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个人著述

第四篇 人物思想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们在一个黑暗的小客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气候奇寒，司机在引擎下生了一堆火发动机器。我们坐车穿过三原古城，打算到墙垣一半倒塌的杜里镇、红一方面军总部左权将军那里去吃饭。 　　我们终于到了杜里镇，城门太窄，卡车开不进去，只好下车。一群穿黑布制服的青年战士围上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人群里面有我的朋友丁玲。她被关在南京监狱，逃到西北终于参加了红军。 　　在城边麦地里进行游击战术演习的许多红军战士，这时飞跑过来了，争相观看才到的西安来客。见到长征红军在我是头一次，环顾身边这些青年人真使我欣喜若狂。一副副面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机灵活泼脸色红润，如伟大的作家鲁迅断言过的。和我所见到的白区那些神情萎靡脸色呆板的士兵的脸孔完全不一样。 　　丁玲说明了我是一个国际友人。一个战士转身就开门见山要我讲讲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消息!他们说一口江西腔，期期艾艾尖声尖气，我半句也听不懂。丁玲连忙将我解围，跟他们说我会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会解答提出来的一切问题的。她想带我走开，我可不愿意错过这个毕生难逢的良机，就地站在那里向战士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参加红军一般都有五、六年了。年纪要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话，那在红军里面他就算得上八年以上的“老红军”了。身上不负伤的几乎没有，有的负过七、八次伤。“负伤两次就够要人家的命了，”一个战士无所谓地说了一句。冒过多少枪林弹雨打过多少回仗?他们谁也说不上，只是笑眯眯地说，仗多少回数可真记不清了。结了婚的有几人?他们说里面有两三个，家都在江西。国民党白狗子占了家乡后遭遇如何?谁也没有得过音讯。他们称国民党军队为“白狗子”。“白狗子杀剪短头发的姑娘们”，一个战士说。他有两个妹妹在村苏维埃工作，都剪了发，她们和他的爹爹而今是否还活在世上，他不知道。 　　他们等着我提问题。好奇地想听一听一个外国人对什么感兴趣。我说我早就听说，也很想听听红军进行曲。他们乐开了。一个战士爬上车举起手，“一、二、三”喊声一落，人们跟着唱起了洋溢着革命豪情的雄壮歌曲。 　　中国古代悠久文明的历史涌上了我的心头，听完红军战士们的雄壮军歌后，我在我的翻译和丁玲的陪伴下，走在昔日无限繁荣，现在一片荒凉的杜里镇上，发思古之幽情。门庭冷落，院落幽深，寂无人居，唯有那石雕浮刻的狮虎牌房，照旧壁立在门口。窗棂檐际，蛛网密布，战士们住在堂房厢屋的青砖地上，一排排草席上加麦草，三九寒天，冻土硬地，这儿就是他们的宿营住地。 　　红军连队十点开早饭，我们同一个班的战士们围在一盆白菜旁边。各人手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子饭，吃得津津有味。左权军团长和几个参谋找到了我们，他很吃惊。因为设宴洗尘款待来宾是中国友人好客的传统习惯，礼貌周到，擅长交际的军团长也得照旧。我们立即跟着他走到一个青石砌成的台基上，那儿已经摆好一长桌席面，一道道热菜很快上来了。我批评这一类封建残余的请客陋俗，他们笑了。也许，他们把我的批评当作客人应酬的客气话。后来几个月里我一再说明了这一点。左权是一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委员十分健谈，英语说得很好。西安事变前，红一军团驻防在长城一带，内战一触即发时调到这个地区。地主们散布“土匪”来了的谣言，逃走一光。老百姓根本不听他们的东家地主说的那一套，哪里也不去。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则经常在老百姓中间传播新的思想，尽管爱国团体受到镇压，新闻出版受到封禁检查。农民听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因此他们殷切地期待着红军。 　　红军并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相反，派出了政工人员到各个村子里去动员群众成立工农商学各界和妇女儿童的抗日救国会。老百姓知道国民党政府禁止成立民众救亡团体，小心谨慎地问红军能在本地区待多久，因而组织工作进展缓慢。 　　近晚，丁玲和我在两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是士兵大会，一个是乡镇民众大会，民众大会地址在镇公所小学。妇女们带着哭叫吵人的孩子、抱着吃奶的婴儿来开会，男人们拥挤在门窗一边直嚷着：“我们听不见!” 　　主持民众大会的主席过去作过县长，看来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爱国的人，但是官场习气阿谀奉承的客套辞令太多了。他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介绍我如何学识渊博、著书立说、富有存款、走遍世界，令人起敬云云。还说我跋涉冰天雪地、跨越千山万水、不辞劳苦、勇于献身，来到这里对中国的老百姓宣讲小日本鬼子确是万恶可恨的道理。 　　老百姓喜欢口若悬河的雄辩术，但始终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对客人总是赞扬备至，一转身忘得一干而净。大会以后，人们聚在一起进行讨论，男人们叽叽嘎嘎说个不休，妇女们躲在角落里不出声。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些男人，同一群妇女姑娘走到司令部我们住的地方。她们在炕边、衣柜上、椅子上坐下来，对我提出各种问题。她们特别关心问我为什么没有结婚。这就给丁玲一个机会宣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向她们指出，妇女必须成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抗日中同男子一样有同鬼子作战的权利和责任。 　　她们用心听着，很感兴趣，直到天色黑下来才走，我们手牵手，送她们到司令部的大门口，眼望着她们兴冲冲地回家去了。 　　几天后，丁玲和我到镇外一个村子里的红二方面军贺龙司令员的司令部去。同行者有两个教员、三个学生、两个商人，一个原来的锡匠和几个农民。他们是新成立的抗日救亡联合会的群众团体代表，带着赠送红军各连队的锦旗。 　　“学生们早知道红军的政策和纲领。”一个很健谈的教员谈开了：“他们也跟老百姓讲过了。说实话，国民党政府说东，老百姓总是说西，想法相反。我的学生有许多不听父母的话跑延安上抗大去了。我个人对共产党的看法倒没有什么成见。” 　　跟在我背后走的一个小商人打断了教员的话头：“做生意买卖的人大多数是抗日的，他们很快会回来的。”他抬头对教员笑了一下，说道：“先生你还记得那天夜里商会开会的情景吧?全体商家准备关门大吉，逃跑了事，一下子进来两个戴红星军帽的长官，他们讲了话，会议开到鸡叫了。次日大早店铺开了门，只有几个傻瓜蛋跑了。我们商人讨厌打内战，我们给蒋委员长发出了一道电报，电报上说“苟吾人能够和平团结，即可驱除日寇，还我河山。” 　　那个教师对渴求进步的学生提出了看法：“革命唯有通过群众才能进行到底，有些学生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革命的代言人，其实，不过是革命的传声筒而已。” 　　“老年人越来越保守!”一个学生嗤了一声。 　　我们就这样一路谈着，到了贺龙司令部住的村子。一个身材魁梧、戴一顶大皮帽使身材显得更高大的黑胡子军人从司令部走来向行近的人们招手致意。丁玲喊道：“贺龙同志，我们来了!” 　　“活龙活现的太平军造反战士的神气!”我心里在想。看贺龙的外貌不象一般中国人，有几分象版画故事里的古代中亚一带的蒙古黑大胡子。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龙行虎步象狮子一样。他越来越近了。他那身装束使我感到离奇古怪。青布制服上身满是补钉，象是儿童穿的百家衣。下身套裤布鞋加上一副草绿色绑腿从膝到踝缠成树叶形式引人特别注目。此外还有更显眼的东西，那就是他那根发亮的皮腰带和弯把指挥刀! 　　久仰贺龙的大名，见到贺龙果真名不虚传，他是湖南湘西桑植县人，农民出身。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间，他的部队改编为北伐军，他被委任为团长。他喜欢马和军队，至于官阶职务倒无所谓。他那一团人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名义还是一个团。国共分裂后，他在武汉西北很大一片地区打游击多年，时起时伏，成为赫赫有名的红二方面军司令员。他的政治委员肖克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家，最近三年来才同他在一起工作。 　　贺龙早想入党，多年来提出申请书，直到第十次申请才被接受入党。现在他能看书，但不会写东西。讲到打仗他可是里手，他的部队反映了他那顽强泼辣、勇敢善战的作风。他现在虽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仍保留着过去农民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会员的资格!并享有“双龙头大哥”的最高称号。名如其人，这称号对他合适莫过。 　　有一个贺龙的传说，讲他在武汉西北洪湖地区缴获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条轮船，他坐在这条他说的“海军”轮船上指挥红军打游击。人们听说贺龙来了就喜形于色，因为大家知道他来了，就会听到许多鼓舞士气、冲锋陷阵神出鬼没的故事。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参加了红军，他后来给我讲了贺龙作战的许多故事，马海德一再称赞贺龙的为人正直，“他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接着就大讲贺龙背有病负伤的小鬼到医院里看病的事。 　　贺龙闹革命，一家亲人都牺牲了。最堪敬佩的是指挥过红军一个团的他的姐姐贺英，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时年纪四十九岁。他唯一剩下的弟弟死在上海牢房里。他的夫人是一个小学教师，被捕后受尽百般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还对贫苦的女难友教文化。 　　肖克政治委员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很瘦，行动快，反应也快，说到作到，如雷如电。如果他骑一匹马，手握一支长矛，就活象波斯古画中的人物。我看肖克没有一分钟平静过，总是在思索。 　　三原民众代表团的代表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贺龙的风趣的讲活。他兴冲冲的打着手势，逗得人们哄堂大笑，而最后总是以不忘他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和满怀政治信心的军事家来结束话题： 　　“请好好想一想吧!早在日本鬼子开头侵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如果同我们联合抗日的话，现在就有两百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了。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我们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 　　贺龙的部队最近才走过康边“草地”，同江西来的主力红军会合，这时很少一部分人穿上了拆补过的青制服。大多数的战士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我在他们中间走过的时候，咳嗽、孝喘、喉头哽咽声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传来。很多战士有肺病，烂眼病，究竟是沙眼还是由于挨饿所致，我不敢断定。 　　“只要我们有了冬衣，得到休整，有了吃的，我们的情况自然会好转起来的。”有一天贺龙发愁地讲出了他的内心话。我怀疑这点，因为红军里面害肺病死的人可真不少。 　　这支红军队伍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衣服破旧和身体多病，看来和江西来的红军很不一样。丁玲和我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讲话的时候，他们好象很难听懂的样子，一个连指导员总是插话问他们是不是听懂了。然后，他又慢慢的把观点重复讲一遍。他们如饥似渴，专心听讲。我们请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古怪而低沉，充满着忧伤的情调。这时我想：“他们象是挣脱奴隶锁链不久才站起来的人一样。” 　　我离开红二方面军团以前，贺龙请我提出我的观感和意见。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症结所在。战士们需要吃饱穿暖，休息治病。我们讨论了防治西北流行的霍乱、伤寒和消灭虱子的问题。除虱消防站根本不知道，既没有澡堂设备，又没有换洗衣服，而参军的新兵不断涌入部队。 　　朱德是工农红军总司令。清教徒式的彭德怀是前线部队司令员。这位作风朴素、刚直不阿的领袖人物出身于贫穷家庭。但受过十分良好的教育。北伐期间，他是国民党革命军里的一个团长。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带一团人奔上井冈山同朱毛红军会师，艰苦转战、卓著功勋。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许多传说不胫而走，如同中国各地民间故事真假参半，难以分辨出事实的真相和虚构的情节。有一个传说说彭德怀参加红军之初，他的妻子公开指责过他，他妻子的指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许多红军将领的家属受到株连惨遭杀害了。 　　他过着士兵一样的艰苦生活，和战士吃一样的饭。拒绝请客宴会，反对特殊享受。我从许多人的谈话中知道他的部队怕他，因为他决不容许马马虎虎的坏习惯。然而，部队尊敬他、爱戴他，深知他律己严，行事慎重，是一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正直人。 　　彭德怀的司令部设在白武丁山下云阳的一个大村子里，丁玲和我骑马前往山头覆盖白雪的山村。一个小孩站在他的身边，摇头晃脑地说个不休，他很注意似的听着孩子的呀呀话语。 　　他的身材中等，块头结实象一个农民，看上去三十多岁。相貌老，但不难看，笑迎来客时满面春风。双眼平视，目光深沉，语气粗哑豪放。 　　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正有病，他在长征中得了胃溃疡，加上前不久还被马踢伤了。谁也不敢当他的面提他的病。大家都很着急、发愁，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推我出来劝他保重身体，即或不当也不会见怪。我也有胃溃疡的病，带有药物、奶粉和压缩饼干。我把药物分给他治病，因为我是客，必须听我的忠告，这很难得。 　　因为他有病的缘故，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在司令部里，我们发现他坐在一个炭盆火炉前面，不是工作，就是学习。他的口袋里总是有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包了皮的书。我在红军各连队或在延安总司令部就很少见过无聊的闲书。他们出生入死，为了一个新世界而工作、而斗争，他们阅读过的政治军事书刊材料成为红军政治部学习参考的读物。政治部的任务之一是向连队传达阅读教材。 　　我在彭德怀的房子里同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围炉谈话。一次访问中，彭德怀说： 　　“国民党对我们散布各种谎言。他们控制舆论工具，践踏民主权利，不让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全国民众，他们说我们乱搞自由恋爱，说我们抓童男童女发泄兽欲，还说我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活埋农民!他们说我们反对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信教。 　　“你看，他们说的一套鬼话如果是真的的话，这么多年我们还能够存在么?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的力量是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我们从群众身上汲取力量。人民是老实正直的，我们如果欺压群众，群众早就把我们消灭了。 　　“我们新来这个地区，有的在这里不过两个星期，我还是请你随便去访问一下老百姓，听听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你会发现我们的战士住在老百姓家里如同老乡的儿子一样情同骨肉。我们的战士都来自群众也很清楚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和子弟兵带路人。我们在这里的很短时间里，就有一千二百多个青年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参军。我们的枪支不够，制服太少，参军的人数太多了，他们知道我们部队的生活艰苦，也知道我们如果有钱也只能一月给他们发一块半钱的零用钱。” 　　他的粗嗓子变得低沉了，两道目光平视望着我说道：“你昨天在农民大会上讲了话，也到过老乡家里作过客，有哪一个男人、女人或姑娘们提了什么意见，请你告诉我。” 　　“我只听到大家说好，一片赞扬声。”我说。 　　他盯着炭盆里的木炭火很久一阵不说什么，然后又继续说道：“我们的农民太穷了，穷得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他们聪明，没有文化可不是他们的过错。当然，也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可以教育，认识到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当然不肯交纳额外的苛捐杂税和过重的田赋征实。他们更不愿意当亡国奴做日本鬼子的奴隶。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必须得到满足，这样才不致成天为衣食发愁，然后他们才可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蒋介石说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对日和平有一线希望，他仍致力于和平解决。我们对日本人不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却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因为国民党军队多是爱国的中国人嘛。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同仇敌忾富有爱国主义思想，那么为了保家卫国打败鬼子，一无所有的穷人会出力，有钱的富人会出钱的。” 　　他的话使人清醒。我们之间的谈话大抵类此。彭德怀讲话很少幽默，至于轻松愉快的谈话，我一次也没有听他说过。天南地北的闲聊他可以听下去，自己总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下级说他是“同革命结合”的人。信然。 　　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司令部里闲谈，有他还有他的战友们。一个人在调整南京广播，电台，照例只听见咝咝干扰的噪音。丁玲和政治委员任弼时谈论着他们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从两人的谈话中间我听到他们说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个名词的意思。他们还开玩笑地说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游击战!”丁玲引了一段柯朗台夫人的“三代人”里面的一段话，任弼时引了列宁反对性生活关系不过是杯水主义的名言。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一只脚踩在炭盆上，另一只脚跷起二郎腿，尽力想把袜后跟的一个大破洞朝鞋里塞来塞去。 　　任弼时瞧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彭德怀同志固执不结婚，无怪乎他得了胃溃疡!” 　　“结过婚的得胃溃疡的多的是，你是一个牛医!”彭哼了一声。 　　正在这时，角落里的调音员高兴地叫了起来。“听!南京电台!正广播我们的消息!”这一喊，打断了彭的话头，要不然他还得说几句的。 　　南京电台的新闻播音员都是嗓门很尖的妇女。空气中传出女高音的广播声音：“共匪现仍盘踞三原县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全县十室九空，陷于恐怖之中。” 　　我气呼呼地喊道真讨厌!任弼时笑了起来，学着我的喊声，又补了一句：“他们忘了加一句，我们还俘虏了一个外国女人呢!” 　　“造这样的谣言又有什么用处?”我问。 　　“唯一的答复是我们最后胜利!”彭德怀说道。 　　有人关了收音机，室内沉寂异常。我左顾右盼好奇地看着室内的人们出神地坐在那里。 　　彭德怀看着炭盆，丁玲双手伏桌闭目养神。室内两文蜡烛的暗淡光亮照在房顶的屋椽上也照在地面的桌腿上。异乎寻常的沉静。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