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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在燕园

张文定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岸，在松树、绿草、串红花的环绕下，竖立着一块汉白玉石碑。碑上用汉英两种文字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一九〇五——一九七二”。汉文墓铭是叶剑英委员长书写的手迹。在湖光塔影的映照下，斯诺先生长眠在这里。 　　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他生前曾多次表示，希望死后将他的一部分永远地同中国褐色的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留在一起，同曾经信任过他和爱护过他的中国儿女留在一起。斯诺临终时，把毕生的感情倾注在一句深情的话里：“我热爱中国……。” 　　出身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斯诺，选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作为他永远安息的地方，使人们自然会想到他同北京大学的关系。 　　他仿佛不是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 　　早在一九二八年，二十三岁的斯诺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后不久就来到中国，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和“统一报业协会”的驻东南亚记者。在这些年月里，他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南京、北京到哈尔滨，从呼和浩特到台湾、福建，从广东到云南，写下了许多通讯报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到东北和上海中日两方面的战线，写了第一部报告通讯集，题为《远东战线》，记述了日本“不宣而战”的情况。一九三二年底，斯诺同尼姆·威尔斯结了婚，后定居北京。一九三四年一月，斯诺应邀兼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开始过着“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据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燕京大学校刊》报道：二月九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思诺(Edgar 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这个“雪思诺”就是斯诺。当时，他对自己的汉译名并不满意,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施乐”。 　　由于斯诺在燕大任教，他的家也从城里搬到了海淀军机处八号。这座房子原是一个燕京大学出身的中国银行家的住宅，就在燕大校园的南面。斯诺喜欢这座中西合壁式的住宅，在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有竹子，还有一个小型的游泳池。房屋建在高地上，因此，透过居室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到颐和园、玉泉山。这个地方就在现北京大学西南校门一带，后来，因修宽公路，这座庭院被拆除了。斯诺在这个理想的环境里居住了将近两年。 　　斯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他后来回忆说：“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在冬天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经常看海淀来的上了年纪的旗人在湖上表演令人眩眼的花样滑冰。” 　　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而其中一半是当时美国、英国、德国一些通讯社和报纸的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担任过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新闻记者，又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有学问的教师。他第一天上课，讲话就很别致。他说:“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上课仿佛不是讲学，而是在和学生谈心。他喜欢询问学生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善于用启发式教育。在斯诺的身上，既看不到当时一些教授身上的那种“教气”，也没有一些西方白种人身上的那种“肤色优越感”，而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感觉。因此，他很快和不少中国学生交上了朋友。 　　为了更好地熟悉中国和了解青年学生，他开始发奋地学习中文，并请了一位满族老教师指导。他曾风趣地说:“虽然由于我要继续混饭吃，学起中文来很不系统连贯，但我还是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由于斯诺经常同海淀居民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操的“优美的北京话”使斯诺感到了学习的方便。他很快地认识了一千五百多个汉字，能够阅读一些汉文白话作品。 　　斯诺到燕大之前，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着手编译中国现代小说集《活的中国》。到了燕大任教之后，他把两位很有文学才干的学生肖乾和杨刚拉到一起，参加这本书的编译工作。他以同伴的身份和学生杨刚、萧乾搞编译，使学生深为感动。他还把杨刚写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断》和《皈依》收进了《活的中国》这本集子。 　　在激进的洪流中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他同许多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美国朋友一样，热情地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他为能接触到大学里的进步青年和激进思潮而高兴。他经常请学生们到家中做客。一些学生领袖也经常到斯诺家去商量工作。当时，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黄敬和燕京大学学生领导人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翰伯都是斯诺家的常客。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收藏了大批被国民党反动派定为“禁书”的进步书籍，其中有苏联的一些小说，有反映中国红军生活的小册子。史沫特莱著的《中国红军在行进》一书就是青年学生们争相传阅的书籍之一。斯诺还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一九三五年六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不久，他搬到城里盔甲厂十三号居住。但是，他还继续兼任燕京大学的讲师，参加燕京大学新闻学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国民党卖国投降，派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日本帝国主义和那些汉奸们正在秘密策划制造“满洲第二”，成立“华北国”。华北危机!中国危机!斯诺深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而焦急忧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和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和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多次到斯诺家去，诉说民族的苦难，反映学生们抗日的情绪和团结斗争的决心。斯诺夫妇为学生们的抗日激情所感动。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他和夫人走在游行队伍中间，一面采访摄影，一边还同挥舞着刀枪的士兵和警察说理斗争。尼姆为了救护一个中国学生，被警察的水龙把衣服都弄湿了。斯诺还向兵士宣传说：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示威，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由于斯诺夫妇和许多中外记者的努力，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国外许多报纸上用大字刊出，引起了不少国家的青年学生、爱国侨胞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他们纷纷打电报来，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国内的许多报纸，也无视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禁令，刊出了示威的消息。 　　宣传“红旗下的中国” 　　斯诺知道，在刀光剑影、死气沉沉、充满着白色恐怖的广阔的中国之中，还有一个“红旗下的中国”，他要了解这个“中国”。一九三六年六月，经过宋庆龄的安排，斯诺从北平出发，假借去内蒙旅行之名，秘密地访问了陕北根据地。斯诺回到北京之后，开始勤奋地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并热情地向到他家拜访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苏区的影片。据《燕京新闻》报道：到会人数异常踊跃，除燕大同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上海慰劳抗日军队代表团的陈波儿等。在会上，斯诺夫人把斯诺入陕拍摄的经过放大了的照片一百一十几张给同学传看。二百多名青年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陕北苏区人民的生活、红军演习、红军大学、抗日剧团演出等情况也得到了生动地展现。从此，陕北红军、苏区生活的情况在燕大校园里不胫而走，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当月二十二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由于事先传出要放映苏区影片和幻灯，斯诺还要作报告，因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来到临湖轩。清华大学的学生，本校的一些教授也争着前来，甚至在北平的电影演员也赶到燕大，因而小小的临湖轩，门庭若市，三百多人把屋子挤得无空隙之地。在这次会上，新闻系的一位学生代表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的报告，虽是经过转述，但依然是那样地吸引人。然后，放映了反映苏区生活的幻灯三百多张，电影三百余尺，赢得了同学的热烈欢迎。斯诺是第一个访问陕北根据地的外国记者，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访陕报道，被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官一口咬定是假的，断言斯诺从未接触过红军。斯诺在燕园的宣传活动，不仅使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宣传和对斯诺的诬蔑不攻自破，而且使许多长期受到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开阔了眼界，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抗战爆发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不久，这书就在英国公开出版。斯诺用笔说服了世界，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本书的英文版最早来到了燕大，使许多青年学生更详细地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了。斯诺在他的住宅里掩护了不少革命青年，其中有不少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的燕京大学学生。斯诺协助这些人乔装打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京，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斯诺还同意一些东北的流亡革命者在他的住所设置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斯诺自己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燕园的怀念 　　新中国建立之后，斯诺在美国虽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行动不自由，甚至无处发表稿件，但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革命。一九六〇年，斯诺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二十三年重游故地，使他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中国变了，燕园也变了。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之后，北京大学从城里搬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址。斯诺十分高兴地参观了日新月异的校园，会见了教授，访问了学生，拜访了当年的一些友人。后来，他写的《大河彼岸》一书中说：“从前最重要的是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培养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创造者。到如今，北大还是雄心勃勃的艺术和科学系学生以及毕业的研究人员向往的地方”，“原来的燕京大学现在已被吸收为北大的一部分，并且大规模地在扩充。” 　　一九六四年，他再一次访问了中国，又重返了燕园。一九七〇年，斯诺和夫人洛伊斯一起来到中国。就在这次，他发表了《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重要文章。斯诺和洛伊斯在京时期，又数次到燕园。洛伊斯很快地被美丽的校园迷住了。斯诺象主人一样，兴致勃勃地向洛伊斯介绍燕园的风光。他们畅游了初夏的校园，在那个被斯诺称为“可爱的小湖”——未名湖畔的柳荫道上散步，在湖畔花神庙旁拍照留影，在宁静的临湖轩休息。洛伊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个略为发灰的浅红色的亭子边停下来，眼光穿过它的拱顶，凝视阳光下碧波荡漾的一片湖面。在我们身后，拾几步石阶而上的那块稍为高起的地方，有一片蔓草丛生的空地，四周松树围绕，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一九七三年，洛伊斯根据斯诺的遗嘱，选择了未名湖畔花神庙上面那块高起的空地，作为斯诺的墓地，是完全符合斯诺生前的心愿的。就在这次访问中，斯诺还把他写的书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留念。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上午，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未名湖畔举行。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送了花圈。周总理亲自拟定了简短的碑文，并抱病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了安葬仪式。周总理向斯诺夫人及女儿西安亲切问候，并说：“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斯诺夫人在仪式上说：“他现在安息在北京大学，这个他曾经教育过青年的地方，其他的青年从前辈学生所作的牺牲和斗争中得到好处的地方。愿今天在这里的人和将来在这里的人——从许多国家来的青年——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把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解放出来的精神利用这个花园，用来休息，用来游戏，用来学习，用来工作。” 　　是的，斯诺虽长眠在燕园，但他将会看到，他所希望的青年正在健康成长。 　　(原载1980年第3期《新时期》)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