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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提到坐船出海经南洋到马赛，以及后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旅行，朱将军的叙述一点也没有使人感到他仅仅是一个旅游者。他和我相对而坐，低垂着头，两只紧攥的手放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有时他简直忘记了谈话时的环境。回忆起狂涛大浪和无边无际的海洋，他的声调极为不安和惆怅。 　　首先来到南洋各港口。南洋是千百万华侨移民来此寻找生活出路的地方，他们在矿里、大种植园里工作，或是在溽暑天气下干着白人甚至当地人都不愿干的苦工。这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他过去简直以为是天堂。 　　他和同伴急着上岸，几小时后，在茫然与绝望中回到了船上。这里乃是半中国化的地方，就像上海一样，他的同胞和当地居民在他们亲手建造的摩天大楼、宫殿式住宅和巨大桥梁的阴影下，过着既穷困、又污浊的生活。 　　过了这里便看不到中国人了，孤独感侵蚀着他的心灵。印度是一具灰暗而浮肿的躯体，羸弱的身体只剩下一对大眼闪耀着受苦受难的神色。宫殿耸立在峰峦上，贫民窟则布满在黑暗的小巷边。接着看到了非洲的黑人，他们赤裸着身体，为白种主人扛着无限重荷。在冷酷而又傲慢的豪华背景下，埃及成了一个两眼满是脓液的骨瘦如柴的人。 　　朱德的声调低沉而又恍惚： 　　“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苦难的黑暗世界。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最悲惨的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贫穷和奴役的问题到处都是一样。在法国上岸后，我发现欧洲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法国工人固然比中国人穿得好、吃得好，却也喘不过气来。而法国政府不过是官僚们做交易的市场。我们在法国街头从早走到晚，还参观了欧洲大战的战场。法国是战胜国之一，可是每个人都在谈战争的灾祸，美好的过去已不堪回首，四肢残废的伤兵、寡妇和孤儿象幽灵一般在街头游荡。 　　“瓜分世界的欧洲大战，一下子打垮了三个王朝；就算是战胜国，也一样元气大伤；然而，那时候我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 　　这两个人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李的妻子)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个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们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他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他们两个人坐火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这个人会不会象同胞手足一样接待他们呢?会不会疑虑重重，详细询问他们在军阀时代的经历呢?朱德想起自己的年龄，他已三十六岁，青春象一路鸣叫的鹰，早已一闪而逝，留给他的是衰老和幻灭。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持秘密。 　　朱将军解释说，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他原来是滇军将领，而且是资格颇老的国民党员，有朝一日，很可能被共产党派回云南去工作。他虽然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朱将军说他已经和过去的许多关系，和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断了联系，“从而卸下了沉重的包袱”。那时，德国有好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很多是富家子弟，在过去，可能免不了与他们交往。现在他则敬而远之，而和其他留学生——有些几乎可以做他的儿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钻研学问。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时间完全放在学习上。除了在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加入的“候补党员”，只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由一个年轻的同志帮他学习。他们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细读《向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登载关于中国革命史及其问题的学习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党组织分析了中国以往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学习德文，以便进入某个德国大学。 　　时间象狼群一样在后面追逐着他，他顽强、虚心、毫不松懈地学习着，并且责备自己对于德文——它与中文毫无任何关系——学得过于缓慢。他想，也许是年岁太大了；也许是因为离开学校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当军人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习惯于动的生活，象中国学生那样长时间地埋首书堆之中，那实在是受罪。 　　他来欧洲并不单单是为了读书本，虽然书本即或说不上是多年来智慧的结晶，至少也可说是多年来思想的积累。他来欧洲还想研究欧洲文化，包括能使它强大得足以征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和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完成这项任务的唯一办法是走到外面去尽力观摩。 　　他象当年学习古典书籍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件事。他首先买一张柏林地图，把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机构的名称都用中文注音，标在上面。他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问路的程度，他决定信步所至，沿路遇有博物馆、学校、画廊，或是啤酒店和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参观。他也要去欣赏歌剧，听音乐会。他还要访问议会，游览公园，走访普通人的家庭，看看他们的陈设和生活。他甚至还要参观教堂，看它与中国的寺庙有什么不同。 　　他常常全神贯注地念书，念得头晕眼花时，他就要出外去了解德国社会，多半是独来独往，不过有时也和新结识的朋友邓演达在一起行动。邓演达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青年，后来在中国革命中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最后壮烈牺牲。邓演达有时与他在一起走一个下午或晚上，由于无法忍受无尽无休的走路，最后只好中途退出。有时朋友们问起朱德在哪里，他答道： 　　“城内哪里都有他。昨天是在美术馆，前天是在军事博物馆，昨天晚上又去听音乐会。音乐会——他坐在那里听一个叫做贝多芬的人发明的噪音。他居然喜欢听，他说要把这个人的作品完全听一遍。” 　　另外一个学生曾经说：“朱德拉我去看歌剧。我睡着了。后来，他问我喜不喜欢?我说，我喜欢休息时的点心，回家时，他教训了我一路。其实，我也喜欢听体育宫群众大会上的歌曲，可是德国其他的音乐，简直就是大噪音。” 　　起初，音乐会和歌剧在朱德听起来也象是大噪音。但他逐渐懂得了音乐的旋律和主题，以及整个乐曲中那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的格调。他从未理解乐曲的全部，但他能够沉浸在有如世界的黎明，大部队的进军，以及人的绝望斗争这样一些雄壮的交响乐声中，悄然进入梦乡。 　　放下了书本，他便日夜四出探索，走啊，走啊，走个不停。在柏林军事博物馆，他研究了过去战争中的武器，和德军在历次战役中缴获的旗帜。在这些旗帜面前，他有一次突然目瞪口呆。在他面前，竟有一面德军在义和团时代在中国缴获的旗帜。他不知道他在这面旗帜前凝视了多久，一支想象中的军队又从他的脑际涌现了，象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一样，他自己成了一个指挥这支军队作战的将军，这支军队杀死中国的敌人，并且把他们赶下海去。其后，好几天，每逢他走在街头，这支想象中的军队便重新出现，紧随着他。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在柏林街头筑起障碍物，奇怪的是，还有一些德国士兵和想象中的中国同志并肩作战。每一次他都获得胜利，敌人则望风而逃。 　　朱将军频频摇首，象是要把这想象中的军队驱走，同时又说道： 　　“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 　　不久，他自觉已经熟悉了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他访问了许多工人家庭，也访问了许多知识分子家庭。还参观了城内城外的大公园和树林，游遍了波茨坦的宫殿和庭院。他曾访问过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营地，男女孩子们坐成长长一列，详细地向他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发现其中有很多难于答复。 　　接着，他拿着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去参观工厂，那些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使他感到惊异和困惑。随后，他的探索又扩展到其他城市。他手持中国领事馆的介绍信，先访问柏林附近各城市的工厂、矿山和其他机构，然后逐渐伸向远处。 　　“当我对柏林了若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朱将军说，“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 　　四年后离开德国时，朱德几乎遍访了德国的重要城市和主要工业设施，并且还信步莱茵河畔以及哈兹和巴伐利亚山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在笔记本上，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工作最后告一段落时，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满满地装了一箱子。 　　一九二三年年初，他离开柏林，进入戈丁根大学政治系，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此就读，这里的共产党支部也最强大。而且，他寄住在一个曾经在德皇军队里担任过将军的男爵家里，由他教授军事课程。 　　提到这个男爵，朱将军轻蔑地*(左口右努)起嘴唇。这个人限定学宿费都要用中国钱支付——德国那时正闹通货膨胀，争执了好久，才决定每堂课学费两元。每堂课讲授完，男爵就开口要钱，并说就自己的身份和学识来讲，这学费真是微不足道，朱将军也照实回答说，他始终还未学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他虽然苦读德文，而且大学的所有课程都去听讲，但他认为比在学校得益更多的，乃是中国共产党支部每周三晚上的讨论会。《向导》，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继续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革命问题提供学习资料，同时，在巴黎的共产党支部还发行中文报纸，报道国际形势和新闻简讯。 　　一九二四年年初，他离开戈丁根大学，重返柏林，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路线，给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了支部。孙中山那时已经夺回华南的革命根据地，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原是由从地主、商人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分化出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性质含混不明，现在则成为包括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种不同组织的统一战线。天才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周恩来、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以及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广州。在孙中山手创、而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蒋介石是一个年龄和朱德不相上下的军官，辛亥革命时在上海担任次要角色，后来他变成上海交易所的经纪人，与臭名昭著的青帮同流合污。青帮是一种地下组织，敲诈上海每一家中国商号。专干赌博和贩卖人口的勾当。不过，青帮的最主要收入和权势来源于鸦片，在中国的外国人提起青帮的封建头子，总是把他们叫做上海的“鸦片王”。 　　孙中山先生曾派一批军官到苏联作短时期旅行参观，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回到中国，他曾发表演说，说共产国际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 　　国民党转为一切革命力量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朱将军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之外，还制定了三大政策，作为新政府的基础。这三大政策就是联共、联俄和扶助农工。 　　在孙中山先生三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他曾经希望并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给予援助。确实有一些人同情他并且帮助他，但是这些国家的银行家和政府，以及在中国和国外的外文报纸，却用各种恶毒的字眼来咒骂他，称他为“愤世疾俗者”、“空想家”、“广东理论家”、“失意政客”。 　　一九二三年，经过长时期谈判后，孙中山先生终于和苏联携手。苏联新政府曾声明种族平等和殖民地人民有独立的权利。它还废除了帝俄与中国、帝俄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有关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孙中山先生作为盟友，正式请求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鲍罗廷出任他的总政治顾问，加仑将军出任他的总军事顾问。 　　外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外国报纸立即给孙先生和他的政府加上“赤党”和“过激派”的称呼。就连多年来追随他的老同志也认为扶助农工政策是舶来品，视若毒蛇猛兽。这些从地主、商人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不久就听到农民喊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农民协会则组织起农民自卫团，为二五减租和取消高利贷而斗争。在广东，农民运动兴起了，地主和他们的民团伙同当地军阀拿起武器和农民展开战斗。中国农民运动兴起了。 　　直到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为止，他始终把所有民族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只是在他死后，他的旧部属才组织起公开的和秘密的派系，要求取消他的三大政策，而这三大政策正是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年初，当朱德离开戈丁根大学回到柏林，着手把在德国的全体中国人组织在广东新的国民党政府旗帜下的时候，血染中国山河的惨烈阶级战争正在孕育之中。朱将军认为，在戈丁根继续住下去，实在是浪费时间。他的德语那时已经可以会话，但还不能完全理解较高深的学术讲演。他不是一个高明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没有要得哲学博士那种学位的兴趣。他到欧洲来为的是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增长对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并且为中国寻找一条新的革命的道路。在柏林，他可以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以孙中山的政府所据以建立的新政策来组织和教育中国学生。 　　朱将军眼望着我们这间屋子的阴暗处，就好象凝视着过去的情景一样，他的语调有时是轻蔑的，有时则充满了愤怒。 　　“在柏林的许多有钱的中国学生，非但不参加新建立的国民党支部，反而组织了一个青年党，和我们敌对。他们甚至在德国的保皇党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里寻找盟友，还要求德国警察来迫害我们的组织和我手创的中文小报。 　　“我们手里没有中文印刷机，我们的报纸只好用油印机来印刷。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报纸上，从发行主任直到打杂、送报工作。我照管稿件，操作油印机，包扎和书写姓名住址，贴邮票等，最后把报纸送到邮政局交寄。我和同志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德国暗探跟踪。关于这些暗探，我们得知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乃是‘殖民地专家’!这些德国人曾经到过青岛，而且会说中国话。 　　“德国帝国主义分子正在渗入魏玛共和国，做着重占青岛海军基地、恢复过去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的美梦。他们当了警察，而我们的同胞就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我在德国上了严肃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中国人竟和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有句老话：‘虎鹿不同行’。” 　　朱将军除了忙于组织人们加入国民党，并为出版那张中文小报做一切必要的零碎工作外，还抽出时间到德国工人的集会上去演说，他逐渐地从这些活动中扩展了工作范围——参加国际性会议。在参加那些抗议镇压保加利亚革命的恐怖活动的会议时，他曾经两次被捕。 　　第一次被德国警察逮捕时，由于中国使馆的交涉他被释放了；但第二次被捕时，则在监狱里关了两天。 　　“警察把我关了两天监狱，以便找出什么法律上的借口来拘留我。但借口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把我放了，可是从此以后，暗探们——就是那些会说中国话的‘殖民地专家’——就一直跟踪我。在那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有钱的德国投机商挤满在餐馆和咖啡馆里，穷人则倒毙街头。我们注意着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北京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与苏联签订新协定，美国驻北京大使竟阻挠苏联大使加拉罕进驻原帝俄公使馆。当外国帝国主义分子采取暴行破坏中苏友好的时候，我们举行了一次中国人的集会。 　　“我还记得，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作家发动了反对中国‘黄祸’的运动，指责苏联是‘白人世界内部的敌人’，因为它鼓吹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他们还称广东革命政府为‘过激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说他们实行性爱自由，激怒了中国人民。”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世界各地的中国革命人士同声痛悼。朱德和他的同志们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追述孙先生四十年来为拯救中国而艰苦奋斗的经过。这本小册子包括了孙先生的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在遗嘱中，他要求他的继承者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在致苏联的遗书中，他写道： 　　亲爱的同志： 　　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朱将军沉痛地说，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有为孙中山之死感到高兴的人；但在柏林追悼会上有许多人痛哭失声。四十年来，他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象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国民党的领导人都想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但没有一个人具有象他那样高尚的人格和大公无私精神。而年轻一些的人更缺少他那样高的威望。他死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出现了秘密的派系组织，对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党的机体进行干扰和破坏。在德国那些和他敌对的中国人也壮起胆子，重新攻击国民党员。 　　倾听着朱将军回忆这些斗争，而当时也在柏林但从未听说过他的活动的我，回想起一次曾经发生冲突的中国人的集会。这个约有五百人，包括德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参加的会议，是由当地国民党支部召集的。朱将军也是该支部领导人之一。一群保守派的中国学生团坐在一起，当一名中国学生演讲时，他们发出了辱骂和斥叫声。 　　我不知道演讲人是谁，突然之间，一个身穿双排钮扣西装的中年中国人，快步走过甬道，直奔那群闹事的人而去。他一声不发，伸出手去便抓住一个捣乱分子的衣领，几乎是一提便提到甬道，然后硬推着他奔向门口。他一脚踢开了门，好象扔一口袋白薯似的，把那个捣乱分子扔到门外去了。 　　回转身来，这个人又穿过甬道，后面还跟着三四个中国学生；他再伸出手去，抓住一个捣乱分子，半提着他走向门口，跟在他后面的学生也照样每人提起一个，接连扔到会场外面。捣乱分子被清除后，只剩下一个顽固的女人，仍在继续不断地冲着讲台上的演讲人大吵大闹。 　　听众屏息静气地注视着，那中年人再次穿过甬道，伸出手去，一把将那女人从椅子上拉起来，毫不客气地推到门口，象对待她的同伙一样，把她扔到门外去了。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十分钟，进行得很象军事行动。那中年人于是在会场后面占据了一个指挥地位，他的那些学生助手们也分散在各个战略角落里。 　　我讲了这件亲眼看见的事情后，向朱将军问道： 　　“这件事你有份吗?你就是那个中年人吗?” 　　“也许是!”他笑了起来。“我们举行过很多次这样的集会，反动分子总想破坏集会，我们每次都把他们扔出去。可是自从接到五·卅上海大屠杀的报告后，情况就变了。那是在一九二五年，工人和学生们游行抗议在日本工厂里杀死中国工人，英国警察竟向队伍开了枪。这次屠杀使得许多保守派的中国人都觉得太过分，他们参加了德国人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群众大会。 　　“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抵制英货运动。外国租界实行戒严，外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外国商人自动组织义勇队，租界里的白俄军团对中国人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凌辱。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人群众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而他们的统治阶级则在叫嚷镇压‘中国的无政府力量和暴乱’”。 　　当参议员威廉·布拉宣布美国人民愿意看到中国的权益得到尊重，治外法权予以取消时，美国参议院因为大辩论而震动了。而当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粗暴地拒绝美国人民的这种情感时，参议员布拉警告说，如果美国商人继续其肮脏的行径，他将公开予以揭露。 　　华南的抵制英货运动是成功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离开英属香港，回到大陆。 　　于是，发生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惨案。广州沙面的英法军队向正在游行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一十七人。  　　香港的全体工人立即行动起来。中国海员离开了英国船只，工厂工人举行罢工，中国仆役工离开了所有外国人的住宅。在这以后的十六个月里，作为英帝国主义堡垒的香港成了一座死城。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涌进广州，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了革命军，其他人或者加入了广东政府的警卫队，或者在整个广东海岸线巡逻，以防英国货物走私入境。 　　在中国南北，大江上下，英国人开始到处屠杀中国人，而每一次屠杀事件都使中国人更为坚强起来，抵制英货的运动也更为坚决。阶级的界限消失了，甚至刚刚上台的北京军阀政府也对那座古城里的抵制英货运动加以默认。 　　在德国，朱将军和他的同志们，联同德国的工人阶级，在两个月内组织了十次大规模集会。在法国、英国、荷兰和美国，也有同样的示威。法国政府的回答是将二十名中国领导人驱逐出境，英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也起而效尤，未有结果。不过，德国政府采取了折衷办法，即禁止中国人在德国参与公共事务。在德国的中国人可以参加集会，但只要一起立讲话，就有被捕和驱逐出境的可能。有三个人违反了这项命令，果然被捕，并被勒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德国。 　　到了这时，朱将军便决心回国了。他的同志们提出异议，要求他在重新走进国家政治生活以前，在德国再多留一些时候，有系统地专心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事务。在此以前，他说，他的研究乃是比较一般的和理论性质的。他同意了朋友们的意见，觉得的确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一下。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秋天起，朱德便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指导下，研究文件、报告、统计资料、新闻报道、杂志文章和其他有关中国及国际事务的材料。 　　“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非常困难，可是对我大有益处，因为我由此知道，不根据事实的概念就是无用的抽象概念。从此以后，我就能够通过其所用材料是真实的，还是模糊不明、泛泛而论的空想来判断人们是否认真，书籍和报纸的报道是否可靠。” 　　研究工作有时对他较为困难，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孙中山先生下葬不久，国民党内部就出现派系，以破坏广州国民政府据为基础的三大政策。孙先生的独子孙科加入了反动的西山会议派，这一组织向三大政策宣战，并在帝国主义的据点香港和上海建立了行动中心，以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西山会议派的领导人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不过，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止西山会议派继续进行地下活动。 　　也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的工农政策的制订者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死，据说，凶手曾经供称他是由国民党右翼胡汉民派系分子出钱指使的。 　　乌云又笼罩了中国革命，朱将军开始准备回国了。但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他又平静下来，重新回到书本上。这次大会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的，它重申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对全国发表的宣言中，它告诫说，过去革命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与工农结成联盟。宣言指出，目前的革命“必须在农村和工厂里发展起来”，任何中国人如果破坏民族统一战线，那就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最好帮助。 　　宣言向全国发表一个月后，朱将军又因另一个威胁性的事态而放下学习。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发动了一次政变，其目的显然是要建立他的最高统治权。左翼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以及苏联顾问有的逃离广州，有的躲藏起来。蒋介石这一击也是针对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这次政变是短命的，朱将军说，因为蒋介石的实力基础在上海，而不是革命的广州。 　　与国民党谈判了很久，才勉强实现停火。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在蒋介石坚持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前提下辞职。为了拖延时间，蒋介石答应下来。他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执行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中辞职的有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几年前和朱德在柏林结识的革命知识分子邓演达接过了周恩来的职务。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在邓演达领导下任副主任。 　　“蒋介石也恨邓演达，”朱德说，“可是在那时还不敢下手。过了几年，到底还是派他的党羽在上海秘密劫持了邓演达，在押到南京以后杀了他。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政变虽然失败了，但他伺机而动，当他带着革命军到上海时，这个机会到来了。他奉派为北伐军总司令，准备六七月间北上。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我们犯过许多错误，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这样对待蒋介石就是错误之一。当时我们的党还年轻、幼稚和缺乏经验。我们只是民族统一战线各党各派中的一个政党。蒋介石流产了的政变和其他反革命的行动和事件，使世界各地的中国革命人士警惕起来。许多人回国了，我也加紧学习，以便在北伐军七月北上出击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能赶到国内。最后这三四个月，我几乎白天夜晚都在学习。”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朱将军放下书籍和文件，和另外九个中国人到柏林体育宫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群众大会。按照德国政府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不能参加这类集会，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坐在听众席中，倾听各方意见。 　　大会散了，离开会场的时候，朱德这一批人突然被警察包围，并被带进黑囚车，直驶到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监狱。在那里，一关就是十天，当局打算找些法律根据来拘留他们。 　　“我以前被关过两次，每次都被释放了，”朱将军微笑着说。“这次被捕，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倒好奇地想见识见识关在牢里是什么滋味。狱中平静、安宁，我苦干了几个月，倒是借此补充了睡眠。每天早晨，一个看守走进我的小牢房，在桌上放下一杯稀淡的咖啡和一块黑面包。吃完后，我就做体操，唱几首歌来消磨时间，然后又上床睡觉。中午和晚上，看守又进来，在桌上放下一盘豆子和一块黑面包，便走出去。 　　“就这样过了十天，我们全被带上法庭，他们要我们拿出护照，答复一些简单问题。法官然后通知说，我们是捣乱分子，限令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德国。 　　“中国公使出面干预了，在我们这一批人里，取消了对八个人的驱逐令，可是我和另一个同志则还要执行。我们两人都被捕过，并且怀疑我们曾参加筹备这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和大会有关系!不过，中国公使告诉我们说，英国政府曾经秘密要求把我们驱逐出德国，德国政府同意了。 　　“我本来已经准备回国，而且所准备的钱刚好够买一张经过苏联回上海的火车票。另一个被勒令出境的同志经法国回国。我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坐船从什切青前往列宁格勒。” 　　轮船横渡波罗的海，朱将军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为过去四年的经历作一次总结。他和一九二二年离开中国时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虽然还为中国的反革命事件感到不安，但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一度支配着他的悲观、混乱和失望。他认为不但对于德国有了许多了解，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和研究，对于其他国家也有较多认识。最重要的是，他在德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学习了几年，在他看来，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怎样挽救，都有了解释。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未来胜利的关键。 　　他说，他的新知识的根基，就是恩格斯所阐明的伟大的历史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不仅是朱德将军，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为了参加反对军阀和霸占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决定性斗争，一个个归心似箭，都在回国途中。想到中国的危险情况，他庆幸除了对党内同志之外，还保持着共产党员身份的秘密，而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员。广东革命政府正打算中立或争取一些态度暖昧的小军阀，他觉得他在过去的军事同僚中间也许可以做一些工作。他还记得，四川的杨森——一九一一年时也是革命党人——曾在一九二二年邀他共事。说不定——也许现在他能够在中国未来的新的革命浪潮中，担负起政治以至军事任务呢。现在，他相信自己能够避免重犯早年的错误。四十年华，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事业不过刚刚开始。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