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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剪影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等

一个中国的胖娃娃同一条小黑狗在上海的马路上赛跑。时值夏天，那孩子身上只系着一个红兜肚。那小狗原先蹲在垃圾堆上，胖胖的小腿上系着一条绳子和一个小铃铛，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小铃铛。两个小家伙开始在一家花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赛跑，从一根电线杆到另一根电线杆来回跑着。两个小家伙真是天真可爱。小狗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但看到它的小朋友没有跟上来，就停下来往后看。那个孩子发出象小狗腿上的铃铛一样清脆的笑声，跑到前头后，有时也停下来等它，然后一起跑，小狗奔跑时，那两只大耳朵上下不停地扇动，小孩高兴地笑着。孩子的小脚和小狗的爪子奔跑在人行道上发出轻轻的拍打声。在整个亚洲没有什么比这情景更美的了。 　　宴会结束了。这是一次体面人的宴会，男的穿着夜礼服，女的穿着袒胸露臂下摆拖得长长的裙子。这时先生们聚在俱乐部的酒吧间，有人向身边的一个人问道：“昨晚你干什么去了?”那人竭力支吾其词为自己开脱，贼头贼脑地眨巴着眼睛。酒吧间角落里有人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用那种上流社会的士绅或放牛娃都会的传统方式破口大骂。这种咒骂颇具亚洲色彩、专门骂人家的娘，姥姥奶奶，直至祖宗十七八代。 　　参议长对上海已经厌烦。但他仍要去夜总会同一个年轻的舞女跳舞。岁月不饶人，他开始慢慢地老了。他一圈圈地跳着老式的华尔兹舞，闭着眼睛回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年轻的先生坐在两边的桌子旁谈笑风生，舞女们纷纷来到他们的桌子跟前，同他们眉来眼去卖弄风骚。 　　早晨五点钟，工厂的汽笛发出响亮而又刺耳的呜—呜鸣叫声。天刚蒙蒙亮，大街上的人群已熙熙攘攘，有小孩，有疲劳不堪的妇女和男人，有的去上班，有的干了一夜重活后回家去休息。儿童的手小巧玲珑，但他们那没精打彩的黑眼睛——眼神里充满着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苦难经历。 　　在外国势力庇护下的夜上海灯火辉煌，沿街站着一排排卖身的小姑娘和妇女——价格是两三角钱一小时，五角或一元钱一个晚上。不少姑娘只有十三、四岁，都是些半成年的孩子。近处站着年纪大些的妇女，是他们的主子或监护人。这些姑娘是奴隶，许多是卖身为奴的灾区农村妇女和姑娘。现在他们要为主人挣钱。有时她们自己同男人讨价还价，有时年长的妇女替她们讲价钱。 　　一个身材苗条约摸十六岁的姑娘，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布褂子，每晚独自一人站在一个老地方，旁边没有跟着年纪大的妇女。她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手里摆弄着橡皮筋上的一只小木鸟。这孩子可能是她的妹妹，或是在见习这种行当的一个小奴。年纪较大的那个姑娘低着头温柔地看着那个孩子。过路的男人停下来同她讲价钱，那孩子就在一旁听着。另一些男人同站在附近等生意的女人讨价还价，然后总会有个姑娘象狗一样低着头跟随男人而去。 　　两个身材魁梧的工人从街上走过来。一个年纪大的妇女叫两个小姑娘，其中一个只不过十二、三岁，前去拉客。两个女孩上去拉那两个工人。那两个男人粗暴地把她们摔开，大声嚷道：“你们找错人了!”两个姑娘往后一个踉跄，满脸羞愧。那个年纪大的女人又对她们说了些话，两个小女孩就过去抱那两个男人，但又给使劲地推开了。 　　一个衣衫褴缕的人力车夫，低着头一个劲地拉车没有注意交通信号。过街时，警察并没有逮捕他，而是用棍子往他肩背上狠狠敲打了一通。那苦力象条狗一样畏缩着身子任凭抽打，然后低着头拉车跑了。他的一只眼是瞎的，一只腿有毛病。他的破裤腿上挂着一大块大补钉，当他拉着人力车奔跑时，那破布也就迎风飘扬。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偕同夫人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喝茶。 　　“不，”他说道，“我不看书。你们知道我是一九一三年毕业的。” 　　“我的藏书也过时了，”他的夫人说道，“我是一九一五年毕业的。” 　　另一位官员说：“不用读书我也知道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教育。如果这三十年来不是把钱花在战争上，而是把它用在教育上，那我们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当务之急是停止战争，要使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连苦力和乞丐也都能上学。我在大学就写过这方面的论文，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主张。” 　　一个在国民党里很活跃的妇女插话道：“我认为读书只会搅乱人的思想。保持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把你的所有思想都说出来。” 　　一个中国作家坐在桌旁默不作声地听着。 　　过后他走在街上，一脚踢开路上的一块小石子，狠狠地骂道：“这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二十年来他们没有考虑过新思想；它们从未去想过——假如曾经思考过，那种思想也是不值一提。” 　　一个德国商人在餐桌上问道：“你们连人力车夫也要解放吗?”对这种思想流露出一脸嫌恶的神情。“苦力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有钱的法国医生扬言道：“我的中国病人也是这样说的。”——一个大腹便便的美国编辑满脸恼怒地宣称：“妈的!我最痛恨落后衰弱的民族!”……一个有着一张马脸的英国编辑则在历数英国为中国作出的无数牺牲；而一个日本的编辑说日本在满洲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一个在哈佛大学受过训练的中国金融家则在解释中国不应当发展国有化工业的原因。“看看美国!”他振振有词地说道：“中国的问题在于，”他抱怨地说，“没有人愿意作出牺牲。中国需要一位甘地，只满足于粗衣淡饭。中国需要那种不计较金钱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钻进车门上标有他的姓氏字母的高级轿车扬长而去了。 　　在舞厅里，一名美国水手打了日本舞女一记耳光。她就朝他脸上泼去一杯水，然后躲到一个角落里。人们围拢来出面干涉，那名水手怒不可遏地高声叫嚷着：“我是个成年的白种人，懂吗!哪个亚洲黄种女人也不敢对我这样放肆!”一名海军陆战队的警察来到现场。他的脸象个土豆，歪带在光头上的小白帽快盖上他的眼睛了。他用棍子狠狠地往那水手的头上敲打了一阵。然后喝了一杯啤酒说道：“啊，我揍他们并不过份，如果我处于他们那种地位也得挨这顿揍。” 　　从法租界监狱里透露的一则消息说，四名工人在严刑拷打下死去了。来自这个城市的中国军事法庭的消息说，一名女学生以共产党的罪名在女青年会被英国警察逮捕后也在惨无人道的刑讯中被折磨死了。她的一只手给烧烂了，但她仍然不肯说出她的同志的名字。 　　刑讯是秘密进行的，但他的哥哥暗地里找到女青年会的一个外国女人，托她把他妹妹的一个箱子拿出来交给他。这外国女人把箱子交给了他，但对他说：“你要小心，我看过里面的东西，你妹妹是一个共产党，那箱子里都是文件材料。”那青年回答道：“我知道——把箱子交给我好了!我的妹妹已经死了。他们是用严刑拷打把她折磨死的。”他提着那个箱子消失在上海的街头。在那繁忙的生活洪流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有的被杀害了，但是一个人倒下，又有千百人站立了起来。 　　一名有轨电车上的罢工领袖被捕了。他是一个正直的工人，不怕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的匪徒们的恐吓。法国人的法庭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判他十年苦役的刑罚。“你是一个共产党，”法官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共产党?”他抗议道。一名侦探被传到证人席上，拿出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那侦探说，他是从这个罢工领袖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我房间里从来没有这种小册子——这是栽赃陷害。”那工人愤怒地反驳着。“十年苦役!”法官一声宣判，这名工人就再也无法呆在上海了。 　　五名朝鲜革命党人被捕后将送交日本人手里。汉奸们利用被捕人家属的焦急心情对他们的妻子、姐妹或女儿说：“拿出一千元钱，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这些女人就拿出她们辛苦积攒起来的所有积蓄，甚至到处借债凑钱。可是汉奸钱一到手，连影子也找不到了。那些犯人最后还是送交日本人。受此沉重打击，那些脆弱的女性几乎痛不欲生。 　　一个人力车夫跪在街中心向警察求饶。警察把他赶到路边，那苦力又惶恐地跪下，双手合掌向一小群围观的人求救。一个工人向人解释道：“他是个农民，新来乍到不了解上海……他触犯了规矩，警察把人力车的坐垫给拿走了。他得付五角钱才能拿回，可是他又拿不出五角钱。” 　　街上过来三个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那男的穿一条蓝布工装裤，肩上挑着一对沉甸甸的竹筐子。那男的一面走一面有节奏地哼着：“嗨唷，嗨唷!”那小孩抓着后面那只筐子也奶声奶气地跟着喊：“嗨唷，嗨唷，嗨唷。”那母亲看着他眯眯地笑着。 　　一个德国人叙述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他在中国的三十年里，曾有十七年都打算过要回国去，但一直也没有回去。他每天晚上都到跳舞厅去喝酒、跳舞，同日本、朝鲜、中国或白俄的舞女鬼混，把钱花得精光。“很久以前”，他说，“我们还知道什么是堕落……可现在我们已麻木不仁了。” 　　一名外国女旅游者站在一家最豪华的外国饭店门口同一个中国的卖花小贩在讨价还价。她想买一束石竹花，那小贩要价二角钱，外国女人只肯给一角，双方谁也不肯让步。那外国女人曾听说在中国买东西必须讨价还价，因此她不愿受人欺生，而上当受骗。 　　消息传到上海说，印度出现一股新民族主义浪潮。印度商人关闭了商店，一连几个小时地做祷告。外国人嘲笑，而英国人则说：“让他们不停地做祷告吧!”南京路上出现了用印地文书写的标语。一名英国警察没法刷掉一条标语，嘴里嘟嘟嚷嚷地骂道：“这些狗杂种又要闹事了!” 　　一个白俄烂醉如泥地躺在马路上。一群中国人在围观，其中有一个伸出腿去踢了他几脚。一个德国人停下来看了看说：“他是一个白种人，我真为他难过，不过我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他。”这个白俄转过身来口里喃喃地说着胡话。 　　白俄大多混迹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乞讨，抢劫，偷盗，绑架，充当各国在中国的奸细；有的还走私鸦片，伪造文件，干谋杀的勾当；有的则破坏罢工以反对中国工人阶级而成为外国警察的走卒。上海还有穿着英国军装的白俄部队。他们列队行进唱着沙俄的歌曲。法国侦探队里也有许多白俄侦探，这些白俄奸细每天向他们的主子写汇报以便得到几个赏钱。 　　白俄的妇女不愿在苏联从事低贱的劳动而宁愿在上海的妓院和夜总会里卖笑为生。她们同亚洲的妓女竞争皮肉生意。她们之中有的成为军阀的妻妾。上海马路上的中国苦力会跟着男人后面轻声问道：“你要俄国姑娘吗?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黑的随便挑。” 　　其他外国人抱怨白俄毁了白种人在亚洲的声誉。但他们又利用白俄充当破坏罢工者，当姘妇娼妓，当雇佣兵和奸细，因此白种人也就更加声名狼藉。 　　一个中国的纨绔子弟坐在旧戏院里朝着过道那边的一个人恭敬地拱手作揖。“他是谁?”有人向一个青年富豪打听。青年回答说：“那是上海的帮会头子——绑架大王，不，他自己不去绑架，但他是后台老板，当然也从中渔利。”这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杜月笙——这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官员。 　　一个老派的中国人走进戏院，对那位帮会头目点头作揖，然后在他身旁坐下，亲切地交谈。“那是谁?”又有人问那青年富豪。“那是商会会长，他是那帮会头目的莫逆之交。”“这个帮会头目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吗?” 　　那年轻人回答说：“政府里身居高位的部长和司令都是他的朋友。他有好几个官衔。他是镇压上海共产党的反共头子，也是贩卖鸦片的大亨。” 　　一个女人给了一名人力车夫双倍的车钱。他感激不尽地点头作揖，连声说着：“谢谢，太太，谢谢您!”他身材高大，是刚从农村来的。他曾在工厂找过工作，但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同其他进城来的农民一样也只好成为拉人力车的苦力了。到了夜晚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人行道上，黑暗的角落，随遇而安；或者就蜷缩在人力车的踏脚板上过夜。上海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但如今已是个令人万念俱灰的城市。 　　几个外国女人懒洋洋地一面喝着茶，一面在闲聊天。有个女人说道：“是的，中国如果不属于中国人，那将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家。”其他几个点头表示赞同。 　　另一群外国女人也在喝茶聊天。有一个很快要生孩子了。她是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在场的其他两个女人也是中国人的外国老婆。 　　“你分娩时谁来照料你?”有人问那快要生孩子的母亲。她说出一个外国医生的名字，并解释道，“象分娩这样的喜事，我可不能去找一个中国的医生!” 　　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把上海称作为“城市中的一颗明珠。”根据上海报纸的报道，一九三○年从上海街道上拉走的尸体有三万六千具，而一九三一年有三万二千具，上海有一辆专门在市内各处拉尸体的救护车。因为上海是“城市中的一颗明珠”，死者的尸体总不能这样横七竖八地躺在各区的马路上。 　　报刊简要地指出死者中有父母养不起的弃婴和冻死饿死的成年男女。 　　外国和中国的阔佬们沿着沪西大马路，在深宅大院里造起了花园别墅。当天气不是太冷时，这个城市里的许多穷人就睡在这条马路上。夜晚人们沿着大街散步时得随时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踩到躺在黑暗的人行道上那些劳动了一整天，精疲力尽的人的身上。他们之中有的把那唯一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工具垫在脑袋底下就睡着了。 　　住在深宅大院里的富豪之家，高级轿车从大铁门里进进出出，他们通宵达旦地赌博，跳舞或大摆筵席，而喜欢在白天睡大觉。那些受剥削者则流落街头，他们身上的血汗都被榨干了。这些受苦者建造起深宅大院和花园别墅，其实，上海的一切财富都是从这些人身上榨取出来的。 　　大墙上常常写有这样的标语：“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参加工农红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在豪门巨宅的围墙上也写着这类标语口号!外国人和中国的阔佬们怎么不惊恐万状呢! 　　上海市里还有另外一些深宅大院。高墙后面是女修道会，修道院和穿着黑色长袍的牧师和修女。围墙朝街的一面，警察或有关人员在那神圣的墙上用法文写着：“此处禁止小便!”但中国的穷苦人没有地方可小便，他们只好向壁方便了!这或许可以证明中国人是不信宗教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神圣的墙和世俗的墙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上海有一个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杂而居，他们之间还没有达到怒目而视的程度。外国人控制的租界和中国人控制的市区之间也没有筑起一堵互相分隔的墙。一个日本人走出三步踏入中国的市区，脸朝着墙随地小便。一群中国人在这关键时刻抓住了他。那日本人高喊救命，一个警察跑过来解救了他。“你们为什么要抓他?”那警察高声吆喝着。一名苦力充当发言人自豪地往前走了几步，代表中国提出起诉。“为什么他不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而偏偏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小便?” 　　那日本人记下这次事件，这就构成所谓“日本”受到“中国”侮辱的三百多条罪状中的一条。 　　这里说的是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德国富商。他拥有一座大花园洋房，通向花园的铁门上刻着他的大名M·K，两个缩写字母。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在他的房顶上则挂着德国旧君主制时代的一面旗子。他长得又矮又胖，鼓着一个大肚子，脖子上的一大堆肥肉连领子都给盖住了。他的头上油光滑亮活象一个弹子球，那张绯红的面孔象是刚挨过打的孩子的屁股。每逢炎夏酷暑，他在房子和花园里走动时，身上只穿着一条紧身的游泳裤。短裤上突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肚子，脑袋上戴着一顶硬草帽。 　　他经常回德国度一年假期。作为一个强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理应如此。但任何人在德国居住六个月后，就得付税。这个挂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富翁总是在德国住满五个半月，然后宣称他要去瑞士住一个月，这样就不算连续居住六个月了。然后他再回到德国又可享受免税待遇。他说要不是税收太高，他会常住在德国。 　　因此，他决定住在中国，在这里他实际上什么税都不用付。这个法西斯爱国者如果在中国或德国发现一个穷人偷了一块面包，他就会首先起来把他当作一名破坏法律的贼送进监狱。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坚信“法律和秩序。” 　　上海华人区的马路上，一个约摸十二岁的男孩吓得魂不附体地飞奔着逃命，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个满脸杀气的男子汉。那孩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象个小苦力。那汉子抓住了他，将他按倒在地，正要动手谋害时，有人过来把他拉开了。这是卑劣而毫无人性的一幕。这里的周围环境是些用旧洋铁罐，破蓆子和小块石头横七竖八挡着的小平房和商店。街上拉起了绳子，上面挂着破衣烂衫。这条街以谋杀出名，这里只有谋杀才能生根发芽。 　　深夜，在法国租界里，一个拉人力车的苦力无意之中违反了一点交通规则。虽然街上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外，看不到一个人影，那警察举起棍子以警察惯有的脾气狠揍那个苦力。那对外国男女看到这种粗暴的行径就出面干涉。那苦力看到有人同情他，就用他的一只光脚去踢那个警察。于是那条“法律之臂”就象一头野兽拿着棍子雨点般地往那苦力身上猛打，好象是在打一条狗，打得他头破血流然后以“违反交通规则”的罪名加以逮捕。 　　那对外国男女随同那苦力和警察来到了法国警察署。他们为苦力打抱不平。一个又矮又胖、玩世不恭的法国警官听后说道：“这个警察只是履行他的职责!”当他们提出强烈抗议时，那警官又说：“你们看，这警察是中国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的同胞。事关法律，你们何必如此温情主义。” 　　离开警察署后，那个女的一边走一边愤愤不平地说：“我要离开中国，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但是受压迫的芸芸众生是没法离开中国的。他们只能忍受挨打或者象奴隶那样被人拉去枪毙，要末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牺牲。外国人可以离开，那些留下不走的，有的还参加了打人的勾当，至于参加被压迫者队伍中的外国人还不到总数的十万分之一。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