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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共产主义青年团

（美）埃德加·斯诺

据1936年7月25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在陕西保安提供的材料。 　　一、共青团的历史 　　1920年5月，恽代英、张太雷、肖楚女、施存统等八人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①。它起初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团的那次会议上，决定加入少共国际②(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在1918年即已存在过)。1923年8月份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只是在学生和文化界活动。在第二次大会上，决定改变方针，要广泛发展组织，并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24年，共青团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共青团应实现“无产阶级化”的提案。1925年2月③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要奉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向了工人和群众运动。通过了“共青团必须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④，在武汉秘密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谴责陈独秀“机会主义”和国共合作的决议。同年(紧接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⑤，按照党的决议，通过了新的立场。五大之后，在1930年间取消了共青团组织，改为共产党的一个部。这是在李立三领导下的事。经过这场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之后，在苏区和红军中恢复了共青团。从那时以来，至今一直没有召开过中国青年团的全国大会。 　　下述人员依次担任过共青团书记： 　　施存统、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王儒程、袁炳辉、王永生、胡均鹤、顾作霖、凯丰(何克全的别名)、冯文彬。⑥ 　　(1936年)共青团中央委员是：凯丰、王生平、博古、陈昌浩、陆定一、关向应、王儒程、黄林义(学生，已被捕)、冯文彬、刘英(女)、胡耀邦、陈士法、潘志明、李瑞山、高朗山。 　　二、共青团活动 　　共青团设有三个部：扩红部、红军部和苏区建设部。 　　(一)共青团扩红部 　　在江西，该组织1933年为红军招募了六万名青年，1934年增为约十万人。共青团员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南方各苏区，共青团均派有扩红工作队。 　　在江西成立了“少共国际师”，由八千名红军战士组成，直接隶属于少共国际。有一个整师(第15师)全由共青团员组成。共青团经常动员团员青年把第15师当成自己的部队，休戚与共。这个师的师部直接同共青团中央发生关系。团委工作队受省团委的领导。共青团培育出了许多红军英雄。共青团下设三大组织：共青团(16至23岁)；少先队(14至16岁)；儿童团(8至14岁)。 　　共青团“英雄”范例。在(福建)长汀县开展“百万钢铁红军运动”期间，共青团支部书记王生廷(译音)和小组长王庆鼎(译音)带着周店村(译音)的全体少先队员三十二人参加了红军。     　　在江西南康县，王国生(译音)同志带了七十五个人参加红军。还是在这个省的赣县，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郑盛流(译音)带了五十八个人来参军。在江西宁都，共青团书记谢银彬(译音)给军队输送了三百多名青年。 　　在吉安县(已改名公略县，以悼念黄公略)，有个叫李洛英(译音)的妇女劝说丈夫参加红军。在江西于都县，一个叫肖玉春(译音)的妇女因为她丈夫不愿当红军而和他离了婚。这里还有个姑娘反复给她的男人讲，(要是国民党打胜)白军来了，他俩的婚姻不会久长，终于说服他去当了红军。在瑞金还有这样一件事，一家有兄弟八人，全被共青团动员参加了红军。在1934年于瑞金召开的共青团七大以前，在《中国共青团中央给中华少共国际的报告》中，列举了好几百起这样的事例。 　　(二)红军中的共青团 　　约有40％的红军战士年龄在23岁以下，其中约有半数是共青团员。红军中有一个叫小队的青年专门组织，在各连队和大队活动。小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教育。在红军的正规课堂作业外，共青团还专门上课，教唱歌、演戏、舞蹈(原文如此)等等。它在营以上各级举办“列宁角”，并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共青团的问题。它在政治指导员的监督下，开展有关两性、婚姻和工作等问题的讨沦。共青团还给战士进行以下辅助军事训练：防空隐蔽、射击、伪装、在战斗中识别敌军军官、拳击、器械操、各种体操以及蓝球等等。 　　在江西苏区，军内外一起共青团员最多时曾达大约四十万人。团费为每月一个铜元。 　　共青团领导人特别强调学文化。“列宁角”每天定时上识字课。每个连队都推选一名共青团员，在行军途中给大家上课。他随身带着一根尖木棍，在缺乏纸张时，就用来在地上或有时专为写字而携带的沙箱中划字。宿营时，战士们就在列宁室出墙报，人人投稿，练字练写作。目的是要使人人动手。 　　共青团管的另一件事是公共保健。它教育红军遵守“三要三不要”，同时教育人民。“三要”是：守纪律、讲清洁、有礼貌。“三不要”是：不喝酒、不吸烟、不喝凉(生)水。 　　共青团给新老战士讲战场救护课，并教他们防治常见病的方法。讲保健课都在夜间。红军修建厕所时，右共青团来监督保健措施。 　　在休息和宿营时，共青团演出组表演歌咏、戏剧和喊口号。 　　红军不打仗时，共青团每五至七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有关领导、士气、克服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和全世界青年的联系等实际问题。他们讨论最近作战的表现，谁最勇敢，谁最孬种，原因何在。他们讨论鞋子、新制服以及他们家庭的问题。在行军中，共青团协助维护纪律和保持警戒，注意每一个表现差的人。他们批评干部、伙食、烹调、住房和大家可以反对的命令。他们可以要求对一切事情作出解释。共青团给战士们报道他们亲人和村里的消息。他们帮战士写家信；家乡的团员们则帮战士的父母妻子给她们的亲人写信、捎礼物。 　　战士对上级长官有意见，可以向更高的上级写信提出批评，甚至要求加以撤换。共青团将为他转达意见，并协助调查有关的指控。大部分这类问题在营里就得到解决。如果有几个人提出同样批评，有时就召开全营群众大会来处理所指控的问题。有几次通过表决撤换了一些干部，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确曾有过。 　　(三)共青团参加苏区建设 　　在后方的共青团组织，协助调解师父和学徒之间、放牛人和牧羊人之间，夫妻之间以及小孩子和压迫他们的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问题。学徒工的工时长，强度大，然而工资低甚至毫无工资。共青团帮助他们争取缩短工时，减少工作量和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劳动，先是进行劝解，不行就诉诸法律。 　　共青团、少先队和儿童团还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队，开展积肥、开荒和助耕助收劳动。运动员妇女执行特别小组的任务，口号是：“前方打仗，后方生产。”陕西的妇女原先都不下地干活；现在连“裹脚”女人也有种地的。共青团小组鼓励农民们种蔬菜，团组织自己也在荒地上种菜——大多是种玉米和土豆。 　　①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的发起组选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梅、张太雷等在一部分先进青年中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谭平山发起下成立。——译者 　　②1922年5月5日至10日于广州举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决定加入少共国际。——译者 　　③应为1925年1月26日至30日。——译者 　　④应为1927年5月10日至16日。——译者 　　⑤1928年7月，于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译者 　　⑥缺刘仁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至三大期间团中央负责人)、王云程(1933年1月任“少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后叛变)。——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