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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武汉失守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在武汉那些日子里，死亡和贫困白天、晚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不是死于想不到的疾病，就是死于意外飞来的横祸，而贫困无不横加到难以度日的程度，以致生命本身有时象疾病一样朝不保夕。军队的高度爱国主义气概笼罩着这个死亡呻吟的城市上空，与最高当局的叛变妥协的卖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英国大使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对日本人说过，只有中国社会的残渣余孽才能帮助日本建立起中央傀儡政府。日本人冷冷地回答说，他们正在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最高当局某些大员谈判磋商，并且提到了汪精卫的名字。 　　从这种生死斗争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极不平常的友谊，在人们的心中萌芽成长。我们作为中国友人的一些外国记者，以及具有同感的领事馆武官，加上少数中国朋友，互相接近，互相探讨，彼此追求全人类最好生活方式的心灵和意志。我们所有的旧价值观念似乎消失了，我们不注意物质的东西。谁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们像身在大风暴的海洋里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旅客，终于发现了彼此的人性，毋须了解的“不言而喻”的友爱，使大家紧紧相连在一起。战争的紧张气氛与诗歌的吟诵逸致在我们中间如花盛开，神奇的光照射在我们的团结友谊上。 　　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经常碰头，随时分手，来往前线，互通情报。每次聚会，欢庆重逢。不分白天晚上，大家忙于工作。经常在跑空袭警报疏散过后，在见到漫无尽头的伤兵穿过市面过后，我头痛的再也支持不住时，就上朋友们那儿去寻求慰藉。我们三两个人站在另一个朋友的窗子下拍手击掌，一个睡眼惺松的头探出窗外问，“怎么了?请上来!”我们喊：“快下来聊聊吧!”我们的朋友便披着睡衣下来同我们坐在院子里海阔天空谈起一些异常的动向。 　　外国的妇女、儿童和中国大官僚的太太、小姐、少爷以及有钱富豪都从武汉撤走了。一个打扮整齐、戴着帽子的美国妇女偶然路过来到这儿，写妇女未来的文章。这位美国妇女在这一段毫无进步的表示，真使人惊奇。有少数严肃认真的外国作家飞来飞去搜集创作资料，维尔朗·巴特莱和埃德加·莫雷尔从英国来。约翰和法兰西斯·根室从东南亚来，埃德加·斯诺从菲律宾来。一个过去为西班牙工作的英国妇女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不见欢迎她的群众场面，甚感愤慨；她坚持要预定好紧急飞机座位，以便一旦接到通知即离开汉口。她对我说明理由，在于她是一个要人，死在中国太不值得。这以前和以后，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新闻界、摄影界的流氓骗子来到武汉，利用中国抗战来抬高他们个人的声望。他们精力充沛、头脑混帐，可以说同那些为了发战争财给日本人提供战争物资的钢铁煤油大王一样，缺少基本的道德和社会进步观念。 　　在武汉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尽人皆知德国记者不但和德国的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互相勾结，而且和日本人互通情报。意大利新任驻华大使在武汉、重庆公开露面没有麻烦，并且在日本、在“满洲国”同日本人、伪满政府傀儡人员亲密往来消磨时间，外强中干，颓废堕落。愤世嫉俗的法国人与世隔绝，他们在越南的残暴腐败行政制度已成为远东惊人的话柄。英国颓废派的代表，我知道有一个炮舰巡逻号的军官便是一个。他以画水彩画而非常自豪，三句话不离性生活，总在醉乡，喝酒不省人事。他有一回跟我谈过他在英国昂贵的公学穿着天鹅绒小制服，蓄着金色的长头发，过着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的荒唐生活。出了校门就走上海军工作岗位，毫不费力地担任指挥职务。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一生没有经历艰险，没有打过一次仗。我问他长在洒乡有过苦恼没有?他一再坚持说他发现人生是愉快的。日本人攻占中国某大城市时，他并不抵抗，以最好的学生派头笑眯眯地把英国租借地奉让于日本人。汉口的外国人诱劝过许多中国人和少数外侨出钱保卫“隔离日侨”的前英租界的大栅门。英租界被日寇接管后，蒋委员长的主要侍卫官前纳粹分子史汀尼斯上校对我高喊：“大英帝国完蛋了!” 　　传教士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虔诚的小圈子。外国记者们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寄居在路德会宾馆，虽然这个宾馆说我不大正经拒绝给我租用一间房间，但我总是由于参于他们的医疗救济工作的缘故免不了和他们亲密共事，友好相处。年青的传教士比较开明进步，不满他们的说教，有些人常和他们的长老发生矛盾。这些年青教士对中国同情关心，并不把中国仅仅看作是“要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国家”。我自信在任何地方，任何行道，从来没有见过比某些年老的外国教传士更顽固透顶执迷不悟的人。他们大多数拥护蒋委员长夫妇，理由无他，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通过蒋某可以使全中国老百姓皈依耶稣教。每个乡村一个教堂，中外牧师所有家属人人宣道，思想统一，定于一尊，不见一个无神论者!我听到一个严肃考虑问题的外国记者称呼一个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传教士是中国的拉斯普丁神父①。 　　中国外国的基督教徒对赛珍珠的态度是饶有兴趣令人啼笑皆非的。她在中外传教士们的眼里之所以成名，不但在于她以有关中国的小说，而且因为她同教会脱离了关系，抛弃了丈夫二次又嫁了人。传教士们斜眼看待赛珍珠，正如党派团体对待脱党的党员，他们冷嘲热讽赛珍珠堕落了。赛珍珠虽然道德没有败坏，他们就蠢蠢然诽谤怒形于色。 　　许多中国传教士不喜欢赛珍珠的小说，因为她并不常把她书中的人物用最好的服装打扮起来，一位国民党上校有一次对我的一位友人宣称赛珍珠完蛋了!因为她写了一篇谈八路军的文章，说八路军是“争取中国民主的大炮”。他宣称赛珍珠是七出之妻，覆水难收，在中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立了，真是无聊!恶意的人们对赛珍珠极力散布这一类流言蜚语。 　　正如月亮把黑夜变成白天便于日本飞机轰炸睡梦中的人们，正如汪精卫正准备同日益逼近的敌人进行和平谈判，扬子江的波涛席卷风流人物也泛起卖国贼的沉渣。大江巨浪汹涌滔天，敌人的铁甲车军舰正向武汉乘风破浪前进，为他们的陆军部队先行开路。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九月底发布撤离武汉的命令。十月中旬我和林可胜博士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个女医生离开了汉口。我们五个人挤住在长沙林博士的小屋里。武汉失守后轮到保卫长沙了。 　　国民党军队于最后一批卡车离开武昌后便开始炸毁破坏通往长沙城的公路桥梁。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出长沙时，他们在旧日租界的所有房屋建筑物里燃放炸药。长沙大火，全市恐慌，愤怒。国民党人还计划把市区各处日本人所有的房屋烧光，但是其他各国的外侨出面搜查信管，切断了引线，决心保护他们的财产，才免全市化为一片焦土。外国人之所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他们的祖国。 　　我们每天晚上从长沙红十字会总会回到住处，准时收听香港电台广播的新闻。十月中旬广州沦陷，没有任何抵抗，这对中国人民像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十月二十五日晚上，我们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到播音员的声音在说：“汉口于今日落入日本人手里，日本军舰停泊江中。第一批日本海军军官上岸时，等候在江汉大道的意大利总领事上前握手祝贺日军的胜利。日军进城时，白俄和舞妓在跑马厅大道跳舞赠烟慰劳。日本士兵开始把中国人一群一群地驱到江岸，用刺刀枪托逼人下河，对反抗者当场枪杀……” 　　广播员继续播讲下去，声音逐渐消失。林博士贴近收音机，背向着我，木然不动。卢致德医生站在窗口，犹如化石望着暗空。蒋吉恩女医生和贺东女医生坐在我的左右两边，紧紧盯住收音机，双眼凸出。一阵沉默我好像听到了大地的隆隆声。 　　“现在如何得了?”贺东悲伤地问。 　　“我们要继续抗战，我们的长城军队并没有垮。”林博士挺起腰杆并不转身回答道。 　　我们周围又是一阵沉默。夜色深沉中我依稀有大难临头之感。还没有开腔，呜呜呜的警报器响了，使我感到心烦意乱。灯火熄了，一团漆黑，震惊全城开往市郊的火车、汽车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我们都走到晒台上，倚栏而立，向震响声发出的方向望去。日机在上空盘旋，像在搜索什么目标。 　　“它们发现不了什么。”林博士悄悄地说。 　　又一会机声越来越近，终于消失。我们回到室内躺下一直谈到天亮，然后起身继续工作。 　　①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宠信的一贯道首，俄罗斯帝国死亡时扮演过重要的反动僧侣。——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