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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失去灵魂的女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I 　　在南京有一座气派非凡的中国故家巨宅，这是政府上层的一位高官，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的官邸。他的学者头衔在于精通封建时代的诗词并能写出对仗工整的好对联；他的政治家名声在于他甘愿为当权的军阀充当辩护人。他年事已高，但对那些崇尚古训的人来说，他的高龄使他的言行更增添了份量。 　　他的公馆里住着九个女人，其中八个是他的妻妾，一个是他的女儿。在公馆的各个客厅里，甚至在那些女人日常散步的花园里总是缭绕着一股鸦片烟那种又香又怪的气味。因为他的妻妾个个都抽鸦片，现在连女儿也学会抽了。 　　这个女儿的名字叫齐游，她并不经常抽鸦片，也不经常幽灵般地出没在那些充满烟味的房间和花园里。 　　她一度还是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曾经参加过反对鸦片，反对纳妾的斗争，也反对把年龄和书法看成是政治家和学者标志的种种腐朽的旧思想。那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一个身材高大，充满青春活力，穿着一身军装的年轻姑娘，并跟随革命军队从广州进军到了扬子江畔。如今她是一个穿着华丽的绸缎旗袍的女人，旗袍从肩上披到脚踝，衬托出她那竹子般瘦削的身躯。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这位姑娘同她年轻的丈夫一起去到莫斯科学习。她的丈夫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出身于江西南昌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齐游年轻漂亮，充满着理想主义，她不仅许身给丈夫，同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在思想上也是夫唱妇随。在莫斯科她学习了一门大多数中国妇女，甚至包括共产党人都需要认真一学的课程——妇女也同男人一样有独立的人格，是可以选择自己道路的一种生产力，而不受家庭、父母和丈夫的约束。齐游至少从理论上是学到了。 　　一九二六年她同丈夫回到中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世界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夫妻之间无比恩爱，并且决心要为解放中国的人民大众而奋斗。他们立即去到革命圣地广州，同北伐军一起进军武汉，投身于席卷整个南方的巨大革命运动中去。在那个年月里，当个革命者并不难，尤其对齐游来说，周围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身边还有她的丈夫，一位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但是一九二七这致命的一年来临了，反革命开始了，无数的工人，农民和象齐游和她丈夫那样的知识分子惨遭杀害，中国的大地上血流成河。齐游的父亲属于反革命阵营，是南京政府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痛恨共产党，或许因为共产党人对他所赖以存在的一切都提出了挑战。他是南京政府的一个发言人。 　　在那残酷的斗争中，会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丧生。但齐游的丈夫在同农民一起的奋力战斗中，总算能死里逃生。有一天，一个留着短发的姑娘在九江，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捕了，在军事法庭里审讯了几秒钟就判处她死刑。那个所谓的法庭设有立即处决，只因为那姑娘声称她是南京一位封建老学究的女儿。判处死刑的审讯暂时中断，以便查核她的声明是否确实，当最后证实她所说的情况属实时，对她的审判就无限期推迟了。 　　那位老人来到九江，到监狱里见了他那被判处死刑的女儿。因为中国的一切事情都由个人关系决定，在老人家的请求下，法院答应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但接着而来的是齐游要面对的斗争，这是比对付白色恐怖更可怕的斗争。离开了革命队伍和始终在她身旁的丈夫，这个姑娘要独自一人去对付她从小受到薰陶的所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每天她的父亲来向她求情，常常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有时甚至向她下跪。他是她的父亲，而且已经年迈。她是他的独生女，是父亲给了她的生命，把她抚养带大，供她吃、穿，而且在家里其他女孩子不上学的情况下供她上学。她是他的女儿，她的生命属于他。他求她答应脱离共产党，并且公开保证再也不参加革命工作。 　　除了这种请求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齐游从那又臭又黑，潮湿阴森的监狱里搬了出来，她的其他同志则只有在那里等死。她搬到监狱长的一间舒服的单人房间里看押，她的父亲每天来探望她。在这种气氛中即使加上父亲的请求，齐游似乎仍然还能听得见她的远方同志们的呼唤，她挣扎着要摆脱父亲的影响。接着他又把她转移到苏州监狱，在那里她有一间各种设备齐全的特别房间。在她未改变态度并遵照她父亲的意愿去做之前，她一直要住在这里。为了达到使她转变的目的，那老头常从不远的南京前来探望她。 　　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过去了。同志们的呼唤声以及他们那关注的目光在齐游的记忆里渐渐变得遥远而淡薄了。当她想到外面的自由和安全，然后又想到有可能自己也被关到同离她的这间房子只有几步远的其他同志们的牢房去时，她的思想感到恐惧了。她父亲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亲切。最后她答应遵照她父亲的意愿去做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她获得自由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明她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从此以后她同该党断绝一切关系。然后她跟随父亲到南京并同他父亲的妻妾们住在一起。 　　她的丈夫，那位农民组织者，在报上读到了她的声明。谁也不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人们都知道他非常热爱她，并一直为她是个革命的女性而引以自豪。尽管如此，他也知道中国妇女的长处和弱点，他知道她们同家庭、旧思想和过去黑暗的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是个中国人，并且他自己也出身于那个腐朽的旧社会。 　　齐游以出卖自己换取到自由后，收到过她丈夫的一封信——唯一的、最后的一封信。信写得简明扼要；署名是用的正式的全称，而不是她所熟悉的那种亲密的称呼。信中指出，她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们值得为之生存或牺牲生命的共产主义；她不惜出卖理想以换取自由，这样她的生命已成为毫无价值和令人憎恶的东西了。她的背叛正是中国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面对着要么解放，要么继续被奴役的这种关键时刻发生的。由于爱情幻灭而产生的无限痛恨，由于毫不动摇的信念所产生的坚强毅力，他把齐游看成是一个革命的叛徒，祖国人民的叛徒，对他来说，她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女人。信里没有丝毫温情或遗憾的心情，而是坚决地同她一刀两断。此后齐游只知道他去到了江西，投身红军，成为帮助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位成员。 　　齐游住在南京她父亲的家里，五年来她一直在探讨象她这样以出卖自己所换来的生活价值。在这五年中，她不仅在思索，也在梦想；这些梦想有时也是抽鸦片后所勾引起来的。她丈夫的那一封信五年来一直压在她的枕头底下，她就是躺在这个枕头上边抽鸦片，边作种种梦想。关于她丈夫的情况此后音信杳无。但在官方的报纸上偶而还提到过他的名字，称他为华中的工人农民队伍里的“土匪”头子。 　　齐游读到这种报道后就一头倒在床上抽起了鸦片。她那曾是强壮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已经消瘦了；那张曾经容光焕发的脸面，如今变成纸一样苍白；那双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象老太婆的眼睛一样暗淡无神。她象个幽灵，有时默默地徘徊在她父亲家里的花园里，有时停下来同他父亲的妻妾们闲聊几句。 　　在那生气蓬勃的过去和死一般的今天之间，她靠鸦片的烟雾架起了一座梦幻的桥梁，而这些梦幻中的内容，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或许那鸦片烟的气味已经使过去的记忆幻灭了。 　　Ⅱ 　　在南京还有另一个曾是革命队伍一分子的女人也处于彷徨徘徊之中。她的名字叫郭南，她和她的丈夫也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她们一九二七年四月回到中国，正赶上反革命的逆流，上海出现了大屠杀。他们刚到上海，她的丈夫就被英国警察逮捕了并迅速转交给中国的反动派，连同一百多名其他男女被解往刑场砍了头。尸体象牲口那样被扔进象战壕那样又长又深的万人坑里。这里埋葬着无数革命青年的尸骨。 　　郭南得知丈夫被处死后，精神有些恍惚错乱。她不象其他女人那样悲痛哭泣，但两眼发呆，神情木讷地开始到处向人诉说，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丈夫的生活，被杀害的经过和她丈夫视死如归的精神。 　　“他们把他的双手反背着捆绑起来逼他跪下……但他仍然高喊：‘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而我是一名共青团员。” 　　她这样没完没了地逢人便讲。如果朋友们听腻了走出房间，她也会起身跟在人家后面说：“他们把他的双手反背着捆绑起来，逼他跪下，但在砍头之前，他仍然高呼：‘共产主义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起初，朋友们从不让她自己单独一个人行动，因为她的言行使他们胆战心惊，一不小心她这些话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设法让她不要出门或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如果要想把她锁在家里，她就会用眼睛盯着他们，并讥讽地说：“你们以为我发疯了，对吗?你们想把我锁在家里，因为我的丈夫被杀害了，而我又是一名共青团员!”除非她完全不正常，他们总是安慰她，开出门上的锁，让她自由行动。几个星期过去了，她就进城彷徨徘徊，从一个朋友的家到另个朋友的家，还是没完没了地诉说。她两眼发愣，硬是拉着人家要听有关她丈夫的生活和被害的经过。有人就说：“她疯了。得小心，不要让她到敌人面前去乱说。” 　　但是郭南从来不到敌人面前去诉说。她不认识外国人，同时好象出于本能她在陌生的中国人面前总是默不作声，只是专心倾听着人家说的每句话，倾着身子坐在椅子的边沿似乎准备随时向他们扑将过去。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也停止诉说了。她来到了南京。有一天她来到国民党党部的门前对一位官员说：“你们已经杀了我的丈夫。干脆把我也杀掉，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没有用了。干什么也不行了。要么把我杀了，要么给我工作，让我度过这无用的一生。每天让我算账，可以使我不再去思索。”出于某种原因，那位官员将她安排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给她做一些机械性的工作，每月付给她三十元钱；因为她显然精神错乱，不值得为她花费一粒子弹。 　　郭南在南京呆了五年，这个女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读书，不娱乐也不访亲探友。早晨她去工作，夜间回到她那几乎空空如也的小房间，在汽炉子上做点饭，然后就上床睡觉。她的生活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在她床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镶在一个廉价的黑镜框里。从这个镜框里，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青年以深切而严肃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在早晨和夜晚睡觉之前，郭南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凝视着她已故丈夫的这张脸。 　　有时从前的一个朋友偶而也会来看望她——那些背叛了革命已成为官僚的朋友。郭南总以天真的直率回敬。使得那些朋友又惊又窘，从此也就无人来过问她了。她总是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虽然我现在没有用了。如果我锐气不减当年，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对你谈话了!” 　　当这些朋友恼羞成怒地去向负责她的官员告发她时，那官员总是回答说：“她是一个疯女人，无伤大雅，如果我们认为她有——”他停住话头不把威胁性的语言说出来。 　　一位革命者妻子的五年日子就这样在南京这个活地狱里度过了。埋葬在上海万人坑里的她那位革命者丈夫的骨灰上又增添了前仆后继的新烈士们的尸骨。 　　Ⅲ    　　世珍扬言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她是一个C．Y.，即共青团员，但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即使她去莫斯科学习过，那些了解她的人也否认她是一名共青团员。她是一个浅薄的姑娘，长着一张空虚的娃娃脸，他们说她总是懒散地同她的情人躺在床上打发时间。 　　这位情人确实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创始人，或许由于他的个人影响，世珍才有可能去莫斯科。她很少学习，在不装作一名现代女子时，她就依偎在她情人的身上象许多富有或中产阶级的女子一样百般撒娇。这种媚态据说使女子在男人的眼里显得“娇美”而具有魅力。世珍挂起C．Y．这个头衔是因为她的爱人是一个共产党员，很象西方的有些女大学生佩带她们情人的大学生联谊会的徽章一样。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女人的看法是在他年轻时的封建黑暗时代里形成的，认为一个女人既是C．Y.，又离开他这个男子汉无法生存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反革命的逆流开始后，无需指点，世珍就抛弃了她的头衔，再也不提起它了。这个头衔在她那个阶级里已不再是时髦的了。经过一阵犹疑和活动后，她的情人也加入了反动阵营并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说。许多人说他仍然是个共产党人，是党秘密派他去从事目前他正在做的工作。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头几年里是真的话，后来就不可能是真实的了；因为他不是会放弃权力，舒适的生活，地位和财富去过一种每走一步都可能会导致死亡，甚至比死更坏，要遭到严刑拷打的那种革命生活的人。他对反革命的效劳已习惯成性，再也不会去摆脱它了。 　　世珍同这个男人秘密同居了一段时间后，就同他结婚了，并搬到南京一座漂亮的住宅里去住。在他们家里每月都要接待到首都来的军阀及其妻室。 　　虽然时光流逝，岁月蹉跎，但她仍然长着那张空虚的娃娃脸，娇声娇气地同她的丈夫说话，甚至当着别人的面也象孩子那样百般撒娇。 　　在她丈夫面前她可能象个撒娇的孩子，但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娇声娇气的模样就不见了。当她以一个有钱有势的阔太太的身份出现时，在赌局上大显身手，或者遇见她往日的朋友，并怀疑他们可能仍然是共产党人时，这种妩媚的神态都消失了。 　　作为一位官太太，一位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夫人，世珍在一些“有益的事业”中，挂上她的芳名，诸如爱国募捐会，但捐到的钱就不知下文了。她有时则作为一所学校、幼儿园、孤儿院或某种慈善事业的赞助人。在这种时刻，她从自己的私人汽车里走出来，由一名穿军装的人侍候着，或由一位带着官员证章的人侍候着，发表了一通“鼓励”她所倡导的事业的演说，并为此可能慷慨地拿出五十或一百元的捐款。 　　但在南京军事会议期间军阀或官僚云集首都纷纷谋求金钱、权力以及更高的地位时，世珍的表现要算最出色了。在会议期间，她的家变成了那些还不是蒋介石嫡系亲信的军官及其太太们的客栈。麻将是世珍和她这个阶级的人主要的消遣形式，每天下午和晚上她家的一些大房间里都摆上了麻将桌，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尽情地赌，输赢可以高达数千元，麻将牌的噼拍声甚至在大楼高墙外都清晰可闻。 　　在赌局上的世珍不再是孩子般那样妩媚作态了，而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南京城里最精明的一个赌徒。但她并不总是赢——因为输赢都是一种高超的政治。如果世珍的对手碰巧是一个态度不太明朗的军阀太太，那末这个女人准会赢，世珍就故意出错牌。不管这些女人的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但这样一个军阀太太走进房来时，世珍就会停下赌博，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 　　“哟，你今天穿的这件旗袍多漂亮——多好看的皮鞋啊!……你又带了一个新戒指——宝石旁边还有一圈珍珠!你说值五百元?当然，这是不少钱，不过如果要想带这种考究的东西，不但要花得起钱，而且还要有会挑选的好眼!” 　　赌伴们到时候得停下来喝茶，晚上则是丰盛的宴会，各种名菜珍馐一应俱全。世珍是个体贴周到的女主人，不停地为同桌的客人夹菜，却很少夹一颗米粒到她自己那玫瑰花瓣一样的小嘴里。宴席上的那些太太们个个也都是非常娇贵，很少品尝摆在她们面前的菜肴，如果她们确实也需要吃点什么时，就装腔作势地用筷子夹起一小点食物送到那浓装打扮的脸蛋面前。 　　晚宴以后接着再赌，一直赌到深夜。男人们在开完了讨论如何打革命红军的会，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又同从上海高级妓院里接来的歌女们跳一阵子舞后回来了。这类高级歌女每周的“服务”费要花几千元钱，是专门雇来招待那些态度不太明朗的军阀的。 　　这些军阀的太太们睡到下午才起床，起来后接着又开赌。世珍的家里总是没完没了地开着这种赌局，但有的这些太太们也坐着汽车到城外去兜兜风，或者在玄武湖上划划游船，轻桨泛舟自得其乐一番。在这种时候，所有的游船都给包了下来，不准有其他人来游湖。 　　世珍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老练而有心计的女人。她过去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生活过的这段经历很适合她从事某种特殊的活动。她认识从前那些参加革命至今一直没有背叛的人的名字和面容。她在上海或南京时常盯梢跟踪这类人并将她所得到的情况向她的丈夫和她的丈夫的主子报告。有时她偶然碰到一个身份不太清楚的人或是她丈夫或她丈夫的主子认为行跡可疑仍然同过去的组织保持着联系的人，她就会很殷勤地请他或她到家里来喝茶，设法建立友谊。在这类男女面前，她会眉飞色舞地谈起过去： 　　“我们过去都是C.Y.的成员，对吗?多有意思的日子啊!我仍然对它抱有同情，我并不认为我们错了!” 　　她从不鲁莽地去问她的客人现在的看法如何，但采取她这类女人惯用的手段，通过旁敲侧击和掌握谈话的方向，最后套出答案。有些客人也同她一样狡猾，会使她一无所获。这种情况她凭本能就可以感到，对这类客人，她会睁着那双又圆又黑，象蛇那样的大眼睛，连眨也不眨一眼地等着对方对她那旁敲侧击问题的反应。 　　有时她会去帮助营救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判了死刑的人；对那些向她求情或得到她的帮助的人，她表现得仁爱为怀，胆肝相照，有同情心而且慷慨大方。这个案子真悲惨，她会说。这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的朋友和家庭情况如何——现在住在哪里?她的眼睛盯着客人的面孔一个劲地发问。 　　遵照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主子的指示，她到处打听，盯梢，然后将她得到的消息向他们报告。这是她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员的情报；那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这个人行迹可疑；他曾在莫斯科呆过，但现在他有个体面的地位；他说话不多，但似乎知道很多情况。或这是一个可疑的女人：她穿着朴素，也不涂脂抹粉，也不赌博——而知道的情况很多。这些人准是共产党人! 　　那些被她那带着宝石手镯的白嫩纤手指过名的人，得想尽一切办法逃脱。一旦被捕，不是坐老虎凳，就是上断头台，或被枪毙，或被关到一间黑魆魆的封建监狱里给活活整死。但世珍则因此得到了财富、权力和地位。 　　在上海的外国人把她看作是“一位铁腕人物的迷人的太太”。但在南京，这位娇贵的太太甚至听不到黎明时的鸡鸣声；因为她在睡梦中听见的仍是噼拍的麻将声，或处决她从前的同志的枪声。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