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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附近向第二十九路军开火，标志着征服中国计划的开端，那时，统一战线仍然没有巩固，蒋介石还没有打定抗战的主意。尽管如此，边区政府立刻进入了战争状态，二十四小时之内，正在抗大学习的指挥员们纷纷南下归队，另有几百人离开各自的单位，前往延安。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十天之后，蒋介石终于发表抗战宣言，并声称义无反顾。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河北省，涌入西北。八月十三日，他们的军队开始了新攻势，不久攻陷上海，十二月占领南京。 　　蒋介石军队直到上海之役才真正作战，而且直到南京遭受威胁，国民党才同意积极与红军合作。八月九日，朱德将军和周恩来偕同红军和共产党的一批代表飞往南京，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九月六日，红军三个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这三师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连一枝新枪都没领到，而发下来的药品只有三磅碘片、两磅阿斯匹林片。不过，三师人的军饷和弹药是发下来了。 　　这三个师共有四万五千兵力，立刻奔向山西前线。他们还穿戴着老红军的制服和帽子。连一条军毯都没发给他们。蒋介石的一名尉官后来讥讽地对我说： 　　“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八路军开赴前线一个月后，我也到位于山西省东北五台山的朱德将军总司令部，那已经是日军的后方了。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林彪的一一五师展开战斗，在长城关口平型关获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捷。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南京代表不断催促蒋介石准许他们召集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赣闽两省的老红军游击队。可是，一直到南京被日军攻陷，二十万平民和战俘惨遭杀戮之后，国民党的军政部长才命令这些游击队沿长江下游一带集中，重新组织为新四军。 　　这些形容憔悴、农衫褴褛的农民，从老苏区的大山下来的时候，地主和民团只要有机会便打埋伏，放冷枪。他们的司令员项英和陈毅，忍住内心的极大痛苦，下令不得还枪，纵队在夜间穿过危险地区。 　　新四军约有一万一千人，一九三八年四月集结在皖南一带，叶挺任军长，项英副之。陈毅是师长之一，他这一师人立刻插入南京地区。全军所接受的作战区域只有五十英里宽。一百五十英里长，而且就在长江江边。国民党军政部真是会打算盘。新四军奉令不得擅离该区，就是在跟日军作运动战的时候，也不得离开。在他们背后的南京地区，还有由上海恐怖分子、南京歹徒组成的一军人，这批人过去的工作就是专门围剿苏区村庄的。他们的头目名叫戴笠——国民党特务头子，全军装备精良，供应充足，其任务就是包围新四军，迫使新四军直接和日军接战。 　　消息灵通的中外人士都已经毫不怀疑，国民党希望由日本人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的工作：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到达五台山朱德将军的总司令部时，日本正分两路向山西省会太原进击：一路从北部山区下来，一路从东部沿正太铁路西进。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部队拦住了北线敌军；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以及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则在东线作战。八路军的另外两个师作为机动部队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贺龙的一二〇师远远地伸入山西省北部，林彪的一一五师的几个团则在晋东北和冀东一带作战，他们已经占领了几座县城，甚至攻击过平汉铁路。 　　跟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山西省主席、老军阀阎锡山不许组织和武装人民，只是在沦陷区里，才准这样做。八路军一向是在沦陷区内活动的，因此能够按照当年内战时在华南一带证明极为有效的作法，进行组织、训练和武装人民的工作。农民、工人、商人、妇女、青年和儿童组织都成立了。村镇里上了年纪的人组成自卫队。体力壮健的年轻人组织成抗日游击队，作为八路军的辅助部队，进行战斗。这些游击队用缴获的步枪装备起来，成了八路军补充伤员的预备部队。 　　朱德总司令的位于五台山的总司令部安置在一所白色的大房子里，这所房子原是地主的住宅，当两名中国新闻记者和我进去时，他正坐在一张小凳上，由理发师给他理发。他挥手大声招呼了几句，后来便领我们走进一间大房间，里面挂满从房顶直垂到地面的军用地图。在指点清楚日军和中国军队的阵地后，他便解释起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 　　“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发展游击战。扰乱、吸引、分散和消耗敌人。我们的游击战给敌人增添了很多困难，这就便于我们的正规部队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 　　他把将来的计划也加以说明： 　　“我们的计划是要在全华北和西北山区建立许多敌后根据地——就象在五台山这个根据地一样，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我们的正规军可以休息、补充和整训，游击队和群众也可以在根据地受训，小型兵工厂、学校、医院、合作社和区政府都可以集中于此。从这些根据地，我们可以攻击敌人的部队、碉堡、战略据点、军火库、交通线、铁路。毁坏了这些目标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转移，攻击其他地方。我们要巩固和利用这些根据地，从而扩大我们的作战范围，好把我们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化为战略性进攻。蒋介石同意了这项计划，五台山区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他同意的。” 　　我们正说着话，彭德怀将军进来了。他平常很严肃，现在谈起捷报不断从敌后广大地区传来时，显得兴致很高。朱将军眯起眼睛仔细听，把那顶带有褪色红星的破旧军帽，直推到新剃光的后脑勺上。 　　“你应该调查调查我们动员和训练群众的办法，”彭将军挥着愉快的手势大声说道。“群众对于我们真是如鱼得水啊。这是民族革命战争。要想胜利，一定得依靠部队的勇敢、自信和战斗力量，得依靠指挥员和战士的亲如手足般的关系，还得依靠我们和其他中国军队的紧密团结。我们在部队和人民中，政治工作做得很深入细致。群众跟我们团结在一起，男人、妇女、孩子，毫无例外。” 　　彭将军攥拢双手放在桌上，继续说道： 　　“当然，你会发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标语和宣传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在逐渐开展。我们的目的是激发人民的深切的民族意识，并且把敌人的情况和计划告诉我们的部队、人民，用来教育他们，启发他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到，不付出代价是得不到胜利的。战争不过刚开始!” 　　朱将军依然眯着眼睛，一边盯着一处，一边答道： 　　“这话对，可是国民党军队也的确应该改变改变!国民党军官仍然打骂他们的士兵——他们不讲丝毫道理，就是要人服从。这是封建办法!应该用友谊、互敬、信任和互助来代替这种办法。大家同甘共苦。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应该大体一样，这样才能让人家全心全意地参加抗战。” 　　“能办得到吗?”我大感怀疑，而永远是乐观的朱德答道： 　　“得费些时候。我们的部队应该作出样子来。战争一直打下去，国民党军队如果还不改革，便只有一败涂地。为什么日本军队里有那么多伪军作战呢?为什么日军吹嘘什么用中国人征服中国呢?就是因为国民党从来不曾清除全国的封建情况，不肯取消军队里的封建办法。我们必须说服国民党，必须争取伪军反正。” 　　朱德和彭德怀跟我们谈起了林彪一师人在平型关消灭日军一个旅团的战役以及其他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日军除非受了伤，是绝不投降的。他们说，甚至受伤的都装死，等八路军的担架兵弯腰去抬人，便跳起来把担架兵杀死。贺龙的部队打垮敌人的运输队，日本兵死命攀住卡车，不用刀斩就不放手。在搜寻日军尸体的时候，贺龙的部队发现了许多由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反法西斯联盟签署的反战传单。 　　朱将军提到这些传单，不由得兴奋起来。 　　“也许我们杀了自己的同志了!”他高叫道。“可是我们哪有其他办法呢!我们的部队应该多学几句日文，好对日本兵喊话：不杀俘虏。敌人军官一向告诉他们的士兵说，共产党折磨和杀害俘虏。” 　　朱将军把一张已经译成中文的传单放在我们眼前。里面有一段写道： 　　可怜那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死亡的二十万名弟兄!为谁而死?为何而死?为了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国内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军国主义者!难道我们再去上当吗?……亲爱的阵中同志们!……要求军国主义者偿还我们弟兄的生命。我们应该站起来，把枪口朝向真正的敌人——军国主义者和财阀。只有打倒他们，我们才能在远东获得真正的和平。 　　早在从阵亡日军的口袋内发现这些传单以前，八路军政治部就对日军展开宣传工作了。现在，由通晓日语的人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下令迅速扩展工作，在部队中教授日语——这项工作的确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内全面展开了。 　　谈到日本兵，朱将军用愤慨的语调大声说道： 　　“日本人情愿被打死而不愿被俘，他们那种拚死作战的精神不应该单纯说成是勇敢。里面还蕴藏着犯罪和胆怯的情绪。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强奸了那么多妇女，他们深怕给我们逮住。他们公然吹嘘自己的‘杀光战’。他们以为，只要落在我们手中，我们会用他们折磨和杀害落在他们手中的中国士兵的办法，来折磨和杀害他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对日本俘虏的工作多加注意。” 　　这次谈话的第二天黄昏，朱将军奉命立刻南进，前往正太铁路支线，日军已经突破该地，正向太原进军。 　　那天晚上，朱德的总司令部彻夜灯火，拂晓时分，我们踏过晋东干燥而荒凉的山冈，向南挺进。贺龙的一个师留在晋北，八路军的一个行政天才——聂荣臻将军率领一一五师的两个营留在五台山，实力雄厚的晋察冀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部队随朱德总司令部南进，跨过正太铁路。这时，日军第二十师团以飞机开路，正从东面长驱直入。 　　十一月的头三天，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加上刚刚重创了日军的一二九师，边行军边打击敌人。在这次战役里，第一次活捉了两名日军，一名是无线电报务员，一名是步兵上尉。四百多匹驮马的补给，包括粮食、药品、军火和冬季大衣被截住了，在东北被强拉去看守马匹的三十名农民也俘掳过来了。 　　但是这一仗未能阻止住太原在十一月十三日陷落。后来，朱将军把一二九师留在有铁路的地区，阻止日军巩固势力，总司令部和一一五师则向晋南挺进，一路上冷雨如冰，大雪难行，部队只好留在村镇里召集群众大会。到处留下群众工作者，以便将山西全省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 　　在一个小镇，两名俘虏被押到台上讲话，台下骚动起来，许多人喊叫道：“杀死鬼子!”。八路军的人正想恢复秩序，台下又大叫：“朱德!朱德!”朱将军一步就跨上讲台，担任主席的镇长迎上前去，说道： 　　“我们听说朱德的名字都有好多年了。他现在亲自来到这里，用不着我介绍了!” 　　朱将军首先谈到人民在抗战中的作用，然后要求大家了解，日本士兵原来都是工人和农民，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征调入伍派到中国来的。他说，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日本人民，而且有大批日本反法西斯人士因为反战而被关到狱中，或者被杀害了。八路军打算俘掳、教育和训练日本士兵，让他们与自己的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作战，帮助中国赢得抗战胜利。 　　这是附近地区的人民头一次听到的观点。俘虏中的日本报务员走到台前说道： 　　“我是一个士兵，但我也是一个工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打这场战争，可是日本人民并不要。我是被强行征调入伍，派到贵国来的，可是一直到我被俘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民如此善良。将来我要和中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 　　朱将军后来跟我谈起那个日本上尉被俘时的蛮横态度。林彪有一次下乡，到禁锢他的茅草屋里去看他，可他大模大样地坐着不动，还吩咐林彪给他准备鸡、鸡蛋和米饭! 　　林彪用冷峻而平缓的语调答道：“不要误解我们对你的友好态度。这并不意味着怕你。我们自己吃高粱，让你吃米饭。听说有位农民来照顾你，你打了他。我们并不打算因此而杀你，可是你如果再敢打中国人，我们就要当众用鞭子抽你!” 　　朱将军说这件事的时候，双唇紧闭，两眼直视着。 　　“我们一向带着他走，”他说。“今天，我把我的马让给他骑，还给了他一包缴获的日本香烟。他有点不知所措，可是都收下了。他会明白的!” 　　朱将军还给了我一份发给八路军所有部队的命令，是他和彭德怀刚刚发布的。命令说： 　　日本士兵乃是日本劳苦大众的子弟。在日本军阀和财阀的欺骗和强制之下，才被迫跟我们作战。因此： 　　(一)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件。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二)对伤病日俘应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 　　(三)日俘凡欲回归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四)日俘如有愿留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意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五)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六)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 　　朱将军对命令中的第三点解释道： 　　“如果我们准许日本俘虏回他们的部队，我们就会粉碎他们长官所说的我们折磨和杀害俘虏的谎话。我们把这项命令给两名日俘看。他们说，日本有一条军规，凡是在战场中被俘掳的日本人永远不能返回本国，被俘掳以后再回到自己部队的，一定枪毙。 　　“尽管如此，任何日本俘虏凡是愿回自己原来部队的，照样让他回去。如果他的长官枪毙他，更会在他们部队里引起不安。将来一定会有日本士兵不经战斗就投降我们，或是开小差投奔我们。” 　　过了几天，我听说朱将军在村子里买到一些薄饼干，送给那个日本上尉。上尉鞠躬致谢，若有所思地吃起饼干，开口说道： 　　“应该有个国际运动来改变目前的解决纷争的办法，我们这里不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个美国人，相处得都很好!” 　　“你现在正跟着这种运动前进——所以你才能活着，”朱将军答道。“在你们军队里，也有一些人是这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在战场上从他们口袋里找到了反战传单。"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传单!”上尉叫道。 　　“你是个军官!日本兵帮助我们打败日本军阀的日子总会来到的。” 　　“想打败日本军队可没有那么简单!”上尉冷冷地说道。 　　“可是一定能打败!”朱将军反驳他。 　　一边在半溶的雪地里行军，一边在群众大会上、共产党各支部小型会议上讲话，朱将军终于率领部队来到晋南洪洞地区，部队有的休息和学习，有的转进到太原以西，因为日军又在那里建立了阵地。朱将军总司令部四周光秃的麦田里，不久就黑压压挤满了人群，从早到晚都有又高又壮的农民志愿军在练兵。 　　有天晚上，坐在朱德将军的总司令部里，啜着美国咖啡，我们天南地北地闲扯起来。我曾经到临潼卫立煌将军的司令部访问过一次，回来才发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来到了总司令部。贝特兰已经上了前线，卡尔逊现在则端着一只搪瓷杯，坐在这里啜着咖啡，听我们谈天。我正说到在临潼跟国民党将领谈话的时候，刚好遇到空袭。 　　“我们穿过一片操场，钻到洞里，飞机正好兜圈子转回头来，”我说。 　　“谁最先进洞的呢?”朱将军的参谋很客气地问道。“最后出来的又是谁呢?是卫立煌吧?” 　　“我应该说，卫立煌将军的部属可比你们讲究!”我说道。“他们穿的是上等毛料制服，高筒皮靴亮得象镜子，斜背带，军章。他们还有皮帽子，皮领子大衣。” 　　“他们也许比我们讲究，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朱将军笑着说。“日本人注意的是我们!他们最近在太原和其他地方贴出布告说，凡是提供有关我们的情报或我们发布的任何文件的人，都有赏。他们说，到中国来就为的是要清剿八路军!” 　　“你看不看洪洞县外国传教士送给你的那本新约全书呢?”我问他。因为的确有一个老传教士送给他一本中文的新约全书，朱将军也回送了一本《法西斯是什么?》 　　“我什么都看!”朱将军沉思着。“谁能想到我会跟传教士交换书籍呢?听说他的圣经班还派出些传教的，想劝部队信教。” 　　“是真的!”我答道。“他们甚至劝我信教，我不信，他们还生了气。” 　　“让我们看谁劝得动谁吧!”朱将军说得简单明了。 　　谁劝得动谁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周以德医生①——后来是有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当时在山西汾阳行医传教——给他在汉口行医传教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那位朋友把信件转到我手里。周以德写道： 　　许多人认为阎锡山跟日本人有秘密交易。事实上，阎军的副司令六天前到我这里来医治性病，亲自告诉我说，这地方不会再打了，中国的力量太小、太弱，必须来个“政治解决”才好。我知道山西的军政负责人都是这样想的。……长官认为需要政治和平，可是士兵却不这么想。……我知道八路军是不会跟日本人作任何交易的。他们在农村，尤其是在山区，进行组织工作，准备生产自己的军装等等东西，以便自给自足，能拖几年就拖几年，一直把敌人拖垮。我们教会学校是有一半学生参加了八路军，还有我们几位传教士和教员也参加了。他们丢下三十元、七十元一个月的职业，去做十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反而热情极高，全心全力地去做。我时常纳闷，为什么我们教会得不到中国人这份热情呢?据我看，这不就是教会所需要的信念和诚意吗?我的看法虽然如此，却丝毫不能够发动同事们拿出这份精神来。我觉得，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不曾严格地要求教徒作出牺牲。他们的工作是太舒服太容易了——我们从未要求他们做什么，就象八路军所要求的那样。…… 　　阎锡山把八路军请进山西，是因为希望八路军替他拦住日军。他还觉得，八路军跟他一样，对南京关系极冷淡，等到日本被打败了，展开善后工作，便可以由他给多给少，来满足八路军的愿望。可是现在一看，日本人已经成了他的主子，他必须尽量利用这机会。八路军现在反而成了他的最头痛的事。这里许多人相信，他最近去汉口是为日本人作说客，日本人答应以优厚条件给予中央政府，只要政府能切断同八路军的联系，让出日本在华北占领的土地，让出上海海关等。……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日本人占了太谷，大抢大劫，对于孔祥熙的房屋却连碰都不碰，孔家大门贴上了“经济提携”封条，日本兵都不敢动手。…… 　　在这封信里，周以德医生有一点是说错了。她的教徒离开教会以后，并没有做到“十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他们离开他以后，做的乃是一个月五角钱，或者不到五角钱、甚至连一分钱都没有的工作!朱德的薪水那时一个月三块钱，可是他还没拿到，因为中国政府发下来的军饷要平均分配到八路军的七个师里。八路军军官的薪饷和国民党军官一样多，士兵也是一样。可是所有的钱都集中在一起，以便为大家准备粮食被服。谁要有一角钱装在口袋里，他简直就是富翁了。 　　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对眼前这些事情越来越觉得惊奇，对于朱德将军也颇有几分敬畏。多年以来，他听说朱德是个“土匪”，可是亲见其人，而且研究了军队的各项措施和教育制度以后，他对我感叹地说： 　　“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 　　“朱德不是基督徒!”我抗议。 　　“我指的不是那些只会唱赞美歌、谢主恩的基督徒!”卡尔逊答道。“我指的是那些献身于解放以及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卡尔逊的话引起了许多次讨论，可是讨论始终没有完结，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日军展开占领全山西、肃清八路军的攻势。卡尔逊随着八路军到五台山，我动身赴汉口为八路军和华北游击队征集药品、被服和现款，朱将军则率领两团人和一队新兵，挺进到太行山，协助国民党军队阻止前进中的日本军队。 　　① 周以德是美国国会内“援蒋游说团”的最主要成员之一。——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