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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在新的一年开始时，对中国局势作了简要的叙述： 　　复兴中华和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就是共匪尚未完全肃清。这些土匪都是煽动性的青年，借口抗战，毁灭村庄，进行无法无天的活动，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妨碍了新中华的进步和大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他们是目前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我们应该在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进行战斗。 　　日本报纸登载过许多同类性质的报道，这篇报道则是在盟国反攻亚洲前夕发表的。那时，华北解放区和外界断绝了全部联系已达三年之久。史迪威将军看到盟军反攻的准备已如箭在弦，便要求蒋介石准予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解放区去搜集有关敌人的军事情报。他的意见最初被拒绝，过了一个月才获批准。 　　同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也要求准许到华北去采访，以便报道当地抗日斗争的事实。他们最初也被拒绝了。 　　到了五月，蒋介石准许一批外国记者和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记者访问西北，条件为逗留时间限三个月。据说，他曾这样说，记者们只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司令部，是无法看到在赤色宣传幕后的真实情况的。在去西北的途中，他们还应该访问在西安的胡宗南军队，参观西安的一个政治犯集中营，并且穿过还在军阀阎锡山军队手中的晋东南地区。 　　西安集中营早就为这批中外记者作了布置，经过挑选的犯人站出来代表其他人讲话。有一个人说，他过去是共产党，自动投到集中营来，关在里面接受改造!记者们到达延安边区以前，一路之上，经常有人把一些自称来自饥饿恐怖的共区的难民的人，介绍给他们。 　　五月底，记者们跨过黄河，进入共产党地区。有三四名八路军的年轻战士前来迎接，领他们到王震将军的司令部。王震这一旅人在三年前调到前线来，保卫南泥湾，以免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攻击。 　　外国记者经过这次采访而撰写的三本书——哈里森·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都以近乎惊佩的字句来描述南泥湾。三万四千英亩渺无人烟的荒地，如今成了粮丰菜熟的良田；山坡上新挖出来的窑洞星罗棋布；几千名从山西战区来的农民难民住进这里的新村子；合作社、小工厂和学校如雨后春笋，羊群漫山遍野吃草。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些记者第一次看到丰衣足食的中国军队和农民。他们第一次遇到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和战士，而且和他们交谈起来。 　　六月六日，一行出发前往延安，王震从司令部里跑步出来，召集部队集合，为他们送行： 　　“盟军登陆诺曼第!第二战场开辟了!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延安和朱德将军谈过话的外国记者都这样说：他说话不多，思考问题时具有军人的准确性。他向记者们坦率地说明了有关帮助盟国反攻的计划。 　　他说，延安欢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观察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所有地下的抗日情报网都可以协助他们工作。他指出，情报网是遍及沦陷区各大城镇的。 　　朱将军还表示了一个后来从未实现的希望：他的部队愿意接受盟国的“某些小型军事物资”，诸如步枪、轻机枪、步兵炮、炸药和弹药。有了这些物资，再加上不时对于特定战役予以空中支援，他的军队就可以收复重要战略城镇，使敌人的所有重要交通线陷于瘫痪。他又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或是独立作战，或是作为附属于登上中国大陆的盟国军队的一个作战单位，对于盟军都可以有极大贡献。当时，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曾提出设置在华盟军司令部以统一中国军队和防止内战的建议。朱德说，他并不反对这个建议。在登陆欧洲和最终攻占德国的战役中，英国曾经接受一个美国的总司令，因此，朱德认为设立盟军最高司令部必将间接地为中国的统一和团结打下基础，因为“中国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而我们的部队是坚决维护盟国之间无条件的团结的”。他还补充说，他愿意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置于当时已被提名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之下。 　　然而，朱将军的意见未获任何结果。那年秋天，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建立了总部，但那种想把全部中国军队置于一名盟军总司令之下的酝酿，使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要把他变成“奴隶”。十月，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史迪威被调回国，美国国防部并且命令他不得发表公开声明，因为中国问题具有“爆炸性”。 　　史迪威被召回以后，魏德迈接替遗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集团获得了畅通无阻的绿灯信号。根据《纽约时报》记者阿金森的说法，美国从此支持一个腐败和垂死的政权。从那时起，中国内战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朱德将军在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后不久，用毫不含混的语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国民党的力量太弱了。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因而提出了“中国是否能够抗战到底”的问题。……中国有一句老话，“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好，我们在华北就有三百万个臭皮匠——我们的军队和民兵。我们还在人民中选举代表，组织村、县和区政府。把他们也算在里面，看看他们抵得上多少诸葛亮。……国民党封锁我们，因此我们自力更生。人民只要能够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即使没有外界的供应，也可以团结一致抵抗日本。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名字同慈禧太后、袁世凯、段祺瑞和其他“人物”并列。如果蒋介石还不了解自己因为什么失败，他的名字不久倒可以接在这张名单的后面。清朝的高压和花言巧语并没有将人民镇压下去，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没有办到。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办得到。我们是在警告现在的独裁者。 　　朱将军还说明，解放区的衣食都可以自给自足了。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已经成了家庭职业，可是各边区根据地的小兵工厂还不能为军队供应充足的军火。敌后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有些地方的村镇曾遭敌军部队蹂躏达十几次之多，解放区边界有些地方则曾遭国民党军队蹂躏达六、七十次之多。尽管如此，直到一九四二年，解放区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在整个封锁时期，朱德继续说，国民党军队对日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政策，每逢敌军进攻便向后溃退，并且根据“中国已经尽了作战努力”的理论，等待盟国去胜利地结束战争。当日军在盟军的反攻下，被迫打开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且打击美军在华南的机场的时候，面黄肌瘦、全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敌人在六个月内就完成了任务。可是在同一时期内，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反攻，把日军赶出了八万平方英里的地区，解放了几千万中国人民。 　　朱将军又补充说，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的时候，八路军的实有人数是八万名；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已经发展到六十万名正规军和二百万名民兵；在这段时期内，正规部队伤亡大约近四十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阵亡。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