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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洛伊斯·惠勒·斯诺

一九七二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和我的妹妹、儿子来到中国，感谢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我们极需帮助时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送到我们瑞士的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了一个由中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其中包括埃德的老朋友马海德大夫。他们带来了我们从别处难以得到的安慰和照料，使埃德减轻了临终前的痛苦，也为我和两个孩子及其他亲友分担了痛苦。这些中国人深深地感染了当时到我们家来的每一个人。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很特殊，也认识到这种帮助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厚礼。然而，其中的许多临床服务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可以普遍应用于改进当前护理病人的一套总观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慷慨相助和技术已经对医务界内外许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们正在寻求其他办法来取代常见的抹杀人性的医疗服务工作。 　　一九七三年我和我的女儿带着他父亲的部分骨灰又来到了中国。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一块园地上，也就是埃德加·斯诺早年一度任教的燕园。 　　几个月后，其他亲友在纽约州斯奈登渡口的一位朋友家里聚会，把埃德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一个花园里。这样，就实现了这位中国的美国朋友临终前留下的遗愿：将他的一部分安葬在中国，另一部分安葬在他的祖国。他在遗嘱中曾这样写道：“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家里，善良的人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通过实现这一遗愿，中美两国人民跨越空间，进一步把两国连结在一起，如同埃德加·斯诺生前所做的那样。正是首先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在他去世十年之后在这里集会，继续发展这种联系，并加强近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新联系。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庆祝和肯定已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斯诺一生的主张，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些进展，部分归结于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在我看来，他一生主要致力于沟通和交流事业，埃德加·斯诺是作家又是新闻工作者。他是一个实干家，一个寻求事实真相的人。他年富力强的年代是在向人民传递信息中度过的；他善于启发人们的思想，用一双明亮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他有幸去过许多地方，结识了许多人，见多识广。因而，他能深入事物并以亲身体验进行报道。他不信教条，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民，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思想、言谈和生活，而不是那些官员以及他们在采访谈话和散发的材料中描述的所谓‘人民’的所说和所想。”在描写人民及导致其生活成败的事件时，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忠实和尖锐的，这些都基于他的亲自调查，基于他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怀着同情心了解到的事实真相。埃德加·斯诺从事编辑工作的挚友玛丽·希思科特对他说过：“真正的职业记者意味着如实说出目睹的真相，尽力找出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尽力体会当事者的感情……。”她又说：“斯诺尊重所有的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重要的人。” 　　人们之所以记得埃德，主要是因为《西行漫记》一书，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本书中叙述的事实，在当时具有国际意义，而对作者来说，搜集那些素材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这本书受到好评后，埃德却以他特有的风度评论道；“我三十岁时，有幸和一些不平常的青年男女生活在一起，我只不过记下了他们给我讲述的事实。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这“许多东西”的影响从《西行漫记》的书页上扩散开来，改变了无数人的思想，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公民的思想。在它的指引下，这些中国人投入了行动，其行动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激烈的影响。这位年青的新闻工作者此时也令人敬佩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产生了一种他在后半生时时意识到的责任感。当他听说一些朋友和青年学生，主要由于受到他报道的影响而参加了战争，并死于战场时，他发现他的写作已具有政治行动的性质，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为自己所写的一切负责。 　　他的另外一些书籍，例如他所著十一本书中的《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复始之旅》等书，以及他写的有关水灾、饥荒、宣战或不宣而战的战争、人类进退维谷的处境与丧失尊严的行为、未被颂扬的英雄与未被讴歌的牺牲等等实地报道，这些著作也象《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无知和偏见——他毕生都在研究他从许多国家亲自了解到的人和事所产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埃德逐步为一些人所注意，这些人希望从报纸标题和术语中寻求了解现实，而由于埃德的原故，他们更多地了解到了他所熟知的世界中被他称之为“富者”和“穷者”的情况。而他同情、关心和支持的正是那些“穷者”。 　　埃德的很多写作活动都是在《西行漫记》赢得国际声誉之后进行的。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麦卡锡—尼克松时期，从事写作对他变得更为困难、却也更为重要了，政界与新闻界由于惧怕他的报道群起而攻之。可是，尽管当时的气氛对他意味着最终要放弃他的主要生计来源，埃德仍然坚持写作。埃德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使他获得了多次访华的机会，而在当时，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政府剥夺了这种权利，他们也就心甘情愿或不由自主地屈从于禁令，因为整个新闻界中很大一部分机构甘愿新闻自由原则遭到亵渎和贬低，这是很可悲的。在那个年代里，埃德的文章诚然极少刊登在美国的几家大报纸上，然而他的报道几乎是当时在美国公开发表的、有关一个美国人亲眼目睹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第一手材料。 　　正如他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杰克·贝尔登一样，埃德是美国新闻界的优秀代表。同样，一九三六年和他同去西北的那位年青人马海德则是美国医学界的优秀代表；埃德的好友约翰·谢伟思则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优秀代表；还有以埃文斯·卡尔森为突出代表的其他人，他们对周围的贫困和不公正感到震惊。他们致力于行动，致力于沟通和交流事业，以有助于减少贫困和纠正不公正的现象。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这个被傲慢、贪婪和愚昧统治的世界中，为促进人们了解中国及其背负的沉重负担而努力，因为他们身历其境，并亲眼目睹，因为他们是关心人类的幸福、价值和尊严的国际主义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支世界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她在世界大家庭中取得了其应有的地位，她作为开路先锋站立了起来，成为人们寻求勇气和方向的源泉。中国对第三世界具有特殊意义。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那些在整个中国斗争期间成为中国的朋友，并对中国始终不渝的人们的努力，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后来人——那些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幸福和解放而献身的男男女女的支持。 　　埃德加和上述人士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铺设了道路，促进了合作。在相当程度上由于有了这些“先驱者们”，今天在北京才有了美国大使，在华盛顿才有了中国大使，美中两国学生才能在对方的国家里学习，才有了医学、科学和文化交流，才使新闻工作者得以在“大河两岸”从事报道。我们庆祝的正是这一切，我们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的也正是这一切。 　　三十五年前，你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尽管我们渴望世界和平，但看来这并非我们当前所能掌握，尽管我们呼吁民主，但是在大多数人类中仍然没有实现民主，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还为时不长，它必须得到培育和照料。这次在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北京集会，在我看来，这正是以一个毕生都相信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人的名义，表示我们愿意把这些目标推向前进的一种体现。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