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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将军传奇 第十章 负重尽瘁

黄英

1 　　自然界的风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已经可以比较准确的预测。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可以预测中国的政治风暴呢? 　　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前七年，虽有朝鲜战争和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但整个国家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政治相当开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长期报国无门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冲破阻挠从海外归来，绝大多数人胸怀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睦…… 　　但是，进入1957年，共和国这艘巨轮却突然离开预定的航线，甚至逆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似乎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最终答案。 　　啊，1957年!对健在的经历者来说，还是一个谜；对邓宝珊来说，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作为爱国起义将领民主人士的邓宝珊，此时虽身为一方封疆大员，但耳目并不灵通。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同毛泽东主席的一次长谈中，在谈到毛泽东所主张的“斗争哲学”时邓宝珊表示了不同意见和不安，不久之后，在中共召开七大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被毛泽东委婉引述。此事经过20多年岁月的尘封之后，直到最近才被邓宝珊当作新闻辗转获悉。经过大半生战场和官场的历练，邓宝珊知道，对任何政治军事集团来说，都会内外有别，也必须内外有别。因此，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一系列深层巨变——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匈牙利事件等等，邓宝珊仅仅通过报纸电台的有限新闻和过滤后的传达报告，略知皮毛。甚至，他连中共内部高层领导之间的微妙变化，也如雾里看花。他无法明白，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原则，在相隔不到100天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为什么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也无法明白，一个特别强调集中统一的执政大党，其中枢核心发出的信号，为什么往往相互抵触?因此，从1956年底开始，邓宝珊便觉得眼前一片茫然，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开始谨小慎微起来。 　　有趣的是，邓宝珊越小心，周围的人们越不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那位接替张德生担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似乎认为邓宝珊的存在对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是一个妨碍。表面上不冷不热，骨子里另眼看待，严加防范。受张仲良影响，省政府下面的一些厅局长，也开始对邓宝珊不那么尊重了。 　　有一次，由邓宝珊主持召集的一个厅局长会议，按事先通知的开会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了，宽大的会议室里才稀稀拉拉坐了不多几个人。邓宝珊耐心地等着，可是，那些有实权的中共党员厅局长，几乎很少有人到会。邓宝珊一声苦笑，自嘲说： 　　“开会吧，不等了!看来我这个角儿不叫座……” 　　一句无奈的开场白，引来笑声，也引来权势人物的不快。从此之后，除了一些礼义性的活动，不得不请邓宝珊出面之外，再也没有安排他主持什么工作了。苦闷啊，无言的苦闷!为了排遣苦闷，邓宝珊翻出多年收藏的名家字画，一幅幅潜心赏玩。章太炎的字，于右任的字，郭沫若的字……何香凝的画，齐白石的画，张大千的画……看来看去，邓宝珊悟出了一个理儿：书画作品，流派纷呈，情趣各异，但凡传世之作，都得有自家面目，不依傍别人。做人与书画道理相通，可一旦要求人成为“工具”，还会有自家面目吗?…… 　　正在邓宝珊感到苦闷迷惘的时候，他听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口头传达。这个讲话指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之后，到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检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指挥的整风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得到热烈响应。特别在知识界，人们纷纷发表文章，集会演说，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进行猛烈批评。不少人的言论，甚至触及敏感的禁区，公然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尤其在一些著名的大学里，激愤的学生和一批社会影响力很大的教授，竟提出要中共党委退出学校……这，显然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所始料不及! 　　在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的短短两个月之间，邓宝珊却保持了他固有的冷静、克制、清醒。他的政治军事经验告诉他：任何时候都得分清目的和手段，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敲山震虎、引蛇出洞……之类的把戏，往往是有效而惯用的手段。不幸，善良而天真的人们，往往轻信许诺，视而不察，将圈套当作花冠!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邓宝珊则深居简出，喜怒不形于色，只是审慎地观察着，思考着…… 　　直到如今，主流的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记述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6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揭露批判了他们的右派言论。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夸大了敌情，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批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如此记述，掩盖了一系列基本事实，也与发动者的“阴谋”之说不符。“反右派斗争”并非开始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早在鼓励人们“大鸣大放”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5月15日，毛泽东已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指出了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而在这个指示发出仅仅半月之前的“五一”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里召集首都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还在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动员人家大鸣大放。当然，远在兰州的党外人士邓宝珊，不可能了解事态的内幕，也没有把问题估计得那么严重。 　　但是，事件很快就露出了庐山真面，6月8日之后，省政府大院里就贴出了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交通厅长杨子恒等一批民主人士，被率先揪出。大字报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罗织捏造的罪状罪名，令人啼笑皆非!一些大字报竟贴进了邓宝珊办公室的楼道，上面虽未指名道姓，但有的扬言要“揪出甘肃右派分子的总后台”，有的含沙射影说“甘肃的右派分子有一把保护伞”，气势汹汹，大有非揪出邓宝珊不可的架势! 　　邓宝珊无言地等待着，等待束手就擒。但不知什么缘故，滚沸的汤锅却忽然降温，邓宝珊幸免于难!当时，他并不知情是何人施以援手，事后才知道是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对甘肃当局进行了干预。 　　邓宝珊虽幸免于难，却并未减轻他内心的忧伤。眼瞅着知识界的一大批精英人才和自己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一个一个被无辜的加以罪名，变成了“牛鬼蛇神”，他只能躲进书房自言自语： 　　“咳!我这把‘保护伞’，我能保护谁呢?……” 　　他想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时，作为国民党的将军，他保护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共产党在他的公馆里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就是他家的保姆，他佯装不知还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掩护。去年，进京开会时，他去看望了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吴老兴奋地告诉邓宝珊：他有一个得意的学生名叫林希翎，才华出众，见识不凡。暑假里，他给这个学生在颐和园安排了一个幽静的住处，让其写作——对拔尖人才的成长，我们得加倍关心啊!但是，就是吴玉章器重的林希翎，现已定为“极右分子”，作为大学生右派中的出头鸟，在首都的各大报纸上示众。谩骂的批判文章和不堪入目的漫画，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妖魔。邓宝珊想，德高望重，与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并称党内五老的吴玉章老人，尚且保护不了他心爱的学生，我区区邓宝珊能保护谁呢?…… 　　虽然明知无事可干，邓宝珊依然坚持去省政府走走。8月的一天中午，他没有回家，饭后想稍事休息，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刺耳钻心，无法合眼。饭前，他发现楼下院子花坛里的花草有点发蔫，此时便找了把洒壶给花儿去浇水。还不到上班时间，政府大院空寂无人，邓宝珊提着洒壶转过身，强烈的阳光下，忽然发现几个新近划定的“右派分子”扛着铁锨去清理垃圾。其中一人，是在省农牧厅工作的他的老部下甄载明，看见邓宝珊，惟恐避之不及，拉低草帽遮住脸，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邓宝珊没有声张，装作没有看见，颤抖着手慢慢浇花，脑海里不禁浮起杜甫的两个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过了两天，他捎话把甄载明叫到家里，关起门进行了一番倾心长谈。他问甄载明： 　　“你真认为自己有罪吗?” 　　甄载明面对兄长般的老领导，诚惶诚恐，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宝珊说：“抬起头来吧!别人不了解你，难道我也不了解你吗?” 　　甄载明含泪答道：“解放前你把我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营救了出来，可现在……怎么说呢?不小心，把你也会牵连进去啊!” 　　邓宝珊笑了：“问题是自己得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被流言所左右，不在精神上自我瓦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曾参的母亲是个贤母，但当她接连听到有三个人说她的儿子杀了人时，也怀疑起自己的儿子来了……” 　　这次谈话，给甄载明以莫大的鼓舞，使饱受磨难的甄载明经受住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活到了90高龄。 　　送走了甄载明，邓宝珊又想到了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傅作恭是留学海外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把他这位学有专长的弟弟动员回国，也到水利部任职。邓宝珊给傅作义写信，说为改变甘肃的干旱面貌，准备兴修水利建几座大型水库，请支援一批技术人才。傅作义便动员弟弟来甘肃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傅作恭随母亲在大后方的兰州住过一段时间，对兰州很有感情，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到达兰州，到水利厅工作。 　　傅作恭一到兰州，就来看望邓宝珊。邓宝珊见傅作恭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谈吐儒雅，修养有素，十分喜爱。每逢节假日，常常把傅作恭请到自己家里，兄弟般相待。遇到水利工作方面的难题，邓宝珊就向傅作恭请教，认为这是一个人品学问都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然而，运动一开始，这位来支援甘肃建设的水利专家，就成了阶下囚…… 　　邓宝珊多次托人传话，想见见傅作恭，始终未能如愿! 　　1958年春天，傅作恭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去“劳动教养”，在饥饿和劳累中死去。在夹边沟，他给傅作义写过一封信，反映他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盼望能予以援救。戎马一生的傅作义将军，竟不相信在新中国的大地上会有人间地狱，反而回信批评了他的弟弟!绝望的傅作恭，呼天不应，饮恨而终…… 　　多年之后，当傅作义得悉实情，将傅作恭的下场告诉邓宝珊时，两人只能相对而泣。 　　在纷纷落难的朋友中，令邓宝珊痛心不已的还有与他同乡的冯国瑞。 　　冯国瑞，字仲翔，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生于公元1901年，比邓宝珊小七岁。他自幼聪敏好学，早年受业于名师。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李济之、吴雨生，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高足。曾任东北大学、西北师大、兰州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甘肃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位才子型的学者，在金石、考古、训诂、古典文学研究、诗词创作、书画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和独特成果。梁启超誉称其为“西州髦俊”，“其学于穷经解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章尔雅，下笔千言，旁及楷法，侵淫汉魏，俊拔侪俦。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尤其在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文物古迹的考证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今日麦积山石窟名扬中外，冯国瑞功不可没。 　　邓宝珊与冯国瑞相交，已数十年了。冯国瑞的学术文化活动，无不得到邓宝珊的关注与支持。邓宝珊为甘肃出了这么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学者而引以为荣。每有文化名流出访兰州，邓宝珊宴请他们时，总要请冯国瑞作陪。冯国瑞埋头学问，不善在人前张扬，是触犯了当局的哪根神经而获罪落难的呢?而且，有消息传来，连冯国瑞在天水老家工作的儿子，也定为“右派”…… 　　邓宝珊明白了：凡是同他亲近的人，看来就在劫难逃!莫非由于他的存在，使甘肃成为运动的重灾区了吗? 　　万幸冯国瑞没有去夹边沟，只在兰州就近的农场劳动改造。后来病倒，由邓宝珊安排住进了医院，于1963年3月病故。病危的日子，邓宝珊几乎天天去医院看望，邓宝珊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嘱托时，气息奄奄的冯国瑞，躺在病床断断续续讲述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邵力子先生捐赠给天水图书馆的那批图书的保管问题。 　　1933年，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聘冯国瑞为省政府顾问，两人“议政论文，颇相契合”。1936年底，邵力子调离陕西，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函召冯国瑞也到南京，另行安排工作。次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日趋紧张，冯国瑞提请邵力子将保存在西安的个人藏书，往大后方安全地带转运。经两人商谈，认为运到天水收藏，比较稳妥。邵力子即委派冯国瑞返回西安负责转运。经邓宝珊、水梓等时在南京的甘肃籍人士婉告敦促，邵力子决定将这批用自己的工资多年求购的珍贵图书捐赠给天水。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工具奇缺，几经周折，这批图书于1939年初才雇用盐商的骆驼队驮到天水。 　　1939年7月，天水县图书馆成立，冯国瑞担任馆长。这批图书经整理登记造册，由冯国瑞编成《力学庐书目》一册，共计五千二百四十二种，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六册，合计其他册帧照片等，在五万卷以上。图书馆几经搬迁，后迁至“汉忠烈纪将军祠”——天水城隍庙内。装书的几十口大木箱，堆放在狭窄潮湿的城隍寝宫里，极不安全。冯国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请求邓宝珊日后敦促家乡政府，设法解决。 　　第二件，是关于冯国瑞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画、书籍的捐赠问题。 　　1958年，冯国瑞在农场收到一封家信。说街道居委会要占用他家的宅院办集体食堂，强令家人搬迁。问冯国瑞放在家里的那些文物字画怎么处置?他当时认为，有朝一日他还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便回信告诉家人：将它们装进木箱送到麦积山文物保管所，请代为保管。家人就把那批四处搜求得来的彩陶青铜、宋瓷汉瓦、明清字画、手抄孤本……装入八口大木箱，雇人拉运到了麦积山。 　　现在，冯国瑞自知来日无多，就托请邓宝珊代他将这批文物字画捐赠给国家——经“文化大革命”浩劫，已散失不少，目前麦积山的两千多件藏品，大多为冯国瑞捐赠。举世瞩目的“东方雕塑馆”呵，该不该为这位献身石窟艺术的开拓者也立一尊塑像呢? 　　第三件事，冯国瑞是含泪央求邓宝珊的。他问邓宝珊，能不能在他咽气之前设法与他远在新疆的儿子见上一面?邓宝珊当即发电报汇款，要冯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火速赶回兰州。不幸，远在南疆的儿子赶到时，冯国瑞已与世长辞了! 　　2 　　1957年后的中国人，包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都变得更聪明了。不但城市的知识界从此“夹起了尾巴作人”，连沸沸扬扬闹退社的广大农村也从此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1958年6月，在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宝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长。在形式上其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陪同视察、会见外宾、迎来送往……在所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几乎都有他的身影。1958年暮春，朱德委员长视察甘肃，五泉山、雁滩、兴隆山……邓宝珊全程陪同，身经百战的将军与德高望重的元帅一路游山观景，谈天说地，访碑稽古，但都避开敏感犯忌的现实话题。邓宝珊十分敬重朱德，不仅敬重他作为军事家的指挥才能，更敬重他不居功，不揽权，不谋求个人地位，忍辱负重，进退自如的大度和气量。自从当年在陕北结识以来，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相似的军旅生涯和对传统文化的仰慕，使他俩心照不宣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1959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兰州，邓宝珊与胡志明亲切会见。对领导越南人民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邓宝珊虽是初次会面，但那朴实儒雅的谈吐和慈蔼平易风采给邓宝珊留下深刻的印象。邓宝珊知道，胡志明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亲密战友，而且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因此，在向胡志明介绍甘肃的地方情况时，对敦煌、麦积山的石窟文化如数家珍般进行了重点介绍，引起胡志明很大兴趣。 　　胡志明访问后不久，西藏的班禅大师赴北京途中经过兰州。邓宝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亲自去机场迎接。此时的邓宝珊，虽已65岁，健康状况也日益转差，但对参加这类礼仪性活动仍不辞辛劳。但凡有重要人物到达兰州，必出面热情接待。 　　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年大庆，邓宝珊早早起身去参加庆祝活动。他同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一起，站在兰州盘旋路北口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两首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七绝： 　　(一) 　　改造山河日日新，十年建设转乾坤。 　　丰功在史前无例，喜见今人胜古人。 　　(二) 　　皋兰山下大河边，男女颂声达九天。 　　千百年来无此乐，为歌建国十周年。 　　这两首诗写得很直白，也算是一种押韵的政治表白，具有那个口号时代的明显风格。连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的同类之作也不过如此，对邓宝珊的这两首诗自然无可厚非。而且，联系四年前邓宝珊为杜甫画像所写题画诗中那句“不薄今人厚古人”，这诗中的“喜见今人胜古人”，似乎还带有一种自我检讨的口吻。这两首诗后来收载在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的《爱国老人诗词选》里；邓宝珊留世的诗作共计八首，就诗论诗，那首题画的七律显然比这两首绝句为佳，有趣的是，此书却将那首七律没有选入。看来，编者与作者具有同样的苦衷…… 　　但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邓宝珊献诗歌颂“今人胜古人”、一再表白自己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及“皋兰山下大河边”的革命形势如何赞叹之时，一场批判邓宝珊的闹剧开始在兰州上演。 　　这场闹剧的导演者很高明，很懂得如何借势，借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之机、之势，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在甘肃弄出个由他一手遮天的局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句不仅富有哲理，还具有政治启示。毛泽东说过：“我最喜欢庐山。”此言不虚。井冈山，是他革命起家的根据地，只回去过一次；宝塔山，是他辉煌生涯的立足点，一次也没有回去过；惟独庐山，从1959年初次登临，到1970年以77岁的高龄三上庐山，前后在庐山住过137天!当代中国几幕惊心动魄的大剧，竟都与庐山有缘!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在此两天之前江西省委才接到要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接待工作准备得十分仓促。至于会议的内容，事前连刘少奇也不知晓。会议从7月2日开幕后先开了几天分组座谈的“神仙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气氛悠闲轻松。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作为会议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并打招呼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因此，大家畅所欲言，连向来谨慎持重不大说话的朱老总也批评了农村公共食堂，并说：“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总不能让他们‘致穷’……工业么，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哄而上，划不来!”参加西北组讨论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真以为要反“左”，忙给留家主持工作的二把手霍维德书记打招呼。霍维德不敢怠慢，亲自组织人搜集甘肃“左”倾蛮干的材料，连夜报往庐山。不巧，适逢此时，连日暴雨，引洮工程的渠首——古城水库的溢洪道设计太小，水库危在旦夕!下面请示省委：能不能掘库放水，以保洮河下游平安?事态火急，来不及向远在庐山的一把手请示，霍维德做主指示掘库放水…… 　　不少人包括一些党史研究者认为，庐山会议之由反“左”转为反右，完全是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惹的祸。事实如何呢?彭德怀的信，是7月14日才写的；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讲话时，风向就已经变了。原来，毛泽东的畅所欲言是限定在“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内的，他可能估计经过刚刚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已不会有人敢跟他公开叫板，没料到言路一开在自己党内领导层就炸了锅。面对会议《简报》上一篇篇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措辞激烈的发言，他再也憋不住了，不得不站出来讲话给全党“统一思想”。毛泽东讲：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成绩还是主要的……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这个讲话，次日即向全体与会者作了传达。按毛泽东安排，再过几天待《会议纪要》讨论通过，即可结束会议。彭德怀的信火上浇油，给毛泽东整肃党内不同派别提供了一个口实，因此，才有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才有波及全国的“反右倾”斗争。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当即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手持“反右倾”尚方宝剑，砍向“以霍维德为首的反党集团”。上报庐山的“左”倾蛮干材料，自然成了霍维德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状，掘库放水更是破坏引洮工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大铁证。会议当场就处分了一批干部，而且，上挂下联，顷刻之间雷厉风行把斗争推向全省，一大批务实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向省委反映过人口外流、农民浮肿、搜查粮食逼死人命真实情况的天水地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几个县的县委书记无一人幸免于难；秦安县委书记宇文荣被抓进监狱戴上了十四斤的脚镣…… 　　上行下效，而且往往还会有“创造性”发展。由于毛泽东在庐山点了龙云、张奚若、陈铭枢、黄万里……一串党外人士的名吧，在批判斗争霍维德的同时，矛头也对准了邓宝珊! 　　邓宝珊的主要罪名是粮食问题。 　　民以食为天，这句在人多耕地少的中国普遍适用的古训，在干旱缺水的内陆省份甘肃尤为深刻。粮食问题，是困扰甘肃数百年难以解决的头等大事，甘肃历史上的每一次政局动荡、社会动乱，无不源于饥荒。”甘肃民间一直把当兵称作“吃粮”，当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章里就发过“招兵容易筹粮难”的浩叹。经历过民国十八年大饥荒饿*(左饣右孚)载道，十室九空的邓宝珊，主持省政府的工作以来一直将粮食问题忧系于心。研究工作、批示文件、会议讲话、下乡视察……首先关注的总是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口粮问题。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加上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从中央到地方困难重重，没有条件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当时的省委领导也比较务实，能够如实向中央反映甘肃的困难，在粮食问题上省委、省政府意见一致。不幸，务实的干部历来大多得不到上峰的喜欢，往往被目为右倾保守!张仲良到甘肃任职后，不顾省情，急于改变甘肃落后面貌，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信口开河，盲目蛮干，压制不同意见，乱铺摊子，虚报浮夸，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把广大群众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 　　1958年10日，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将当年甘肃的粮食总产由1957年的85亿斤瞎吹到220亿斤!大喊什么“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欺世盗名，还拿出一个“特大丰产的典型”，到会表演—— 　　这个“典型”是在礼县出土的。说是有个农村团支部书记种的洋芋，亩产高达16万斤!于是把这个团支部书记请到会上来介绍他的“高产卫星”经验。报纸刊登了特大新闻，不少领导陪张仲良叫好，邓宝珊眉头紧锁，一声不响。他心里嘀咕：这16万斤洋芋平铺在一亩地里，该有多厚的一层!16万斤，载重五吨的汽车，得16辆车去拉啊……可能吗? 　　结果，消息见报，谎言败露，当地父老十分气愤，纷纷揭发。弄得这位团支书无颜回乡，什么也没有捞到，从兰州直接去了新疆，多年后才回到礼县。 　　但是，善于虚报浮夸的张仲良却乘风而上，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增选的候补委员共计25人，是按得票数为序的，第一名王任重，第二名就是张仲良，其为中枢之器重，由此可见! 　　然而，纸总包不住火。从1957年后半年开始，甘肃农村人口外流、浮肿、饿死人的事就在各地陆续发生。外逃的饥民给邻省也造成很大麻烦，不断向中央反映，要求甘肃派人来接回。可张仲良认为，这是地县党委抓阶级斗争不力的结果。于是，在1958年冬天，省上派出四个农村工作团分赴河西、陇东、陇南和中部四个片，以整社为名去抓基层的粮食“瞒产”问题。陇东工作团团长是副省长李培福，他生性耿直，作风踏实，富有农村工作经验。在平凉、庆阳跑了许多地方，发现不少公社、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比实际的粮食产量还要高!一些食堂，早已倒灶散伙；一些公社，连种子都已吃光。眼看天冷，秋播还无法完成，仅静宁县的界石铺公社就有三万亩地未能下种。李培福调查到情况这么严重，赶回兰州向省委汇报，请求尽快给下面回销粮食。张仲良一听就发火，不但不给粮，还将李培福狠批了一顿……邓宝珊听了满腹委屈的李培福向他诉苦后，也愁眉紧锁，一筹莫展!因为，此前邓宝珊也多次向张仲良反映过类似情况，张仲良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省委第一书记手里，别的书记都成了陪衬，他这党外民主人士的省长，能有发言权吗? 　　可笑的是，在批判霍维德“反党集团”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批判邓宝珊!而且，手段十分高明，报纸、文件并不公开点名，派往省级机关、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却大呼小叫，夹枪带棒，声言霍维德攻击党的粮食统购政策、破坏引洮工程种种罪行，都与主持省政府工作的那个人不无关系…… 　　久经风浪的邓宝珊，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却不为所动，沉稳如山。以史为鉴，他知道，任何政治投机只会得逞于一时，很难维持长久。不论谁来当权主政，都得体恤百姓，不敢把百姓饿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间而已。中央不撤职，你张仲良也就那么点小手段!因此，在甘肃的“反右倾”邪火乱烧的日子里，邓宝珊照样按时上班、出席会议、迎来送往……脚步不乱。 　　在1960年前后，有一个“马路消息”曾广为流传。是真真假，无法核实，姑妄记之，聊备参考—— 　　消息说：在最困难的日子，邓宝珊为救民于水火，甘冒丢掉乌纱的危险，带着家乡父老充饥的树皮草根糠菜团子“进京面圣”。他以为奸臣当道，最高领导不知下情。走进中南海，才知连最高领导也数月不见荤腥，饿死人的省份不独甘肃一省。但是，听了邓宝珊的汇报，最高领导仍感到吃惊：这个张仲良，怎么搞得连省城兰州也快断粮了?为了“勒紧裤带，保卫兰州”，竟发动学生去与郊区农民抢捋柳树叶子!把黄河边的柳树都给捋光了…… 　　最高领导半信半疑，派员去甘肃微服暗访。走到山丹县，被县委书记刘逢浩下令逮捕。这个刘逢浩是张仲良最宠信的一位县委书记，大跃进中山丹县被评为“红旗县”，反右倾中一大批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在河西走廊，山丹饿死的人最多，不少村庄人饿死后无人掩埋，白骨露野，惨不忍睹!刘逢浩却喊出一个口号：“宁肯人吃草，不叫红旗倒!”还美其名曰：“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中央调查人员的被捕，才促使最高领导下决心解决甘肃的问题。于是，才有1961年初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召开，才有中央派工作组到甘肃来“下水救人”的举动，才有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回销甘肃…… 　　——这个“马路消息”不可能载入史册。不过，从后来公开刊登的一幅1960年毛泽东接见邓宝珊两人握手的照片来看，这消息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附带说说：张仲良虽犯严重错误，处分却很轻。仅由第一书记，改任为第三书记；为平息民愤，后又调往江苏，去易地做官。“左”是工作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百试不爽!有感于此，若干年后，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才一针见血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吧! 　　3 　　1961年春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并召开兰州会议，坚决纠正了原甘肃省委的“左”倾蛮干错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达兰州，就来看望刚从外地疗养归来的邓宝珊。 　　两人是相交已经30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冬天，汪锋当时是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正在西安。有一天，他在街头受到特务追踪，便跑到西安皇城南门外邓宝珊的办事处去躲藏，特务尾追到门口没敢进去。他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介绍认识了邓宝珊。邓宝珊知道他是正被追捕的共产党员，但很痛快地说：“住下，你需要住多久都行!我可以设法为你提供一切方便……” 　　当时，邓宝珊正应杨虎城之约，从上海来到西安，准备去兰州担任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到兰州任职后，又同汪锋多次见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汪锋带着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件，又到西安找过邓宝珊。当时邓宝珊不在西安，两人虽未见面，但此后汪锋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工作，成为邓宝珊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建国后，汪锋在中央从事民族、统战工作，不仅常来甘肃，而且同邓宝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在新的形势下两人再次见面，性格豁达的汪锋，更是无话不谈： 　　“邓先生!总理和小平同志，托我向你问好。他们嘱咐我虚心向你请教，一起把甘肃的事情办好。” 　　身体还很虚弱的邓宝珊，淡然笑道： 　　“汪书记!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你放开干吧，只要能把省委、省政府的人马团结到一起，让甘肃人民把肚子吃饱，我就要给你烧高香了。” 　　汪锋说：“当年你来甘肃任行署主任，也是在民国十八年的大灾大难之后，你协助邵力子赈济救灾，很有一套，至今还受人称颂。你说说，现在面对全省如此严重的灾情，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下手呢?” 　　邓宝珊想了想说：“既然中央已决定派工作组来甘肃，这就是我们的万幸!现在，要一边下水救人，一边切实整顿干部作风。甘肃的灾情为啥特别严重?还不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在甘肃刮得最凶!……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省委、省政府都是集体领导，作为省长，我不仅对这几股歪风抵制不够，对某些问题失察，同时也有点怕得罪人的思想，过于息事宁人……” 　　汪锋端起杯子，慢慢品尝着邓宝珊从从化温泉带来的冲开的荔枝蜜，赞许地点着头。邓宝珊喘息了一阵，继续说： 　　“要保证对铁路工人和大专院校的供应。解放前左右甘肃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两条：一是农民讨饭，二是民族纠纷，现在更复杂了。铁路不能畅通，有粮运不进来，或者学生饿急了上街游行，局势就都难以控制……” 　　“还有，对这几年错批错斗的党外朋友，省委也想尽快给他们摘帽平反。”汪锋说。 　　“对啊，还应该早日安排他们出来工作……” 　　“还有你呢，邓先生!”不等邓宝珊把话说完，汪锋婉言笑道：“中央领导同志听说你的园子交了公，对甘肃省委作过多次批评。现在也应该物归原主啊!” 　　邓宝珊摇摇头：“不，园子是我主动交公的。你我虽系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可办事也该公私分明……” 　　“这可不是我的意见嘛!”汪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有指示：纠正甘肃的共产风，要从退还你的园子做起。如果你拒不收回，叫我怎么向中央交待呢?” 　　话说到这一步，邓宝珊再没有做声。他看到中央和省委都在认真纠正错误，心情十分振奋，不等病体完全康复，就主动要求到灾情最重的定西地区去指导救灾。临行前，省委把当时全省惟一的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拨给邓宝珊使用，并派出最有经验的保健医生随从。 　　邓宝珊每到一地，就去逐户看望受灾最重的群众。在那烟熏火燎、气味污浊的土棚房里，他仔细向那些面目浮肿的孤苦老人，了解当地灾情，和救灾粮款发放的数字，以及干部作风等等。发现好经验就及时推广，好干部就及时表扬，对那些横行霸道、态度恶劣的干部就恳切批评。他那真诚待人、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作风，赢得了灾区干部群众的普遍信任。大家不仅敢将埋在心底的话儿告诉他，甚至也敢将当地领导的错误做法向他反映。 　　可惜，此时邓宝珊毕竟已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虽然他想竭力为家乡做出更多的贡献，却已力不从心! 　　此后，由于全国认真清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改善。到1962年底，由“大跃进”和“反右倾”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终于基本扭转。 　　对邓宝珊来说，从这时候开始，在他个人生活中却发生了很多的不幸。1964年，贤惠明理的张玉燕夫人，因患大脑蜘蛛网出血医治无效而去世。邓宝珊因心情郁闷而视力明显衰退，心脏病也逐渐加重，只好又到外地去疗养。 　　1965年，中央安排邓宝珊去北戴河疗养。北戴河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南临渤海，北倚青山，海岸弯曲平缓，海水清澈，沙软潮平，夏日凉爽宜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疗养胜地。暑期中央经常在此办公开会，因而有“中国夏都”之称。同邓宝珊一起来疗养的，有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好几位是邓宝珊的老朋友。抗日名将蔡廷锴、蒋光鼐就与邓宝珊住处相邻。三位饱经风雨沧桑的老人，面对蓝天碧海，话今忆旧，共数朝夕，度过了他们一生中一段愉快而难得的平静岁月。 　　蔡廷锴和蒋光鼐是当年十九路军的将领。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驻扎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上海各界民众纷纷举行罢工，组织抗日义勇队，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抗战月余，打死打伤敌人一万余人，使日军更换了三个指挥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不派兵增援和接济军火，致使十九路军弹尽粮绝被迫撤退。后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蒋介石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竟允许日军留驻上海!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去“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进步势力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十九路军扩充为五个军，并与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勾结日军，调集陆海空重兵围攻福建。1934年初，福建政府失败，十九路军被改编…… 　　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邓宝珊兵败离开部队在上海闲居。战事爆发前，邓宝珊就结识这两位将军；战火中，他又耳闻目睹了抗日将士的英勇和战争的惨烈；失败后，又不止一次为之扼腕长叹。那时，他避难外国租界，手无一兵一卒，对两位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抗日的义举十分钦仰，却无力相助。此后，风云变幻，天各一方，没料想会在年过古稀之后来这人间仙境北戴河相聚! 　　三人一面接受保健治疗，一面相约出游。一日，同游莲蓬山公园，看到一块《莲花石公园记》的石碑，碑文的撰写者是朱启钤。朱启钤是现代名人，曾任袁世凯时期的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督办过津浦铁路，并一度代理过国务总理。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他也随之隐息政坛。对朱启钤，蔡、蒋二人自然知晓，但他与北戴河有何关系，并无所闻。邓宝珊虽知朱启钤退隐后为保护开发北戴河做出过贡献，但没料到贡献会如此之大!读完碑文邓宝珊若有所思，慢慢说道： 　　“看来，当年若不是朱老先生挺身而出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抵御洋人，带头捐资，谋划建设，北戴河还不会成为海滨避暑胜地呢!在北戴河该为老先生立一尊纪念像才对……” 　　蔡廷锴指着一行碑文念完后发问：“‘临榆令周嘉琛又为之禁樵苏、杜侵夺名山胜迹，庶几获全’——这周嘉琛，是何许人也!” 　　“周嘉琛是周恩来总理的叔父，民国初年担任过临榆知县，那时北戴河属该县管辖。”邓宝珊侃侃而谈，“临榆县以邻近山海关——榆关而得名，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市……说起保护北戴河，还有李鸿章一份功劳呢。你看碑文：‘光绪中叶，海疆多故，旅大、威、胶既约质，海军遂无良港。英教士甘林，适于联峰绝顶筑砦室，守者惊以告大府，恐复为有力者所攫，失我奥区也’——于是，李鸿章建议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斥巨资买下了联峰山和莲花石地皮，以阻止洋人在此染指……” 　　蔡、蒋二位将军见邓宝珊如此广闻博识，十分乐于同游。但是，就在三人宽心疗养，乐而忘返的时候，晴朗的北戴河秋空响起了隐隐雷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而且，邓宝珊刚刚回到兰州，就看到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刊出了一篇措辞严厉很有来头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祥的预感，立刻涌上他的心头…… 　　4 　　邓宝珊回到兰州后，一直在家中静养，但他的内心很难平静下来。虽说他尽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看报只看大标题，听广播只听听重要新闻，可那一行行粗黑的大字，触目惊心，一声声严厉的喊叫，仍让他心神不宁，惶惑无主…… 　　邓宝珊注意到，那篇气势汹汹，强词夺理而显然来头不小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过了十多天，北京的报刊才开始转载。邓宝珊还注意到，在党、政、军身兼要职，颇受毛泽东倚重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突然在政坛消失。然而，让邓宝珊吃惊莫名的，还是那个《五·一六通知》。因为，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的阶段，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内乱! 　　邓宝珊从噩梦中惊醒，却不敢将他的猜疑告诉任何人。中国近数十年的变化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惟一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这都是邓宝珊坚信不疑的。可现在为什么要自己革自己的命呢?他有时对窗枯坐，有时卧床凝思，饭菜无味，闷声不语，心里却一再嘀咕。至于嘀咕些什么，也许连他本人都并不清楚。其实，多么清醒的头脑，也会发昏，连这场灾难的发动者也并不一定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把一个结构复杂而惟独缺失制动装置的国家机器交由一人独裁，不管这个人多么英明，迟早会出乱子…… 　　1966年10月的一天，正在邓园移护菊花的老花工，突然听到一阵疯狂的口号声，并有人在使劲擂打园门。 　　他一面招呼几个伙伴上前将门扇顶住，一面派一个机灵的年轻花工抄小路去向兰州军区报信。花工们死守着园门不开，聚集在门外的红卫兵便翻过墙头跳了进来。他们抡起手中的皮带和钢丝鞭子一顿乱打，踩倒眼前的几十盆名贵菊花，就朝邓宝珊的寝室冲去。 　　“你们?……” 　　吃了药刚躺到床上休息的邓宝珊被惶然惊起。一个扎着两把短刷头发的女红卫兵厉声喝道： 　　“嗬!连我们也不认识?老子是北京丰台的红卫兵。奉毛主席的指示，来配合兰州的革命战友，扫荡你们这伙牛鬼蛇神!……” 　　邓宝珊一听，反倒冷静起来，闭起眼睛再没有做声。说什么呢，对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 　　“小将们”开始搜查老将军了。他们踩高爬低、翻箱倒柜，搜查得极其认真，书籍、字画、衣物、文具……一样儿也不放过。哗啦一声，挂在墙上的装着孙中山先生亲笔信件的玻璃框子，被打成了碎片。“孙文是你的什么人?”一个瘦瘦的男红卫兵，看看信末的署名，指着邓宝珊的鼻子大声质问。邓宝珊嘴角动了动，想对这些无知的孩子补补课，回答他们：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画像被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孙中山先生。但是，喉头哽塞，凝噎无声…… 　　“哟!战刀，还是把日本鬼子的战刀!” 　　几个红卫兵同时惊叫起来。果然搜出一把明晃晃的战刀!于是，一张张激愤的面孔，立刻七嘴八舌，展开了咬牙切齿的声讨和审问： 　　“说——!这刀从那里来的?” 　　“你这个国民党的大军阀，藏起这把战刀，是不是想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是不是想杀害我们革命造反派?” 　　“……” 　　空气都要爆炸了。邓宝珊却仿佛变成了化石，纹丝未动。 　　几只年轻有力的手，一下子把这个患有心肌梗塞的老人，捉小鸡一般从床上拖了下来。将寒光闪闪的战刀架到他眼前，逼他“老实交待”。 　　邓宝珊茫然地瞅瞅这把战刀，似乎有点懵懂了。是呀!这战刀从何而来呢?但是，他定了定神儿，忽然从遥远的记忆里浮现出一个留着小胡子，叼着大烟斗，刚毅而爽朗的面影……嗯，是的，那是1943年的冬天，从重庆返回榆林时途经延安，他送给贺龙一个名贵的法国烟斗，贺龙回赠他从日寇手中缴获的这把战刀，作为留念。那次他在延安感受了风寒，毛泽东派李鼎铭来给他切脉治病，并亲自来问寒问暖。看他冬衣未备，还赠送他十张狐皮。他用这狐皮缝制了一件大衣和一个褥子，这褥子现在还在他床上铺着哩……可是，到底该如何向红旗下出生的这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革命接班人讲述这多年以前的事情呢?连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贺龙、陈毅、邓小平……也已蒙受不幸，区区邓宝珊还有什么话可说?如果“老实交待”了自己当年在延安所受的礼遇，这些被捉弄的年轻人，即使不说你是“恶毒攻击”，恐怕也会说你是头脑发疯…… 　　但是，对邓宝珊沉默无言的这番内心活动，红卫兵却忍无可忍。“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随着一阵慷慨激昂的语录朗诵，皮带和钢丝鞭子就呼啸而来。天真的老人还想伸手遮护一下自己的脑袋，肩膀上就狠狠挨了一刀背——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个乱翻影集的红卫兵，无意之间将邓宝珊和毛泽东于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西苑阅兵前所拍的一张照片翻了出来。他们一见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在和邓宝珊微笑握手，亲切交谈，立刻交头接耳议论了一阵，慢慢退到一边。此时，恰好兰州军区也派人乘车赶来，这伙红卫兵才顺手捡起一些抄获的东西悄悄走散。 　　邓宝珊从昏迷中苏醒后想了想，请军区将他的情况打电话报告给周总理。忍辱负重而处境艰危的周恩来，立刻派出一架军用飞机，将邓宝珊悄悄接到了北京。临行前，胡景翼的女儿胡希蕴得知消息，偷偷赶来送行。 　　邓宝珊到达北京后，住进了一家设施先进的军队医院。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能够下床扶着拐杖走动以后，才得知住在邻室的病友，竟是他的老朋友王震! 　　王震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天山雪峰。他对邓宝珊说，在新疆工作期间，鲍尔汉曾告诉过他：当伊犁起义后，义军和清兵在乌苏城下对峙的日子里，曾经见到过年轻的邓宝珊将军…… 　　邓宝珊听着王震的叙说，像在听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遥远的梦。他告诉王震，在王震第一次访问榆林的时候，榆林的特务化装成招待员，伺机蠢蠢欲动。他和高双成商量，临时改变了接待方案，使特务的阴谋无法得逞…… 　　王震发出轻轻的叹息，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敬爱的朱老总…… 　　邓宝珊接过话头儿，说他在从化温泉疗养时同朱老总住得很近。两人一起观赏过广东的兰花，讨论过杜甫和陆游，谈论过井冈山会师，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这段日子里，两位老朋友相濡以沫，尽量用回忆驱赶着病房的寂寞，尽量避免接触目前的惨痛。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宁静的地方，使善良的人们安心养病。当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的消息传到病房之后，邓宝珊就再也不说话了。终日闷坐、闷坐，连面部的肌肉也渐渐僵直起来，迷迷瞪瞪，似睡似醒，不再有什么表情…… 　　1968年11月27日，一个顽强的生命到达终点，结束了他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没有哀乐，没有唁电，没有花圈，跟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简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对于邓宝珊的逝世，当时的《人民日报》只在最后一版的边角，刊登了一则仅有一句话的简讯。但是，当祖国和人民从奇灾大难中重新奋起之后，这位毕生热爱人民、追求进步的老人，却终于得到了历史的肯定—— 　　1979年4月24日，经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决定，在北京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习仲勋等都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了悼词。 　　1984年11月，邓宝珊90周年诞辰，北京、兰州同时举行纪念。北京的纪念大会后，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邓宝珊的子女及其他亲属。同时，王震、薄一波、屈武、胡愈之、王昆仑等先后题词。 　　王震题：“邓宝珊先生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 　　薄一波题：“我们永远怀念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宝珊先生”。 　　屈武题：“学习邓宝珊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精神”。 　　胡愈之题：“邓宝珊先生为中国人民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王昆仑题：“邓宝珊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不断前进的一生”。 　　1994年11月，邓宝珊百年诞辰之际，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邓宝珊将军纪念亭”，在将军的家乡甘肃天水市南郭寺森林公园落成。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参加了落成庆典和纪念活动。笔者专程前往，并赋一首《邓亭歌》： 　　风雨百年过，有亭立翠微。仰首读匾额，心逐白云飞。思公求索路，漫长知所归。少小怀大志，仗剑走边陲。护法举义旗，靖国功崔巍。抗日赴国难，家破志不摧。和议走燕郊，善言解急危。倾心向光明，谈笑对惊雷。躬身察民瘼，忍辱对劫灰。日月开新宇，春露播芳菲。一亭系两邓，陇原增光辉! 　　真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认识过程，并非简单的否定或肯定，批判或歌颂，它不可能成为谁的专利，为谁所垄断，变成权势的工具。大凡杰出人物，都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对认识一种文化来说具有标本意义。对邓宝珊这位横跨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在大西北的黄土文化中崛起的复杂历史人物，仅从某一侧面加以评价都会失之于片面。如果要深入理解他那磊落旷达而又谨小慎微的性格，宽容坚忍而又守身独行的态度，坚持原则而又以和为贵的信条，感时忧世而又超脱无畏的精神，一句话，从文化的视角去全面理解他留给后世的人生启示，发现和总结的任务，不敢说现在已经完成…… 　　1988年10月完稿于忘言斋 　　2004年9月增写修改于风雨庐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