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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五章 从八路军引进干部

赵荣声

一 　　卫立煌回到临汾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没几日，就看到了当年二月五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公开发行的《群众》杂志第一卷第九期，那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这篇通讯详细地报道了卫立煌总司令春节访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经过。卫立煌看了这篇通讯之后，拿着这本《群众》颇有感慨地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 　　卫的话刚讲完，站在他身旁的秘书刘毓珩应声说：“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我认识，是我们安徽同乡，参加八路军才三个多月。” 　　卫立煌听了这话很感兴趣，忙问这是怎么一个人。刘秘书说：“这个署名为任天马的作者原来姓赵，出身于我们安徽一个有名的书香门第，状元后代。他从小读了不少古书。七七以前，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学美国的社会学。日本占领了北平，他不能上学了，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三个月以前经过汉口，他还和我见过面，在一起畅谈多次。” 　　卫立煌说：“为什么‘投笔从戎’不‘从’到我们这里来呢?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们总司令部的秘书。” 　　恰巧就在这几天，我和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袁勃，为采访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生捉拿托派汉奸张慕陶事件，从洪洞来到了临汾。这天，我写完稿子，前去邮寄的时候，在邮局门前碰到了刘毓珩。这个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主席，今天怎么穿上了这么一套草黄色挂武装带的国民党中央军军官的制服呢?我非常奇怪。刘毓珩问我：“收到我的信没有?来不来?”我说：“没有收到你的信。”刘毓珩即把他自己从汉口来到临汾的经过，以及写信叫我到他那里去的事，对我讲了一遍。 　　几个月以前，我们在武汉分手以后，刘毓珩仍在武汉担任平津流亡同学会主席，准备参加全国学联工作。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曾对青年积极分子们说：青年骨干不要都集中在大城市，应当到前线去，应当到友军中去，应当到处撒播进步的火种，这样才能保证统一战线有广泛的基础，实现全面抗战而不是片面抗战。因此刘毓珩心里就动了一个上前线的念头。恰巧此时刘毓珩在汉口遇见了一个合肥朋友，又是老同学，他们谈起一些同乡们的近况。这个人说：“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也是我们同乡，最近接到任命，接替阵亡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麟，兼任为第九军军长。原先的第九军军部在忻口战役当中完全被摧毁，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军部。郭寄峤这个人颇有点事业心，很想找一些有抗日决心、不怕艰难困苦的优秀青年去充实他的军部。你如果愿去，我可以作介绍，一定会受到欢迎。”刘毓珩一听，觉得这倒是一个到处撒火种的机会，就由这个同乡写信介绍，来到临汾，进了第九军军部。郭寄峤见刘毓珩气宇轩昂，才学很好，即委派刘毓珩为第九军军部的秘书。郭寄峤日常不在第九军军部，多数时间都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办公。刘毓珩因为跟随郭寄峤，遂有机会来到卫立煌的左右。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原山西省政府主席——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不断提出许多新鲜古怪的口号如“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唯中哲学”，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面组织一个“牺牲救国同盟会”，一面又保留一个与之性质完全相反的“主张公道团”，另外还有什么“革命同志会”，各有一套纲领、理论、做法。半生戎马、只会打仗带兵的老军人卫立煌、郭寄峤看得眼花缭乱，从字面到其背景都感到需要有人帮助解说。另外，此时卫立煌、郭寄峤又碰到一个和以往在别处打仗不同之处——常和八路军、共产党交往。共产党常常发表长篇文章，这些理论的要点和关键在哪里?这些都是那些长了胡须只懂得“等因奉此”公文程式的老秘书们抓不住要领的。刘毓珩来到之后，对于这些问题都能解释得清清楚楚。至于分析国际形势，讲抗日必胜的道理，写演说稿，代撰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刘毓珩更是得心应手，卫立煌、郭寄峤遂把刘毓珩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由于刘秘书究竟是第九军军部的人员，不是总指挥部的人员，卫立煌就有让刘毓珩代他再为找人的意思。今天卫立煌听说在《群众》上写通讯的是刘毓珩的朋友，正好又是西北战地服务团里面的人，他想，让这个人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套做法都带过来不是正好吗!于是卫立煌即叫刘毓珩把我这个人聘请去当秘书。 　　我初听到刘毓珩的话不相信，一个国民党中央军的高级军官怎么会聘请八路军的人去当秘书呢?后来见他讲得认真，只好相信的确有那么一回事。但是我不能考虑到卫立煌那边去。此时虽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在我思想上对国民党的反感还是很大，并肩作战是可以的，如果叫我也穿上那么一套草黄色的衣帽，挂上那么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替一个剿共最有名的国民党大官儿当仆从，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虽然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是从中学起就阅读进步书刊，同情工农革命，后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当一个积极分子，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变化更大。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讲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首先进入陕北苏区，回到学校向少数学生介绍了陕北红军和毛主席等等情形，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即邀集十个同学，按照斯诺画给我看的简单地图上的路线，前往延安参观访问。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听了他们当面讲述关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问题和对于学生运动的指示，回到北平继续在学生当中活动，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来北平失守，秘密的党组织怕我们这些色彩较红的抗日分子遭受日本人的伤害，让我们离开北平，我就由北方乘船经海道来到了南方。在武汉稍作停留，把春天在延安的见闻，写成一本《活跃的肤施》小册子，然后由武汉奔赴山西前线，在一九三七年冬季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通讯(记者)股股长原先由陈克寒同志担任；陈克寒调走后，由张天虚同志继任；张天虚才干了几天，就被调去做云南军队的统战工作，由我继任。当时我觉得工作干得满带劲。一个八路军的随军记者，可能写出有声有色的战地通讯，并有可能积累材料为自己将来的文学创作打基础，比去担任一个不伦不类的国民党的小官儿好多了，因此我就回答刘毓珩说：“我不愿去。” 　　回到洪洞县万安镇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后，我不想再提此事。袁勃当作一件马路新闻，在通讯股的记者们史轮、戈矛(徐光霄)、田间、高敏夫、黄竹君等人当中谈开了。被团主任兼支部书记丁玲闻知，认为这事有点政治性质，汇报到十八集团军(前总)政治部。不久，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便找我到马牧村去谈话，询问此事，我只好据实汇报，傅钟听完以后，主张我到卫立煌那里去。我强调自己对于目前的工作很有兴趣，搜集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成报告文学，比如说贺龙同志对我讲的故事，已经记下了一厚本，很快就能整理出来，半途而废岂不可惜?我是一个学生，毫无社会经验，和这样一些“大人物”去周旋，我一点也搞不了。傅钟则认为八路军中能写报告文学的人很多，不少你这么一个。要是到卫立煌那里去，派别人，别人还进不去。目前国共合作抗日，两股军队同在一个战区，而且我军在名义上还受他们的指挥，你去搞好卫立煌的上层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我听傅钟说得虽有道理，但是我还是说不想去。我们争论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最后傅钟说：“卫立煌已经提名要你，如果你不去，他以为是我们八路军故意不放，那就要引起误会，甚至于会损害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共产党内时常学习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把统一战线看作一件大事，我一听到要“损害统一战线”，觉得此话分量太重，我可承担不了，我急忙答应：“我去，我去。” 　　至于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傅钟则叫我到西安去请示林老。他说：“林伯渠同志管统战工作，你到那里也方便。目前日军就要大举进攻晋南，马上要打仗，今后总部向哪里转移，我也不知道，你来这里不方便，就不必再找我们。”次日，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通知丁玲主任，叫她放我到卫立煌那里去，别的不用多问。 　　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日军向晋南发动攻势。我依依不舍地脱掉那件日本黄呢军大衣(这是平型关缴获的战利品，西北战地服务团半数团员都有这么一件大衣，穿在身上有一种胜利的荣誉感)，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临汾。我到临汾才知道，卫立煌的司令部已向韩信岭阵地靠近，进驻霍县县城。我由临汾乘不定时的火车赶到霍县，去卫立煌的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城外一个小学校中。炮声隆隆，战况紧急，卫立煌桌上几部电话都在响。他匆匆和我谈了几句，就叫刘秘书给我安排休息的地方。当天晚上发到总部各处室的油印的《每日命令》当中有一条，委派我当总司令部的同少校秘书①。 　　二 　　我初到卫立煌司令部的两三天，正是韩信岭战役紧张的时候，卫立煌成天和前钱上的军长师长们打电话，了解战斗情况，不然就是和参谋处的高参们讨论，几乎一点空隙也没有。老秘书们告诉我：“逢到军事紧急的时候就是秘书休息的时候，军事越紧急越没有事干，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有一晚我睡到半夜，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绑腿打得非常整齐、挂着盒子枪的卫立煌身边的卫士。他喊了一声赵秘书，说是“总司令有请”，随即打着一根五节电池的手电棒引路，把我送到卫立煌的住室。只见四壁悬挂着许多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一张张连接到房顶，桌上点燃着四根蜡烛，室内显得很明亮。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浪费”，在八路军当中，哪里也是一根蜡烛。许多人在一间屋子里开会，也是一根蜡烛。我刚坐定，卫士就送上来一杯刚泡上的碧绿清香的六安瓜片茶。以后数年，我每次到卫立煌这里照例都有人给我泡上一杯六安瓜片茶，渐渐我也养成了喜爱瓜片茶的习惯。 　　卫立煌首先问起一些有关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形：有多少人?具体做些什么工作?有些什么特点?随后他就告诉我：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在他的总司令部，马上要建立这样一个团体。工作范围比西北战地服务团还要广泛一些。他向我说：“叫做‘战地工作团’好不好?” 　　卫立煌接着告诉我：按照目前的形势，他决定要把他所率领的军队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依照过去老一套办法，军队和后方的联系接不上，是没法打仗的。现在我们要学八路军的办法，打没有后方的仗。因此在军队政治工作和战地工作各方面，都需要有一套新的做法。他说：“那么，你们就要动手给我组织战地工作团吧!你们能够找一些象西北战地服务团那样能够吃苦耐劳的大学生吗?” 　　我回答说：“可以。我们能够找到决心抗日、不顾个人一切的进步青年，来为军队服务。目前西安成了华北战场的大后方，有很多平津流亡学生在那里，找几十个我们这样的人不成问题。” 　　卫立煌听了很高兴，说等他处理完当前最急迫的工作，即研究一下，派我们到西安去招收青年，建立战地工作团。我听卫立煌把我找来的目的和工作重点讲清楚了，心里有了底：不是做什么违反我的意志的事情，我很愉快。接着，他问起我的家世、学历等等，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他问道：“什么叫‘一二·九’学生运动?” 　　“你一点都没有听见过吗?”我说。 　　“‘闹学潮’倒常常听说，至于什么叫‘一二·九’学生运动就不知道了。” 　　我就从头到尾，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爆发的学生运动向他作了一番介绍。我开始讲时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神情，注意他有什么反应，面对着这么一个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责骂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面对着这么一个剿共最有名的将领批评“攘外必先安内”，他能够听得下去吗?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对于我的叙述并无反感，倒象颇有兴趣似地听着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 　　我谈到我们学校的燕园非常美丽，湖光塔影，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所在。我自己原先也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实学生。但是国难当头，日本强占我们东北四省之后，继续侵入长城，《何梅协定》把冀察平津划为特殊化的地方，眼看整个华北都要变色了。当“华北独立”就要表面化，“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北方人民就要开始当亡国奴的时候，幽静的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们怎么能够不奔走呼号，怎么能够不游行请愿，怎么能不游行示威，表达人民的意愿?——当我讲到学生的游行队伍冲开西便门城墙大门以及夺取警察的水龙头向警察还击的时候，卫立煌点头道：“好!我赞成你们。日本欺负中国欺到这个地步，谁也忍受不了呀。” 　　我继续讲一二·九运动，讲到十二月九日游行的二十天以后，我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一路风霜深入农村，沿途宣传，十来天走到固安县高碑店，受到便衣特务和军警的包围。当晚我们燕京大学二十几个同学被赶进一所鸡毛小店，特务军警在外面放火烧这所茅屋，怕我们烧死，又往里面泼水，我们的眼睛被熏得睁不开，衣服淋得透湿，旗帜、宣传品以及我每天拎着走的贴标语的浆糊桶都被他们“缴械”了，眼看宣传工作没法继续下去，只好和军警们达成协议：“明天回学校，但是今天夜里我们都坐在一起(怕分开来住，他们侮辱女同学)你们不能再侵犯，不许逮捕人。”军警同意了，我们这些被包围的扩大宣传团员们都挤在一堆开会，最后发誓：“虽然被迫明天返校，但是我们的扩大宣传团永远不解散，我们每个人终身都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返校之后，听说其他学校的扩大宣传团员也有同样的要求，大家便共同商议成立了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卫立煌听到此处忙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前次差一点发生误会。” 　　我连忙问：“怎么发生误会?” 　　卫立煌说：“两个月前，我们总司令部驻在临汾城内，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院门口贴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几个大字，不清楚是怎么一个单位。因为那条街在我们特务营的巡逻范围之内，阎锡山手下的警察局向我报告，那是一个不合法的团体，里面有坏人，叫我们取缔。我们对于山西的形势不清楚，不愿多管闲事，要是那时听了他们的话，那就坏了。” 　　我说：“我们‘民先’都是不怕艰难困苦，抗日坚决的青年，看见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大多数‘民先’都参加了八路军。我为什么不去大后方而来到八路军呢?也是这个缘故。” 　　卫立煌说：“这样的青年很好，我们欢迎。我们成立工作团，可以多找几个‘民先’。” 　　当我已经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卫立煌又问：“我那天到八路军去拜年，讲的话他们有什么看法?” 　　我说：“很好，他们认为你抗日的决心很大，‘集千百个小胜利为大胜利’，就是长期抗战思想。反对中途妥协，希望在抗战中消除旧习惯，建设新中国，这些意见都不错。不过我个人有点不同的意见。” 　　卫立煌诧异地问：“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说：“我刚才讲过，我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我主张‘民族解放’。民族解放就是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让我国人民自由地争取我们的前途，其中包括顺着社会发展向前进一步的意思。记得你讲了一句‘复兴民族’，似乎是根据‘民族复兴’这个口号来的。‘民族复兴’口号好的一面是愿中国变成一个不是殖民地的强国，坏的一面是回复到过去的老样子，甚至于有复兴到汉唐王朝的味道，根本不带反封建的内容。说人家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精锐部队，人家嘴里不说，实际是不会同意的。” 　　卫立煌说：“你讲的这些很好，我就要这样的秘书。懂得这些事情，对于一句话的分寸都注意到了。” 　　我说：“我并不是希望你改变口号，也不是希望你和阎锡山一样，专门喊新口号，只是有责任把一些你过去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供你参考。今后不光是打仗，政治上、经济上要研究的地方是很多的。” 　　卫立煌说：“好，好，没有事的时候我再找你谈。” 　　卫立煌第一次和我长谈，从半夜两点谈到东方发白，谈得很投机。我觉得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我是一个抗日分子，我是来帮助你做抗日工作的，不是来混饭吃的，将来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一来就应当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第二，卫立煌对待共产党到底抱什么态度，短时期还不容易搞清楚。对于这个剿共最有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能光听他今天嘴里讲的话，必须防一手，准备他翻脸。我决不能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我又要表示我赞成共产党。那么，我一来就主动向他讲明我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团体“民先”的队员最好。此时“民先”在山西是公开活动的，并不是一个秘密组织。 　　卫立煌主要的工作时间是在夜间，下级许多电报电话都在夜晚来到，他的指示也在夜间发出去。有时战况沉寂，电话电报少，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没事，就让卫士把我叫去谈话。第二次长谈显然是第一次长谈的继续，好象第一次是我讲了我过去抗日的决心，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也要对我讲一讲他过去的抗日决心。 　　卫立煌说：“上回你说你们积极要求抗日，说得很好。你可知道，我决心反对日本，比你们更早二十多年，是个老抗日派呢!当初我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因为他想做皇帝，因为他和日本订了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我们不承认那个二十一条，我们要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后来就投奔广东去了。” 　　卫立煌又说他在陆军大学学习的时候，主修的功课就是对日作战。把日本当作假想敌，研究了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应战计划。陆军大学规定，每个学员都要选修一种外国语文，他选修了日文，目的是为了好看日本的资料，便于对日作战。 　　卫立煌又深有感触地说，他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实在太严重了。如果中国亡在白种人手上，要不了一代就能翻过身来。要是中国被日本灭亡了，多少代都翻不过身来。没有文化的满族统治中国二三百年，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历史民情风俗研究得最深，要是日本把中国灭亡了，子子孙孙代代都要当亡国奴。今天从南到北，日军开来了几十个师团，占了这么多城市，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损失了这么多的财产，我们不和日本拼一个你死我活哪能行?有人说中国抗日只能打三个月，我认为那是汉奸理论。 　　话题一下子转到八路军，卫立煌高兴地谈到周恩来先生、朱总司令几次和他见面的经过。他们两人讲的许多话他都记得，琅琅地讲给我听。要不是他这么一说，我实在想不到周朱二同志对他工作做得那么细，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要不是他们两人工作那么深入，我对于卫立煌今天转变这么大，实在无法解释。卫立煌还谈到他和彭副总司令及八路军几个师长旅长见面的经过，他们在一起谈过大问题也讲过笑话。“哈哈……”卫立煌笑着复述了他们之间讲过的一个笑话，“谈起过去内战，我说他们打得好，他们说我打得好。”卫立煌又说：“八路军有一个特点，每个人讲的话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一样的。长篇大论也不走样。”他又说：“林彪城府甚深，沉默寡言，贺龙长得魁梧，性格豪爽。” 　　有一回，卫立煌问我：“你认识陈绍禹吗?他是六安人，也是我们同乡。”我说：“不认识。”他说：“这个人仪表不错。有一回在汉口开会，我听见他发言，讲得很好。找他来谈谈好吗?”我说：“不行，不行。听说他在共产党内犯了错误，问题不小呢!”卫立煌遂不再和我谈陈绍禹。 　　自从我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以来，我一心琢磨着我到卫立煌部下来做工作的性质和前景，实在没有把握。这里是国民党的嫡系军队，不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是杨虎城的西北军，也不是阎老西的土杂牌，人家有国民党的规章，能够让我们做出什么事情?及至我和卫立煌几次谈话以后，我的心情逐渐开朗，积极性大增，看到这个地方不愁没事可干。第一，我看到卫立煌的抗日意志非常坚决。坚决抗日的友军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好好团结他，帮助他，鼓励他。第二，人不可以貌相，好人坏人不是几天就能分辨出来的，但是从我初步的接触中，看到卫立煌是一个直来直往，实心眼的人，并不象平常听说的那种狂妄自大，奸诈毒辣的国民党军官。第三，卫立煌对于不少政治问题并无定见，并不坚持某些国民党顽固分子那些反动观点。第四，最重要的是，自从抗日战争他到山西以来，受到八路军的影响很明显，周恩来、朱德两同志在争取他的工作上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循着这个轨迹，是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回想“一二·九”运动时期，我们学生想向北平西苑兵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送一张传单也送不进去，夜半在街头的墙壁上写一个“欢迎红军北上抗日”的标语要冒生命的危险；现在卫立煌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信得过的桑梓后辈世家公子留在身边，允许我毫无顾虑地纵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评意见，答应让我去找“民先”分子，让我帮助他阅读讲解目前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机会。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想起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麐和我谈过不少他的同乡宋黎把“一二·九”的精神带到张学良那里去的故事，今天我们把“一二·九”的精神带到卫立煌这里不是也好吗? 　　三 　　要进一步了解卫立煌这个人，除掉根据他本人的言行去了解，还要通过总司令部各种各样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刘毓珩比我早来个把月，告诉我不少情况；另外，我中学时代曾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创办的南京安徽中学(原安徽公学)读书，沾了很大的光，一谈起来，这个高参的兄弟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个处长的小舅子是我低一班的同学，一下子扯出六、七个同学的关系。秘书们都归少将机要室主任戴曾锡管，我一见面就认识这个别号允孙的戴主任。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从前当过安徽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常到安庆我家。十年不见，他没想到我已长大成人，变成他的下属人员了。他摆起前辈的架子，而又亲切地和我谈起往事。开饭的时候，和我坐在一桌的有参谋处的科长、参谋、军需、军医等，绝大多数皆安徽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那一个地区的口音，喜欢吃从合肥带来的咸板鸭，喝的都是六安瓜片茶，没有几天，我就和他们混熟了。 　　我从这些同事们的口中零零碎碎地初步听到一些关于卫立煌的历史资料，讲得最为有声有色的，当推和卫立煌同在陆大学习过的参谋处副处长符昭骞。我记得很清楚，符昭骞那时对我所讲的，和他解放以后当北京文史馆馆员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上写的《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经过》一文中的一段差不多一样。且把符昭骞这一段文章录之如下：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很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他不起，也有许多人誉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这些同事们又告诉我：“在蒋委员长手下，带领中央军嫡系部队的有五个上将②，号称五虎将，就是刘经扶(峙)，顾墨三(祝同)，蒋铭三(鼎文)，卫俊如(立煌)和陈辞修(诚)。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个，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譬如说今天炙手可热的陈辞公(陈诚)吧，当团长旅长师长都比卫老总晚一步。但因为他是浙江人，能够曲意逢迎，委员长想什么，他就不论好歹，立刻响应号召，而且还进一步。因此，他红得发紫，兼任军政部次长，夺了何应钦军政部长的实权。抗战开始，又兼什么军委会第六部部长，成为政治人物。传说还要让他当‘小委员长’。跟着卫老总就活该倒霉了，年年拼命打硬仗，打不出一点好处。譬如说那年平息‘闽变’吧，‘闽变’一开始，卫老总就带了五路军经过红军游击的山区，快于规定的日期，提前到达福建的延平附近，主力不打延平而取水口，得了水口再取延平，直趋龙岩，席卷漳州而到海边，截断十九路军和游击区的关系，一战平定福建。结果怎么样呢?苦是我们吃，福是别人享，陈仪当了福建省主席，蒋鼎文当了福建绥靖主任，卫老总还是带着我们回到山圪垯里去当鄂豫皖三省清剿总指挥兼鄂豫皖三省边区督办，只有两三个行政专员管的那么一块地面，连半个省主席也顶不上。这么不公平，你说叫人气不气?人家老总当上了省主席，部下们都有出路，有的当县长，有的当税局局长，后半辈的生活都不成问题了。卫老总没有放过实缺，我们跟着吃苦吃不完。” 　　这些同事们又说：“蒋委员长讲过，‘卫俊如能打仗，但是没有政治头脑，不能独当一面。’既然看中了他的‘能打仗’，总要用他，我们也总会有个饭碗。‘没有政治头脑’，就是不会揣摩委员长的心理，不会拍马屁。说句真话，当个军人，不会打仗，靠拍马屁，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从这些人物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国民党中央军之内，争权夺利，派系与派系，个人与个人，充满着矛盾。从这些干部一直到卫立煌本人都有牢骚，埋怨他们的委员长对待不公平。 　　后来我又听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③，是一个军校十四期毕业的刘参谋讲的，按照以后我多年不见卫立煌打麻将牌这一点来看，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确实的，但是在当时，我认为这一传说中的含义还是颇有参考价值。这个故事说：某年卫立煌在某地正和别人打麻将牌，忽然蒋介石来了长途电话。蒋在电话中第一句就问卫：“你今天的手气好吗?和了几副什么好牌?”然后才说别的事情。蒋借着玩笑话，表示与其部下亲切；另一方面则又显露其奸诈的面目，暗示其部下：不论你距离几百几千里，不论你在干什么，随时都有人向我打报告，你可不能对我不忠实。哪知蒋介石这一套驾驭部下的权术在性格倔强的卫立煌这里引起极大的反感，卫立煌觉得自己为蒋卖命多年，南征北战，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你无缘无故倒把对待杂牌军的一套用到我的头上来了，以后我也不能那么死心眼对你。从此卫立煌和蒋介石勾心斗角，又向上升级，慢慢把他自己司令部里面“特字号”人物明升暗调，通统送走，专找“没有政治背景”的人，专找同乡来充当他自己的干部，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慢慢变成“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按照这一逻辑，解答了我头脑中的问题：为什么卫立煌宁可到八路军去找我这样一个人来当秘书。为什么他愿意让我去找“民先”来做政治工作，代替国民党的政工系统?因为我们这些人确实干抗日的工作，并且和他自己没有实际的矛盾。 　　我看到卫立煌被排挤在国民党内吃香的派系之外，只有利用同乡这一封建关系来寻求支持，未免太寂寞了，蒋介石向来善于耍反革命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别人，到了今天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他还想妥协求和，不发动群众，排挤进步力量，落后倒退，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纵横捭阖，利用同乡的关系，帮助卫立煌使之向进步的方面发展?我幼年在家塾中读过《战国策》等书，知道一些合纵连横的故事，也背诵过韩非总结古人游说经验的《说难篇》，想到今天我也变成为现代游说于诸侯的人了，觉得怪有意思的。 　　① 国民党军队中的所以文职人员，都不正式经过诠叙手续，没有军籍，虽然符号领章及生活待遇都和同级军官一样，但不是正式军官，在委派命令中，级别前面冠以“同”字。 　　② 国民党军队最高一级军阶是上将，只有蒋一人为特级上将。 　　③ 上述这个小故事，我在数年之后又听见说起，虽然在细节上有出入，但也有根据，并非完全虚构。那是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对“闽变”用兵结束时，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奉命解散，将校们为了庆功，在杭州一个大旅馆中举行联欢会，有打麻将牌一项，第二天蒋介石来电话，确实问过卫立煌有没有打麻将，蒋那时所关心的问题是削除兵权顺利不顺利问题。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