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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上海风波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一九三一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我翻开美国报纸上海《大美晚报》看到了伍德海先生攻击我的一篇文章，他是英国侨协的主席，也是英国在远东的最为反动的作家之一。 　　伍先生的大作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他的矛头指向着我，而是因为它的风格确是上海瘪三穷极无聊跳墙碰壁的最好榜样。人们可以提出人权主张来对付这类无聊的思想，而在一个残忍无情的反动派对每个男女横行霸道的城市和国家里，他的奇文可算是极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界人士的杰作，因为它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又对我施展人身攻击的伎俩。 　　要不是官方一手加在我身上的询问、非难使我处境困难的话，对伍先生的大作我是不会加以理睬的。几个月前我被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逮捕，罪证是上海英国警务局给该局一份秘密公文。莫须有的指控我是一个持美国假护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警方用我不懂的俄国话同我谈话，然后抄走了我的护照。德国总领事出面干预我的案子时，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给他看了上海英国警务局的秘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也看到了公函，但我问他时他却支吾其词不回答问题。在等待华盛顿官方关于我的公民资格的答复中间，我们的总领事要我把我熟悉的中国友人的姓名一一告诉他，我说我以记者的身份这样作是不道德的，他以领事身份这样要求也是不道德的。于是我们的总领事先生恼火了。 　　我被软禁了几个星期，武装人员随意进出我的住处。我要上街，他们跟着，一群不三不四、窃窃私语的人跟在后面瞧热闹。等到华盛顿官方证实的公民资格复文来到时，我已病了。承蒙我的朋友爱尔兰船长的营救把我带回上海。在重新投入战斗生活之前，我不得不前往菲律宾作三个月的疗养。 　　伍德海攻击我的幕后背景正是这场意外袭来的风波冤案广州事件。他在后来的文章里提到一个中国人全家十二口被共产党杀害，埋在院内的案件，据说是对这一家的苦主斩尽杀绝的报复，家主原来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物，后来他叛变投敌，加入蓝衣社，出卖了几十个同志。 　　这事与我毫无关系，暗杀在中国蔚然成风。谁给刺客一笔钱谁就可以制敌手于死命。杜月笙，上海青帮头子，靠暗杀起家，拥有大资产，且不提他的鸦片生意和中国厂商给他的“保家供俸”了。他是上海的鸦片大王，提起法租界的沙皇，指的就是杜某其人。他和另外两个青帮头子结成一帮，号称“三巨头”，横行上海。青帮经常绑架那些反抗他们的中国商人，用绑票人质勒索赎命巨款。同青帮勾结在一起的公共租界的中国特务头子也拥有巨大资产。有一次青帮在对许多法国官员赴宴的酒席上暗下毒药，几人中毒身死，报上说是天花恶性发作之故。 　　伍德海对我的人身攻击也不能使我有动于衷。人们知道，多年来，英国警务局长和资产阶级的高等妓女同居，这些高等妓女只奉陪那些能付“一炮五十元”的白种好汉。警务局长的婊子夫人有一回和尊敬的局长先生及其僚属在一起还拍照留影过。 　　这类婊子夫人中间有一个夫人的小姐还在英国一个高级社交学校里受过教育。 　　我还记得玛格丽特·山格尔夫人上次来上海旅游的事：她一头深色秀丽金发，坐在一家茶亭里喝茶的时候，吸引住了旁边一位浓装艳抹、姿态高贵的女人的注意，那女人主动向她靠近问她愿不愿意挣一笔大钱，一件皮大氅，还有什么漂亮衣服、首饰等等。玛格丽特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那高贵的女人向她交了底，原来是英国舰队开到上海，海军司令看中了玛格丽特这样金发美人型的人儿。 　　而我则不知作了多少孽。真不容诛，既不是青帮的打手，也不是局长的情妇，更非舰队司令随意摆布的金发美人。个人问题，除了朋辈知己，不足为外人道，恕不作答，但是，对于包括我们可爱的伍德海先生在内的英国绅士们非同一般的政治陷害则有回敬的必要。政治上辨明是非，更为必要。他们对我的人身攻击是如此卑劣，以致有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向大美晚报社的编辑提出了抗议，然而该报声称论战已经结束，拒绝对来函作任何答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伍德海文章袭来过后几天，我的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一个神秘的警告。据说一个同法国、英国警察当局和白俄有联系的波罗的海德国人名叫卡尔·史特豪斯其人要来拜访我。他自称是国际红军援助会的委托代表，该会是共产主义劳动保卫组织的机构，总部设在柏林，还说他带有国际红军援助会主席威里·孟曾柏格先生的两封亲笔信。我既非红军援助会的会员，更甭提是该会的官员，有关信件的事使我怀疑。卡尔·史特豪斯是一个知名的国际间谍，许多人久仰他的大名。他来看我还说有信，用这种方法借以骗人，可以轻信，未免天真。 　　过了几天，史特豪斯其人大驾真的光临。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个子，红发碧眼，獐头钩鼻，象蛇一样的刺眼吓人。他拿出国际红军援助会委托他征收水灾帐款的介绍信，真是滑稽可笑。我马上告诉他我同国际红军援助会毫无关系，同孟曾伯格其人从无来往。史特豪斯的原话是： 　　“我要你把你知识界的朋友介绍给我。听人家说你知道很多，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运动。” 　　史特豪斯的身后放着我现在随身携带作防身用的一头以铁嵌铅包的手杖。我起身去拿它。他回头也看到了但一声不吭，转身就逃。我在后面大喊紧追，他象黄卷风似的无影无踪了。 　　这天晚上，我注意到我们房子前面大街上的路灯熄了，一片漆黑，灯柱背后站着一个显然是外国人。我还看见紧靠马路边一间亭子里新开了一家“美术店”，几个白俄正在杂陈乱放的文具纸张、颜料、笔刷的堆堆后面无事忙碌。然后我看到两个中国人来回在我的房子外面走动。经验告诉我，一眼看出他们正是青帮打手。尽管一般认为“天下的中国人和小娃娃一个样”，而中国人的模样和别国人的模样不同。中国刺客，上海的流氓阿飞和暗探是一目了然，与人不同的典型。 　　第二天早晨，我雇的老妈子从厨房跑出来气呼呼地喊道：“小姐!小姐!厨房里来了一个家伙，一个土警察，要抓你去坐班房!” 　　我昂然大步走进三家共用的厨房，发现中国用人们垂手直立在听训话，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汉子见我进去就不说话了。我命令他出去，他拉长了脸转身走了。我的用人奉命马上回家。有两个男朋友住在我的住处陪伴我有两个星期之久。每次外出决不独行，由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陪伴，打手们跟在我们后面监视盯梢。 　　白俄呆在那里监视我的行动已很明显，于是我到美国法院向特区首席检察官乔治·司雷特报告了情况。关于我同卡尔·史特豪斯打交道的事使他捧腹大笑。他告诉我上海警察局曾经三次想把我逮捕，所有尝试均白废心机。他向我提出建议，既然我住在法租界就当给法国总领事写封信把青帮打手、暗探特务、白俄大鼻子无事生非的情况告诉他。 　　我给法国总领事写了一封带刺的信。第二天上午，一个可爱的白种人士前来拜会我，脸颊留着蜡黄色的小胡子，手里拿着一根精致的手杖。他用男高音声调象唱赞美诗似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国警察局政治部的代表特来求见女士的。这位世外来客安然就坐后就又唱起歌来。 　　“女土!我奉命前来告知你，女土所指有关暗探特务流氓打手之事我局一无所知!鄙人奉命前来向女士推荐一名法国高级特工紧跟女士外出，我们希望女士放心和安全!” 　　“我犯不着用贵局的特工来保护我!”我一语戳穿他的鬼话，“贵局的暗探刺客不是对我撇下了罗网吗?请高抬贵手，把我屋子前面的街灯修好，并且召回贵局的走狗。法租界已经臭了，先生们要不听忠告照旧胡闹下去，我只好诉诸国际舆论。如果不修灯不收兵的话，我只有请贵局领教一件国际丑闻，让法租界的臭名声更臭如何?” 　　“女士呀女士!那些家伙并不是我局的人员，法租界也并不臭呀!” 　　“阁下，那些家伙可真是贵局的人员，法租界也确是臭气熏天，特务、流氓、打手、刺客、鸦片、白俄、婊子等等臭不可闻!” 　　这位想入非非的来客挪动了屁股，斯斯文文地站起来向我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道：“再见，女士!再见!” 　　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拿起他的漂亮精致的手杖，慢慢地走了。 　　出乎我的意外的是，那天晚上街灯亮了。“美术店”关了门，特务们不见了。使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的生命多多少少还有点保障，但是，中国人仍一无所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租界的风波过去不久，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报上又刊登出一篇有关我的文章。这篇奇文，真令人异常惊奇。文章说我出生于美国的密执安州，在密州东南的安亚伯市受教育。精通各国语言，日语、华语、俄语说得很好。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员。专攻房中术，在军人身上下功夫，从中探取英国人的情报是她的拿手戏。因为她年轻美貌，既是歌唱家又是舞蹈家。曾在新加坡探取英国人的情报，在爪哇探取荷兰人的情报，在菲律宾偷窃美国人的情报。现在上海，正盗窃每个人的情报!荒唐捏造，不值一驳。 　　欲入人罪，何患无词!隔了几天，汪精卫的英文宣传机关报《中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妙文，声称，史沫特莱从小就是一个骗子。他们摘录我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里面的话作为“证据”说是供词：她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她编谎对她的妈说，轻风儿背负着高楼大厦，红头鸟儿在樱桃树枝上跟她讲故事，而被她妈打了一顿! 　　这一类童话故事的墨迹未干，又出现了一个德国小特务柏哈德《苏区的日记》风波。柏哈德这个德国小特务显然急需要钱，不择手段，闭门造车，杜撰出一部参加江西苏区代表大会的旅行日记，天津一家外国报纸连续刊登了它。日记里面有一段话“透露”，史沫特莱同一批中国学生前往江西苏区出席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带了一箱威士忌香槟美酒，在江西赤都和学生们同生活，夜夜狂欢，朝朝作乐、对酒歌舞。一直到苏维挨大会开幕时，乐极发狂的史女士头戴小红帽，全身精光光出现在主席台上，高唱《国际歌》云云。 　　象这类发疯似的谎言报道，对于生活在秩序正常的社会里的人们，听来真难以置信，但在中国这类谎言却是习以为常的闲语，中国外国的“合法当局”无不承认谎言便是真理。有些中国报纸靠积累达官贵人的私人生活档案起家，维持自己的饭碗，以发表文章向受害者进行敲诈为能事。照例达到所求，公案不了了之。至于起诉，中国的法律是一纸具文，念起来好听，但有理无钱莫进衙门，贿赂公行，法律一文不值。对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说，毫无公道可言。 　　上海有许多中国人寻求外国法律的保护，即使这样得到保护的人也寥寥无几。自从蓝衣社在公共租界成立新闻检查局以来，新闻自由过去保障过，现在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