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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诺如是说

萧乾

楔子 　　一九七九年八月动身之前，美国来信说：务必把写作或研究计划全带来，保证有充裕的时间。我就当真开列了整整十个项目。其实，可以设想：海内外隔绝了那么三十年，好容易碰了头，聚了首，还能容得我象平时那样去伏案埋头!果然，“中国周末”一结束，东西岸的朋友们都纷纷来约，计划随之全打乱了。四个半月中，十个项目我勉强只完成了一项：访问已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 　　我们好象一九三五年在海淀分手后，就没再见过面。那以后，我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在上海，她在北平；我去剑桥，她回纽约。信是通过，她甚至还记起我从英国给她寄去过一双兔毛绒的拖鞋，然而四十五年没见过了。 　　我很重视对海伦的这次访问，因为外国人中间，象她那么了解中国的寥寥无几，象她那么从三十年代就对中国友好的就更少了。三十年代，她看到过甚至也经历过中国的苦难，七十年代她又两度重访我国。要问她的话很多。出发时，我在太平洋的上空就琢磨起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事先略微晓得她住的很偏僻，生活颇潦倒，所以她没地方让我过夜，附近也未必有什么客栈。况且同朔望同志我们是个二人代表团，我总不便跑开去独自完成自己的什么计划。 　　因此，九月初我就从衣阿华城写信给海伦，建议把笔谈和面谈结合起来，并且以书面为主。也就是说，在去访问她之前，我先在信里提出问题，她也先在信里答复。面谈主要是叙叙旧，同时补充一下她信里没说透的地方。也许由于是老朋友，更可能是由于她最了解采访的甘苦，我从海伦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合作。在短短一个多月中间，我们往返了五六封信。我的信大都很短，寒暄之外，都是些干巴巴的问题；而她的信滔滔不绝，往往长达万言，对我所提出的一切，她都不惮麻烦地一一作复。 　　十月下旬，我们开始了东岸的访问。事先我同海伦通了电话。她原假定我从纽约去看她，就建议我搭火车到纽黑文，再换乘出租汽车，甚至告诉我，车钱大约是十六元。及至她晓得我要去耶鲁大学举行座谈，就说那里离她更近。 　　我是一个人去的耶鲁，住在昆曲大师张充和同她那位美国姑爷、汉学家傅汉斯教授家里。座谈结束后，充和为我准备了一些送海伦的中国食品罐头。第二天一大早，正在研究古乐府的汉斯教授就权当我的司机，开车陪同我去访问了。我们奔驰在金色的美国原野上，高速公路两旁是一片温柔可人的秋色。按照头晚海伦在电话中所指点的：我们进了麦迪逊以后，再折回纽黑文方向开上一段，走过一个公路收税站，顺着六十号叉道而下，就来到她所住的门格尔镇。可惜我们忘记她另外一句话：“我是右首第一家”，围着路南她那个小木屋打了几个转才去叩 　　海伦也在伫候我们，所以很快她就微笑地张了双臂由树丛中出现了。拥抱之后，我才转过身来介绍汉斯。时间真是个忍心的魔术师，我简直认不出海伦来了。三十年代她原是个细长个子，如今胖了——圆了，把蓝色的大眼睛挤成了一道缝缝。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当年她那象挺轻机关枪的谈锋却还健在。而且历尽数十载沧桑，她的语气更加肯定，自信，我象是来朝拜一位预言家。 　　这所白木屋背面临街。我们绕过屋角，穿过树丛才来到入门处。海伦一上石阶就介绍说，这房子可是个老古董，一七五二年盖的，最初的主人还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士兵呢。这时我记起四四年秋天在巴黎遇到埃德的那次，他告诉我曾用《西行漫记》的版税在纽约北边买了三亩地，上面有两间十分古旧的房子。他说，“幽静极了”。现在我觉得它不只幽静，而且很孤寂。 　　这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木屋好象也感到疲惫了，它有些倾斜。屋门很低，比我略高的汉斯走进时得弯下腰去，里外间总共好象也就二十来米。这里，椅子是东倒西歪的，壁上的油画不但有蜘蛛结网，并且罩满尘埃。桌上的摆设象儿童玩过的玩具，凌乱无章。书刊文稿东一叠西一叠，到处都是。屋中央是这小木屋的神经枢纽——一架电动打字机，从这里，海伦这位使命感特别强烈的女作家，向世界，向后代发出她的信息。 　　她拉着我的手十分感动地说：“老朋友中间，你是唯一费了这么大劲到麦迪逊来看望我的。”我说，我这也是代表所有关心她的中国朋友们而来的。她又无限感慨地说，“我很高兴你又能写作了。埃德如果在世的话，他也会十分高兴的。”接着，她又念叨起杨刚来：“她死得太早，太可惜了!三五年她同我分手去的天津，三八年我们在上海又见过一面，四〇年她在美国来看过我。喏，还在这儿住了一夜。那天很冷，她穿的很单薄，我给了她一件丝绵袍，叫她穿走了。是玫瑰色的，可惜太大了些。”接着又说，“她好象变了个人，脸上没一点表情，象是很不快活……” 　　她说，一九四九年同埃德离婚以后，她一直就住在这儿；说在美国她是个奇迹：一个月靠三百元过活。①自打麦卡锡迫害文化人，她出书困难了。她告诉我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写中国，职业上她现在是靠替人查家谱生活。她是全美国九十九位合格并领取执照的家谱学家中的一位，十七世纪是她的专业。查家谱，每小时的报酬是三元。这笔收入不但微薄，而且极不可靠，只够交水电和电话费的。另外(她指对面一座小木屋)，是把埃德当年的写作间租了出去，每月可以收上一百来元。十年前她满六十二岁时，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了，每个月一百一十元。房子是自置的，不必交房租，可是每年还得纳税。她已经十年交不上税了，每年要再加百分之十二的利息。现在总欠政府四千五百元了。如果照章办事，她随时都可以被赶出家门的。 　　她领我看了看斯诺那个写作间，如今租给两个搞美术的姑娘，是进身也很狭，屋顶很矮的两间，叫“玉米仓”。一位姑娘似乎正在画着什么，我们进来她马上搬开了。海伦指着那张书桌说，埃德在那里写过三本书。汉斯马上提议我们就倚着那张书桌拍个照。 　　海伦现住的那个木屋原有三个房间。为了节省燃料，她只使用两间。她领我们看了另外一间，里面堆满了装水果蔬菜的那种硬纸盒子。 　　“那是我从一九四〇年回到美国以后，写成至今没人肯出版的十七部书稿。”她象是慨叹又象是抗议似地说。我也怀着为她而愤懑的心情轻着脚步踏了进去。这里有一些是康涅狄格州的“县志”一类著述，有英美历史专著，如《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但大部分还是与中国有关的，如她的自传《在中国的岁月——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中国人物侧影》，《旧中国的妇女》，《图腾与中国铜器》，还有以中国为背景或题材写的文艺创作，如《小红门》。一边翻看，我一边在思索：十七部文稿!那就是说，一部被出版商退回来，不但不沮丧，却接着又写一部，一部又一部地这么积累成十七部文稿，让它们在那里承受着尘埃的笼罩，也说不定还有老鼠啃嚼。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我问她回美国以后她都出过什么书。光家谱学方面她就大大小小出版了不下二十种，包括一本七百页写她自己家族的。在已出的作品中间，她最得意的是《寓言与比喻》。这是用一系列伊索寓言式的小故事讽刺美国机械文明的。她告诉我美国和瑞士都有评论家把它列为不朽之作。更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红色的尘埃》的书，记她三七年在延安访问刘少奇、洛甫、王稼祥、傅连暲等著名共产党人生平的。初版本是斯坦福大学印行的，七二年又出了精装本。 　　我心坎上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没好意思问出——是：报刊上时常读到美国作家写一本畅销书动辄收入几百万元。这里，这么一位辛勤、严肃、学识渊博的女作家，一生写了几十本书，晚年怎么会潦倒到这种地步? 　　第二个问题我问出口了：海伦，十七部书稿这么无限期地搁浅，你还写下去吗?她眼睛里闪出一道令我肃然起敬的光亮：“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们而写的，我是为后世而写。” 　　接着她告诉我，三六、三七年间，她同埃德住在哈德(崇文)门的时候，那里出了件人命案：一个在天津上学的十七岁英国女孩帕米拉·沃纳突然被杀害了。当时那一带只住了海伦和帕米拉两个外国女性。有人推测要杀害的本来是海伦，因为他们夫妇一直热心支持北平学运，又先后去过陕北。当时经常出没平津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及其爪牙是不会高兴的，朋友就劝他们赶快搬走。海伦正想把这件事传奇化了，写成一篇《狐楼附近的一座鬼屋》。 　　她送我们出来时，屋旁灌木丛中的池塘里传来一阵啁啾声。她赶快拉住我，小声说：“瞧，大概是野鸭，要不就是从加拿大飞来的黑鹅。它们时常来看望我这老太婆。当年埃德一写累了，就去看他那心爱的池塘。树林里有时还能拾到草莓呢。” 　　下面就是记我对海伦的访问了。我们大致采取先近后远的原则，然而她的思路太快了，时而三十年代上半期的北平，时而是下半期的陕北；时而谴责当前美国的黄色文化，时而又展望中国的未来。总之是海阔天空，涉及面很广，也不断重复。这是经过归纳整理的。但是可以向读者们保证的是，这些都是海伦·斯诺的原话。我没带录音机，然而这些话大半都是由她那架打字机记录下来的。 　　两次重访中国观感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海伦·斯诺重访我国。一九七八年她又偕好莱坞的三位制片人员再度来到我国。除了重游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三七年访问过毛主席的陕北志丹县(原名保安)外，还拍摄了六千八百英尺(十二英里)的电视纪录片。前一次重访时，尼克松刚刚访华，“四人帮”还在台上；后一次访华，我国已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 　　萧：海伦，你这两度重访中国，参观了许多地方，看了许多新老朋友，你对所见所闻的一切，有什么感想? 　　海伦：我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之字形的，有时前进，有时停顿。这也许是必要的。中国应当有第五个现代化——头脑和心理的现代化。中国还应努力创造一种高级类型的社会主义，应注入中国现在所缺乏的一种新的素质：创造力，独创精神，要产生象鲁迅那样的经典著作。尽管鲁迅主要写了杂文、小品文和短篇，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鲁迅对西方文明的秘诀掌握得最好：创造性、独创力。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出孔子思想是某些祸患的根源，因为祖先崇拜使青年一代陷于瘫痪，他们丧失了独创力。当然，孔子思想在早期是有过功绩的。它有助于中国民族的生存，但不利于进步和发展。宗法社会把中国的儿童和妇女实际上置于奴役境地。它比新石器时代要进步，但是宋朝至太平天国的近一千年，它成为进步的障碍了。 　　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所有的妇女予以重视，因为女性有它特殊的作用。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包括对妇孺给以特别的保护。折磨艺术家是一种野蛮行为。那是后退到古老的概念，草菅人命，对才能不加珍惜，只许用老的一套来重复同一题材。社会主义是善的，不是恶的；是进步的，不是后退的，尤其在中国是这样。 　　萧：你谈到鲁迅的作品，我知道埃德和鲁迅有不少交往，他们在三十年代见过几次面?鲁迅对埃德有过什么影响? 　　海伦：埃德在上海同鲁迅也只见过一面，那是一九三二年末。当时他想翻译鲁迅的作品，并且已动手译了《阿Q正传》。你得了解旧中国的恶势力才能了解鲁迅，他毕生都在同那些势力作斗争。我个人从未见过鲁迅。可是埃德和我都从北京给鲁迅写过信。一九七三年我听说我们的一封信现在还陈列在绍兴鲁迅博物馆里。我同埃德都极钦佩鲁迅。 　　埃德最早是受孙夫人的影响。他去访问她，并且给《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他是老早写的，但是到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才登出来。当时孙夫人正回中国去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从那以后，她公开抨击蒋介石及其政府。她处境危险，但她坚强勇敢。最使埃德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词，而是她的行动。后来我对她和中国有了了解，我也受到她的影响。我读过埃德那篇访问记的原稿，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会见了她。孙夫人经历了从一九一五年到今天的全部中国历史。她真了不起!中国应以产生这样一位女性而自豪!她永远站在正义方面，必要时，她甚至同她的家庭决裂。 　　一九二七年，孙夫人面临多种选择，可是她选择了那艰难的崇高的道路，一生为年轻一代高举火炬。我们以及所有诚实的美国人都重视她的判断，尊崇她，因为她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一直认识到只有遵循孙中山博士晚年同左派以及共产党永远合作的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萧：海伦，你从三十年代一直关心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帮助埃德编过《活的中国》，同许多中国作家都有过亲密交往。这两次重访中国之后，你对我国现时期的文艺运动有什么感想、看法和建议? 　　海伦：官僚主义者绝不会尊重艺术家。一九七二年我在中国时，他们对我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可是这样就糟踏了中国的艺术，使创作变为不可能。去摧残或者杀害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那是对人类、对文明的犯罪行为，也是对民族的背叛行为，给中华民族在国内外的形象抹黑。它也是对未来的犯罪。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艺术家都有价值，但是应该给他机会来证明自己有无价值。 　　世界上各地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充分的保护，免受迫害。你不能把一个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当作挖沟的人那么对待。艺术对社会极其有用，它是文明的财富。当人类变成尘埃时，艺术却能永存。每当我听人说“作家、艺术家应当同其他人同样待遇”时，我就认为这种想法是原始的。它忽视了体力劳动与创造性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无论青年还是老人，创造力都是很容易受摧残的。有现代头脑的人应当了解劳动的分工就是“每个人根据所能贡献出力量，然后按照工作、需要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加以分配”。 　　问题是：创造力很容易被外在的不利影响(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所毁灭。你得懂得点辩证法才能了解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说为政治而艺术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都不对头。两者应该并存。在革命时期，政治当然应该优先。有时应当搞纯宣传，有时又应该搞纯艺术。然而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去搞那种言之无物的空洞东西。作品要有价值，它就应具有重要性，或者主题本身，或者在技巧方面。鲁迅因为言之有物，所以他的短篇小说才都那么精采、尖锐，与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既切合时宜，又具有永久性，因为它们真实地描绘了旧中国，没涂上虚假的颜色。 　　当然，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永远不应当讨厌农民，厌恶农村，那样只不过证明他好逸恶劳，贪图金钱，追求城市享受。他根本不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扎根于大自然。做一些体力劳动是为了艺术家的成长发展，可是不要对他有所损害。在旧中国，艺术家多是病夫，面黄肌瘦，连路都走不动。那怎么挥笔作画呢?那时他们营养不良，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那怎么成呢!鲁迅死得太早了——没有人能代替他。他本应当把身体锻炼好，他是那么宝贵，他的丰富经验随他而去了。我也想到东北的萧红，她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可贵的作家，可是老早就因病而夭折了。头脑和身体的健康太重要了。下农村或者工厂不但可以锻炼体质，同时还可以了解生产，了解人。 　　在西方，除了少数城里人，没有人鄙视体力劳动。他们以能够动力气而自豪。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切不可倒退到旧社会那种萎靡多病的状态。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有价值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反对工人的——因为工人是生产的根基。他也不应当是反对妇女，反对儿童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根基。 　　中国人应学会凭自己的才能来存在，并让别人存在，不要用不公道的手段来排除对手——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见解不同的人。艺术家不可能都符合一个模式，总得有各式各样的。也许有的模式更可贵些，对社会更有用些；有的生命力更长些，更显示才赋，更具有普遍的素质。 　　以摄影为例。中国摄影往往缺乏明暗对比，肖像中，人人都是龇了牙在笑，应当使有些人在沉思，有的在俯视，而不都是咧着嘴笑。没有对照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就变成机器了。不可能让成亿的人一下子都喜欢现代派的艺术。可是艺术的对象应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只为大多数人而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作家组织，应当维持作家们的合法权利。应当摆脱家长统治、政治干预以及靠私人关系的做法。目的是要让作家凭着他的功绩和能力站住脚。在革命时期，不可能凭合法权利生存。可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合法权利就变为必要的了。 　　中国可以试试大跃进，然而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吸收外在世界的经验，研究所有伟大的经典作品——不要去研究六十年代以来我们生产的那些糟粕。倘若你们写不出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你们每个人至少可以写这个错综复杂的变革时代的一个侧面。要从一个作家、画家、士兵、工人、妇女、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中国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包括正面和反面。要描写中国心灵所起的变化。 　　萧：你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是只有象你这样一位中国的老朋友才见得到、说得出的。你刚才谈到美国六十年代的糟粕问题，可不可以顺便谈谈你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看法，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 　　海伦：美国也应当为艺术建立起“人权”的原则，以保护未来的文明，这种文明正遭到被核武器全面毁灭的威胁。在紧急状况下或在革命期间，人们不期望享受言论自由——但那只是在危急时刻，不能永远那样。由于艺术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他们应受到特殊的保护。应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发挥作用。这也包括犯人。作家即便处于管制之下，也应为他们提供条件，以便发挥作用。别忘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狱中完成的——他的一生足以说明艺术家可怕的处境。如果他得到些帮助，他可以写成几十本书呢。约翰·本扬的《天路历程》也是在狱中写的。这是欧洲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杰作，它影射了全部欧洲基督教史的伦理。 　　你可以看出，当我们的书刊、电台由一些堕落的罪犯控制起来只图利润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一七八九年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些人既反动，心理又极不健全。就在一九七九年，我们还不得不在纽约时代广场成立一个妇女反对淫书委员会，因为任何社会也不允许妇女和儿童的堕落，或纵任淫书泛滥，使人类丧失人性。不论是为了赚钱还是由于神经不健全，没有比色情文学更有害于社会的了。 　　萧：你对美国社会有什么看法? 　　海伦：一九六四年以来，美国的工人组织日益削弱。现在每况愈下了。他们用妇女来破坏罢工，过去五年，这个办法也很灵。妇女只挣男工一半的钱，可是真正的工会就这么垮了。我认为不应当让妇女去做带危险性的活儿，也不应当让她们接受低于工会规定的工资，应该同工同酬。 　　美国出版界无形中有一种检查制度，他们只印他们所偏爱或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东西，我的书就得不到出版。目前美国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内战——为了争夺未来的权势。它不象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发动的那种内战，没那么坏；可是这场内战是操纵在恶势力手里，这种势力在毁灭着我们的文明和进步。美国七十年代开始的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一种后退，也是我们这个类型的文化整个崩溃。凡是贬低妇女地位和作用的作品都是反社会的，对社会有害的。我指的就是那些色情文学以及剥去人性、剥去文明的东西。今天在美国，艺术已经被一种反社会的心理所毁灭。连艺术家们也不能正常地发挥其作用，除非他们把自己变得失去理性，变成社会上不可救药的人。 　　我很骄傲中国采用了清教徒式的道德和行为标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最堕落；而且一九六一年以来，越来越糟。我们的文学从核心里腐烂了。外来的蹩脚英语把我们的文字也毁了——现在连语法也不讲究。 　　回忆往事 　　海伦和埃德加是三十年代在中国，在远东最活跃的一对新闻记者。关于埃德加，我们从他本人的以及旁人论述他的著作中，有些了解。然而关于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的这位斯诺夫人，我们了解得却很少。如果她只不过是位陪伴丈夫到处跑跑的那种“夫人”，我们也不需要对她本人进行什么了解了。然而她不但是埃德加的得力助手，而且往往还独立地平行地工作着。例如埃德加去陕北后写了《西行漫记》，她就紧接着也去延安，把埃德加没来得及访问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位位访问到了。写成《续西行漫记》。 　　两人离异后，埃德加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说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以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他这样形容她的容貌：“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 　　这位美国女作家虽然在旧中国仅仅生活了九年(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然而她在来我国之前就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她为促进中美友谊献出了自己的大半生。现在七十三岁了，她在孤独困苦的情况下，仍继续研究中国的现实，并对美国人民加以阐述。对这样一位可贵的国际友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 　　萧：我们相识也快半个世纪了，可是对于你的身世，我了解得很少。你可以向我谈谈吗? 　　海伦：我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比他的时代走得要先进。他从两个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律师。他的科学学位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法律学位是芝加哥大学给的。我是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当时，他正在一个小的大学里主持自然科学系。我早年记忆中的芝加哥是密执安湖上的滚滚波浪。我父母都很受人尊敬，并且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他们十分钟爱我。我在学校里总被推举作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 　　我是一九三一年到的上海，在那里的美国总领事馆当一名秘书，薪金很高。可是我从中学时起就想当个大作家。同埃德一样，当时我只打算在中国待上一年，为了充实我对世界的知识。埃德同我一样，他到东方来也想当个作家。我很快就把上海领事馆老资格的领事保罗·休斯顿有关中国的个人藏书全读了。这个人于一九三二年去世了。一九二七年广州人民起义时，他正在那里。他对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同情。当时他还救了几个苏联外交人员，其他的都被国民党杀死了。关于这些事，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在上海时他给我看过。他是我遇到的人中间，第一个了解共产党的。还是美国驻沪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第一次介绍我认识埃德的，那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去办理护照登记手续。在那之前，我早就把埃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以及其他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都剪贴起来，包括他在《美国信使》上写的一篇《在上海的美国人》。我不喜欢他那篇文章。他把所有在华的美国人全骂了。当时为什么不去攻击在华的日本人和英国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者。埃德在上海的朋友都感到愤然。埃德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孤立。他没料到人们对一篇文章——而且出自一个小鬼之手——会那么认真。我想他是一九三〇年赴印度之前把它交给一个代理人的，可是到一九三一年她才把它推荐给一家刊物。 　　萧：你说是一位美国副领事介绍你们认识的，能把这段经过说给我听听吗? 　　海伦：一九二九年埃德去印缅，然后周游世界。在印度时，一位印度妇女送了他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第一次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他母亲死了，他得到消息就赶回到上海。这时他写了他一直也没发表过的处女作：《云彩以南》，写他随美国《地理杂志》的J·F·罗克博士的大队人马游历云南以及印缅的经过。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沙利文②第一次同埃德见面的。是那位副领事陪他来的。那时埃德刚从印度回来，患的疟疾和严重的痢疾还没好，路上膝盖又在车厢里给牲口踢了一脚，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情绪低落，对中国和印度都感到绝望，想念美国。尽管他见到了甘地和其他许多领袖，他对印度感到懊丧，简直呆不下去。他总说，他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宗教狂。埃德第一次见到我，就眼泪汪汪的。象我这样十足美国气的女孩子自然不会到中国来的，疾病那么多，青春和美貌都不会保持多久。我把我收藏的他的文章拿给他看了。我给了他新的希望和生命，因为我是他所熟悉的那种好象就住在隔壁的女孩子；自从离开了堪萨斯城，他就再也没见到这种女孩子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叫我想起我的母亲。” 　　这是他对我的第一句评语。我当时立志二十五岁以前绝不结婚。在我游历完外国，在我写出一本书之前，甚至在它出版之前，我绝不结婚。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满二十五岁了。我正在写一本书。当时埃德二十七岁，正忙于写他的《远东战线》——三二年十二月他才写完。我们决定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美国大使馆结婚。男傧相是约翰·阿利亚森，后来他出任大使(在他赴日之前，他和埃德在上海一家公寓里伙住一个套房)。我还坚持必须去南洋作一次旅行，因为除了中国和日本，我没去过更远的地方。我不愿在中国结婚，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太“脏”，我认为日本干净，地方漂亮，同时我也想到日本各地走走。一九三一年我只在日本待了两天。然后，从十二月到转年三月，我们去了日本、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和巴厘，然后经过新加坡，到了香港和广州——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巡礼，他的朋友唐绍仪宴请了我们，顺便考察了这个大部分旅美华侨的故乡。我们搭乘一条专跑沿海的船，每到一个港口都停下来玩玩，包括上海。最后到了北京。我们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租了一幢房子。 　　萧：在蒋介石不许中国人抵抗的那些年月里，你同埃德是怎样估计形势的? 　　海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打了一个月。那是埃德生平第一次当战地记者，他兴奋极了。他作了深入的采访，从而使他对中国人有了信心——他相信中国人一定会抵抗，不会投降、出卖自己的国家。十九路军的蔡廷锴是受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所有的外国人都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人可以同日本这个现代强国打仗的，尽管十九路军打败了，因为蒋介石不肯支援，外国人还是开始对中国有了尊敬。当时美国人是反日的，但是英国人由于同日本订有“海军条约”，所以不反日。他们指望可以跟日本人做一笔交易，将来不至被从中国、从东方赶走。 　　萧：你还记得三五年一二九的第二天，咱们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同学吗?我还在我的《栗子·跋》里提到过这件事。我记得当时你对宋哲元的愤慨。你现在对一二九运动怎样估计? 　　海伦：当时在燕京，没有人出来积极反对法西斯。教职员对于学生抗日运动要么持中立态度，要么干脆反对。我记得有位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甚至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有多么好，意大利的火车开得多么准时等等。埃德和我大为吃惊。我们认为北京应该有个反法西斯的组织了，我们帮助它成立起来。我们痛恨法西斯和纳粹的一切。 　　当时在北京，外国人在宴会上无形中有个规定：不谈中国，不谈政治。我简直快憋死了。你甚至不能同中国人谈中国。可悲的是，在那个大学里的中国人不能谈中国问题。他们只想把一切隐瞒起来，特别不让外国人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中国如何落后，如何绝望的情况发表出来。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改变的资产阶级心理。那些人靠大学吃饭，靠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吃饭。他们有的是一种买办心理，连民族思想也没有。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满不在乎。他们只顾自己和他们的家庭。……胡适博士知道中国需要革命，然而等革命来了，他反对。一九三五年学生运动闹起来时，他在一次教职员会议上说，不应该支持学生运动，是斯诺夫人鼓动的，又说学生多半领了莫斯科的津贴。 　　我们没同燕京的教职员争论。我只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学生，给他们提供反法西斯的资料。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我有一手提箱这种资料。埃德有一回做了反法西斯的演讲。 　　黄敬是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曾同他作过长时间的谈话。我们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黄敬很了解南京的蒋政府。他知道它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他了解蒋介石不过是个工具，他不能独立做出决定。黄敬为人极可爱。他恨谎言，对事实十分认真，不是光为宣传。他是个好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客观地判断形势。 　　一二九那天，燕京学生发动了游行示威，共产党人后来称那次运动“冲破了在中国的白色恐怖”，使整个中国知识界都转向反法西斯。那天埃德和我老早就起来了，雇了一辆汽车，我们约上几位外国记者。合众社的费希尔先生就很同情学生运动。那天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他们，我们就冲上前去拍照，这样就吓得他们不敢轻易动手。有个便衣警察想夺过费希尔的照像机，他们就打起来了。我给拍了下来。我和埃德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但我们是走在旁边，不是在正面，也就是不在队伍里头，日本人和警察看到外国人在鼓励学生们，很震惊。日本人在报上造谣，说斯诺夫人拿了罗斯福的津贴，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一九三一年我同埃德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所以我们处境相当危险。然而他们没敢伤害外国人——他们最怕美国民众觉醒起来，同中国人一道抵抗他们的侵略。 　　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差不多把整个时间全用在支持学生运动上了。我把新闻稿写好后，就骑车带了我们那条白狗戈壁去送给外国记者们。当时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我们就靠外国记者往外发消息。埃德和我尽量利用外国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来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全都靠我一个人打字，要打许多份。可累死啦!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我写了一本《一九三五——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那真是一场白色恐怖。然而那也是中美友谊一次真正的表现。我们结成了第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阵线。当时经常有学生(象清华的女英雄陆璀)在我们家里隐蔽。我很高兴一九七八年又见到了她。 　　萧：三六年春天我调到上海去了。我听说你们还办了个刊物? 　　海伦：是啊!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又创办了《民主》。同年七月我去延安的时候，最后一期刊物在印刷厂里就被日军没收了，一共出了六期。 　　萧：我听到你同埃德在四九年离异的消息，一直感到很难过。你们在三十年代是那么亲密的战友，虽然在三十年代我就感到你们二人性格不同，有时候正因为不同，可以互相配合呢。我也一直关心离婚后你的情况。 　　海伦：你说我同埃德性格不同，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我生来是个活动家，但我总想当个作家。这二者是矛盾的，其结果是使我自己的书写不出来。我总想做好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各种事务上，因而忽视了我的写作。我总认为以后还会有时间来写的，所以我总是拚命从事各种活动，象闪电那么忙。埃德不同。他是天生的作家，一个使人自在的记者，采访者。他不是那种忙于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但是他对我的一些想法总是支持的。他和中国青年的一代是有共同语言的，同代表过去的那古老、病态、退化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 　　埃德总是很潇洒，自在，从不激动，不发脾气。他什么都那么从容不迫地干。他喜欢中国，也因为在中国，用不着那么赶时间。他总是迟到，而且要迟到很久。我则总想跑在时间前头。我整天在打字机旁忙，有时也从事研究工作。可是我忽视了我的艺术生命和我的写作。 　　这些年我一直苦干着。我有十七部未发表的书稿。有关于中国的，有关于东方的。我还写了大量的文章。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这一点我们两人也很不同。埃德总是改来改去，他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 　　萧：三三年我刚一进燕京，我就觉得你和埃德不象校园其他美国人。他们大多是来向我们传教的，而且大多有着优越感。当然，也有象夏仁德、谢迪克那样的例外。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一种不同的素质。你们自己当时也感到同他们不一样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只是一种自信，相信我们代表真正的美国人，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当时我们对这一点只有朦胧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鄙视上海那些外国人。他们是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自尊心的买办。我们站在中国爱国青年一边，可是我们看到面临日本的威胁和南京白色恐怖的中国青年处境之孤立无助，我们十分难过。 　　萧：有的文章说，三七年你去延安时，比埃德去陕北那次冒的风险更大，你认为是这样吗?那指的是什么?是指你在六名国民党警卫监视下，跳窗逃出西安的事吗? 　　海伦：三七年四月下旬我去延安那次，危险主要来自疾病。我的房间总满是老鼠和跳蚤。回到北京以后，我得了五种痢疾。自然，在西安，摆脱国民党特务也很冒险。埃德去陕北的时候，有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保护。可是一九三七年我去的时候，那些军队都撤走了，法西斯军队又回来了。他们恨斯诺夫妇，因为我们使他们丢了脸。 　　那次我在延安呆了四个月，为四本书搜集了资料。一位编者说，在他的见闻中，那是最了不起的一次调查研究。可是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累得筋疲力尽，又得了病，可是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信宗教的人说是“靠上帝的意志”而完成的事，我凭的却是历史的意志。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萧：关于西安事变你写过什么文章吗? 　　海伦：埃德和我一直想就西安事变写一本书，可是始终也没能动笔。事变后二十五年，我发表过《西安事变札记》。当时的一切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曾想以西安事变为题材写一个话剧或音乐喜剧，可是动笔之后并没写下去。我们的有些学生和朋友曾参加把少帅争取到反法西斯方面来，并劝他为了抗日、为了中止内战而倒戈。学生运动对全国军队有很大影响，东北士兵们当时感到羞愧。西安事变是中国和苏联产生“误解”的开始。苏联人对中国形势完全不理解。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那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关头：全面的矛盾已达到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地步了。 　　萧：四十年代我在伦敦也参加了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那时就知道你和埃德是这个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海伦：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在上海发起“工合”运动，这个主意最早是我想的。埃德表示赞同。路易·艾黎同意协助。原来参加《民主》刊物的那些燕京教授都来帮忙，特别是梁士纯。夏仁德是第一个捐款的。“工合”当时的理想自然是反帝反法西斯，我们想提倡生产，提倡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民主。你记得吧，八一三同日本开战以后，中国有大批失业者。“工合”也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条件。它是一种集体社会主义形式，可以同国营企业并存。从一九三八直到一九五〇年“美国援助工合委员会”关门，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项工作上。当时工作十分艰巨。我们只能从中间人士那里募款。 　　萧：五十年代麦卡锡在美国大肆迫害美国进步文化人的时候，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吧? 　　海伦：麦卡锡时代，非美活动委员会曾票传我和埃德去受审讯。我们去了，白等了一天也没传讯。那是一九四九年我们离婚以后的事。后来又传过我一回，那时我幸而因为食物中毒，正躺在纽黑文医院里，所以没去出席。麦卡锡那帮知道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要整的是对中国有正确认识的人。 　　麦卡锡时期过去后，我就再不能出书了。直到现在，我的书也没人肯出版，因为它们没有商业价值，出版商可能赔钱。可是一九五二年，在麦卡锡最猖獗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我的《红色的尘埃》。 　　评论和估价 　　萧：我在东岸几家大学座谈，听到一些美国汉学家对我们的汉语拼音有意见。你在三十年代就对新文字运动表示过支持，你觉得解放后我们公布的汉语拼音怎么样? 　　海伦：所有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方块字妨碍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今天依然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从电视节目里还听到一个广播员说，中国发明了火药、纸张等等，但并没发展科技，因为你们用方块字，没有字母。在现代，你不能用中国的象形字来思考。即使能，也只是小规模的。毛泽东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坚持发展拼音式的新文字。在延安，他的老师徐特立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我说，中国在没使用新文字之前，不会有现代头脑。光简化不成。靠视觉来学习同用拼音文字来思考总不是一码事。 　　但是我很讨厌现在这种汉语拼音。我喜欢韦德—贾尔斯那种，简单容易；经过试验后，全世界都在使用。我怀疑现在这种汉语拼音能否存在下去。对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学会。这么一来就把过去写的书全糟蹋了——所有我的书用的全是韦德—贾尔斯式的拼音，你们不妨试一试，但我认为人们不会去使用它。中国应当采用世界通行的拉丁化方法，并且加以改进。 　　萧：埃德去世后，我们正在积极出版他的著作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今年已经问世了。我相信中国读者一定很想听听你对埃德的评价。 　　海伦：埃德加·斯诺可能是左翼记者中间最成功的一个。他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美国，在西方也是这样。一个南斯拉夫人一次对我说：“你不能想象埃德加·斯诺是旁的国家的人。埃德加·斯诺只能是个美国人。”这话说得很对。这也就说明了美中两国的特殊关系。埃德和我在中国的时候，就致力于探讨客观事实，然后通过书刊把它们传播出去。在埃德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一些和我们同观点的人的影响下，我一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美国的前途以及它与中国的合作及并存是这个未来的一部分。 　　萧：我记得你写过一本关于朝鲜革命人物的书，你对朝鲜也很了解，对吗? 　　海伦：对，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朝鲜度过一个夏天。当时那个国家还是在日本压迫下的一个真空地带。朝鲜这个国家是日本、中国、苏联之间的一个阶石。我对朝鲜的局势是了解的。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在我心灵上是一大创伤。我恨美国政府试图破坏朝鲜的发展而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这种帝国主义行为对我们本国甚至比对朝鲜的损害还要大。它是道德上的败坏。 　　萧：我在《新文学史料》上提过以前埃德经常叫你的小名“佩格”。我的太太还把你用尼姆·韦尔斯的笔名为《活的中国》所写的那篇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概况的文章也翻译发表在那期上了。有些人对你这个名字的来源很感兴趣。 　　海伦：佩格是我的绰号。一九三一年我去中国之前，熟人就这么叫过我了。至于尼姆·韦尔斯，那是一九三二年埃德替我起的。Nym是希腊文，意思是“名字”。Wales——因为我的祖先是威尔斯人。这要追溯到一六三五年了。 　　萧：三十年代，看到你们两个具有共同理想的人，为了同一事业而并肩奋斗，真是羡慕。 　　海伦：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要高出许多倍。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从而还可以换一换口味。直到我们一九四九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电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我依然搞我的研究工作。 　　萧：你对埃德已作了估价。你自己写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可不可以请你对自己也来估价一下? 　　海伦：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个“学者”，尽管我常从事艰巨繁琐的研究工作。我是个“研究者”，我永远对一切事物都乐于探索。一九六一年我曾被推选为林道—邦登湖“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会”的会员，他们说我“对知识界曾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不管效果如何，那正是我个人想做的。我热爱过去，更倾心于未来。 　　我也应受到责备，我没用我有生之年来创作关于中国的重要作品或史诗。尽管我有这么多经验，又做了多年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我从小认为我有才能，可是我现在疲乏了，我写不出东西了。在中国的那些年月里，我忽略了我自己的写作，成天忙于种种活动，东帮一把西帮一把。这些非写作的活动耽误了我。埃德就不是这样——我也尽力不让他陷进事务中去。三八、三九年间，他确曾为了“工合”的事而耽误过写作，直到一九四〇年他去菲律宾，才又恢复写作——他写了《为亚洲而战》，这本书对印度的甘地及其他人影响很大。我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〇年，一直忙于为“工合”筹款(我们“工合”有些人在西北曾被国民党活埋了)。当时“支援中国工合委员会”由我一人主持，直到它解散为止。 　　萧：在中美关系上，你同埃德是起了卓越的桥梁作用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中美友谊这个问题? 　　海伦：我很愿意通过你来谈谈我对美中友谊的看法。我认为一百多年来，在各个时期，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天然的朋友，不是天然的仇敌。我们两国当前在利益上没有矛盾，过去也没有过重大矛盾，只是一小撮作生意的人在作祟。 　　直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是英国人霸占了中国沿海的商埠码头。美国一贯的政策是拥护中国独立，维护中美合作。我们在三十年代是反日反英的。一九三一年，埃德对英日都抱敌对的态度，我也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小撮有权势的人先以联合国的名义(其实，钱都是美国出的)在朝鲜搞了一场战争，后来又在越南闹了一场，简直是发了疯。如果中国能保持独立，美国就可以放心在一场战争中它不会同苏联结成一个集团。我们应当并存，并且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种更高的文明。我在三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今天仍然这么认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建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从里到外都革命化了。 　　(原载《花城》1980年第6期) 　　① 美国国会议员的年俸是七万五千元，其他收入在外，士兵月饷最高位一千八百五十一元。——作者注 　　② 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的名字。——作者注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