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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烈士的遗孀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邓寅初在南京的监狱里等待处死，他回顾了同他妻子度过的那些困苦年月。她每次来探监都使他重新回忆起这些往事。往事并不愉快。现在她付给监狱长一百块大洋以便能同他谈几分钟话，她告诉丈夫说，她已经筹集了三千元钱来营救他。有了这笔钱她已经同监狱长和法官谈妥想法让他逃走。他满怀希望地在监狱里等着实现她的诺言。 　　邓想到过去他对待华娟的态度就感到良心上的责备。但是他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多年来他一直同她作斗争。革命把他俩推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他们虽然是奉父母之命的结合，婚后到也相亲相爱。这种爱情一直没有破裂，直到一九二五年，即他被捕之前一年。他们的三个孩子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虽然他爱她，却从来不了解她。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同人喝茶聊天或打麻将上面，爱时髦好打扮。但或许女人都是如此。 　　她也爱金钱，或许这也不算太坏，因为他自己对金钱的价值没有什么概念，在他结婚的十年中，他把全部薪金都交给了她。她把这笔钱以她自己的名义存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并通过一个经手人放高利贷，这些年来连本带利几乎翻了一番。她以一个赌徒的贪婪目光看着这笔日益增多的钱。邓原谅了她，心想这只不过是为了家人日后免受拮据之苦。此刻他感到肯定她是用这笔积蓄来营救他的生命。 　　他回忆起他曾经如何设法使她对公共事务感到兴趣。他先是买了书报给她看，并热情地将他的一些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她。但她把他买来的书和杂志装在库房的一个箱子里让它们发霉变烂。当他想向她灌输他的思想时，她就对他怒目而视，很不耐烦。 　　“谁统治中国管你什么事?”她抱怨说。“你现在有地位，薪水也高。如果你参加到这些危险的阴谋中去，只会连累我和我们的孩子。” 　　对那些来看她丈夫的男人，她先是怀疑，当她听到他们谈的就是邓想方设法要灌输给她的那种思想时，她就采取敌对的态度，把他们一个个都赶了出去。 　　邓曾幻想华娟能够做到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朋友和同志。他一再要以他和朋友们的那些丰富思想和秘密计划去说服华娟。他的朋友们比他明智些，一再警告他这些事情要向她保密。但他爱她，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同妻子的冲突也增多了，但看到她泪流满面时，他又感到后悔。他会把她抱在怀里，倒在床上，在柔情脉脉中答应要保护她，同他那帮朋友和要牵连到她的种种活动一刀两断。她会满意一阵子，他们的生活也会平静一个时期。然后他又会回到他自己那些思想和计划中去，家庭的矛盾重新又起；这些思想再次又会在他妻子的怀抱里和哭泣声中烟消云散。他在她怀抱里又会向她作出新的许诺。 　　有时半夜里他也会醒过来想到这种烦人的斗争，认为他的朋友是对的，他的妻子不对。然而他又没有勇气和力量去坚持自己的信仰。有时他还会想到同他睡觉的第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父亲花了几千元钱买来的小妾。她的年龄差不多比他大十岁，就是这个小妾教给他所谓做爱的秘密。 　　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此后的四年里他总是暗地里听从她的召唤，犹如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听从主子的命令一样俯首帖耳。他总是以妒忌的眼光看着她，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愁眉不展，被病态的情欲和犯罪心理的精神重压所折磨的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后来他的父亲似乎终于意识到有点不正常就突然送他到国外去深造。即使此后不久他就得知这个姘妇患病后神秘地去世了，但她对他的支配力始终未消失。他在遇见的每个女人中去寻找她的影子。后来他同意父母之命结婚后，他也只是把妻子想象成那第一个女人的化身。 　　邓回忆起他如何常常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凝视着熟睡中的妻子，想从那模糊的面孔中找到同先前那个女人的相似之处，但却是徒然。他妻子身材矮小，白皙的皮肤，长着一双小眼睛。这是一种毫无生气，愚蠢的美，长着一张象洋娃娃般的脸孔，但她竭力要保持某种魅力。但他的第一个女人身材頎长，有两只明亮的大黑眼睛。她是他的第一个情人也是最后的一个情人。然而在他妻子身上也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当他搂着她时，他的脑子里又涌现出过去的回忆，仿佛仍迷恋在那个情人的怀抱里。这种珍贵的回忆使他多年来怠慢了他的朋友，也疏远了革命。 　　邓回忆起他最终使自己摆脱了妻子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一种新的激情取代了他的怀旧的恋情。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晚上，当时上海大屠杀的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中国。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到处都在议论罢工，抵制和战斗的消息。那天他很晚才回家，希望从他妻子那里也能发现象他一样激动和坚决的心情。她见到他，妩媚地微笑着。她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他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无动于衷地看着他的脸。 　　“这些人一直干坏事”，她厌恶地说。“他们总想制造麻烦!” 　　“你指的是什么人?”他惊愕地问。 　　“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他们没有责任感。你的朋友也一样，他们对你产生了不良影响。”他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她那张空虚的面孔。 　　“怎么了?”她说着，嘴唇有点发颤，眼圈也红了。她用双手抓住他的手臂。但他仍然发愣地盯着她，仿佛她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然后他缓慢但坚决地放开她的双臂，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就离开了这个家。 　　从此以后他就秘密地进行工作，在她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她的烦躁，愤怒和眼泪凝结成一股强烈的仇恨用以对付他的朋友和席卷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南京她见到朋友就诉说她的痛苦，她的这种背后议论也传到邓寅初朋友的耳朵里。邓只对他们说：“她对我们的工作毫无所知。我从未同她谈过我们的事。”但他们担心，因为她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最后，一个急性子的姓吴的人决定采取行动。有一天他出现在她家，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已听说你在背后对邓的政治活动说三道四。我警告你——你这样做会断送他的性命。如果你的这些闲言碎语传到军阀的耳朵里，他就得被捕杀头。” 　　她气得脸色发白。“你们都是赤色分子!是你们在断送他的性命。你们有什么权利要他去干这些活动。他是我的丈夫!” 　　“我严肃地警告你，军阀到处都有耳目。除了你没有别的人在抱怨他。” 　　“你是个坏蛋——立即从我家滚出去!”她尖声叫喊道。 　　华娟又在整个南京城里兜售她的新创伤。那个姓吴的赤色分子侮辱了她!吴听到她的新攻击，不声不响地卷起铺盖搬走了，担心他自己也呆不长了。当邓用坚定的语言对她的行为提出抗议时，她就对他怒骂，从屋里跑了出去。 　　接着邓就被捕了，在几个小时内就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华娟受到的打击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痛苦。当她的朋友来访并要她以妻子的身份去监狱同当局商量通过贿赂营救他时，她开始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等她骂完了，就直截了当地要她想一想，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使她的丈夫获得释放。这只有她才能做到，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一个敢于冒他们的生命去为他谈判。 　　“那末谁来付这笔贿赂的钱呢?”她怒冲冲地问道。 　　“我们会付的，”他们对她保证。 　　说到他们会付钱时，她的怒气缓和了些。最后她终于同意了。 　　华娟在南京到处找门路，最后谈成要用三万元才有可能使邓寅初出狱。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邓的朋友们都很穷。华娟在上海银行里的存款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但她一句口风也不露。这是邓的朋友们造成的灾难，这笔钱理应由他们来付!后来钱开始给她送来了。首先是邓寅初的老父亲从四川电汇来一万五千元，并准备亲自来南京帮助救他的儿子。邓的朋友们东拼西凑，这里凑起一千，那里凑成五千。 　　最后整个数目都交到华娟的手里了，她看着这一大笔钱，心想把这样许多钱交给当局真有点舍不得。华娟感到她有权了，金钱就是权力。她开始同法官和狱吏进行谈判，犹如她到商店里买东西时讨价还价一样。 　　“三万元太多了——我们是穷人……没有这么多钱……我只出得起五千元……那末七千如何?” 　　日子一天天过去，威胁也越来越临近，后来她出价一万元。两次宣布处决，两次都推迟了，当局是在等那笔钱。但他们要求三万元，一分不能少。此外，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她的讨价还价使得他们丢失面子，好象把他们看成是普通老百姓而忘了是有权有势的高官。 　　那些朋友们急得满头大汗，经常出入华娟的家门。就给他们三万元，朋友们恳求她把全部三万元都付给他们。华娟看到他们要依靠她，开心地笑了，这些人在一周之前还对她如此之坏! 　　“如果我把寅初放出来，”她说，“你们能答应将来不再来找他去干你们那种造反的勾当吗?”那些人看着她，黑眼珠里充满着担心和痛恨。 　　“好，我们答应，”他们回答说。“我们什么都答应——只要你付了这笔钱把他释放出来。” 　　“我会付的”，她说，“不过这些当权的少给点也行，如果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知道怎样同他们打交道。” 　　对华娟来说这整个情况是非常有趣和激动人心的——正如她读过的一些小说里的情况一样。她常常把自己比作小说中的女主角——一个掌握着皇朝命运的绝代佳人。她记忆起历史上的一些美貌女子如何采取狡猾和利用性爱的手段使得她们的家庭爬到显赫的地位并使她们的敌人遭到毁灭的。她记起了一部现代的小说中一个叛徒被枪决。那叛徒的朋友们把他的身体抢救走后发现只中了一颗子弹，而且不在致命处。他们使他恢复了知觉，养好了伤口。华娟想入非非地认为自己也可做同样的事情。她还以女色取悦当权人物——从而省下一万或五千元——她要粉碎邓的朋友，他们要对邓的入狱负责，而如果最终她的丈夫被枪决，她将用汽车把尸体运到一家医院去把他救活。 　　华娟着手去实现她的梦想。一天她在讨价还价毫无成果之后从监狱里回来，一面喝着茶，一面感到她应该采取一些新办法。她去到一家绸子店，买了几件旗袍料子，然后坐上人力车到她的裁缝那里要他赶着做衣服。她将穿着崭新的旗袍出现在当权人物面前。从裁缝铺里出来，一想到回家要碰到那些满头大汗白天黑夜到她家里来催促，请求她的人，就感到忍受不了。每天没有这些烦人的来客，她的生活已经够受的了!她肩负着要营救邓的生命和省下一半贿赂钱的重任!在重重困难中，她乘车到一个水果店，挑了一篮子上等芒果。她提着芒果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她在朋友那里消磨了一下午好几个倦人的小时，一面吃着芒果，一面诉说着她的苦楚和困难。 　　第二天早晨懒洋洋地起来又要去面对她的难题，但外面，全城都在传播一个消息，说邓寅初当天要被枪决。有人给华娟写了一个条子告诉她这个消息，但她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说，“这是第三次威胁了。他们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压诈出那三万元钱而已!” 　　一小时之内南京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人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街头。外国人也混在好奇的人群里。街那头过来一大队士兵——在队伍中间瘦高身材的邓寅初双手倒绑着。他光着脑袋，那瘦削而敏感的脸上流露出苍白而绝望的神情。面对着那些张口结舌的围观者，那些没有动一个指头去营救他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他高喊着：“我要给枪毙了!我是个国民党!我为革命出过力!打倒孙传芳!打倒一切压迫者!”从一条街到另条街他发哑的嗓子高喊着。 　　人们瞪大了眼睛看着，偶然有人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队伍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人，挤到士兵的跟前，争着要看看一个走向刑场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密密麻麻的人群把刑场围成一个半圆形。他们以看旧戏那样激动的心情看着士兵们排成行，等待口令开枪。人们争着站到前排去以便看得更清楚。 　　邓寅初被带到一块空地上，后面站着一排士兵。他孤伶伶地站在行刑队面前，脸朝着张嘴结舌站在那里围观的成千上万男男女女，他抬起了头，朝着中国这片精神上的沙漠高喊： 　　“打倒孙传芳!打倒压迫者!革命万……!” 　　一梭子子弹把他的最后一句打断了。他的身体动弹了一下然后扑倒在地上，他的头栽倒在土里。接着又打了长长的一梭子子弹。然后一名军官走上前去，把身体踢翻过来让死者的脸朝上，举起他的手枪，对准死者的嘴又打了一枪。 　　在人群中有个人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四周的人闪开留出一块空地，然后呆呆地站着看他，还发出一些笑声。没有人弯下身去扶他。有个人还用脚踢踢他的腰，看看他是否死了。倒在地上的人一动也不动。一小群人围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又转过身去看更热闹的那场戏。…… 　　士兵的队伍开走了，邓寅初的尸体留在那里喂狗。因为邓是一个革命党，他的尸体不准搬动。群众往前移动，眼睛仍然盯着那死者的身体，然后向四面八方散开去对亲友和家人诉述他们亲眼所见的这幕戏剧。 　　最后剩下一小群好奇到家的人，那个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人，还有一个两眼发楞呆若木鸡站着的人。这个发呆的终于清醒过来了。他的眼睛盯着倒在地上的那个人。他抽泣着跪到地下，把地上的人翻过身来不觉“呜……呜”地大哭起来。那个不省人事的苏醒过来了，那个呆若木鸡的叫了一辆人力车，抱起那个象瘫痪了的人，给拉走了。 　　转身从目瞪口呆的人群中匆匆离去的人中，有一个是邓寅初的妻子华娟。当她终于听到邓要被拉出去枪决的消息时，她打了电话要了一辆汽车。在她脑子里装的是那个小说里的故事，一个被枪决的人被他的朋友救起后又养好伤恢复了健康。她也要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救活她的丈夫!但当她到站行刑场地时，她无法挤进那围得严严实实的人群中去。她听到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一排枪声。接着又扫射了一阵子，就好象整个部队在打仗。最后又用手枪打了一枪。一个身子趴在另一个人肩上的人说：“嗨，这家伙完蛋了!”惊慌失措的华娟转身上了汽车急速回到了家。当那司机要四毛钱小费时，她对着他大声嚷嚷：“你头脑发昏了!”即使司机坐在那里伸着手，也不给。 　　那天晚上，几个黑影子趁着袭击南京的一场狂风暴雨，摸黑来到躺着邓寅初尸体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交头接耳议论了一番，抬起了一个东西，匆匆忙忙往前走去。邓的尸体被埋葬在一长条干土地上，外表上同四周的黄土没有区别。第二天新闻报道说那卖国贼的尸体在夜里被盗。南京狼狗的一顿美餐给抢夺走了。 　　邓寅初的父亲在邓被枪毙两天后到达了。他在南京住了一周。在最后一天他回到华娟的家中，收拾好他的行李，然后板着脸对她说：“是你杀害了我的儿子!” 　　华娟开始哭泣。“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姓吴、姓蔡、姓王他们一伙干的。他们把寅初引入歧途。我想要营救他……我象奴隶一样不分昼夜地奔波。现在他们可以随便指责我。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一个寡妇。我带着三个孩子无依无靠!如果寅初活着，他们就不敢这样欺侮我!” 　　那位老父亲等她诉完了苦，又再次说：“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甚至不肯拿出我寄来救他命的那一万五千元钱!” 　　她的眼睛都哭红了，这女人伤心地抽泣着：“现在你大概想把这笔钱要回去……甚至要从寅初的孩子手里把钱要回去!” 　　那老人转身迈着痛苦的脚步离开了她的家。 　　华娟只剩下孤伶伶一个人了。过去经常出入她家门的那些邓寅初的朋友，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她只好对那少数几个前来安慰她的女友诉说衷肠。她的丈夫是邓的那些赤党朋友给害死的!她一再指名道姓地提到那些人。当她的这些咒骂声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后，他们一个个卷起铺盖离开了南京。 　　在这个时期的大历史事件中，邓寅初被害的细节已经被人遗忘了。他的名字，一个国民党烈士的名声仍然流芳千古。华娟作为烈士的遗孀和烈士儿子的母亲也慢慢开始出名了。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南方的军队占领了南京，旧军阀的部队纷纷逃跑。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继续往前发展；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尖锐冲突中爆发了。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在南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国民党把所有人都清除出去了，留下的只有军阀，地主和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邓的许多朋友过着惊弓之鸟一样的生活。 　　新军阀宣布邓是他们的一位烈士并决定他的遗孀和子女有权享受终身的年金。他们给了这个遗孀一大笔钱用于补开追悼会和葬礼。当她唠叨着说这笔年金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之用，他们又给了她一大笔钱以便她的子女日后可以送到外国去上大学。 　　华娟这个遗孀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忠贞不渝的妻子而闻名遐迩，她一直毫不动摇地伴随着她的丈夫身旁，帮助他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她也经常谈起自己过去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官僚们来拜访她，对她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她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活动以增添政府的光荣——去完成邓寅初的未竟之业。” 　　有了新的官方职务后，烈士的遗孀不能再受到邓寅初的子女们的拖累。她写信给在四川的邓的老父亲，建议他将孙儿辈带去抚养。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寡妇，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很难维持她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她说毕竟孩子是属于邓家的。因此四川老家派了一个人到南京来，把三个孩子接回老家去了。 　　华娟现在可以自由地去“完成邓的未竟之业”了。为了这一艰难重任，她先去上海买了几件新的旗袍，许多外国香水，冷霜，粉和胭脂。她烫起了头发，再加上一番精心的打扮，她就可以消除过去苦难的所有痕迹。 　　她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致一位年事已高的官员不禁对她投以爱慕的眼光。老头子过去曾在湖南当过官，是一名国民党的老资格党员。他的名字叫傅光川，是个巨富。华娟一想到他时几乎连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作为新军阀的一名仆从，当反革命开始时，他也曾参与湖南省的清党工作。当时的报刊报道“他曾在自己的区里反对过亦色分子——并实行残酷打击。” 　　华娟也频送秋波以回报傅光川的爱慕眼光。确实老头子曾同一个旧式的女人结了婚，但他把妻子留在湖南的老家；确实他有十个子女。但在这革命的岁月里离婚对一个官僚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后不久，傅光川的司机告诉傅所在机关里的茶房一点内幕新闻。那茶房又告诉了另外一个朋友，那朋友又告诉了一名低级官员。他说有时候他的上司晚上去拜访华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离去!这条新闻不胫而走，最后也传到华娟的耳朵里。有一天她去拜会了那位有权有势的傅长官，她走过走廊时，许多争吵不休的职员都偃旗息鼓了。有人发出了笑声，她愤怒地转过脸去盯了一眼。到了那个月底，被她的眼光不幸而落到头上的两个人接到他们上司的通知说，他们工作做得很不好，请他们另谋高就。那个犯了过错的司机也失去了工作，那茶房也终于流落街头了。 　　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傅光川属下的一名分局局长到上海去过周末，看最新的电影，上跳舞厅，玩歌女。有天晚上他回到旅馆迎面碰到那个老官僚和华娟。他们刚要走进一个房间，听到脚步声，就转过身来。他诚惶诚恐地发楞了好一会。第二个星期一他回到南京后马上被召去见那位有权有势的上司。那老头先讲了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类的话，并对这个年轻人的克尽职守表示欣赏。忠于职守在新革命政权下应给予奖励。这个年轻人被提拔为该部一个主要局的局长。今后如能继续作出贡献，还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那年轻的官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并向他的上司保证为了革命和他们的国民党，甘愿献出他的生命。在任何危急情况下他的长官都可以信赖他。 　　接着，该部的会计开始遇到许多麻烦。开销与月俱增。该部采购供应品的上海公司方面寄来一笔总账，有时是一些假账。最近这里有两笔账要他支付。一笔是逐条列明的，包括十二条女用手绢，每条三元。第二笔包括两块桌布和餐巾，一匹绸子和一箱丝袜。 　　那老官僚看到这些账目惊讶不已。弄错了吧!他得调查清楚。几天以后，把会计叫了进来，给了他两笔新账。把手绢那笔账改成部里用的一打毛巾，第二笔是各类杂货的总账。在这同时，傅光川站起来发了一通小小的演说。他很高兴手下有他这样一个会计能注意照管部内的开支。正如最近蒋介石所说的，在当今的官场中这种诚实是罕见的。因此该会计的薪金每月增加四十元，今后再有贡献还可以得到类似的奖赏! 　　那会计对提薪表示感谢，并说他工作不是为了金钱，为党效劳领取薪水已感到很惭愧，但由于饥荒，水灾和共党在内地的掠夺，他不得不依赖金钱才能生存下去。他在将来，也将一如既往，一定继续无私地为公众效劳。 　　华娟是国民党里的一朵香花，能在许多方面“去完成邓的未竟之业”。有一次她在大街上面对面遇见了邓从前的一个姓吴的朋友，也就是曾警告过她的流言蜚语将会使邓置于死地，并在看到邓被枪决以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的那个姓吴的。他现在穿着一件破西服，一顶帽子，在他的上嘴角有块伤疤，好象有人在他嘴上猛击过一拳。华娟穿着一件时髦的上海旗袍，停下来对他亲切地微笑。他却没有笑，而是带有讽刺意味地用她的全名对她说：“我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了，孙华娟!” 　　她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然后愤愤地说：“我是在尽自己的天职!” 　　“就同过去一样地尽职!”他指出。 　　华娟由不满变成恼怒了。“我听说你同过去一样仍是一个赤色分子!仍在干反政府的勾当!” 　　吴微笑着。华娟怒火中烧，为了显示她消息灵通和握有权力，她说：“实际上我在政府要处决的一份人名单里看到过有你的名字!” 　　“或许你也会同过去一样充当他们的帮凶，孙华娟!”吴回答说。然后他轻蔑地从她身边走过，朝着一条小街走去。 　　那天晚上华娟哭了。傅光川看到他的小宝贝流眼泪就心痛。这都是因为她在街上遇见的那个姓吴的人给气哭的。吴是个赤色分子，也是使邓被捕的一个人。现在他居然又在南京的大街上侮辱她! 　　那老头子忿怒了。这个人得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就让警察去抓起来!但是他的小宝贝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土匪而哭得死去活来。她应当有她日夜盼望的那种宝石耳环，她应当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眼泪还是不断地流着：“这都是因为我是个穷女人，又孤身一人，别人才敢这样对待我，”她一面哭泣一面诉说着。“如果邓寅初活着，他会保护我……不过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供你玩弄的一个寡妇。你的老婆可以受到你的名誉地位的保护——我什么也没有!” 　　傅光川竭力争辩，说他爱她。他的老婆已经老了，是十个孩子的母亲。不过要他娶个年轻妻子面子上过不去。 　　“是的，”她哭泣着说，“我只是烈士的遗孀!我只配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革命，但是不配同你结婚。” 　　那老头走过去把她的眼泪吻干。最终他倒在她的怀抱里，满口答应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过了一阵，华娟又向他抱怨：“人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俩的事。但我知道谁在捣鬼，就是那个文富安教授。他想抵赖他不是一个赤色分子，但邓寅初秘密地告诉过她，他是个共党。这就是他在背后造我们谣的原因!” 　　几天以后，一个朋友去访问文富安并警告他应当立刻离开南京，否则将作为一名共党而被捕。文富安大惊失色。他说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那也没有用，那朋友说，有鉴于谣言的来头不小，当文富安听到傅光川的名字，他就回想起邓寅初死在旧军阀手里的事。旧军阀是几十名几十名杀，新军阀是成千上万地杀。当天晚上他就乘夜车逃往上海。 　　华娟长年为革命受苦受难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傅光川同老婆离了婚，把他的财产分给她一份，分给子女一份。他给华娟一大笔钱和他在上海的一些房地产。这些都在他跟她结婚之前办妥，因为除非这笔财产划归她自己的名下，他的子女有一天会对她拥有这笔财产的权利提出异议。她不是说他会死在她前面——她死也不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万一他先去世，最好还是先有个准备为好。 　　离婚和财产分割完后，华娟走到举行现代婚礼的一张桌子旁，那老头骄傲地站在她身边，把一位革命烈士的遗孀占为己有了。发表了许多有关现代婚姻(一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好处以及有关一个新社会的诞生等等在这类结婚的场合经常要说的那些话。“在这桩婚姻上”，有一个人诗意盎然地高声说着，“我们看到把爱情置于革命之上。还有什么比这对中国的未来更具有希望的了吗?” 　　有个发言的是那老头子机关里的一名年轻官员。这个人从傅光川的所有雇员那里筹集款子买了一份重礼送给他的上司。他代表同事发表了一通颂扬傅长官在官场上如何自律的美德。他说得许多客人连眼圈都发湿了，甚至那老头自己都哭了。 　　婚礼后，华娟感情深切地对前来贺喜的朋友们说：“现在我感到我可以对革命更好地效劳了!”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