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爱国人士及侨胞 > 陈嘉庚 > 缅怀纪念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华侨领袖陈嘉庚访延始末

袁武振 梁月兰

陈嘉庚是华侨史上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于一身的典范。他的活动贯穿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是他光辉一生中尤为为壮丽的一页。 　　(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广大爱国华侨的精神为之振奋。次年，南洋八百万华侨的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爱国侨胞们真诚希望国内各种力量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并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但是，1939年冬，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布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这不能不引起海外爱国华侨的不安。各地筹赈分会纷纷向南侨总会探询，有的还建议总会派代表回国考察，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决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国。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50余人抵达重庆。 　　陈嘉庚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此行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一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行程，他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嘉庚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但又不敢得罪这位“大财神”，于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延安之行。百闻不如一见，陈嘉庚执意亲往延安。重庆方面无奈，不得不由蒋介石亲自出面。这天，蒋在成都设宴招待陈嘉庚，问其欲往何处，陈答：“晋城、灌县。”蒋又问：“还欲他往?”复答：“兰州、西安。”蒋又问：“尚有别处否?”陈已知其意，便直言道：“如延安有车可通，也要前往。”蒋介石听后即大骂共产党，并说“周恩来不日可到，看此来有何结局。”言下有劝阻之意，陈嘉庚乃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蒋介石无可奈何，又警告说：“到什么地方看看都可以，但是要防止有人会对你进行欺骗宣传，以免上当。” 　　由于陈嘉庚的坚持，在共产党驻渝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的安排下，经毛泽东主席正式邀请，陈嘉庚的肤施之行终得实现。5月31日，陈嘉庚与筹赈会常委侯西反、总会秘书长李铁民，在国民党陕西省府第一科科长、特务分子寿家骏监视下，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战科长居敬陪同，从西安经洛川抵达延安。 　　(二)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九天。此间，他不顾67岁高龄，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悉心进行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并与他们及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他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侯西反去杨家岭赴毛泽东之约。因陈不会讲普通话，由两名女大的闽南籍学生作口头翻译。陈嘉庚对共产党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日本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次日午饭时，朱德向他介绍了八路军英勇作战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两党摩擦的情况。听了这些，陈嘉庚沉思良久，默然不语。 　　此后，毛泽东又和陈嘉庚进行了多次交谈。4日下午，他们在考察团住处交际处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告辞后，毛泽东又走进隔壁寿家骏房间。陈嘉庚以为毛泽东很快就会出来，想送别他，于是在门外等着，等了一阵不见毛出来，就回到屋里。后来又出来看了两三次，总见毛的警卫站在寿家骏的门前，他只得回屋睡觉。次日才得知毛泽东与寿一直谈到深夜才回去。共产党的主席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交谈这样长的时间，这种诚恳谦逊的态度使陈嘉庚感慨不已。 　　陈嘉庚在重庆时，常听说陕北延安等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即被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使他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一次，女大两个华侨学生到招待所拜访陈嘉庚，他详细地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当听到学生们星期天还要去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思想、宣传卫生知识时，很有兴趣地问这种宣传有无成绩。学生答道：“效果可好了。过去外省总挖苦陕北人不讲卫生，一生只洗三次澡；如今每当暑天常见老百姓与机关干部一起下河洗澡，还常换洗衣服。老百姓对于抗日思想也接受很快，他们努力生产，积极支援前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我们听许多老干部说，他们刚到陕北时看到许多百姓穿得破烂，不少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现在生活好了，这种情况不多见了。”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就留她们在招待所吃饭，想到两个女孩回校要走十多里夜路，就担心地问她们怕不怕，要不要派人送。一个女学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他对华侨或闽南籍学生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有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听出他所疑虑的问题，就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十万、二十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我们废除封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他们发展得愈大愈快，对我们愈有利，对城乡交流和自力更生愈有利。”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答：“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四百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四百斤的就免交。我们部队自己也种粮食、蔬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6月8日，陈嘉庚一行圆满结束了对延安的考察访问，离开延安。     　　(三) 　　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转折的契机，也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对共产党不甚了解。然而，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勇于接受真理，仅九天的延安之行，他的认识即发生了莫大的变化，对共产党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弛，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心情，陈嘉庚离延之后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陕甘宁边区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救国的诚恳态度和英明政策。6月24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他作了《西北的观感》的讲演，打开了外界了解延安的窗口：“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恳了百万多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一个无党派爱国老人的公道话，使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大后方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使蒋介石十分不满。蒋要派人“陪同”他一起活动，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42年除去他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职务，特务分子不断袭扰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岛隐姓埋名达十年之久。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49年，陈嘉庚回到“梦寐神弛”的祖国，并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的生命之光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