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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在步行去成都的路上，朱德一边赶路，一边不由得暗自赞叹，天下哪有象四川这样美丽的地方，哪有这样的巍巍峰峦和滔滔江水，这样的丰硕水果和喷香花朵。他穿过河谷，绕过秋色苍郁的大山，每当拂晓便起身上路，农民歌谣始终不离唇边。到了夜晚，两脚倦懒，浑身尘埃，便随意找个农家借住，老乡们对于过往行人招呼得亲亲热热，谁要说付款酬谢，那就是失礼。至于吃食，自有卖饭挑子。 　　第五天的黄昏，还不及一般人到成都所花费的一半时间，他已在红土平原上看到了成都的那座高大的、中世纪的城墙。远处，则有巍峨的高山耸立在晚霞里。 　　小河流水潺潺，他到河里洗了个干净，然后把平时不舍得穿的布鞋穿在脚上，一个钟头以后，就伸手摸到了成都北门城墙，一如完成了什么神圣的誓愿。然后，他踏进熙来攘往的街道，街道两旁是成千的华丽商店和古老建筑，据说其繁华不亚于北京。怀着有志竟成的狂喜情绪，他忘记了疲劳，终于来到中国西部的文化、教育、政治和商业中心。 　　幼时使他充满幻想的“大路”，在这里同从东方和北方，以及从南自云南和远自西藏而来的通商大道会合了。在他有生以来的想象之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宽阔清洁的马路，金碧辉煌的招牌，以及无数的饭馆、酒店、药铺和摆满了珍贵的四川丝绸、外国商品的大商店。 　　第二天早晨，离开仪陇县的第六天，他到差不多拥有一千名学生的高等师范学校报到注册，办了进体育科的手续。引起他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有些教师把假辫子缝在卜帽上。他们在留学日本时期都把长辫子剪掉了，回国以后，买了假辫子。 　　“我对于那些人十分崇拜”，朱将军说。“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 　　其次，最令人吃惊的乃是天足的女学生。这些女学生在私立学校上学，有的坐滑竿来往，有的则三三两两地在街头漫步。他很想和她们攀谈几句，一时又无勇气，因为男女交朋友，在那时还不时兴。唯一的正当关系只有结婚，而结婚只能由双方家庭来办理。结婚需要钱，他却没有钱，而且他也无意结婚——至少要等到能够娶上一个受过教育、天足、类似在成都见到过的姑娘。 　　“我是个很动感情的人，把姑娘们理想化，对她们敬而远之，”朱将军腼腆地说，好象踏入了禁区。是不是他不愿意对一个外国妇女谈及这件事呢?就我观察所得，他是个谈笑风生的人，机智的幽默常使一桌人捧腹大笑不止。当年他在成都是个对女孩子敬而远之的羞怯的青年，转眼间三十多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 　　朱将军很快就把这话题岔开，谈起了在成都的生活。一九〇六年时，成都一共有两所大型官立学校，一所是高等师范学校，另一所就是新办的军官学校，培养新军军官，还附设有官佐训练所。他原来打算转学到军官学校，但考虑到家里人向来轻视当兵的，恐怕要与他完全断绝关系。那时，“新军精神”口号甚盛，四川总督满人锡良组织了新军，由赵尔丰——锡良的后任总督——任指挥官。穿着笔挺军服的军官学校学生，在街上高谈阔论，和身穿制服的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聚在一起，大家都以天下为己任。 　　朱德虽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但不久对国事就比对正规课程还有兴趣。可他仍然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听戴假辫子的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这些教师虽然批评新的改革太少、太小，却还不敢明斥朝廷。 　　立宪君主派的教师比共和派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所以有许多学生追随左右，甚至可以略微自由地提到他们的《四川日报》，这家报纸当时还是半公开的。 　　共和派“同盟会”的会员，不得不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活动。高等师范学校内有种种传闻，据说有三名教师是同盟会会员，其中一名就是张澜。张澜曾在朱德仅仅上了一年学的顺庆新学校执过教鞭，后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虽然年届高龄，还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并任主席。 　　要想加入地下的同盟会，必须有会员两名作保证人，并且在入会仪式上歃血为盟，宣誓效忠。朱德正在多方探听谁是会员以便请求担保时，最方便的事来了。不知是谁，在他宿舍的枕头下面，塞进了一小张《民报》。这张小报显然已几经易手，一部分铅字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小报攻击立宪君主派，而且指出，新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朱德把这份小报一读再读，最后塞在另外一个同学的床上。 　　成都也有几所教会学校，但朱德和他的同学视那些学校的学生为“洋奴”。教会学校的学生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天地里，对于国事漠不关心，只想着他们的灵魂和来世，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只是为了做外国银行、大商行和教会机构的工作——着眼点都是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教会学校的学生是些超国家的男女，他们受到的是逆来顺受的教育，也从不打算把他们宣传的教义付诸实践。 　　朱德进入高师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是参观实验室。实验室令人自豪地拥有一架显微镜和一具人骨，据说那是从国外运来的外国人骨，所以看来兴趣很大。学校里挂有许多大的地图，还有一个彩色地球仪，这些都是引人注意的东西。体育科的一间教室里，挂有几张外国陆战和海战的彩色图。朱德对于这些挂图兴趣最浓，一再详细研究，直到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对这几张图仍记忆犹新。但是，学校里没有新式教科书，教师们有的靠记忆，有的靠在海外留学时的笔记在课堂讲课。 　　成都一派新生活的景象。新的官员鼓励当地开设工厂，发展家庭工业和手工业。一家新式缫丝厂，一家棉纺厂，一家造币厂和一家兵工厂都用新式机器开工了。朱德和四个本县朋友，从这一家串到那一家，希望看到新式机器。每到一家，他们都遭拒绝，只能站在墙外听听机器的转动声。 　　朱将军说，城市繁荣起来，乡间的农民却过着和以前一样的苦日子，承担着为贴补这些新的改革机构所需的新税。地主绅粮本来就一动不动，反对进步，现在则更加凶恶，还得了官职，自立新税，加在老百姓身上。朱德走到街头，时常听到一声大喊： 　　“大人来喽!清路!”接着就是一乘精致的轿子，抬着一个新官大老爷，作威作福地过去了。 　　成都西北角还有专为满族人——统治民族——居住的特别区域。普通人谁也不敢进去，除非他想挨一顿打。老百姓胼手胝足地工作，满族人却有津贴和皇粮，一生享受。也有一些满族官员愿意做些事情，可是大部分却情愿游手好闲，甚至不愿意把自己这一区整理干净。满族人只知道成天在市区里坐茶馆，老百姓都痛恨那种贪饕的神气。 　　愉快的一年弹指过去，朱德毕业了。在求学期间，一共交下五个朋友。其中一个叫秦昆，是成都读书人家的子弟，另外四个则和朱德同乡，都是仪陇县开明人家的子弟。这四名仪陇县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计划在家乡创办第一所近代化学校，他们邀请朱德参加，教授体育并兼总务主任，年薪一万二千钱。①朱德热心地答应下来，约定开学之日到仪陇县参加工作。 　　离家两年，朱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是怎样成了新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又是如何停留在旧时代中。在他跋山涉水回大湾的途中，他确信家里人能够谅解他为了在成都上学而说的谎话。他只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他们便会同意自己的新职业——特别是因为他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薪金，这不但可以偿还为他上学而借的债款，而且可以还清全家的债务。 　　他在动身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的时候，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待，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 　　说起这次回家，朱将军声调低沉，充满了伤感与忧愁。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给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 　　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的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者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他不得不尽量拖延吐露真情的时刻，他不敢说明以前曾对他们扯过谎，而今后是要去教授一门不体面的课程——体育。 　　离家两年期间，他家是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眼就很明白。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是补丁，到处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 　　“我知道他们觉得该给我说一门亲，”朱将军说，“我也知道我可以找来一份足以还清债务的嫁奁。可是他们总觉得我太高贵太有学问了，心中胆怯，连暗示一下这件事都不敢。他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当做金科玉律。只是在我热心地提到新的改革的时候，我的养父才说道，改革只对‘贵人’有好处，跟农民毫无关系。农民为改革付出了高额地租，付出了数不清的税，还要应付政府所能想出来的各种花样。市面上的布现在差不多都是外国货，比土布还要便宜，可是农民只有在衣服实在不能蔽体时才买上几尺。税吏每隔两三个月就来一次，把今年的税又收一道——新学校，新军制服，保安队，永远没建成的新路，整修水渠，以及为当地官员发饷，都是收税名目。地主为把所有的税转嫁到农民头上，提高了地租。要缴税，农民只有去借高利贷。面对着这种痛苦的不安和贫困，我热心提到的改良运动更显得无力和渺茫了。” 　　在养父家住了几天后，朱德到老家去看他的亲生父母和祖父母，然后又探访亲戚。每到一处，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在老家的时候，朱德终于坦白承认他扯了谎，并且告诉他们以后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他接着解释道，他可以挣钱，可以开始偿还家里的债务。 　　“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朱将军说。“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 　　“第二天早晨，我声明要去仪陇县帮助朋友创办学校。他们极力不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显露出来，可是我体会得到；我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回到养父家，我父亲已经在那里，他说我给全家丢了脸。养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听我为自己辩解：为什么扯谎，为什么这样做。我解释说，科举制度现在已经改了，以后每个考生都得有近代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国际法、历史和其他科目——而这些我都没念过。我在私塾念的功课已经大部分无用。我说，无论如何，我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我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同其他做官的人一样，压榨老百姓，才能够本；可是在新的中国里应该诚实。我提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到新式教育，说体育乃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养父是个很慈祥的人，就是不懂的事，他也愿意听个仔细。这件事本身使我大为苦恼，一夜失眠，独自躺在房里，打算重新估价整个生命的意义。我违背子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 　　“最后一晚难过之至，第二天早晨，我离家去仪陇县。一向疼爱我的养父，送了我好几里路才回去。他最后站住脚步转过身去，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的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那年他大概是六十岁了吧，很见衰老，穿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他往回走时，我哭了。” 　　他，一个新的中国的人，一步又一步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他来到了仪陇县，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 　　他和四个同事——李、刘、田、张，本来就料到会遭受旧私塾、旧学究的反对，但却没有想到，刚开学不久，就被卷进公开的斗争里去了。 　　象成都这样的大城市，据朱将军解释，“封建势力已逐渐衰落，但在农村里，地主绅粮和他们的一伙还在作威作福，统制一切思想和行为，支配衙门、警察甚至地方军队。旧学究出身于这种门第，他们普遍排斥新学问，认为新学问野蛮，有损国粹。”其实，朱将军说，新学问仅仅威胁他们的生财之道。 　　除了传统的封建势力外，也还有一些进步的家庭——知识分子和商人，深知中国若不改革，必将自毁。朱德的几个同事就是这种家庭出身的。这种力量毕竟还弱小，因此，新学校开学时，只不过有十二个孩子入学。即或是十二个，保守派也大为震惊，因而警告说，要小心“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为新学问而展开的斗争，就以这样的前哨战开始了。不久，流言蜚语传了出来，说新教师都是些“假洋鬼子”，他们剪掉长指甲，头戴假辫子，专教野蛮思想；并说他们把什么孝道、正义以及什么妇人贞操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要不然，为什么新教师不象其他品行端正的年轻人那样，到现在还不结婚呢? 　　议论归议论，却有一些学生从旧私塾转到新学校来。于是，保守派更加大肆攻击了。他们说，新教师里有一个姓朱的，出身贫贱，教一门什么“体育”课，所谓体育，就是叫孩子们脱光衣服，在教师面前做柔身体操，让他们出丑!体力锻炼是老百姓和苦力们的事，绅粮家的子弟只应该动动脑筋! 　　朱将军说，“这条战线，不久就越出旧私塾，一直扩展到家庭、街头、商店、茶馆和寺庙。我们被称为人类的渣滓——由于违情背道的原因而不结婚的男人。象丫鬟一类的姑娘在路上见到我们，马上掉头逃跑，男人们则站住脚步怒目而视，小孩子也向我们扔石块。 　　“我们的学生家长以很大的勇气和精力来卫护我们，父老们轮流来看我上体育课。他们向外间解释，学生并没有脱光，都穿着短褂、裤衩，而且学生也应该身体强壮起来，免得生病，叫敌人残杀。他们还说，这些教师所毕业的学校，就是总督开办的。 　　“然而，这仍然无济于事。一九〇七年年底，学校被暂时封闭了，教师被带到知县面前，我还被斥为教授猥亵的课程。教师和家长都为我辩护。 　　“那一回，我第一次发表了公开演说。当时讲的是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大致是解释我的教育方法，按照在成都学校所学的，说明体育和运动的意义。我还说明，这种体育课是保持学生健康和增强学生体质的办法，所有新学校都采用。外国敌人接二连三打败我们中国，我解释说，我们就应该和他们一样锻炼身体，免得重蹈印度的覆辙。 　　“我们获得胜诉，学校复课了，但是封建势力立刻又告了一状，说我们贪污学校基金。进步力量这回又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又告胜利。另外的状子又递上去了，这一次告的乃是我们剪掉辫子，装的是假辫子。这等于是对朝廷的叛逆罪，我们又用事实证明这是诬告。 　　“到那时，我们的名声更响了，支持者也更多了，学校已经收了七十多名学生。旧势力在法律上接连失败，一般舆论也反对他们，他们又采用了各种卑陋手段。他们雇用流氓在学校门前打翻粪桶和尿桶，还是制不服我们，于是又收罗打手在街头袭击。 　　“为了让学生学会自卫，我教学生学武术，拳棒都用得上。我们手拿棍棒同街上的暴徒大打一场，并且抓住几个流氓，送到官府去。这些家伙为了顾全自己，也只好把出钱的人供了出来。” 　　据朱将军说，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同样的斗争。除去在大港口城市以外，学生为了获得接受新教育的权利必须进行斗争，而且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自卫上。 　　仪陇的新学校也是新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它渗透了这座县城，也渗透到邻近的村镇里。不久，老百姓就指出，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腐败、最专制的王朝，清廷宣布实行维新，并不是因为它要求一个近代化的中国，而是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作这样的宣布，以保全自己。西太后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死了，但在她死的前一天，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被她禁锢起来的光绪皇帝也被毒死了。临死时，年青的皇帝要求他的弟弟摄政王替他报仇。他指责西太后的走狗、戊戌变法运动的叛徒袁世凯将军是杀他的凶手。 　　因此，摄政王的第一个行动便是解除袁世凯本兼各职，并把他驱逐出北京——这一手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袁世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宠儿，在辛亥以后，把袁世凯扶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而把当选总统的孙中山挤走的正是这些人。 　　朱将军提到，仪陇县这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是重要的经历之一，因为这使他了解到封建势力是怎样地蠢蠢而动，同时，他也获得了积极斗争的信心。他的知识和眼界开阔了，国家危难越来越多，他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在仪陇县的一年里，他和成都时期的学友秦昆书信往还。秦昆有意进入成都军官学校，却因家庭阻拦，无法如愿。另外，朱德听说，私塾时期的好友吴绍伯在高等师范毕业以后，如今已到了云南省，进入那里新设的讲武堂。他也是因为家里不准他厕身行伍而采取这办法的。 　　秦昆不断地劝朱德到成都去，再一同从成都出走到云南进讲武堂，这样高飞远走，家里也就无须承认孩子当兵而觉得脸上无光了。一九〇八年的新学年虽然已经开始，朱德的朋友们却鼓励他前往。朱德到仪陇县后，已着手清还家里为他借的旧账，手里只留些生活费，哪里有去云南的旅费?不过，同校的教师们还是给他凑足了款子，解决了问题。 　　离开仪陇县之前，朱德和四位当教师的朋友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共同发誓，在中国从清廷和外国压制下解放出来之前，绝对不求官，不做官，而且立志不娶!他们庄严宣称：中国青年从李、刘、田、张、朱这五个人身上，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献身。 　　家里既然不能再仰仗于他的钱，朱德决定在赴成都以前回家一行，说明实情。为了免于面子难堪，他知道他们绝不会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参加了军队。他还要向家里保证，只要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挣到钱，就再帮助家里还债。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初，他动身回家。“我在家只住了一晚，可是一晚上就够受了，”朱将军说。“我向家里说明我要参加新军，全家人都以为我疯了。”当教师教那种野蛮的体育还没有什么，可是去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兵，他们可受不住了。他们开始显得很和蔼，小心地劝他留在家里，休养休养脑筋；他们认为念书念得太多，影响了他的脑筋。等他说明他完全清醒，并且决定献身于从满族和外国的统治下解放中国的事业时，“反应是可怕的，太可怕了!”对于他的养父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起程去成都那天，竟没有一个人来送别。他离开了他的家，以为一个流浪者，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在跟他作对。 　　“那的确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朱将军说，“不过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 　　① 朱德当时的年薪是一百二十吊铜钱。按一吊为一千，应为十二万铜钱。——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