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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先生教我们怎样写作

黎秀石

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四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授特写课，当时我们班里一共有十三位同学。这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但斯诺先生在班上所讲关于报刊特写和报告文学的写作要点，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我们在未名湖畔辞别了老师，走进社会。一九三八年我在香港拜读先生轰动中外进步读者的名著《西行漫记》。从先生的写作实践中，我对他当年在堂上所讲的写作要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一九三九年先生路过香港，我前往访问，再聆教益。 　　斯诺先生告诉我们，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报刊特写，成败关键不在于修辞或用语精练与否，而在于写作的态度，即作者是否立足于求真，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因此，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而要先寻找事实。具备了足够的事实就水到渠成，有可能说明问题的真相。 　　怎样寻找事实?斯诺老师指出：第一，脑子里要有解答的问题，带着问题寻找事实，求答案；第二，尽一切可能找第一手材料，到现场采访，访问当事人或知情人，不可道听途说。 　　他认为，调查事实是写报告文学或报刊特写的基本功，但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只罗列现象，成不了一篇好文章。作者要整理调查得来的事实，进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根据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完成写作任务。 　　当年先生在堂上所讲，我是接受的，但体会不深。离开学校以后，读到先生的作品，就象回到课堂，听老师给我们再上一堂课，用他的写作实践给我们示范。 　　《西行漫记》是世界公认叙述当代中国革命的名著，几十年来对世界舆论影响很大。《西行漫记》同时是写作范本，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应该怎样写报告文学和报刊特写的方法。斯诺先生写《西行漫记》不是先有定论，然后寻找事实来说明定论是正确的。《西行漫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列举作者当时对中国革命不了解的问题，凡六七十问。作者一开始就以行动表明他的工作态度：带着这些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西北，作为一个“冷静的、没有偏见的观察者寻求真理”。全书十三章，后十二章是作者进入西北后，通过观察与访问获得解答那些问题的材料。当时国内外左中右各派对中国局势争辩得十分激烈。斯诺先生本来是美国资产阶级教育训练出来的新闻记者，他却不受本国反共舆论的影响，不怕遭到本国反动政府的迫害(其后他的确受到迫害，不得不迁居国外)，坚持做到：一、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二、不怕强权，三、没有偏见，一心求真。这种从事写作的态度是先生得到全世界进步读者信任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后辈要认真学习的主要之点。但先生提醒我们，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他说，“寻找真实，超逾宣传的局限，走独立调查研究的道路，这从来不是容易的。” 　　从事研究一个问题之前，不可先有定论，这并非是说作者不应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是说在调查研究一个问题并从事写作的时候，不要从自己个人的政治主张出发先来个定论。记得一九三五年初的一天，斯诺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张空白纸条，叫我们写上自己的政治信仰，不必记名。这说明先生是很关心我们的政治信仰的。他告诉我们，从事写作，报道要客观，主张要明朗，但客观事实与个人见解要分清，不可混为一谈。无论是《西行漫记》还是先生其后的著作《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内容都反映出先生坚持以上主张的这个原则。例如，关于中苏关系这方面的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中占有较重要的篇幅，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报道周总理一九六〇年夏对斯诺谈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作者除提出问题外，不写进他个人的见解，力求报道存真，一丝不苟。但在另一部分，作者却大谈他个人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一再引用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文章，预言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与苏联虽系社会主义国家，但民族利害关系不同，必有分歧，中国不会受苏联支配。这与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新中国的看法正好相反。在书中另一章节，斯诺先生追溯中俄、中苏关系史，有叙有议，但引证史实，严肃认真，不歪曲史实以自圆其说。 　　斯诺先生堂上讲课以外，还关心学生课外写作实践，耐心指导。记得一九三四年冬，他问我写过些实地调查的东西没有。我告诉他，一九三三年冬我参加燕大抗日后援会组织的一个宣传小分队到热河慰劳抗日义勇军，回校后写了一篇《从北平到开鲁》，在新闻系办的《平西报》登载。他叫我把文章大意告诉他。他听后指出我的写作缺点：一是象一篇流水帐，某地某日看见什么，没有突出重点；二是不深入调查，没有详细访问过前线一个战士、后方一个居民；三是题目太平淡，没有表达出一个中心思想。先生的批评一针见血，当时我难受。但过后，尤其是毕业后读到《西行漫记》，越想越感谢先生的苦口良药。《西行漫记》重点突出，全书访问深入细致，书名直译是《照耀中国的红星》，含义深远，思想性强。这三大优点和我写作的三大缺点适成鲜明的对照，对我教育甚深，对我其后的采访工作启发很大。 　　一九三九年先生路经香港，曾让我替他翻译一篇中文资料，并问我毕业后写作进展如何。那年七月初“七七芦沟桥事变”两周年前夕，我访问当年宛平县县长王朗斋先生，请他详谈日军无理进攻宛平县，发动“七七事变”的真相。我写了一篇访问记，登载在香港一家英文晚报上。我拿出剪报请先生指正，他看后表示，得到第一手材料，揭发日本军人所谓日本兵失踪引起事变的谎言，这很好，但是文章缺乏战斗力。他说，“读者会问，当年那位坚决反对日军无理要求的县长，现在为什么跑到香港来了?”这句话引起我深思，领会到写作的效果是个首要问题。那篇访问记不应止于揭发日寇的谎言。当时抗日前线已扩大到华南，我应该到前线访问抗日战士，与王县长访问记合成一篇，这样才能达到鼓舞士气的效果。 　　我还记得斯诺先生曾告诉我们，作品以反映时代重大问题的为上。我阅读《西行漫记》，倍感这话有理。《西行漫记》之所以受到全世界进步读者的重视，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内容紧扣当代世界一大问题——中国革命实况。 　　我在新闻工作中体会到要抓着时代问题的重点，并非易事。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东京采访日本无条件投降，抓两个重点问题，一是日本群众对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东条英机的看法，他是战犯还是民族英雄；另一重点是在战败的东京观测战后中日美三国关系。这总算在题材上多少抓住了当时的两大问题。但接着在伦敦和巴黎那几年的采访与写作却是东写写西抄抄，抓不着欧洲当时问题的重点。我之所以如此，斯诺先生十多年前已经预见到。他在燕园告诉我们，要大量阅读背景材料，包括书报文件，发现要害所在，才好开始调查研究。动笔写作应该放在最后。我对欧洲事物懂得太少，抓不着时局重点，写不出好文章。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必然的结果。 　　斯诺先生还告诉我们，突出重点不一定要长篇大论，有时候短小精悍更有力量。短易悍难。如何能做到短而精?先生手法多种，其中之一是给读者来个“突然袭击”，从一个说笑或平淡的话题突然但又很自然地托出一个严肃的、发人深思的问题，并同时提出“一语中的”的答案。在《西行漫记》第二章第三节就有一个感人至深的例子。 　　那一段是红军指战员李长林同志陪同斯诺往保安去，在路上关于马的谈话。斯诺骑的是匹老马，举步无力，奄奄一息(斯诺这样描写的)。老李开玩笑对斯诺说，“同志，你骑的马鞍是顶好的，可是马鞍底下那个呢?”斯诺半开玩笑地问道，红军骑兵团怎能骑这样的赖马去打仗?老李回答说，也正是因为我们后方有这样的赖马，前方才能打胜仗。肥壮能跑的马匹，一匹也不能留在后方。 　　就是这几句话道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奥秘。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