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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中国革命关系大事记 |
| （美）埃德加·斯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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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金芳
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是中国人民热爱的朋友。正如宋庆龄所说：是“曾帮助人民寻找道路”的人。他曾作为记者，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中活动，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贡献。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斯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本文谨以斯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为内容，将主要事件和活动作了一些整理，以飨读者。
1928年(22岁)
1928年5月，斯诺从日本至上海。他一到上海，向密苏里同乡、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推荐信。鲍威尔安排斯诺协助他编辑该报《新中国》特刊。
5—8月，斯诺编《新中国》特刊达三个月。在此期间，他阅读了鲍威尔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术书籍，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又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连续性悲剧场”的舞台，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感到年轻的中国正在竭力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编完《新中国》特刊以前，斯诺被鲍威尔聘任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
8—12月，斯诺得到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的支持，以《密勒氏评论报》旅行记者的身份赴沪杭、沪宁、津浦、京沈、京哈等全国近一万三千公里(八千英里)铁路线旅行采访。他沿途客观报道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五·三”济南惨案真相，撰写了他观光中国铁路沿线城镇和名胜的文章，以事实说明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观光旅行。他从东北到西南边陲，北至朝鲜，南达缅甸，最后到了北平。他从这次采访中“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在报道中认为：旱、涝、饥、虫和地震这中国的“五大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1929年(25岁)
1929年6月，斯诺受鲍威尔之派去中国西北灾区采访。他曾去张家口、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等重灾区。他亲见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死于饥荒。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并且是我所有的经历中最令我毛骨悚然的”，“七年以后，我就在那里写出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①
同期，斯诺在灾区结识了时任上海工部局工厂督察员兼绥远华洋义赈会工作人员路易·艾黎②，听他叙述了中国苦役的详情后，斯诺更激起了对中国人民的无比同情。他们一起收容了垂死的灾区儿童。斯诺还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这次灾荒的报道。
8月，中东路战事发生后，鲍威尔给正在北平的斯诺发电报，要他立即返回上海。不久，斯诺返沪，读了鲍威尔留下的信，委任斯诺为《密勒氏评论报》代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从此，斯诺成了一名驻外记者，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夏秋，斯诺再度赴东北采访中东路战事。在沈阳，他初次见到威廉·亨利·端纳③，经他的引见，斯诺又会见了张学良。斯诺根据这次东北采访写出的新闻纪事，预测日本会短期内找借口向东北发动武装进攻。
11月9日，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抨击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人的社论《中国人请走后门》。文章激烈批判了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代表的种族歧视和“那些采取侮辱中国人荒唐作法的外国人，仍然是在继承他们前辈的衣钵，正是这些人在几十年前在中国建立起白人的特权地位。”这篇社论，促使《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电报大楼的英国业主改变了要中国人走后门的歧视做法。斯诺也因为主持正义，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劣迹而遭受到打击报复：他无端被上海公共租界警方政治部头目C·帕特里克·吉文斯诬陷为美国洛杉矶警方要找的重犯；是持假护照的“第三国际代理人”等等。斯诺同为此事主持正义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相识并结下了纯洁的友谊。卡尔逊每周一次同斯诺交谈，彼此有共同语言。
后来斯诺弄清楚，是一个白俄告密者给吉文斯提供了假材料并以此获得金钱。鲍威尔把这个白俄从《密勒氏评论报》赶走。斯诺也曾清楚地认识到吉文斯每年都以共产党的嫌疑罪逮捕数十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并转送到龙华中国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许多人惨遭杀害，而吉文斯却于1934年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一枚宝玉勋章和大笔奖金。
这年，斯诺了解到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共有四万八千名妓女，此外，还有五万名至十万名未纳入正式统计的女子，由贪婪的鸨母陪同，站立于街头和行人道上。斯诺用摄像机摄下了上海这罪恶渊薮的黑暗街角，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造成的深重罪孽。他说自己“在中国看到的是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
1930年(24岁)
1930年上半年，斯诺除了每天给《芝加哥论坛报》提供最新的消息报道外，也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上发表文章。他还担任了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远东代表(巡回记者)，开始在华中旅行，报道了当时中国军阀战争中的几场小仗。
8月，斯诺在《美国信使》第8期上发表了《上海的美国人》一文。文中谴责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是“最丑陋不堪的”。
10月，在《亚洲》杂志发表了《孔子后裔的名字和声誉》一文。
下半年，斯诺从台湾出发，沿南中国海至广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旅行采访。亲身了解到国民党官员们对百姓横征暴敛和受贿、腐败的劣迹。他访问了云南原始锡矿，亲见了用手和膝盖爬行的童工所过的非人生活。他与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的远征队同赴缅甸，后来又去印度采访。
1931年(25岁)
1931年1月，斯诺先后在《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当代历史》等报刊上发表了《中国的洪水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力量》等文章。他曾沉痛地写道：“……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九十万中国人民的身上。”他谴责“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④
9月18日前后，斯诺从印度返回中国到上海后，经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⑤介绍，先后两次往访宋庆龄，准备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为宋庆龄写一篇小传。
10月，斯诺去东北采访“九·一八”战事实况。他走遍大连、沈阳、齐齐哈尔等地，在严寒中采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现场，以亲身见闻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2月7日，斯诺写信给霍华德，讲述自己在东北了解到的日本侵略军所犯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罪恶。不久，斯诺由东北返北平，然后赴上海。
1932年(26岁)
1月28日至3月4日，斯诺在上海亲历了日本侵略军由所占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的“淞沪抗战”。“一·二八”当晚，他最迅速地发出了第一篇关于这场战争的目击报道。他开头写道：“今天晚上，上海的街道给鲜血染红了。”他称“东北—上海‘战争’的‘实例’”，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发端”。他批评“蒋介石什么也不做。不抵抗和依赖‘国联’，成了他的政策……这时，在西方崛起的新侵略国家意大利和德国，乃从东方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启发”。斯诺对19路军官兵奋起自卫和在两三天内，全国人民给19路军以空前的精神上的支持，予以满腔热情的报道。他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敢于面对死亡大笑……”“象这样的中国士兵，过去从来没有过”。由此他得出“中国终于被一切力量震醒了”的结论。
同期，斯诺为拯救中国上海闸北车站的旅客，挺身而出把自己刚从日本侵略军头子——日本舰队司令官盐泽那里得知其正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的消息，告知沪宁铁路 (时称京沪铁路)站运输经理，建议从速疏散旅客和物资，使之免遭袭击。
他在上海写的关于“淞沪抗战”的特讯很成功，受到了美国重要报刊编辑的热烈祝贺，随后，斯诺根据东北和上海之战的实地采访，写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
7月11日，斯诺和宋庆龄、杨杏佛等中外知名人士，一同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于上海(1931年6月，第三国际世界泛太平洋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被上海英国巡捕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罪加以逮捕，此时关押于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自1932年7月2日起，牛兰夫妇在狱中绝食)。宋庆龄任委员会主席，斯诺为委员，翌日该委员会发表英文宣言说：“我侪与欧美各国之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允准牛兰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为牛兰夫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之生命，国民政府视之如儿戏；牛兰夫妇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我侪欣然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⑥
7月17日，在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以及斯诺等中外知名人士竭力相救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由杨杏佛一人具保，牛兰夫妇获释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牛兰夫妇亦同意停止绝食。
夏秋至12月，斯诺通过与宋庆龄的接触和采访，深受教育。他说：“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了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及时地认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为此，斯诺十分赞同和钦佩宋庆龄在这时期领导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从道义上、活动上和事业上予以切实的支持。他于这时期开始编纂以《活的中国》为书名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除收入了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作家的小说外，受宋庆龄的直接影响，收入了1931年 2月7日被蒋介石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的五位青年作家如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表现了斯诺与中国作家同生死、共命运的深厚情谊。
12月25日(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⑦在日本东京的美国大使馆结婚，随后同赴南洋度蜜月，同时作旅行采访 (由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的苏禄、苏拉威西、爪哇和佛罗里斯到巴厘、新加坡等地)。
年底或1933年春，斯诺与姚蓬子(即姚方仁)合作翻译《阿Q正传》，通过姚蓬子的联系，与鲁迅多次会面于上海。2月21日，斯诺与鲁迅交谈⑧。
1933年(27岁)
1933年3月，斯诺与海伦·福斯特安家于北平，住在北京饭店。斯诺接替了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之职。此后，他们在北平共住了五年。
4月，斯诺夫妇住入北平煤渣胡同21号的一座四合院。斯诺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西方国家威信的衰落》一文。
5月20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其中指出：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由最近日本对中国河北的占领而历史性地结束了。自 1883年来，中国先后迅速丧失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他痛斥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中国领土，“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
8月左右，斯诺接到国际统一新闻协会的上司霍勒斯·埃普斯的电报，得知该协会关门的消息。斯诺失业了。同月，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斯诺的《西方国家威信的衰落》一文。此文的中心思想是：西方国家“除非不仅放弃对中国的侵略，而且放弃对整个东方的侵略，否则，亚洲就不可能有和平……而对着东方各地的殖民地都要求自由，欧洲人是赖着不走呢，还是鼓起勇气去作出明确的努力(同时也要日本作出同样的努力)，以结束他们自己的征服呢?”该报负责人乔治·霍勒斯·洛里默亲自写信向斯诺致贺。稿费七百五十美元可以维持斯诺夫妇在北平住两年。斯诺从此与该报结盟，他在后来的十五年内得到该报编辑部在经济和事业上的全力支持，这是斯诺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该报共为他支付二十五万美元的各种费用)。
9月，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特写课。
12月16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介绍了河北定县进行的由晏阳初等人主持的乡村群众教育实验。斯诺寄希望于中国三十年代初活跃于山东、河北、南京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表现了他密切关注并探索改革中国的道路和方法的高度热情。
同年，斯诺在北平开始集中时间认真学习中国语言。他在中国满族老师指导下，刻苦用功地学到了足够应用的普通话，他自称“给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他坚持两年余，已能进行翻译。
1934年(28岁)
1934年1月，斯诺在美国《当代历史》杂志上发表《孱弱的中国强人》一文。
2月，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日本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一文。
3月，斯诺就聘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他和海伦搬到海淀军机处8号(燕京大学南门外)居住。他开始任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共四年)。
1935年(29岁)
1935年1月，在美国《亚洲》杂志当年第1期上发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他把鲁迅称作“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左派革命者。”
1月18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写道：“S君(指斯诺)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同样，鲁迅的“胸襟宽阔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忱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也引起斯诺的强烈共鸣。
3月26日，斯诺对蒋介石把国家预算的大部分用于进行持续不断的作战，以便把军阀系统统一在个人指挥下的种种反动措施，与中国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灾荒、时疫以及其他本来可以防止的灾难的素材积累起来。他剪下这一天一则报纸的典型报道。上称：“长江流域有1200万人口，目前正受到饥荒的煎熬，面临死亡。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特派调查员约翰·厄尔·贝克，刚从灾区作了长期视察归来，于今天披露此事。在首都(南京)附近，已有大批人死亡，饥民使用一种漂布土做汤充饥。”他称“这就是我对‘黄金时代’的记忆。”⑨
5月底，斯诺从宋庆龄处得知张学良已与中共达成停战协议。
同年夏，斯诺赴东北和日本采访两个月后返北平。
11月中旬，当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华北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时候，斯诺认为，这“是几个月来他们渗透华北的高潮”。他和一些进步的外国记者曾经设法将土肥原搞华北自治的内幕的若干情况发到国外去，但北平国民党实施新闻检查，使中文报纸不能发表日本人所提出的要求。斯诺从内情人处得知蒋介石下令让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准备向土肥原屈服的消息后，立即告知燕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并为之献计献策，力主以行动来反对。斯诺夫妇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这里的美国朋友都像我们一样感到愤慨”。斯诺向学生会干部们建议：让北京全城的学生都参加示威。他答应届时将发动其他的记者都到示威的现场去采访，并充分地予以报道。斯诺认为，中国在国外赢得多大的支持，将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口号的意义。同月，斯诺在《旅行》杂志上发表《在古老亚洲的门口》一文。
秋，斯诺夫妇搬家至北平崇文门盔甲厂13号居住。
12月8日，北平学联拟写了宣言，交给斯诺夫妇。他俩连夜译成英文，以便到时向国外发送。
12月9日，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斯诺夫妇参加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行列。他们和一批外国记者的出现，使军警十分困惑。斯诺把中国学生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的水龙、皮鞭、大刀、马队英勇搏斗的历史场面摄下，又在当晚起草并打印了给宋庆龄的求援信。他于当日发出的新闻报道中，称“一二·九”为“革命青年大爆发”，是又一次“五四”运动。他在目睹这场爱国运动的全过程后认为：“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来。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⑩
12月12日，斯诺夫妇和一些外国记者出席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并讲了话。
同年底，斯诺在燕大对尼姆说：“象W·H·端纳……等报人，过去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此中原因，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当一位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北平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11)
1936年(30岁)
1936年1月，斯诺在美国《亚细亚》月刊发表《论鲁迅》一文。
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宋庆龄，表明他希望访问苏区的迫切心情，请她予以帮助。
5月上中旬，在宋庆龄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下，斯诺与鲁迅再度见面。
5月19日，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
6月6日，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载《东方即将来临的冲突》一文，指出“日本在它企图主宰中国市场和内地财富的巨大冒险中，注定了要斩断帝国的颈首”。斯诺预言：“不久一定会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抵抗运动。”
6月中旬，中共中央通过宋庆龄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战主张。宋庆龄决定安排斯诺和马海德(即乔治·哈特姆)医生前往。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带着北平的一位教授(即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交予刘少奇授权柯庆施写的致毛泽东的信(此即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和接头暗号——半张五英镑钞票，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独自动身去西安。临行前写信给妻子，请她帮助物色一、二名燕京大学学生朋友前往(王汝梅即黄华，便是尼姆·威尔斯物色的一位朋友)。斯诺后来称“我1936年……在西安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所作的那次访问，则是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
下旬，斯诺到达西安，住周余。他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又拜会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通过王牧师(董健吾)与党组织联系后，搭乘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的卡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卫局局长邓发的陪同下，经洛川进入红区。
7月初，斯诺到达离西安最近的红色据点安塞县白家坪。
7月9日，周恩来、叶剑英至安塞白家坪欢迎斯诺并亲切交谈。周恩来与之谈红军未来的计划，谈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周恩来向他介绍中共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推进革命的战略策略，使斯诺大为震惊而衷心感佩。周为之安排了旅行路线并派一连红军护送斯诺去保安。
7月15—23日，斯诺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省安塞县的保安。他以虔诚而热烈的友好情谊，带着他多年来萦绕在心头的无数问题中一连串极重要的问题——“红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银元，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头颅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呢?”……第一次会见并采访了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与他在7月15日、16日、18日、19日和23日五天内纵谈天下大事(吴亮平担任翻译)，谈中共的外交问题，内政和土地革命的政策，苏区教育问题，第三国际及苏联、外蒙古问题等。斯诺在与毛谈的许多夜晚中，每晚从9时谈至凌晨二三点。毛泽东首次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介绍了红军的长征和许多红军战士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斯诺以自己能成为访问毛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而无比自豪。他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他在采访的五个月内便发表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即《西行漫记》中最早的—部分内容。
7月19日，与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交谈。李德承认自己坚持的一套西方的作战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7月25日至月底，斯诺在保安访问冯文彬、吴亮平、王观澜、王稼祥、叶剑英和秦邦宪等多人。他广泛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青年团工作，土地政策以及中共党内斗争等情况。
7月，斯诺在《活的中国》序言中，热情讴歌“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民的斗争。
8月初，在吴起镇花三天时间，考察了红区的工业。然后花半个月时间，骑马去甘肃采访。
8月中旬，斯诺到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采访红军将领肖劲光、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李天佑、徐海东、刘晓等多人。8月16日，斯诺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宁夏南部的预旺堡，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他提供了关于红军的完整统计资料。8月20日，红军召开欢迎美国朋友斯诺、马海德大会。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都出席了大会。通过采访，斯诺认识到“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在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他对红军的自给经济和夺取敌人的装备武装自己、打击敌人印象尤深。纠正并批评了那种老是指责红军“从俄国那里得到武器”的错误观念。由此，他进而了解红军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和政治、军事领导，尤其对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采访，印象极深。通过彭的身世和经历，彭向他介绍的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大战术原则，他对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了深切的了解。
8月27日，黄华(时名王汝梅)从北平赶来，在预旺堡与斯诺相会并随后充当他的翻译。
9月1日至20日，继续在宁夏预旺堡、碉堡子，甘肃的河连湾、程家屋、洪德城等地采访和行军，于9月20日返回陕西吴起镇。斯诺在河连湾时，红军刚结束了一场肃清国民党民团的武装的战斗，庆祝胜利。这为斯诺返程扫清了道路。
9月下旬，在保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谈了“工合”和红军在长征中的损失等问题。
其时，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组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详尽报道传到保安。
10月初，海伦·斯诺从北平出发去西安，准备赴红区采访，被国民党特务阻拦未成。
10月9日，斯诺访问苏区国家保安局周兴，随后访问博古，谈中国苏维埃运动。又同蔡树藩、陆定一、李德等在一起。
10月中旬，斯诺返达东北军防区。
10月20日，斯诺从保安骑马至洛川，22日返西安。在他返西安途中惊悉鲁迅逝世。他与姚莘农(姚克)联名敬送了横批是“鲁迅先生不死”的挽联：
译著尚未成功，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10月25日，返抵北平。
同月，《活的中国》一书在英国伦敦的乔治·哈勒普书店和美国纽约的约翰·戴书店出版。斯诺在该书扉页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美好的心灵是现代中国最优秀品质的活生生的象征。”
10月27日，传出斯诺已被红军处决的消息。美联社已经在美国发出了电讯报道。斯诺立即出席在美国公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红区之行的谈话。这消息通过国外报刊发回中国，在远东各大报刊登载后，立即引起轰动。南京则引起了惊惶失措，国民党新闻局以取消他的记者特权相威胁。但日本和国民党均派人见斯诺，企图探听他越过封锁线的办法。
1937年(31岁)
1937年1月，斯诺夫妇与燕京大学进步教授梁士纯、夏仁德、张东荪、姚莘农、贝特兰等办了英文杂志《民主》(De—mocracy)。该刊主张抗日，内部团结，言论自由。刊登了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状况介绍的文章和照片，终于首次在国内冲破了九年来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新闻封锁。
其时，上海有一批(六、七个)外国记者要求到西安访问，被南京政府禁止。南京当局发一个禁令给西安的顾祝同：严禁新闻记者进入苏区并随附斯诺为首的八个新闻记者的姓名。
1月21日，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男教友聚会上作了《红党与西北》的长篇报告，与会者二百余人。此文寄上海《大美晚报》主编兰德尔，在该报2月5日发表。同一星期五又在华语学校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1月24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东单北大街)作了介绍苏区情况的报告，2月5日巴黎《救国时报》和北平英文Peking Chronicle均予以报道。
与此同时在谢伟思家里，燕京大学新闻系、扶轮会(Ro—tary Club)亦作过同样的报告。
2月5日，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由燕大新闻系召开斯诺苏区摄影展览会，到会二百余人。
2月22日，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开会，由同学转述斯诺陕北见闻并放映苏区影片和幻灯，与会三百余人。
2月，在《亚洲》杂志发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在美国《生活》画报上发表了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拍摄的大量照片。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写威胁信给斯诺，说要是再发出此类电讯，将会导致政府方面采取“措施”。
3月10日，毛泽东致函斯诺，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12)
3月，斯诺访问红区的报道，在斯诺关怀下，由王福时主持、组织翻译已发表的斯诺文章，由《毛施会见记》等三部分文章组成，书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出版，发行五千册，一售而空。
4月15日，在《民主》杂志上发表《苏维埃强人》一文。
4月27日，海伦·斯诺为采访中共人物和红区消息，只身冒险取道西安，转赴延安访问。斯诺留北平写《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书稿。
5月21日—6月中旬，海伦自陕北两次致书斯诺，写道：“陈赓要你特别小心，不要发表任何对蒋介石不利的东西。”“删掉搭救蒋介石的那件事，他在南京同蒋介石的谈话也要删去。”(13)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按此意见作了删节。
6月8日，在《民主》杂志上发表《向鲁迅致敬》一文。
7月6日，斯诺致函许广平，代表他和海伦·斯诺欣然应邀参加鲁迅纪念委员会。
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斯诺在日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出了正义的呼声：“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军士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军不撤兵回去，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北平?”(14)斯诺后来表述他当时的心情说：“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15)
同期，因“七七事变”的关系，斯诺和同事们办的进步刊物《民主》停刊。
7月18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和宋庆龄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成员有：茅盾、巴金、郭沫若、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姚克等六、七十人，其中在为数有限的外国作家和友好人士成员名单中就有“施乐”(斯诺的中文名)。
7月31日，北平陷落。斯诺的住所住满了被日寇列入黑名单的政治流亡者，教授和学生，包括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他协助他们乔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有的去参加游击队，我抗日游击队在斯诺住所设置了无线电台。
夏，在北平近郊会见在西山养病的邓颖超，并让邓化装成他家保姆一同去天津，让她在他的朋友詹姆斯·贝特兰(英国记者)帮助下，安全越过战线，返回延安。
同月，毛泽东致信斯诺，答复了他提出的如何摆脱当时中国的厄运(指东北军被瓦解后蒋介石再度封锁延安)的良策等问题。
斯诺回北平后，平西游击队联络员吴某要斯诺代为保管刚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的古代墓葬金银珠宝，并托他代为运出变卖。但斯诺宁可自己负担避难革命者浩繁的伙食费用，不肯变卖珍宝。
7月—11月，斯诺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了《毛泽东自传》(7一10月号)、《苏维埃中国》(8月号)，在《美亚》杂志发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8月号)，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我访问了红色中国》(11月号)，在《亚洲》杂志发表了《长征》(11月号)，伦敦《每日先驱报》在第一版上刊登斯诺关于红区采访的一组文章的同时，提升斯诺为该报驻远东首席记者。
9月初，斯诺接到尼姆·威尔斯从延安拍发的电报。他安顿好客人后，准备赴西安与之会合。
9月6日，斯诺从天津打电报给正从延安往山西前线的尼姆·威尔斯：“你仍可取道青岛而回，欲行从速，否则今年恐不能回。”(16)
同月19日，与贝特兰一同去西安，斯诺会到正在患痢疾病的尼姆·威尔斯。
21日，斯诺夫妇一同赴青岛休假一周。
9月底，斯诺赴上海，为英国《每日先驱报》采访“八·一三”以后的中国战讯。尼姆·威尔斯回北平休养和搬家。
10月，斯诺夫妇又在上海公共租界重新安家，他们怀着对红军将领和战士的无限敬意，向友人介绍在红区的见闻。
同年秋，斯诺常和路易·艾黎商谈中国战时工业急需恢复，上海失业工人的生计等问题。
10月，斯诺所写《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英文本由伦敦戈兰兹公司出版。在几个星期里，就销出十万册以上，此书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最早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影响甚大。很快有了多种外语的译本。斯诺说过，从此“我的写作带上了政治行动的性质”。表明他对中国人民的斗争采取了更加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
11月2日，斯诺在上海会见宋庆龄，采访到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拒绝在孔祥熙要她在谴责张学良的声明上签字的经过，深为敬佩。
11月，斯诺通过在上海的八路军代表潘汉年同延安取得无线电联系，发出了他给毛泽东的信，介绍卡尔逊去延安访问。他随即接到了欢迎往访的答复。几天后，卡尔逊持斯诺给周恩来的信去南京会见了周，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卡尔逊成功地踏上了去延安的访问之路。
同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已在伦敦发行了五版。
同月，斯诺夫妇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全称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他在一次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人士的“星二聚餐会”(简称“星二会”)(17)的晚宴上，谈红区见闻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这时期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改组和迁移工业设备与熟练工人。抗战将是长期的，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因此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经过讨论决定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路易·艾黎召集并写出计划。斯诺修改好计划后送《密勒氏评论报》打印成小册子，拿到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18)。
12月，斯诺在南京亲睹了日本法西斯屠杀南京人民的暴行，他无比愤怒。
同年冬，斯诺夫妇等发起的“工合”运动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她参加为发起人。同时，斯诺又取得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约翰·亚历山大的支持，经他的说服和动员，取得了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的热情支持。
1938年(32岁)
1938年1月24日，斯诺以他经过四个月在红区旅行后激起的对中国共产党、她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们的无比真挚的感情，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海，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写序，他说：“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者们开创的革命业迹是“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2月，《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这是在斯诺支持下，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胡愈之组织了新闻界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郭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十二人，自筹经费，以最快速度集体翻译，由读者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的《复社》发刊的。斯诺作序并对原著作了文字上的增删，增加了多幅照片。此书仅在上海就发行了五万本。
同年春，斯诺、托卡尔爵士把“工合”计划带给武汉国民政府。斯诺积极筹集“工合”资金，物色人选，建立机构。他以取得华侨和美国友人资助为主要集资渠道，取得国民政府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后试行，政府将拨专款一百万元 (未全部支付)，调艾黎任技术总顾问。斯诺夫妇为此献出了自己大部积蓄作为“工合”资金。
4月3日，斯诺夫妇出席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一次晚餐会上成立了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第一次委员会。梁士纯(19)任主席。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任秘书。斯诺、海伦、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龚普生等为委员。
5月初，斯诺在上海圆明园路沪江商学院作了一次演讲，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抗战”。“照十个月来的客观事实看，胜利的可能是属于中国的。”“眼见太阳(日本)不但不能升起，恐怕还要因此没落。”(20)此次讲演，对已沦为孤岛的上海抗日人民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5月，在《亚洲》杂志发表《中国新四军》。
6月，在《亚洲》杂志发表《中国的日本人联盟》一文。
6月14日，宋庆龄领衔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同时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斯诺从上海赴香港积极支持该同盟工作。
7月，美国《每日先驱报》委斯诺为战地记者。他从香港乘飞机至汉口，住海军青年会(约住七周)。中国青年记者协会集会欢迎他与史沫特莱。斯诺此行取得了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等对“工合”的支持。
8月5日，斯诺在汉口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活动，筹备建立全国组织。“工合”由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兼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斯诺为“工合”的宣传者和争取外国支持的发言人。
同月，斯诺在汉口会见了蒋介石。斯诺向他提出“假如汉口失陷了怎样?”“究竟根据何种理由认为中国可以获胜?”等问题。斯诺认为“对蒋的认识能够更加明白的话，我们对战时政策的复杂性也许可以更加清楚一点。”他批评那些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一者”的人未免把非常复杂的实际情势估计得过分简单。“他们把集团的推动与一个人的人格视为一物。”
在汉口，斯诺曾会见周恩来、邓颖超并合影。还会见了叶剑英、博古、项英等中共领导人。当时华侨送来六万元，指定在安徽新四军里建立一个“工合”中心，为此，斯诺与新四军司令员项英谈“工合”的事，然后返上海。项英向他谈了新四军的组建、坚守华南苏区的经过及他个人的经历。
9月初，斯诺接艾黎急电，要他立即赴汉口。经与宋庆龄商定，由斯诺赴汉口实地了解“工合”的存在问题。
9月—10月中旬，斯诺飞抵汉口。他为“工合”事再次会见蒋介石，以取得支持。又会见新四军军长叶挺并合影留念。随后返香港，回上海。
10月—12月，上海形势日益严重。斯诺与梁士纯一同离沪飞香港。他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处理“保盟”事务，并一同酝酿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然后转道昆明赴重庆，以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他随后赴成都考察。
在此期间，斯诺写信给毛泽东，寄去“工合”组织章程并向之全面介绍“工合”事业，以期在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此项运动。
1939年(33岁)
1939年1月，与宋庆龄等一同在香港倡导并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路易·艾黎为实地工作秘书，斯诺为该委员会委员、发言人。其时，斯诺努力宣传“工合”事业，设法从宋子文处取得了中国银行的二十万元法币(合四万美元)的贷款后，立即汇给艾黎，帮助他度过了创办工业合作社初期的难关。
同月，由于斯诺的大力宣传，香港总督也热情支持中国“工合”运动。香港中外银行界、商业巨头、慈善家纷纷参加资助活动。在海外，菲律宾华侨首先响应，慷慨捐款并热情邀请斯诺夫妇、宋庆龄前往菲律宾访问。为此，斯诺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职务移交给鲍威尔，然后偕同尼姆·威尔斯同赴马尼拉，开展“工合”国际宣传运动。
同年春，斯诺夫妇在马尼拉组成了有百余人参加的工业合作社国际推进委员会。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任主席。总干事为但诺尔先生。
同期，斯诺与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外名“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设于伦敦)互通声气，密切合作，掀起了宣传中国抗战，为“工合”募集捐款，支持中国长期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热潮。斯诺夫妇在菲律宾碧瑶风景区暂时安家。
5月，斯诺接到宋庆龄的信，从菲律宾返香港，他得知国民政府对“工合”的压迫与破坏的情况后，决定返中国实地了解处理。
夏，斯诺从香港飞抵重庆。他目击了重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的惨状，认为“这一次庞大战争终于震开了由城市回到农村，由太平洋回到中亚细亚的中国人的眼睛”。(21)他认为“中国的新景象，为日本所促成——而这新景象是在西部的。”他从重庆乘汽车，经成都，过剑门关，入陕西省考察，从褒城到汉中，沿着“建有‘工合’的路线走了几百英里”，到达“工合”城宝鸡(22)。在宝鸡会见了路易·艾黎。斯诺送了几百美元给艾黎建造“工合”办事处，又捐了二百四十六元(合三十美元)给一个孤儿训练学校。他在考察了“工合”运动后，从宝鸡到达西安。
9、10月，斯诺在西安亲见了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封锁并设立集中营的严重情况，也了解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及其夫人宋霭龄贪污中饱，勒索回扣以及改组“工合”领导以图控制等劣行。由于国民党政府拒不给八路军分配汽油，致使他等候了一些日子，才搭上了几星期以来第一部到延安的车子，经三原，于9月中旬进入延安，开始了他第二次对红区的访问。
9月中下旬，斯诺在延安参加了群众集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欢迎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大会。他听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会上的热情而坦诚的演讲，感慨颇深。斯诺还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厅厅长、复兴社的贺衷寒将军会晤。几天后，他又参加了延安各界欢迎东北军何柱国将军的盛大宴会，并应邀在会上讲话。
9月25日，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会见毛泽东，两人进行了正式而友好的交谈。谈话涉及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分歧、中国工业合作社、欧洲战事、国共关系、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同时，毛泽东在干部会上将斯诺介绍给大家，并且说：“《西行漫记》是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23)。
1940年(34岁)
1940年1月，在美国《新共和》发表《斯大林愿意叛卖中国吗?》，并在中国采访华北游击战争和游击队。
同年春，继续在陕甘宁边区采访，并视察“工合”，亲眼目睹了日寇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失败。他称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具有“超特的士气”。
4月，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蛟龙舐吮自己的创伤》一文，报道他考察中国战时西部地区的现状。他说中国千百万被压迫的民众，“他们解放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军队的胜利上面”。(24)
6月—7月，从西北飞返重庆。不久赴香港出席7月份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0月，在《亚洲》杂志发表《中国的分裂潮流》一文。
同年秋，斯诺在菲律宾马尼拉等地从事“工合”国际协会的工作。斯诺为此邀请路易·艾黎去马尼拉介绍中国“工合”的情况，对推动“工合”运动，争取国际资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久返香港。在香港为“工合”募集资金，他“为江西募捐，干得很出色”(25)。
同年，斯诺曾到中国各地参观工业合作协会创办的工厂。当时中国十六个省内已有二千三百个这样的工厂。有二十五万人依靠在“工合”做工为生，还有四万名家庭工业的纺织工，接受“工合”的定货织造军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设法获得了政府同意，把活动扩展到黄河以东。
1641年(35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斯诺报道了事变真相。重庆国民党政府再度断然否认曾发生任何事件，而且再次取消了他的记者权利。
2月，斯诺被迫离开中国。
4月，在《亚洲》杂志上发表《在中国是内战吗?》一文。
7月，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中国与世界战争》一文。
1941年，第四部著作《为亚洲而战》在美国出版。书中描述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也写到新四军的成长和抗战。书中着重介绍了“工合”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还报道了作者1939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当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后，使美英香港等地给中国的捐款大大增加(26)。
1942年(36岁)
1942年初，斯诺重访重庆，在重庆会见了宋庆龄。会同了老朋友马海德、史沫特莱、艾黎等，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27)。
2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一次接见斯诺。其后1944年5月26日、1945年3月3日还两次接见过他。当罗斯福得知斯诺夫妇参加发起的“工合”运动，是在国统区和共产党区都进行活动的组织时，他表示要实际给予支持。斯诺向罗斯福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阶段革命纲领等政治主张。
3月直至1946年，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世界记者，离开美国到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苏联和中国等地进行采访。
春，斯诺在进入及离开苏联前后，均曾路过重庆作短暂停留，继续关切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工合”运动。
8月8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我们能从中国期待什么?》一文。
1943年(37岁)
自1939年秋至1943年5月，“工合”多次改组，孔祥熙与艾黎之间真假搞“工合”的矛盾，表现在组织领导人的问题上。艾黎任“工合”视察，梁士纯任总干事(后为顾问)。
1944年(38岁)
1944年5月，在《亚洲》杂志发表《中国游击区的工业》一文
同年，第五部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出版。此书系斯诺在珍珠港事件后直到1944年期间对印度、苏联和中国国统区采访的回顾。其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批评了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1945年(39岁)
5月12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中国必须变红吗?》一文。
同年，第六部著作《苏联力量的格局》出版。内容主要介绍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书中“两个中国”这一章是关于国共两党的对比。
1946年(40岁)
在朝鲜工作。回国后用六个月时间写《斯大林需要和平》一书。主张继续执行罗斯福的“宏图”来发展美国同俄国和中国的关系。
1948年(42岁)
1—3月，在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国际形势，其中谈及中国时，斯诺认为，蒋介石政权“在精神上已经吃了败仗，大战期间就看得出来”(28)。
1949年(43岁)
4月9日，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此文通过对中、美、苏三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听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大国”(29)的结论，又从七个方面作出分析，并肯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
1953年(47岁)
11月14日，在美国《民族》杂志发表《中国革命》一文。
1954年(48岁)
4月24日，在《民族》杂志发表《红色中国在日内瓦》一文。
1955年(49岁)
11月12日，在《民族》杂志发表《新中国利用幻灯的巡回讲演》。
1957年(51岁)
任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他的第八部著作《红色中华散记》在美国出版。书中整理了他在1936至1945年有关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采访笔记，是过去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未曾利用的珍贵史料。
1958年(52岁)
7月29日，斯诺给路易·艾黎写信。针对有人贬低《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写道：“这本书的观点和我收集的材料，不仅是正确的和具有预见性的，而且还表明了八路军之所以能打胜仗是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国内具有历史根源的、站在进步一边的各种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30)
五十年代中，斯诺多次申请访问中国，遭到美国政府国务院的拒绝。因为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禁止一切美国人到中国访问，并下了“不准出版有关中国书籍的禁令”。
1959年(53岁)
这年，斯诺的第九部著作《复始之旅》出版。这是他的自传。书名取自中国古代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书中记述了斯诺结婚前的流浪不定的生活，北京定居，二次大战及战后各时期的活动与经历。他在书中写道“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民”。
由于受美国反共势力的迫害，他毅然举家迁往瑞士，以寻求减少限制的环境。他家先住在瑞士日内瓦圣瑟谷山中，后搬至沃德州埃辛斯的一个农舍中。
1960年(54岁)
斯诺以作家身份和往中国旅行为由，再次申请，为中国接纳后，斯诺的非正式出版人贝内特·塞尔夫设法将斯诺可能写成的书的版权卖给了《展望》杂志。《展望》于是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委派”斯诺为代表去中国并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在该杂志的出版商的坚持下，美国国务院批准了斯诺的赴华申请书。
6月28日—11月15日，作为美国《展望》杂志记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
当斯诺到上海时，宋庆龄曾致函并送花篮给他。宋庆龄在复斯诺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会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想起鲁迅这样的人物：他的经历以及他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心中。”她最后还勉励斯诺，“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道路。”(31)
12月，他写了《关于出版周恩来采访记和其他材料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与这些中国人，彼此都非常熟知，他们并不期望我发表他们所喜欢见报的那种报道。他们知道，我或许会报道他们不喜欢或希望最好不提的事情，……然而，他们确实相信我不会歪曲事实，不会杜撰编造，不会孤立地报道某件事，不会脱离历史深度和背景，不作比较地、片面地对事物加以阐述。”(32)
1962年(56岁)
第十部著作《大河彼岸》出版(再版时为了读者易懂，易名《今日红色中国》)。在书中，他以极大热情介绍了新中国。他记录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书中最后一章分析了美国、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对华友好。
1964年(58岁)
10月18日，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领导人。
1965年(59岁)
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一起进餐时回忆起跟斯诺第一次会见的情形。斯诺后来在报道这次会见时说：“事实上，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直接教会了他们怎样打仗，而美国也间接当了他们的教员。”(33)在这次旅行中，他搜集了许多资料，由此在1968年拍成了一部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记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2月27日，在《新共和》发表《访问毛泽东》一文。
1969年(63岁)
9月26日，一位美国学者在问斯诺为什么他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人经历作出如此有利于他们的反应时，斯诺说：“中国的赤色分子所不同他人的，并且比较起其他政党更使外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存在于领导人和下级之间的诚挚，是身体力行的平等和兄弟情谊，是对儿童的爱抚，是军队对于妇女的尊重，是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视，是他们倡导并加以实践的改革的可能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赤色分子是比他们的敌人‘更好’的人。”(34)
1970年(64岁)
8月14日(至1971年2月)，偕夫人洛伊斯·惠勒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9月，斯诺与洛伊斯重访保安，黄华陪同前往。
10月1日(国庆节)，应邀与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发表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斯诺的非官方外交使者的作用，通过照片迅速向全世界传播。
12月13日，斯诺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介绍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关系。周恩来总理谈到了意大利承认中国，实际上是结束了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的幻想，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态度。
1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书房里，与斯诺作了五小时交谈并共进早餐。毛泽东请斯诺捎话给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本人高兴同他谈话，无论作为旅行者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
1971年(65岁)
2月2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同周恩来的谈话(国内部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在文章里，十年来第一次正式报道了有关中国国内形势的数字和材料。”(35)
本月，斯诺夫妇返回瑞士。斯诺准备写《漫长的革命》一书，因病中止。
4月18日，斯诺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其中披露了毛泽东讨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委与经过。
4月25日，斯诺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医疗革命》的通讯，其中介绍了中国的保健组织的作用，谈到了古老的针灸和大规模的节制生育运动及农村的赤脚医生。
4月30日，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与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
5月9日，斯诺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像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一文，谈到了中国的军事组织和他访问沈阳市、河北农村以及陕西省南泥湾的“五、七干校”的情况。他说“在‘清洗’和文化革命中……国家陷入了几乎可以说是无政府的状态”(36)。
5月16日，斯诺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艰苦奋斗到2000年》一文，介绍他第三次访问保安和参观大寨大队等地的情形。
1972年(66岁)
1月22日，中国政府派出医护小组，包括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从北京赴瑞士探望斯诺，拟接来中国治疗。
1月25日，中国医疗小组赴斯诺住所，向病重的斯诺告明拟接至中国治疗的意见后，斯诺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提出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37)接着他又说：“但是……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38)遂改为由中国医护小组会同斯诺私人医生对斯诺就地医疗。中国医疗小组每三天向国内报告一次斯诺病情。
2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按国内特急电报上周总理的嘱咐，专程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赴瑞士看望病人。刚昏迷一天多醒过来的斯诺握着黄华的手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三个‘赤匪’又到一块儿了。”(39)这是斯诺留下他一生中的最后话语。
2月12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北京作国事访问。尼克松曾在来中国之前给生命垂危的斯诺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称“你那举世瞩目的卓越事业”(40)。
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回忆说：美国起初忽视了1970年斯诺访华时天安门广场上发出的恢复中美友谊的信号。其时，基辛格和八十七位来访的美国记者都把斯诺的著作作为访华指南来读。
2月15日(中国春节年初一)，凌晨2时16分，斯诺在瑞士寓所逝世。
斯诺在他的遗嘱中写道：“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生前一贯的那样……”(41)中国医护小组为他做了遗体处理：为他抽除了腹水，换上了浅蓝色的睡衣，进行了美容，并在斯诺遗体旁献上了代表中国人民对他无限思念与深切哀悼的一束鲜花。
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领导人闻此噩耗，万分悲痛，分别打唁电表示哀悼。
毛泽东在16日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42)
宋庆龄副主席在致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在我们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43)
周恩来在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早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同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友谊。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的著作受到中外广泛的重视。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44)
根据斯诺生前的意愿，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是他当年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出发地。另一半安葬在他的故居附近的美国哈得逊河畔树林间的一个花园的空地里。
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斯诺先生骨灰安葬仪式。我国领导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路易·艾黎等生前友好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和女儿西安·斯诺，儿子克里斯托佛·斯诺等参加了安葬仪式。宋庆龄副主席派秘书张珏参加了安葬仪式并转达她对斯诺夫人和子女的亲切问候。
1974年(逝世后2年)
5月18日，斯诺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纽约州哈得逊河畔洛伊斯·惠勒的一个花园里。
同年，斯诺最后一部完成的著作即第十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一书经洛伊斯·惠勒·斯诺整理出版。
1979年(逝世后7年)
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已在中国发行一百六十五万册。
1982年(逝世后10年)
2月，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根据斯诺生前的书信、笔记等材料，摘编成《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由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书中刊登了四百多幅照片，把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段时间内最主要的一些论述都收录了进去。
2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主持。廖承志、黄华、黄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斯诺夫人、斯诺的亲属好友以及北大师生一千人出席大会。黄华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见证。”“他四十年如一日，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中美人民的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说，“斯诺在临终前深情地留下了一句话：‘我爱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深为感激。今天我愿代表中国人民以同样的深情说：‘中国人民也同样热爱你，亲爱的朋友。”(45)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会上讲了话。她说；“斯诺临终前留下的遗愿已经实现了。他的一部分骨灰葬在他早年一度任教的燕园，一部分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的一个花园里。如同他生前所做的那样，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那些在中国人民的斗争期间成为中国的朋友，并对中国始终不渝的人们的努力。”(46)
本文吸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张注洪提供的大量重要资料，谨致感谢。
①《斯诺文集》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②路易·艾黎(1897—1988)，新西兰坎特雷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年2月离开新西兰，同年4月21日抵上海。当时他正在西北灾区办施粥场，给有劳力的挖河灾民提供食宿。
③威廉·亨利·端纳(1875一1946)，时任张学良私人顾问。原为澳大利亚报人，1905年来华，为《纽约先驱报》驻上海记者。后任孙中山南京政府外交秘书(一说为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20年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转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1934年改任蒋介石私人顾问。
④埃德加·斯诺：《中国洪水记》，《密勒氏评论报》1931年1月23日。
⑤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4—1950)是美国进步女记者和女作家。美国密苏里州人，侨居柏林八年，1928年来华。写过《大地的女儿》、《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等多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其中尤以《伟大的道路》一书最为著名。
⑥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77页。
⑦海伦·福斯特，即尼姆·威尔斯(1907— )，1929年初在上海与斯诺相识，因有共同志趣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之心而留中国，并与斯诺结婚。她和斯诺一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共同斗争。著有《续西行漫记》、《红尘》等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书。1949年与斯诺离婚。
⑧《鲁迅日记》1933年2月21日。转引自张注洪《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⑨埃德加·斯诺著：《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⑩、(11)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60页。
(12)此信斯诺一直珍藏着。原件影印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信中“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
(13)海伦·斯诺致埃德加·斯诺的信，1937年5月21日、6月18日，转引自安危《<西行漫记>与海伦·斯诺》一文，《纪念<西行漫记>发表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1988年6月。
(14)《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15)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3页。
(16)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
(17)上海人民抗日的中心组织之一“星二聚餐会”即“星二会”，是以上海科学讲习所为主，训练抗日地下干部，积极救济难民，组织工厂内迁，为长期抗战打基础的爱国人士的群众组织，成员有胡愈之、张宗逊、梁士纯、徐新六、卢广绵等人。国际友人斯诺夫妇及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星二会”的活动，并发起“工合”运动。
(18)见《艾黎自传》。卢广绵：《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梁士纯(1902—1984)，江西南昌人，1920年至1925年赴美留学，1928年2月返国后在上海任中国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干事，沪江大学讲师等职，并任美国积彩新闻日报特约记者，1934年至1937年为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兼教授，聘斯诺任教，后又一同在上海从事抗日新闻工作，故一同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并于此时任“工合”主席。后来十多年中他先后任“工合”顾问，推进处处长，副总干事等职，直至1949年7月。去世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20)孟波：《斯诺在上海》(未刊稿)。
(21)《斯诺文集》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22)宝鸡地处陇海铁路西端，是当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所在地。下辖东南、西南、云南、川康及西北五个办事处，后增设华北办事处。
(23)吴亮平：《给斯诺翻译毛泽东的谈话》，见尹均生编《斯诺怎样写作》，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24)《斯诺文集》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25)见《艾黎自传》，第154页。
(26)《艾黎自传》，第144页。
(27)《邓小平在宋庆龄副主席追悼会上的悼词》，见《光明日报》1981年6月4日。
(28)、(29)《斯诺文集》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46—447页。
(30)爱泼斯坦：《回忆斯诺》，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4日。
(31)转引自孟波《斯诺在上海》(未刊稿)。
(32)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1960年12月4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档案，北京图书馆存。
(33)《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27页。
(34)张注洪：《斯诺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35)《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60页。
(36)《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38页。
(37)、(38)黄国俊：《回忆病中的斯诺》，《人民日报》1982年2月14日第七版。黄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外科主任。
(39)、(41)载《人民日报》1982年2月14日第七版。
(40)美国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笫183页。
(42)见《人民日报》1972年2月16日头版。
(43)、(44)见《人民日报》1972年2月16日头版。
(45)、(46)《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1982年2月1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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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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