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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子反抗老子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我们从厨房走进一家老式的山东饭馆。这是山东馆子的习惯，因为这样顾客一进门就能看到炉灶上在做的菜肴。这种做法说明烹饪在这个国家已成为一种艺术了。随着跑堂高大嗓门的迎客声，我们来到一间大餐厅。这里迎接客人不是一般的叫喊，而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跑堂扯着嗓门大叫。他迎着我们喊道：“三位驾到!”这也是满洲饭馆里的习惯。 　　我们刚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的跑堂就喊开了。我们走进一个中间用木板在半腰里隔开的小单间，跑堂给我们送来了擦手的热毛巾。这时又进来一批客人，他们互相打招呼，说话嗓门之大连房子都震动了。在满洲的山东农民互相见面打招呼，直话直说，不讲客套，不象其他地方比较讲究文明的中国人那样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老于世故，善于应酬。他们不是斯文之辈，不懂得拱手作揖，只是用大嗓门叫唤，倒也不怕人家听见。 　　“喂，沈保英!”或者说：“嗨，沈保英——你这回进城来口袋里又装满钱了吧!”他们互相说话从来不用“请”字，只象男子汉那样有话直说，不兴拐弯抹角。卖掉一车小麦或大豆后，他们说起话来就更加痛快了。然后上饭馆，花它一元大洋喝杯热酒，吃顿好饭，诉诉各自的苦衷，吹嘘一番他们在这个第二故乡新弄到手的财富。 　　饭馆里又来了一些客人，跑堂的喊声为他们开道，这伙人进来时我们从中间隔开的墙板底下数了数，一共是六双脚，个个都穿着黑色毡靴，脚管上严严实实地扎着棉布裹腿，从我们身边走过时，羊皮外套的下摆迎风飘动。他们在隔壁房间坐下，用大嗓门说着生硬的山东土话。 　　他们先是谈论当年的收成；然后谈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赶车运粮的艰难和市面上的粮食价格。 　　“来，不用客气!”然后有人对大伙说道。我们知道这时有一个装满菜的铜火锅端到大圆桌的中间来了，大伙就伸出筷子到火锅里去夹菜，开始吃饭了。 　　“味道不错，”沉默了一会儿后，有人说了一句，“我们这辈子也只能到城里来吃上这样一顿好饭。” 　　“咱们农民进城得小心，”另一个说道，“城里人都是骗子。” 　　“可以去叫警察。” 　　“不，警察也是骗子。他们更坏。” 　　然后其中一个开始诉说他的难言苦衷。 　　“我想让我的儿子成婚，”他说道。“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肯结婚。你看，我送他到城里上了三年学，他学了一些时新的想法回来，并说还要去上学。我对他说，也跟你们说说，在这些时新的城市学校里，他们整天打球、唱歌、画图画，做作业什么的。我对他说，当农民不用会画画，也不能整天唱歌。他对我说，一个健全的人要有优美的情操。娘的，他竟学会说这类蠢话。” 　　满桌上发出哄堂大笑。 　　“我对他说，也说给你们听听，我挣的钱够一辈子花的。我有那么多钱还用他去念什么书?他理应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但他说什么也不肯从命，死也不肯结婚。你们看这怎么办?” 　　“要我就给他当头一棍子，”一个农民给他出主意，那个当父亲的带点得意的声音说道：“我敲过他的脑袋，给了好几棍子，打得他一个星期都起不了床。” 　　饭桌上又发出一阵满意的笑声。 　　“就得这样!”有人在一旁鼓劲。 　　做父亲的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用一种忧虑而又有点不光彩的声音说道： 　　“用棍子敲脑袋也不管用。他变成个新式读书人了。他说他不认识那个姑娘!我说认识不认识也得同她结婚!我一想到他这样不孝顺，真想再揍他一顿，但揍也没有用。所以我就把村里的长辈请来开导他。长辈们都劝他说，结婚吧，要听你爹的话。那姑娘家都生气了，也要为那个姑娘顾顾脸面。你如不跟她结婚，她的一生就给毁了。再说，对你爹的名声也不好听。”但他还是不肯。他只对他们说，“那我怎么办?我爹干吗要毁掉我的一生呢?”你们听听，我生了这样一个孽种。年纪比他大三倍的老人说的话他都不听! 　　我最后对他说，“你不结婚就甭想吃我的饭!”但他顶嘴说，宁可饿死也不结婚，那我也甭想有他这个儿子了。现在我明白过来了，不给他饭吃这话说错了，是个大错。我不该那样说，这样反而使他想到可以用寻短见来要挟我。他混过了一个星期，有天他来对我说：“给我钱去上学，否则我就不吃饭了。从新年起我就绝食，直到饿死为止。”新年很快就到了，大伙都高高兴兴要过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儿子却威胁要绝食，你看怎么办? 　　这伙农民沉默了好一阵子，考虑如何对付这个儿子采取的严峻步骤。对他们来说，这倒不是个新问题，但这种对策似乎是新的。他们的儿子也都不听话，也想法儿明里暗里地违抗父母之命。 　　最后有一个人说话了：“我的邻居也有这样一个儿子。他也不肯结婚。他的父亲训斥他，说不结婚就宰了他，或老头子自己一死了之。结果他儿子跑了，写了一封信说他再也不回家来了。” 　　“我的邻居，”另一个声音说——人们怀疑“我的邻居”是否就指的是他自己——“揍他的儿子，揍到他答应结婚为止。可是，当所有参加婚礼的客人都来了，礼也收了，但在婚礼上却连新郎官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这种丢脸的事多着呢，”又一个开始说道。 　　“我的儿子一开始二话没说都听从我的，作了结婚的各种准备。但他一见到新娘，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当场就象小孩一样哭了起来。当着大伙的面他一边哭一边说新娘子太丑!他呜呜地哭个不停，怎么劝也不听，要不是他的新婚日，我就揍死那兔崽子。” 　　墙那边传来两人的咳嗽声，声音很大咳个不停，好象在那苦恼的父亲面前想竭力忍住不要笑出声来。但那个做父亲的，眼看新年一到儿子就要绝食，深深陷入他自己的苦恼之中，别人怎么说他也听不见了，只是无可奈何地诉苦： 　　“我一向祭祖拜佛，想托福生个好儿子。但你们看，我生了个什么样的儿子啊!我只有这么个儿子，这样一个孽种!我修行不好!前世做了恶事，来生可能还要变成狗和羊。我的儿子要能结婚，给我生下一个孙子该有多好啊!但他同驴子一样憨。我要揍他，他就逃走。我不揍，他就不结婚。如果我不给他钱到新式学堂上学，他就要当着我的面绝食饿死。如果我让步，他就不结婚。我的命多苦啊!” 　　“现在的儿子都是不听话的，”一个粗哑的声音劝慰说。“不象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孝敬父母。如今，儿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主见。他们上了那些新学堂，学了一些坏思想。我有三个儿子，有一个甚至问我为什么要从佃农那里把粮食收成的一半拿过来。我有三户佃农，他们都同其他佃农一样向我交租，但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吃我的饭，花我的钱，倒来问我，我们的土地为什么比别人家的多，为什么租子要对半分?”他说我们把穷人的血汗都榨干了。他还给起了个新名词，叫什么“剥削”。我对他说，你这个奶臭未干的毛孩子，敢对你爹说这些个?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馊主意?你拿这些新名词来咋呼什么?他正要说话，我的另两个儿子来了，其中一个对他说：“弟弟，咱们走，”他们找个借口把他带走了。一个小时后在开秘密会的那三个兔崽子都给我逮住了，跟他们一起的还有邻居的一个儿子和两个佃农的儿子。我走过去，他们都不吱声了，有一个还装模作样的编了谎言来蒙我，“我们想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高粱!”他们以为我是个傻子!我对他们说，“一粒高粱也长不出来，如果土地落到我那些废物蛋儿子手里的话!” 　　从隔壁进来一个人说：“是的，现在的孩子真不好。你们听说过上星期在海拉尔吴作林儿子的事吗?脑袋都给砍了，说他是个共产党!不过，有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只因为爱上了一个歌女，想从‘窖子’里把她赎出来。正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看中了这个十六岁的漂亮妞，不让她离开那家‘窑子’。那姑娘想嫁给吴的儿子，为此两个男的就大吵了一场。吴的儿子说他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赎出这个姑娘，但他还没来得及办，警察局长的儿子就把他当共产党逮走了，然后在闹市上给砍头示众”。 　　“对，是这样，但我听说他是个真共产党，”有人插话说。 　　“是真的又怎么样?”有一个问道。“就一定得砍头?” 　　那个有三个儿子的人又说：“上天保佑，我的儿子是共产党就好了呢!……”但他不再讲下去了。另有一个人说：“听说还有女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好象踩着地上什么危险的东西。 　　外面声音嘈杂，饭馆里又来了新的顾客。跑堂的喊叫声很快就把隔壁房间的谈话给淹没了。过了一阵，稍微安静了点，跑堂的又站在台阶下喊开了，“六位付了六块大洋，三毛小费，再见!”六双农民的脚踏着毡靴从我们房间门口扬长而去。 　　从隔壁房间里，一个在收拾碗筷的招待员对另一个说：“嗨，他们把白糖都抄走了!” 　　台阶下面的一个跑堂又在送客：“三毛酒钱已付，客人再见!”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