更深的奴役。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眼里已不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帝国，而是一个待分割的赃物；中国幸免这一厄运，是因为列强之间的欲望互相冲突，而不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力量。 　　商业发达的南方首先提出要求，要根据西方民主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政府。他们在同外国资本家进行贸易中结成联盟，同外国资本家竞争，并从中得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能为中国人采用外国方法的独立的政府。研究过西方学说的开明学者和结成古式秘密社团的不满现实的农民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反对独裁统治的一九○五年俄国革命震撼了亚洲亿万人民，并对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起过一定作用。中国人民也受到这场革命的鼓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中国爆发了反对满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两天后，起义队伍跨越长江、进入汉口和汉阳。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这次起义是由孙中山先生通过新改组的国民党领导的。 　　中国新兴的实业家摧毁了古老的帝国，但是没有能力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稀里糊涂地同满清旧官僚机构的残余北洋军阀及半封建的地主阶级结盟，结果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代表这些反动势力的袁世凯虽然破坏了议会制政府，但没有足够的势力自称皇帝。帝制分崩离析；各省的将领夺取了当地的权力，并为扩大他们的统治地盘而打仗。外国帝国主义就抓住这个机会同地方军阀讨价还价，攫取采矿权和租界，廉价收购中国的珍宝，从而加剧了中国的混乱局势。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不仅要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来扶养家庭、供养地主和地方官吏，而且还要供养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军阀；这些军阀向他们预征田赋，一次预征许多年。但是在这一片混乱中，新的希望在升起。西方商品所象征的、西方的机器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更丰富一些、自由更广泛一点的愿望，渗透到各个基层，甚至中国的农村。 　　世界大战的冲击，削弱了欧洲侵略者在华的势力，从而把扮演首席侵略者的角色让给日本。日本法西斯团体的前身“黑龙会”的官员说：“目前是最好的时机。……这样的机会在今后几百年中是不会再有的，……”欧洲列强忙于欧洲事务；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利可图的军火贸易及大战的进程。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采取奴役中国、征服中国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强加的最苛刻的条件是日本大臣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北京政府提出的、现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日本一直在向美国否认这个文件的存在。“二十一条”把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权利转让给日本，为日本向满蒙渗透打开道路。它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给除日本以外的国家，要求中国聘任日本人为军、警、财政顾问，大大增加日本在华的钢、煤利益，允许日本投资修筑铁路的优先权，允许日本在中国南方建立海军基地。“要求”经过修改，被北京的腐败的当权者所接受。实为傀儡政府的“安福集团”在一年之中向日本借款四亿元(中国币)，肆意挥霍、贪污；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取得了对华自然资源和工业的控制权。日本资本家纷纷涌入中国开厂，不择手段地、肆无忌惮地剥削中国人。中国虽然进入了机器时代，但没有获得自由，她仍然受到外国首先是正在加强对她支配的日本的控制和奴役。 　　但是，随着奴役的加剧，中国开始觉醒。首先觉醒的是学校里的青年，而不是商人或政客。他们是一批对于国家的衰落特别敏感、对西方取得的成就最为了解的学者——按照历来的传统，他们都是一些领袖人物。首先在文化方面出现复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著作，不仅吸收现代科学，并且研究俄国1917年革命及苏维埃政权驱逐世界帝国主义的成功经验。学者们还简化了书面文字，使他们的知识能被更多的人所掌握。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学生们大为震惊。他们期待凡尔赛和约——以及伍德罗·威尔逊——能挽救他们。当和约批准日本占有山东的租借地时，他们失去了对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信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自救。 　　一万五千名北京学生冲上街头，要求严惩同意那个条约的“卖国政府”。运动似燎原烈火迅速发展到其他城市，最后参加的学生达五万人。逮捕、殴打、严刑拷打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成立了全国学生会，涌向农村、涌向工厂，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宣布抵制日货，并取得了中国商人的支持。运动爆发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后来出了名，到七月中旬，他们迫使卖国贼辞去政府职务。尽管接替他们的人仍然是一批腐败的政客，表面上也没有马上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跟推翻清王朝相比，“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意义更大的转折点。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遭到西方优越的科学技术的野蛮欺侮，现在，中国青年转而亲自掌握那些西方知识来解放他们的国家。进步运动的矛头第一次明确地针对外国的统治和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个进步运动第一次涉及到所有阶级。中国思想界的青年领导人第一次不仅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并且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① 德国租界在大战期间归还中国；俄国租界在一九二○年由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英国租界在一九二七年被汉口工人收回；日本租界是在当前敌对行动开始时，“在我们回来以前”交给中国市长“托管”。——作者注 　　 斯特朗文集（3）/（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傅丰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