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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拿活人当靶子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日记摘抄。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两位德国朋友从豫北旅行回来，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是去洛阳参观那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佛雕的。驻守洛阳的六十八师派了八名士兵作我们的警卫人员。我们一起站在龙门的一个小山坡上眺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田野，当兵的看到田野里男男女女的农民弯着腰在锄地。其中一个就说：‘我敢打赌，我的枪法比你们谁都强。’ 　　“牛皮已经吹出去了，所以他就举起枪，把枪托顶在肩上，对着在地里劳动的农民的手指瞄准。地上飞起一片尘土——没有打中。那伙当兵的就嘲笑他那蹩脚的枪法。接着他们一个挨一个地举起枪把农民当活靶子碰碰自己的运气。农民们一片惊慌，抱头四处逃窜就如一群惊弓之鸟。当兵的看到那些活靶子听到枪声后惊慌失措，丧魂落魄的样子，个个哈哈狂笑。末了两个当兵的走到我们跟前，递给我们枪，要我们试试枪法。我们是外国人，他们想看看是不是外国人的枪法比中国人要来的强。” 　　这两位德国朋友为人诚实可靠，所以我对他所讲的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深信无疑。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上海最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大言不惭地说出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控制的思想。消息是这样写的： 　　“美国水手同英国和日本的水手一道在长江上游每天以活人当靶子练枪法，这些在长江上的巡逻队将会成为海军里的神枪手。汉口以上长江沿岸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使航行在从汉口到宜昌和重庆的这段航线上的每艘轮船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消息就公然这样写!那末反过来，在纽约或伦敦的一份中文报纸是否也可以发表以下的一则消息： 　　“中国的水手同菲律宾和印度的水手一道在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沿岸每天以活人当靶子练枪法，这些在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上的巡逻队将会成为海军中的神枪手。这两条大河沿岸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使航行在这段航线上的每艘轮船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一位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中国航空邮包的飞行员对我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两天前我降落在汉口的一个停机场，照例有一些武装士兵前来守卫。飞机场就建筑在农田的旁边。机场四周没有筑上篱笆，但禁止农民在机场上穿行。不过我不知道农民是否知道禁止通行的规定。 　　“我看到两个农民从他们的地里朝机场这边走来。每个人的肩上都挑着一副重担。显然是为了节省时间和力气就抄近路越过机场。站在我飞机旁边的两名警卫没有发出一声警告，举起枪就向他们开枪!一颗子弹打在一个农民的脚上，另颗打在挑着的担子上。两个农民惊恐地站住朝我们这边张望。当兵的破口大骂着朝他们跑过去，手里提着枪。那两个农民放下担子，发愣了几秒钟，然后拔腿就跑，丧魂落魄地逃窜到田野那边去了。两个当兵的跑到担子旁边，用刺刀挑开盖子，在里面查抄了一番，然后将不要的东西点上一把火烧了。” 　　那位飞行员从座椅上站起来，用眼睛凝视着前方，似乎在看他所讲的那个场面。接着他又往下说：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类事情。两个星期以前，当我准备离开时，又看到一个挑着重担穿越机场抄近道的农民，一个戴着有国民党帽徽的帽子，穿着一身漂亮的卡叽布军装，系着武装带，穿一双高筒靴的中国军官站在我的身旁。他没有带枪，怒气冲冲地吆喝着朝那个农民奔过去。 　　“那个挑着一副重担的农民转过身来看了看。显然有点莫名其妙地站住了。农民见到军官来势汹汹，就放下担子，往后退了几步，转身要跑。那军官追上去一把抓住了他，二话没说就用他那沉重的皮靴往农民身上踢。那个农民光着脊背只穿有一条短裤，头上没有带帽，脚上汉有穿鞋，可以想象，那军官的靴脚踢上去有多重。 　　农民被踢倒在地，军官就朝在地上打滚的农民身上踢。那可怜的农民爬起来又被踢倒在地。我不知道要踢多久才能把人踢死。军官没完没了地踢着农民，直到他躺着动弹不得为止。他似乎再也吃不消了。 　　“军官拍拍身上的尘土，在机场旁边的草上擦擦他那双皮靴，他为了行使“职权”累得满头大汗，走回到我们身边……我看完了这一幕，然后准备起飞返回上海——但虽然半小时过去了，褐色的土地上仍然留着那个黑影子，那农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一位参加“剿共”——即南京的军阀及其帝国主义帮凶对内地工农革命军队的战争——的中国军官昨天对我说： 　　“要消灭江西的红军事实上不可能。所有农民都是赤色分子，即使我们占领了村庄，烧掉房子，人们等到一有机会还是去投靠红军。通常大多数人都跟着红军跑了，少数留下来的不是别的，都是奸细! 　　“我们的许多高级军官现在说，要消灭赤色分子的唯一办法是把江西的男女老少杀个精光。我们要将所有的村子和地区包围起来，投下毒气弹。那当然要杀死二千万人——但我们可以将西北灾区的农民移到江西来。” 　　另一个在听这位军官说话时中国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为什么你们不把要杀掉的这些江西农民分批运送到人烟稀少的西北灾区去垦荒呢?” 　　那位军官回答道：“那太危险了!那里离苏联太近，他们准会去投靠苏联人，不行!要消灭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江西的最后一个农民。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防止其他地区受他们的思想毒化。” 　　几天以前一个胖子朋友，南京财政部的一位顾问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个人是上海一家帝国主义刊物的编辑，他靠财政部给的“津贴”发了大财。他说道： 　　“解决中国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干脆把江西的全部人口统统消灭光!” 　　有一人插问：“那以后怎么办?整个省都没有人烟了!” 　　“对，以后重新出现的农民就不会是赤色分子了。” 　　上海的反共刊物《剿共》双月刊，在二月号那期里以下面的这段话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如果政府无法找到比目前所采取的更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得采取将红军势力很强的所有地区孤立起来，用毒气弹把他们统统杀光。” 　　一位从事反共宣传的国民党官员对我说： 　　“在这次同江西红军的战争中我们抓到了几千名赤色分子——但他们只不过是农民!” 　　“你们怎么处理他们?”有一个人问他。 　　“啊，当然是杀掉了——因为，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赤色分子! 　　“他们本人就是红军!我们做什么也不起作用。我们在军队里派了国民党宣传人员，每人带着小册子和传单，还有自卫的手枪。他们走到那里都给当地人民散发小册子和传单但不产生效果。所以我们唯一可行的就是采取其他手段。 　　“在有些苏区里我们把留在村里的人抓了起来，要他们人人都来登记并保证过去没有帮助过红军。那些能够找到地主、商人或其他有身份的人作保的就发给一枚证章，证明他没有问题。其余的都杀掉。我们对全区课以重税还要让当地的全体人民认购反共公债。我们要强迫他们支付剿共的费用，让他们把所有的土地退还给原来的主人，恢复过去的旧秩序。采取这些手段是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 　　以上就是中国统治阶级集团中，中国和外国的决策者用以解决产生工农红军的土地问题的“建设性”思想。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