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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路易·艾黎

埃德加·斯诺、埃文斯·卡尔森和我一起来到上海外滩一幢高楼的屋顶上。这是一九三七年年底。在黄浦江对岸，正在燃烧着的工厂设施上空浓烟滚滚。我们默然眺望了片刻之后，埃德说道：“大变样了!损失难以估计!”不久前曾经热心地倾听埃德讲述中国红军情况的卡尔森说道:“看来我们这里很需要你的陕北朋友们!” 　　以前我并不太了解埃德。在他来中国一年后，我碰巧和他在内蒙会面，之后，我只是断断续续见过他。后来，我又听到许多关于他在北京支援学生运动的事。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我们共同发起在整个非敌占区推动组织工业合作社，这时我才更熟悉他，赞赏他。在我们看来，一九三七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使抗战坚持下去。所以，几天后，我去找埃德商谈这个问题，并把我拟订的计划和我目睹杨树浦和虹口工业区遭受破坏的情况告诉他。埃德当时的妻子佩格(即海伦·斯诺)说道：“必须搞一个人民生产运动，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并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合起来。工业合作社就是答案!”埃德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并对其可能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回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了我的计划，然后又把它交给埃德补充和修改。他作了些修改后，转给《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印成小册子。就是这本小册子开始了这场“工合”运动。埃德还组织成立了上海“工合”促进会。最后请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把计划带到当时的首都武汉，与那里的抗日运动领导人商谈。结果，我被邀请到武汉去执行这项计划。 　　埃德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工合”要站住脚，必须得到国际援助。因而，他做了出色的工作，协助在香港组织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担任秘书。成立国际委员会甚至比给“工合”提供财政援助影响更广。国际委员会给艾达·普立特组织的美国委员会提供了渠道，使它能将援助物资直接运往战场，并且还能向它提供推动“工合”运动发展所需的物资。因而，知名人士埃琳诺·罗斯福也给予赞助。在这之前，美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为那些向日本出售废铁和石油的商人所左右。而此时，美国不少重要人物都出来声援。这在鼓舞重庆的抗战派方面，产生了直接和适时的影响，因为那时在政界中并不是人人都愿继续斗争到底的。 　　在此后多年内，不论埃德在印度、香港、菲律宾，还是在他自己的祖国美国，他都是“工合”的旗手。“工合”是一个十分醒目的口号，在当时的条件下，达到了应急的目的。这个口号在世界各国许多人中间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以脚踏实地的方式去解决危急的问题。在整个战争年代，埃德对“工合”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持。直至解放后六十年代，我们一起在中国旅行的途中，仍谈论着这件事。 　　埃德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感到难以理解，尽管他对中国的信念始终未变。当他听到他所钦佩的老干部，包括一九三六年帮助马海德和他通过西安的刘鼎的遭遇，感到十分痛心和难过。在抗战时期，一些极左人士反对宋庆龄不断支持“工合”，而宋庆龄处事客观又通晓世情，使斯诺钦佩之情倍增。一九三六年斯诺将他的著作《活的中国》敬献给宋庆龄时，写道：她仍然是一位“廉洁正直、勇敢忠诚、精神完美的人……是活的中国最优秀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活的中国》是在埃德的杰作《西行漫记》问世前不久，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该书卷首刊有他十分敬佩的朋友鲁迅的相片，第一部分包括鲁迅著作的译文。埃德是最早认识到鲁迅是世界文坛巨匠的一批人之一。《西行漫记》一书把战斗中的中国崭新的景象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埃德以他最出色的文体，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新鲜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使那些正在作出自我牺牲的领导人和普通战士都成为可理解的人。 　　埃德加在完成《西行漫记》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写作。直至他临终前不久，他持续不断地写了许多书和文章，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他具有历史感。他十分懂得，早在几个世纪以前，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繁荣的国家，而如今，当中国重新崛起的时候，这对各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他希望世界上善良、勤劳的普通老百姓了解，在中国象他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始终希望，在中国人民获得新的自由时，会向外看，努力吸收周围世界的精华。他毕生致力于促进他开始热爱的中国和他十分热爱的美国之间的了解。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