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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朱德正在闽西长汀城内，等候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江西前来举行一项重要会议。在过去五个月中，他的部队曾经有过几天休整，他却一点也没有休息。他和部队一起行军，一起走了五个月。他四十四岁的年龄，那副干瘦的身体象钢铁一样的坚强，每天只睡四小时或更少一些。但自此以后，连四小时都睡不到了。 　　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通讯员刚刚到达长汀，他为红军带来两项命令，都是由共产党组织部长、政治局最有影响的委员李立三签署的。 　　一项命令是军队整编计划，不仅要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进行整编，而且全国其他地区所有的红军都要进行整编，统一指挥，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另一项文件则命令朱德毛泽东的队伍以及其他队伍离开农村，攻取工业城市。大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也应该仿照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举行总罢工。 　　这项在全国范围内都要实行的新的战略计划，号召把革命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理论是身无长物的无产阶级可以单独地领导农村和全国革命迅速获胜。 　　回顾这些计划和命令，朱将军指出，李立三和他的支持者既不信任也不了解中国的土地革命，以及群众可以行使权力的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他们更不信任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据说李立三曾经这样说，“用这种战术，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头发也都白了。” 　　根据这项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四个军整编为军团：朱德仍任第一军团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称党代表。贺龙在湘鄂西的部队改称为第二军团。在赣西北的彭德怀的部队为第三军团。在华中的长江以北山区作战的游击部队改为第四军团，徐向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政治委员。 　　朱德和毛泽东对于新的革命战略所根据的理论颇表怀疑，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整编军队计划中的一点是：一切武器都要集中在红军手中。换句话说，农民游击队也要成为军队的正规部分，并且要随同军队离开苏区进攻工业城市。朱将军解释说，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样一来，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不过，“我们在原则上接受了命令”，把农民游击队编成三支队伍，放在第一军团里，命令他们留驻原地，保卫自己的乡土。 　　朱将军对于新战略的看法是这样的：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正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是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因此，在六月十九日，整编工作完了之后——我们一共有两万人，我们首先宣誓效忠革命。后来，红军的每一支部队都在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纪念日那天宣了誓。” 　　朱将军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也是这时候组织的。委员会包括了全国各地各军团的司令利政治委员。但他又加上一句：这个组织在当时“还是理论上的，因为我们的交通联络只能靠通讯员，条件不够，跟其他的红军联络不上。” 　　抑制住他们的怀疑，朱德和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二日共同签署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在扼要复述了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情况分析之后，指出了进攻城市的任务、进军路线、每一个军的集结地点。在他们指挥下的队伍都要向江西中部某个城市集中，然后一路北攻，穿过敌区，直扑江西省北部的省会南昌。占领南昌后，再夺取南昌以北、长江边上的九江，然后沿江西进，直奔辛亥革命的诞生地——武汉三镇。 　　同时，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应该离开赣西北的井冈山根据地，向西出兵，占领湖南省会长沙，然后转向北进，直趋武汉。在西面的贺龙第二军团和在北面的徐向前第四军团也要同时进迫武汉，三镇的产业工人就会象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北伐时一样，起义响应。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中游，控制了大江上下，加以北有京汉铁路，南有粤汉铁路，在人民武装力量的夹击下不难攻克。武汉之后，目标就是全国。 　　“从文学的观点看，”我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个战略是庞大而富戏剧性的：一支大部队踏上征途去解放被压迫的城市。……群众奋起挣脱一百多年以来的枷锁。……这个国家就要天亮了!”朱德将军的两眼眯成一道缝，满脸是疑惑的表情。 　　“噢，筒直太富戏剧性了!”他笑了一声答道，“可是实行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我们的部队不是庞大的——人数少，而且只有轻武器。军阀部队人多，他们有大炮，有全国资源可依仗，还有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在沿海内河游弋，驻守各大城市。这种战略完全是冒险主义——想回避解放中国所必需面对、必需解决的重大困难问题。 　　“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象我们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政治工作人员成批地走在部队的前面，号召农民起来。敌军不是躲藏起来便是溃散或退往南昌，红军踏遍江西全省，向北推进。 　　“我们一路行军，一路收留了成千上万参军的农民，”这是朱将军的原话，“我们当场收留他们，分发到战斗部队里，边行军，边训练。白区各大城市都下了戒严令，成师敌军开入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头在大街上翻滚。大罢工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工人领袖已经牺牲。除非我们攻破城池，否则工人将一筹莫展。”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正当盛夏，朱德和毛泽东来到江西北部的南昌城郊，从远处眺望密密层层的防御工事。就在那一天，消息传遍了全中国，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在数不尽的农民支持下，在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响应下，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宣布成立湘赣鄂三省苏维埃，由李立三遥领主席。 　　朱德和毛泽东进迫南昌和长沙被红军攻占的消息，使得列强直接投入了战场，支持国民党。 　　美、英、意和日本的炮艇本来已随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撤走，但在七月三十日，长沙被占的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在湘江下锚之后，它们一连炮轰了四天，城内大火四起，几千名军民死亡。这次轰击是由美国炮艇“派罗斯号”领头的。在外国炮弹的掩护下，原来在红军进攻时仓皇逃走的地主军阀何鍵又回来了。 　　八月三日黄昏，红军和所有曾经协助红军的群众组织开始撤出长沙，携带着印刷机、白报纸、大米、现款和从反革命部队手里没收过来的其他物资。铁路工人开着仅有的一个火车头和三节车皮连夜不停地奔驶，往来于长沙和赣西北的铁路支线上，首先运送伤病员，再运送没收过来的物资。 　　八月四日，军阀何鍵回到长沙。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一连屠杀了几千名平民，工商界人士为此发表了一项宣言，谴责这个“只会杀害无辜的屠夫”。 　　与此同时，八月一日那天，朱德和毛泽东发动他们的身体瘦弱、汗流浃背的战士去攻打南昌周围密密层层的防御工事，大家既无休息，又没有睡眠，在敌军炮弹轰击下，就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成批地簌簌落在地上。朱德面如土色，而且土中发青——作者本人在后来抗日战争中发生同样情况时，亲眼看到过他这种面色。①在他的指挥下，战士相继仆跌下去，谁也不知道后果将会怎样。 　　二十四小时后，他和毛泽东下令撤退。他们分成三路纵队，彼此相隔几英里路，扑向武汉。途中，他们遇到彭德怀派来的通讯员，于是在赣西北山区里将部队集结起来，先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师，然后立刻召集会议，就李立三的命令进行辩论。李立三命令再占长沙，夺取武汉，并说红军第二和第四军团已经迫向三镇了。 　　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特别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支持。朱将军说，他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受到毛泽东、彭德怀和其他许多人的支持——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儿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但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第二次进攻长沙于九月初开始，直到九月十三日的黄昏结束。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帮助红军挖掘战壕，运送粮食和弹药，抬运死伤，清扫战场。但血肉之躯究竟抵挡不住钢铁。九月十三日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他们分散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准备在当月三十日直扑逃亡地主的避难所——仅次于南昌的江西第二大城——吉安。 　　这些命令获得了彭德怀和大多数但并不是所有指挥员的支持，它迫使武汉的另外两支红军为此不得不改向后撤，也迫使党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全国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全部计划。可是，朱将军指出，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必然造成“生气勃勃的革命中心”覆灭的后果。他又说，李立三路线完全是冒险主义——毫无根据、孤注一掷的赌博。 　　朱将军有一种完全忘却周围环境的能力，这时，他重新回想起当年的惨烈情况。战士们不顾生死，在敌人炮火下一倒就是一片；在夜色笼罩下，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去破坏敌军工事周围的电网，他们视死如归，触电而亡的尸体成了堆。 　　部队还从农民手里买来五十只水牛，利用它们作“活坦克”去冲击敌人的电网，战士随后跟进。这是《三国演义》中的战术的翻版。把水牛向着电网一字排开后，农民在牛尾巴上系上鞭炮。鞭炮噼叭一响，水牛并不是一齐前冲，挑开电网，反而是四散奔逃，毫无目标，这种绝招只能适用于耶稣出生后不久的年代，而不能适用于一九三〇年。朱将军回想起来，不禁苦笑。 　　他最后下令撤退的时候，许多党员提出抗议，其中有些人甚至声明否认他和毛泽东的领导；部队反倒毫无问题地接受了命令，并且热烈地为他们的领导人辩护。朱德和毛泽东用不着替自己辩护，而且也不可能那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把司令部迁移到彭德怀在赣西北的根据地。吸收了一千多名志愿参军的新矿工以后，他们偕同彭德怀前往吉安附近的预定集合地点，部队早已在那里等待了。 　　毛泽东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然后提出攻取吉安的计划。朱德也回到部队，战士们象往常一样，围拢在他身边，用他们的结实的大手拍他，战士讲话的时候，他也伸出两臂，放在战士的肩头。 　　吉安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午夜攻占，毛泽东接过行政管理工作，组织吉安苏维埃，朱德则再度出城，跟一万名志愿参军的工人和农民会面。吉安城挤满了进城的农民，到晚间，满街都是露宿的人，据朱将军说，他们“逛过了吉安，参加了群众大会，便排队回乡，抓地主来审。”红军在城内驻扎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整整有一百万农民出入吉安。 　　朱将军对吉安记忆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敌军司令部的重要文件，有些文件提到第一次“剿共”计划。蒋介石在华北的战事已经结束，派了十万军队到江西来进攻红军。这场战事要在十月底开始。 　　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这些文件使朱将军颇觉棘手，因为在苏区的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中显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 　　在那时以前，红军也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对付敌人的特务活动，不过还是到了吉安之后，才组织肃反委员会，慎重地开始工作。甚至在AB团的密码解开以后，朱将军说，红军也没有抓人。肃反委员反而设法与AB团员交朋友，参加他们的秘密组织，直到把敌方的整个间谍网探听清楚。 　　朱将军好象在回忆一场噩梦。他说，那时“我们很多好同志被秘密杀害了，我们在东固的一支部队，在东固一个地主儿子的领导下，发生叛变，在这种混乱和猜疑的情况下，人们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敢信任了。AB团员还组织了宗教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预兆；为了拉拢群众，孤立我们，他们甚至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地主派出自己家的女人来引诱红军战士。” 　　红军纪律严明——若不是这样严明，农民也会反对他们——因此，地主就一心想破坏军纪。他们失败了。朱德处理这问题的方法是直接到战士中去，说清楚AB团的鬼蜮伎俩，要大家警惕。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有受过特别训练的卫兵保护，然而在AB团大本营被彻底破获之前，也有三名卫兵被秘密杀害了。 　　一九三七年年初，朱将军对我叙述这段与妄想恢复特权、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宴会上遇到朱将军和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时，委员会负责人乃是一个从十一岁起就做矿工的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把朱德和这个矿工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农民和中国产业工人的差异。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 　　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就不同了，他从不会在任何农民堆里消失。他没有休息和松懈，很刻板。他精明而又警觉，不论是行动还是外表，都象西方产业工人在大罢工的日子里那样，显示出一种有克制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和许多象他一样的人存在，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和共产党领导人才没有被他们的秘密敌人杀害。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开进北京的时候，在告示中限令所有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和蓝衣社分子缴枪登记，否则，就要予以肃清。 　　北京城外清华大学的一个态度斯文的教授接受了这项命令，到公安局投案，自认是曾经威胁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蓝衣社“上尉”。公安局让他填上登记表，告诉他回学校照过去一样继续教书，不过新任公安局长平静地对他说： 　　“你在登记表上写的稍微有点错。你并不是蓝衣社的‘上尉’——你原是一名‘中校’!” 　　① 作者这里描绘的是朱德同志看见战士们牺牲时沉痛的表情。——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