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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盗、土匪和军阀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土匪小梦有许多难忘的往事。其中有一桩是他还是个六岁的胖小子时遇到的。有一天，他跟着他那个当铁匠的父亲悠闲自得地从一条山间小道往下走，他父亲身上带着一枝枪和一把刀。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两个光着脊背的台湾土著山民。这两个土著身无凶器，看上去也很和气，同平原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铁匠二话没说，举起枪就击毙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山民冲向他要讨还血债，他又抽出腰间的那把刀结果了第二个土著的生命。 　　小梦吃惊地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的父亲剖开死者的胸膛，掏出心脏，用树叶和青草包好后就下山回家了。铁匠回到家里又把心脏煮熟吃了。 　　小梦的父亲就这样为他死去的父亲报了仇。他的父亲是大约十年前被台湾山上的土著人所杀害的。 　　在同一年里，小梦还见到另一件奇事。一个身材頎长，白皮肤，白头发，脸上长着象猴子那样白毛的人来到镇上。这个人的眼睛与众不同，不是黑的，而是蓝色的，穿的也不是文明人的衣着，而是一套滑稽可笑的衣服。但最最奇特的是他的鼻子：那鼻子不象普通人那样端庄大方，而是一个高高的鹰钩鼻子。 　　小梦无论从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或者有关神鬼和龙的传说里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怪物。这个人只有一点和大家相同，那就是他也会说中国话。镇上的许多人对此感到是种奇耻大辱，这样一个怪物居然也能说中国人的语言。大家都装作听不懂，即使他讲完后问他们：“现在听懂了吗?”他们也摇摇头说，“不，我们不懂!” 　　这个人刚刚到镇上时，小梦同几百个小孩一道在街上尾随着他。大伙你推我挤，悄悄地议论着，偶尔有胆子大的会冲上前去骂他一句或扔过去一块石头子。这时，那人就会转过身来，使他们惊奇的是，他非但不发火反而很和气地同他们说中国话。这样闹了一段时间后，大伙也都散了，但小梦仍跟在后面。这个小家伙有无穷的好奇心。这个圆脑瓜剃得干干净净，只留着一条拖在背后的长辫子的胖娃娃，象个影子那样老是跟在这个陌生人的后面。小梦后来解释道，“他长着这样一个高鼻子，我得好好看个够。” 　　这个人经常消失在城郊一幢新建筑的圆洞门里，那楼房的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有一次这个小家伙大着胆子往圆洞里面张望，后来还跟着这个人走了进去，沿着两排长椅中间的通道一直往下走，这个人没有把他抓住吃掉，而是把书里的图画翻给他看，这孩子的恐惧心也就完全消失了。小梦回忆起给他看的第一张画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半裸体男人，长着一双中国人的眼睛和一条长辫子。这个人是外国的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白人告诉他说。 　　小梦说这幢楼房是一座寺庙，但没有金面佛身的大菩萨，也没有罗汉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里敬奉的有各种各样的上帝，但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名字和敬奉的方式。有一个很象观音；那个叫耶稣的其地位类似菩萨，他的周围有许多小天神，叫作圣徒。他们受一位年长的上帝掌管。人们祈求上帝，也象中国人祈求古老的菩萨那样，盼望赐给饭食，虽然外国人是祈求面包；祈求风调雨顺和好收成，或为你在福建或南京的亲友祈祷。祈求的方式唯一不同之处是中国人要下跪三叩首，而新的外国方式只须下跪，免去磕头的礼节。但新的传教士——这个陌生人就是个传教士，忌讳并诽谤中国的菩萨，把他们自己信奉的一套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小梦是第一个皈依这个新宗教的人。因为这个大鼻子是教他读书识字，教他英文的启蒙老师。但最主要的是他在这个外国教堂里学会了弹钢琴和唱歌。他最喜欢唱歌，至于唱些什么或者信仰什么都无关紧要。很久以后小梦在回忆他皈依基督教时的情况说： 　　“那时我很年轻，脑子也简单。但我喜欢那音乐，同时我学会了读书写字。所以我就说我是个基督教徒了。我的父亲开始不喜欢，但后来他说：“没关系，如果想有出息，信的上帝越多越好。我一辈子相信古老的菩萨也没有发财致富。”在说这些话时，小梦的神情很严肃，然后补充说：“但有了新的上帝我的父亲也没有富起来。他始终是个穷人。上帝也不帮忙。他们只帮那些牧师和传教士使他们富起来。你看见过吗?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变得非常富有，到处都有宽敞的房子，过着军阀官僚那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身材矮胖结实的小梦是他父亲的独生子，十四岁那年，他跟母亲回到福建山区的老家为他那去世的铁匠父亲举行丧葬。他和他的母亲也准备在那里生活下去，小梦这个独生子为他父亲的亡灵举行完了最后的葬礼，并把牌位安放到祠堂里。 　　那铁匠父亲过去经常谈起的这个山村使小梦感到迷惑不解。或许是因为时间和距离冲淡了他父亲曾经用既热爱又抱怨的口吻谈到的那种生活现实；或许是这个村子如今确实变得赤贫如洗了。这里无疑是个极度贫困而荒凉的地方。全村大约有四百口人，都是小姓家族人，生活在古老的几代同堂的，大大小小家庭里。 　　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家族生活过得好些，他们高人一等，同那些穷亲戚不来往。他们拥有这个村子附近的几乎所有的土地，而作为佃户租种这些土地的穷亲戚要把收成的一半用于交租。除了要把这辛勤劳动所得的一半收成交给地主外，他们还要给那有钱的亲戚额外送礼。佃户们给这两房大户人家送去鸡、蛋、水果和编织的筐子。在年成不好，急需用钱时，他们就卖儿卖女。这两房大户人家里的那些女仆人都是从村里穷苦人家那里买来的。 　　小梦这个皮肤黝黑，圆脑袋，精力充沛，毛手毛脚的孩子对贫困的诉说听得多了。但这里是无穷无尽的这类谈论。福建在他过去的想象中是一个奇妙的世界。然而当他从他的山村老家外逃到山上流浪时，他发现各地的村庄都同他的家乡一样，连混口饭吃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村子里唯一使这个青年感兴趣的是关于山上土匪的谈论。小梦的一个叔叔是土匪，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本村和邻近村子里的许多人。他们隐姓埋名，神秘莫测。 　　小梦的这个叔叔有时回到村里来——都是黑夜里回来，天亮以前离去——使家里人又惊又喜。更重要的是他给家里留下了钱和财物，有时是少量的，有时很多，使得这一家人免受极端贫困生活的煎熬。这样回来几次后，这个叔叔的妻子就心满意足了，而家里的男人说这种新的收入，如能长此以往的话，总有一天会富裕起来的。这个叔叔以土匪为生还是不久前的事。 　　山上的土匪都是象小梦的叔叔那样穷苦的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散兵游勇。他们要末从军混碗饭吃，拉人力车或在沿海城市码头上当苦力，或移民到南洋，在那里，一百万人里可能会有一个发财致富，但其余的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或者上山为寇，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充当“劫富济贫”的行侠。这些人结成小股土匪或大队人马。他们不到自己的本村去抢劫，但对那些没有他们的亲属居住的陌生村镇，则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劫放火。小梦本村的那两户富有人家尽管有武装警察守卫，据说这两家还是定期给远处的土匪秘密纳贡，只有如此，这两家才能平安无事。但这种贡金到头来还是靠搜刮村里的民脂民膏来补偿。 　　小梦的叔叔夜间下山回到村子的次数多了，家里突然发现已有足够的钱可以实现他父亲多年来积攒每一个铜板要想完成的计划——送这个年轻人去沿海某地上学。小梦早已被他的家里看作是将来当官的材料；因为他不仅能读会写本国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在台湾学会说日语，至于他从大鼻子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英语虽然简单，但在村里人的眼中已是了不起的成就。铁匠生前积蓄的那笔小钱，如今又加上了当土匪叔父抢劫来的那部分钱，所以小梦给送到沿海的一所军校，指望他日后不久就会提升为一名将军。这样，他的叔父选择走向权力和财富的是一条路，而有许多梦想的这位年轻人则给送上另一条道路。 　　小梦说他的学校生活是无组织、无纪律、毫无意思的。他的思想是一种大杂烩，既有三国演义里英雄好汉的丰功伟绩，也有基督教中圣德创造的奇迹，加上民间传说中的神鬼妖魔和他那山大王叔父更为生动具体的事迹。此外，他不喜欢干任何工作，但却有无穷的幻想，加上生性暴躁好奇，就经常产生一些严重的越轨行为。 　　在沿海军事学校七个月的训练还未结束，小梦的好奇心就消失了，而他对学校里的纪律和日常课目已感到厌烦。他并非年幼无知，而是很快就明白渴望当上将军同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无关，而是靠财富、权力或影响，没有这些因素，一个青年只能象他那个上山为寇的叔叔一样，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开辟财源。 　　小梦不仅想要出人头地，掌握权力，扬名天下，而且还有一种要想见识见识世界的好奇心，他终于离开那所沿海军校来到了北京。这个城市里最光彩夺目的地方是当时知识界文艺复兴的中心——北京大学。他以迷惑不解的眼光看到学生中的动乱和中国封建、腐败、没落的社会制度正在受到的挑战。他考入一所中学，徘徊在这个城市知识分子的黑暗生活之中。很久以后他对一个朋友说道： 　　“学生们吵吵嚷嚷，喋喋不休，又是开会又是罢课。他们谈论自由思想，共产主义，但看看今天!相信这一套的学生也没有成为大人物。他们只是些小人物，或者已经脑袋落地了。这种自由思想，这种共产主义有什么用处?现在我的脑袋没有掉，将来有朝一日还会成为一位将军呢。” 　　他轻蔑地说到那些敢于向不良的旧制度挑战的愚蠢青年。因为即将降临的新世界的曙光从未照进过他的思想，所以他保住了脑袋。因为象小梦这样毫无头脑的人在今日中国是平安无事的。 　　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小梦就被北京的这所中学开除了。他根本不做功课，只是整天瞎混。但在给家人写信时，他则把学业成绩和认识许多大人物等情况吹得天花乱坠，从而可以不断得到家里给他寄来的小笔汇款。开除以后，他在北京流浪了一阵子，然后回到福州。在福州，他通过构成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找到了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古老的封建秘密组织。 　　这个组织是太平天国著名的三合一会的残余。一个多世纪之前，这个组织就作为帮助穷人的一个慈善机构而存在了。后来自然发展成为一个同压迫和腐败的清廷进行斗争的秘密政治派别。但现在所有没落和反动的势力都结合在一起了，并为保存他们自己和反对社会革命而战斗。现在只要有钱，他们什么都干，贩卖鸦片，走私军火，绑架，恐吓，贩卖奴隶，或者就干谋杀的勾当。据说十五名首领中的每一个都吹嘘自己是太平军首领的直系后裔，作为这个政治派别或那个军事集团的工具，其效忠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所付金钱的多少。但是这些首领们只对一种力量不断地发动战争，那就是社会革命，因为它威胁要消灭中国的封建、腐败和寄生的阶级。 　　那个生性好奇，爱冒险，放荡不羁的小梦参加的就是这类组织。他在这种组织里感到如鱼得水，很适应。他加入该组织先当了六个月的徒弟，该组织的上级是福州的一个师长，他对这位上级和该组织保证严守秘密，赤胆忠心，死心踏地，永不变心。 　　虽然保证严守秘密，小梦并不能做到始终守口如瓶，有时当他远离福州时，不免自我吹嘘一番，夸耀他们组织所取得的成就。有次他说道： 　　“我的叔父现在也是我们组织里的一名成员。我们土匪控制着好几条河流，我的叔父占据着一条主要河流的一段。船只通过时必须付钱；如果不付，我们就扣留他们，夺走大米，放火烧船，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弄到很多钱，有些归我们土匪，有些归我们在福州的首领。” 　　“真的土匪吗?”小梦的朋友惊讶地问道。 　　“当然啰!”小梦对这种无知的问题感到吃惊。对其他一些问题，他更为诧异了，他两眼盯着他的朋友问道：“你们以为是什么?”他说这些人真愚蠢。“你们可能以为政府里的将军同我们土匪不一样?你们可能认为他们会征求中国人民的意见，他们是否有权统治并拿走他们的钱?土匪和政府将军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我们土匪还没有弄到足够的枪支和金钱。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钱……在福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们的人控制了三个城门，一旦我们控制住第四个城门，我们就会占有整个城市，那时我们就能爱收多少粮就收多少粮，爱抽多少税就抽多少税。我们还会拿下越来越多的城市，然后是整个福建、江西以及其他地方，同时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中国政府。我会使我们的所有官员对穷人亲善友好。” 　　小梦在福建山上打仗的土匪队伍和福州之间来回往返。作为一名交通员，他跑遍中国沿海一带的地方，每跑一次，他总吹嘘又结识了一些“大人物。”几个月后，他从福建山上下来，他的肌肉就同一头野兽那样发达。有一次他吹嘘：“在山上现在我手下有八百名土匪。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什么?你说我们劫富济贫——是的，不过我们也经常孝敬福州的大人物。” 　　“现在我们的队伍人多势众。增添了许多新人——农民，是的——从农村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我们坐在山上聊天时，我就告许他们应当怎样干。他们对我言听计从。他们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什么都懂。有时我给他们谈谈我在上海、香港、广州的所见所闻。有一次我给他们表演上海穿西装的中国人怎样在夜总会里跳舞——你知道，他们怎样穿着紧身西服一圈圈地转着。”小梦又矮又胖，身体结实穿着一套紧身的西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来，一只手好象搂着一个姑娘，另一只手伸在一边。他轻飘飘地旋转着，仰起头开心地笑着，发出滑稽的尖笑声。 　　“当我表演给我的那些土匪看时，”他说道，“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甚至扒在地上……有时我跟他们讲我读过的一本书，他们就书里的事情展开争论。我还教他们唱我从上海的留声机里听来的关于一个瑞士姑娘的歌；这个姑娘坐在山顶上几十年，终年唱歌，盼望她的情人……那是一首很好的歌。有时我教我的那些土匪唱基督教歌曲，那是大鼻子传教士在台湾时教我的。” 　　或许小梦在撒谎，或许他讲的实有其事或部分是真的——或许他把事实真相同胡思乱想混为一谈了。他说他到过从新加坡到东京的许多城市。在新加坡，他说，他和一个朋友在街上走，两个人都没有钱吃饭。他身上只有一个小硬币，但也不够吃一顿饭。这两个人在新加坡没有认识的人，感到走投无路。后来一个老头走到小梦跟前来求乞。“因为我的心地善良”，小梦就从口袋里拿出他唯一的硬币给了他。 　　“以后怎么办呢?”他激动地对他的朋友说。他们走了几分钟来到一家很大的中国饭馆。他们看到什么了呢?在一条街的黑暗小角落里，他们看到一个样子古怪的罐子。小梦弯下身去拣起来一看，里面装满了银币!他讲起这段故事时，那双神秘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那是一个鬼影!”他解释道。“他要试试我的心是好还是坏。但当他看到我给了他一块银大洋，他就把那个罐子摆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如果听众中有人表示怀疑，那只会促使他再重复一遍那个故事并一口咬定他在福建的山上经常看到鬼。鬼有时变成一个乞丐，有时变成郁郁寡欢，忧心重重的女人。 　　意外得到这罐子银元后，小梦和他的朋友在新加坡过起达官贵人一样的阔佬生活，经常到一家中国大饭店里吃最精美的食品。后来他是爪哇反对荷兰人的民族起义领袖，其地位仅次于头号领袖!他来回踱着方步，象大人物那样发出短促的笑声，谈到他怎样去的爪哇，如何使当地的革命者懂得应当发动革命去争取自由。他们都听信他的话，后来就开始了一场起义。他们战斗，再接再厉地战斗，小梦在前面领导着他们，由于荷兰士兵人数过多，他们不得不逃往山上。在战斗中，有的逃跑了，不少人被俘，小梦本人这个头头也被俘了。 　　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并不担忧。他是怎样逃跑的?啊，那是秘密!小梦把荷兰人捉弄得晕头转向。你看，他出生在台湾，从小就会说日语。他甚至样子也象一个日本人。所以他对荷兰人说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日本人，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他们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说话非常机警，也就没有把他当中国人那样加以惩罚，只是把他装上一条船运往台湾或日本。但他们不知道是在同谁打交道!到了香港他就从船上逃跑了，回到了福建的山上。他在结束这个故事时，兴奋地高喊道： 　　“啊，多么美好的故乡，我们的福建，我多么高兴能回到你的怀抱!我的人马能再次见到我应有多么高兴。当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所作所为，他们开心极了。将来有朝一日我定要把福建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家园!” 　　后来小梦还到过东京、横滨、大阪、长崎，但他没有发现需要他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或许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有关革命起义的书或小册子，而他所谓的革命起义只存在于他的想像之中或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的那种事情。尽管没有革命，日本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但要了解日本光走马看花是不够的。 　　“多么美丽的城市!多么漂亮的女人!她们无论坐在家里或起来走动，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虽然中间只隔着一堵纸墙。她们简直安静得象个耗子!” 　　当然他是朝鲜民族主义起义运动中的一个领袖，他奇迹般地逃出来了。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宣布：“我同荷兰人打过仗，同日本人打过，将来我还要到印度去，教印度人去打英国人。我将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我可能不久就要去……那时我将能见到所有的大城市。印度都有哪些大城市?加尔各答、孟买——还有哪里?好——我都要去看看。现在我要回到福建山区——啊，多么美丽的家乡，我的福建!” 　　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然后开心地笑了。“当我说福建话时，除了福建人以外，谁也听不懂!在南京、上海、汉口、谁也不会说福建话!在上海，现在我有个表亲——你知道，他同我们的组织保持关系。我同他用福建话说，谁也听不懂。” 　　“你指的是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指同这里的土匪保持关系。是的，你们称之谓匪徒。我的表亲住在这里。他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有时替我去同大股土匪接头。我不能告许他去接头的目的，因为那是我们组织内部的秘密。有时他干了些蠢事，我就说他是我背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如果他再干出愚蠢的错事，我将把他送回去，换个更好的人来。我们在上海的关系网是很重要的。” 　　他在长江沿岸的多次旅差中有一次从福州来到上海。在九江，有次我去看一个同我共事过的将军。他的士兵——你们知道，他的警卫——不让我进去。但后来我脱掉我那顶外国帽，就象这样，我笑着说：“你认识吗?”那几个士兵笑了并向我敬礼，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大人物呢。” 　　小梦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就好象是对着警卫脱下了帽，不禁失笑，在房子里大摇大摆地走着。当听的人没有听懂他讲的意思，他就采取全中国都很普遍的一种习惯，用一个手指在另一只手掌里把那个字写出来。“警卫”，他嘴里念着，同时在他手掌里比划着“警卫”两字。 　　“在汉口我们的队伍很穷——我们只有七十五枝左轮手枪。我到了九江对那位将军说：“如果你要我们的人去杀蒋介石，必须给我们钱。”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七万五千元!” 　　“‘杀蒋介石要用七万五千元，太多了!’那将军说。”小梦学着将军的那付惊讶状态。 　　“但我对他说，不能少于七万五千元，因为如果我们的一些人被抓或被杀，必须给他们的家属一笔钱。我们还要组织力量。我们的人不会无代价地为这个或那个将军去卖命!他怎么想的——以为他是我们的老祖宗吗?”小梦带着一付无辜受害者的表情。 　　两天以后，小梦偷偷地走进他寄住的一个外国朋友的家，后面紧紧跟着两个身材瘦削的中国人。这几个人溜进了那座房子，穿过走廊，也顾不得东张西望，轻轻地象猫一样进到了小梦的房间。小梦关上了门，然后溜进他朋友的房间，脸上发出神秘和喜悦的微笑。 　　“你知道吗?”他悄悄地说，“他们是我的福建朋友!你还记得上个月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在福州给打掉了一只耳朵的事吗?是我这两个朋友干的!子弹没有打准，那将军跑掉了。现在我的朋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把他干掉。他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不要杀掉这个将军，而是把他绑架走。如果我们杀掉他，我们只能得二万元钱，要是我们把他绑架走，他的家里可能会给我们二十万元。你觉得怎样——是把他杀掉好或是把他绑架走好?” 　　那外国朋友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小梦高兴地继续往下说：“我认为绑架最好。然后我们把他藏在我的房间里，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把他藏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 　　那朋友吃力地坐下。小梦很高兴地转过身，他的朋友听到他穿着一双中国布鞋走出房间，穿过走廊，然后进入另一个房间里去。 　　“我的上帝!”那个吓得发呆的外国人喊了一声，紧跟着走了过去，坚决反对那个要危及他家安全的灾难性计划。 　　此后过去了大约九个月，土匪小梦的影子也见不着了。一个晚上那外国朋友很晚才回家来，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朝向走廊的不通风的小行李室。房间里面的一堆箱子中有一张旧沙发，只见小梦躺在上面打呼噜。他蓬头垢面，从衣服到鞋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污。你摇他，推他，喊他都弄不醒，他只是一个劲地熟睡着，吼声如雷。那朋友把沙发拉到走廊，也就让他睡着。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他满身污泥，蓬头垢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他说： 　　“我累了。”他解释道，“我很久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了。你看，我的腿上挂了花。”他卷起裤管露出一块还未痊愈的大伤口。 　　“我将睡在你的家里，直到我从蒋介石那里得到钱再走，”他冷冷地说道。 　　他的朋友吃惊地问是怎么回事。 　　“我在福建山上打共产党有很长时间了，”他苦笑了一下解释说。“现在我来向蒋介石的人要钱。”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他那钢铁般的双臂和背部肌肉裹在那套紧身的西服里，犹如一头猛兽。尽管他受了伤，他的行动仍和猫一样敏捷。 　　“我上次见到你时，你是在同蒋介石的朋友打仗，”那外国人提醒他说。 　　“啊，是的，”小梦欣然回答道，“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闽西山区的红军变得非常强大，而且还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你知道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写出‘苏—维—埃’三个字。”七个月以前，组织派我到闽西去同朱德谈判；你知道他是红军的总司令，当时毛泽东也在场。我对他们说，哪些县，哪些区归他们，哪些地方归我的人马，他们不得攻打我们，或者通过宣传把我们的人挖走。我想同他们订个君子协定——你懂吗，订一个协议，因为现在他们变得很强大了。我告诉朱德我现在有八百人，我的叔父有一千多人。我们在福建的全部人马大约有五到八千人…… 　　“朱德和毛泽东同我谈了很长时间。不，他们不肯同我订协议!他们只对我说，他们的苏维埃政府不支持土匪。他们不是象我那样的一个秘密组织，而是一个工农的政府——他们管它叫无产阶级。他们说他们将建立一个没有地主、资本家、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国家，建立一个只有农民和工人等劳动人民的国家。他们同我谈了又谈，说我的土匪队伍中也都是穷苦的农民或士兵，他们别无他路，就成了土匪。然后他们说土匪不管用，我的秘密组织也不行，所有的穷苦人要团结在他们的红旗下……你知道，他们把红旗给了我看，在旗角上有个标记，他们说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标志。” 　　“后来怎样?”他的朋友问道。 　　小梦默不作声，脸上露出难堪的表情。他的朋友很了解他，一看那表情就能猜出他的思想：这说明苏维埃领导人拒绝了小梦想成为一个“大人物”或当一个领导大批人马的将军这种野心。小梦听了他们的想法，认识到那是一个对他不友好的世界，那是一个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要守纪律的世界。任何使穷苦人成为他们自己命运主人的组织，而不是他那种思想混乱的乌合之众，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朱德是否答应给你一个司令当当?”他的朋友冒昧地问了一句。 　　“他什么也没答应!”小梦伤心地回答道。“然后我回到福州，我的组织从蒋介石代表手里领到枪支和金钱。蒋介石给我们弹药，并说如果我们消灭掉红军，目前红军和他们的苏维埃政府占据的闽西地区各县及其税收都归我们……接着，我同其他人回到福建山区，同红军艰苦奋战了七个月。” 　　然后他用玩世不恭和洋洋自得的腔调说道：“有时我们拿下好几个村庄，把村里的人都杀了!红军就赶来打我们……他们打得很顽强——我不知道他们如此善战。我们总是不得不撤离。到处都有他们的奸细……甚至儿童也替他们放哨，我们一到就去报告红军。有时我们进入村子，除了老人和几个小孩，什么人也看不见。所有人都参加了红军投入战斗!我们把老人和小孩也都杀了，因为他们都是奸细和赤色分子!我们烧掉所有的房子!红军回来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蒋介石给我们的弹药和钱都太少。红军把我们赶了出来，夺回了所有的县!所以现在我们的队伍境况非常困难。许多人离开我投奔红军去了——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经常对他们说，我们将建立起自己的政府，比红军还要好的政府，但他们不听。后来有人给了我这一枪!”小梦摸了摸腿上的那块伤口。 　　“是谁打的?”他的朋友小心地问道。“是红军还是你们自己的人?” 　　小梦站在那里，眼睛凝视着窗外，脸上流露出痛苦和嘲弄的表情。他只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听上去就象一声轻蔑的笑，接着他就默不作声了。 　　小梦在等着蒋介石给钱，这期间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他朋友的房子里来回走着，回忆在山上的那些神秘经历。 　　“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山上艰苦奋战。睡觉时我们都不敢躺下，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一躺下，甚至红军来了也醒不过来。我们就这样背靠背地坐着打个盹，因为我们随时都要准备打仗或逃跑。我们把枪拿在手里，脑袋这样耷拉着……知道吗?有一晚我们拿下一个村子，但几乎所有人都跟红军跑了。我对一些卫兵说，“你看好这边，你守着那边，其余的睡觉。”我走着走着，碰到了一个箱子，我想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我就躺到箱子里很快就象个死人一样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发现身子底下有个东西，站起来仔细一看——底下是一具尸体!我摸了摸我的背——硬绷绷的，因为，你知道，那死人的血流到了我的背上，我的上衣给凝固住了!”小梦对自己的这场闹剧不禁放声大笑，并一再说道：“我杀了一个人然后又睡在他上面!我把那个人翻转过来，但看不出他是一个士兵还是将军；因为，你知道，红军里的军官穿着和生活都同士兵一样!但看到自己杀了一个人而又睡在他身上时，真叫人好笑!” 　　……他回忆的另一段经历是：“有今晚上我们战斗后拿下一个村子。村里只有一些老太婆和小孩。我们累极了，也顾不上去杀他们。我的人马都睡在屋子里或树底下。我发现一座空房子，就从门里走了进去——里面空荡荡的，好象从来没有人住过似的。我倒在一张床上睡得死死的。 　　“半夜里有个东西把我弄醒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睁开眼看了看，对面站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美貌姑娘。她哭呀，哭呀，哭个没完。我起身问道，‘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但她不回答。我搂住她，象个父亲般地安慰她，然后我让她睡到我的床上。整个晚上我都哄着她。早晨我醒过来，那姑娘不见了。窗外站着我的部下和一些老太婆。我问道：‘你们张口结舌地怕什么?’我的部下告诉我，听老人说这座房子里有个鬼——你知道有个‘鬼’，他们说很早以前这座房子的墙脚下埋着一个女人，从那以后，谁也不准到那里去睡觉了。如果有人去睡，就会被那女鬼卡死。”小梦的两只手卡住他自己的脖子做个样子给人看。然后他放下双手胜利地笑了：“但这个女人没有卡死我!因为我有一颗好心肠，整夜我都安慰着她!” 　　一九三一年，政客和军阀在广州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威胁要进军南京，小梦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毛料西服在炎热的广州街头上奔忙。他的一件中式白布褂子送出去洗了。他买这套西服是为了同官员和军阀来往时给人一个好印象。这套西服是按照一个同他一样高，但胸围不一样的人定做的，因此上衣前面的钮扣总是扣不上，而袖子则太短。头上的那顶草礼帽对他来说也太小。一根手杖是花了五角钱买来的，这样他从头到脚都有一套打扮了。 　　“我穿上这一身象个资产阶级，”他对街上碰到的那个外国朋友解释道。“我的那套中式服装拿出去洗了。现在我只得穿这身衣服，要等那套洗好后才有得换。” 　　小梦的朋友跟着他一起去到他住的那个又脏又黑的廉价小旅店里。这里连吃带住一天只需八角钱。他的房间里，一条长椅上挂着一双短袜和一件衬衣，那是他自己洗完后挂在那里晾晒的。那张木床上铺着一张席子，放着一小堆书。 　　小梦信任他的朋友，把这次他来广州的目的都同他们说了。他说他同那位“左派”政治家汪精卫和一些军阀举行过好多次会谈，并提出组织绥远的土匪去骚扰蒋介石。为此他要求拿到五十万元钱。 　　绥远是中国北部靠内蒙边境，位于北京以北的一个小省份，小梦代表他的组织愿去那遥远的省份，利用土匪制造麻烦，这样当广州的军阀进军攻打南京的军阀时，统治北京的军阀张学良将被迫派部队去绥远，其余部则要守住华北。这样，张学良就不可能到南京来援助他的盟友蒋介石了。计划就是如此。小梦说汪精卫只肯给他五千元，他拒绝了，说这点钱连他到绥远的路费都不够。 　　小梦很了解广州的一些政客，尽管他们威胁要进军南京，暗地里却在同他们的南京对手讨价还价。这些广州的政客也知道小梦的组织在同南京的蒋介石讨价还价，看看他要他们去给广州的集团制造麻烦肯付给多少钱，小梦的要价比他的组织提出的高两倍，如果他能拿到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就算幸运了。大家都在搞阴谋，互相之间都在威胁和讨价还价。小梦怀疑他是否能拿到一个铜板，因为他预计广州和南京的两个对立集团在他染指这笔钱之前就会达成一些交易。 　　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同朋友们聊天。他抱歉没有威士忌可供招待，因为他了解所有外国男人都喝威士忌就象中国人喝茶一样。他给那女人一杯茶，并以抱歉的心情也给那个男客泡了一杯茶。 　　他的女客看了看他床上的那堆书。一本是玛丽·斯托普斯博士的《婚后爱情》的中译本，另一本是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的翻译小册子，其他是些中国的言情小说。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对性爱等等感兴趣了呢?”那女人问他。 　　小梦天真而直率地回答道，“是的，现在我对这事很感兴趣。我发现了一个女人，我很爱她。但我很沮丧，因为她在遥远的地方。她每晚都来托梦，对我哭个没完。我醒过来就夜不成眠。我知道她遇到很多麻烦，但她只能在梦里来对我说。当我拿到那五十万元钱时，我将寄给她很多钱。然后她就不会再哭了。” 　　“做梦不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说道。 　　小梦竭力争辩道：“那末为什么那个姑娘来向我托梦哭泣呢?”他说：“我不写信给她，她也不写信给我。我在梦中为什么看不到她笑，而只见她哭!这意味着她遇到很多痛苦的事。” 　　“当我拿到这笔钱时，”他继续说道，“我将寄给她一些，给一些我的部下，其余都归我。我要去周游全世界。我将学到有关女人的多方面知识。我将同德国、俄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女人相爱。那我就什么都懂了，还能学会用她们的语言说话!” 　　他用好奇和惘然的眼睛盯着他的女客，直接了当地问道：“我想可能你知道外国男人的一切，你同许多国家的男人生活过吧?”他随口举出一些国家的名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你同这些国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过吗?法国?你没有同一个法国人在一起睡过觉吗?”那女的笑着摇摇头，小梦很不以为然地说：“在沙面就有法国人……在上海的法国公园里也有法国人——你知道吗?军官和士兵都有。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找一个法国人?我听说法国人对性爱特别感兴趣!” 　　他的朋友们笑声未止，他就高声说道：“但是我敢打赌你从来没有同一种人在一起睡过!” 　　“什么样的人?”那女的问道。 　　“爱斯基摩人!”小梦得意地高声说道。“你们知道‘爱斯基摩’吗?他们居住在北极，个子很矮——只有这样高!但终有一天我要同一个爱斯基摩姑娘同居!我想广州没有爱斯基摩人——这里太热了。上海可能有!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象外国人那样在报纸上做广告：“需要一个爱斯基摩人?” 　　他的朋友们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小梦奇怪地望着他们“你们笑什么?”他迷惑不解地问道。“外国人笑这些奇怪的事情!”他严肃地补充道。 　　他拿起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的那本小册子。“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他的朋友宣称道。“我读过这本书。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回到福建山区重新带领土匪时，我将教他们懂得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他们都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你能把他们召集回来吗?” 　　“如果我能弄到钱，”他回答道。“如果广州的人拒绝给我这笔钱，我们就可以从南京方面弄到这笔钱。因为现在红军很强大，广州和南京都害怕。要我们打红军，两边都得给钱。无论从广州还是从南京拿钱对我都一样。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广州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两边的穷人都受苦。” 　　“如果你想帮助穷人，为什么你不参加红军呢?” 　　小梦耸耸肩膀，坦率地指出：“我参加了红军就得不到钱，什么也得不到，广州和南京的军队将会来打我。但现在无论是军界还是政界对我都很好。我到处旅行也没有人会把我抓去砍头。但如果我加入了红军，他们就会攻打我们并砍掉我的脑袋。我现在很好。有时我有很多钱，有时又象目前这样穷光蛋一个。如果我参加了红军，我将永远是个穷光蛋。但现在，你等着瞧，我终有一天会发财的，还有可能当上一位将军。等着瞧吧!” 　　在日本侵略期间，他浪迹满洲，忽而投靠这个中国将军，忽而依附另一个将军。日本人开始攻打上海时，他就跑到该市日本人的区域里去，那里日本浪人充斥街头，手里不是拿着刀就是剑，见到中国人就杀。 　　小梦冒充日本人，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在日本领事馆专为浪人开设的饭馆里免费用餐。小梦看见到处都有谋杀，但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已经见过许多谋杀，他自己也曾经象日本人现在干的那样杀害过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少。他从日本租界回来后总要谈谈那些个人冒险的故事。 　　他总是干笑着说：“日本人把我看作是浪人，我走进他们的免费餐馆坐下就吃!看，我也从他们在抢劫的那家商店里拿来一顶新帽子，昨天我还拿了几双新鞋子。我并不想要这些东西，但人人都在拿，所以我想我也得拿点。” 　　在此期间，小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为保卫上海提供武器的爱国华人委员会的名单上。有些武器是向一家日本公司购买的，小梦也参与了洽谈。后来他又插手另一笔大买卖，因而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钱。这是美国赠送给遭受长江大水灾难民的一批面粉。他们那个委员会从掌管这批面粉的中国政客那里拿了过来，转手以高价出售给保卫上海的中国军队。这笔面粉的付款早已在他们的手中，因为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为中国的保卫国者寄来捐款；不过那些钱都装在远离前线的“爱国”委员会委员的口袋里。 　　小梦他们那个委员会里有势力强大的上海地痞流氓、工业界巨富、如造船大亨、煤业大王、粮食大王、家财万贯的银行家、职业政客、将军、教授，人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每个有势力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帮小“走狗”。这个委员会见还有一些人在无锡、上海一带买了大批粮食，然后以高价出售给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小梦投身于这场抢夺之中，虽然他抢到的比梦想中的要少得多，但仍比他以往任何阴谋争斗中所获得的都要多。他同军官、政客、流氓头子一道坐着豪华的汽车在上海滩上招摇过市。但那坚实的肌肉，现在变得又松又胖，他那双小眼睛在发胖了的脸上几乎都看不见了。过去那个福建山区年轻土匪的身上唯一没有变的是他那猫一样的走路姿势，土匪的封建思想，以及同他的外国朋友谈话时毫不隐晦他所干的勾当那股爽直劲儿。 　　有一天他的一个外国老朋友问他：“小梦，想必现在你是个将军了吧!” 　　“还不是。”他回答道。 　　“那你肯定是个国民党吧?” 　　小梦轻蔑地噘起了嘴。“为什么?国民党得听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听他们的!你认为怎样?”他对玷污他的荣誉大为不满。 　　“那么请问，你是否也曾经以劳动为生呢?” 　　小梦哈哈大笑，笑得连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劳动?你认为我是个傻瓜?看看那些工厂和机关里的工人，他们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而挣的钱只够买点猪狗食。有时我停下来看看那象牛马一样干活的苦力，心想他们一个月可能只能挣上十块大洋，也可能还挣不到这么多。他们过马路不小心还要挨警察的揍，终年劳动还是要挨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干呢?我告诉你，中国的工人愚蠢，太愚蠢了!” 　　小梦轻蔑地翘起嘴唇，大不以为然地笑着。他最后补充说：“很久以前我曾对你说过，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可能当一个将军，或许是福建省的一个大官。你以为我在工厂里干活能成为大人物吗?不!我告许你——等着!再过一年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就象这样一大包。”这时他从桌子上拣起一堆纸象扔垃圾一样扔到地上。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