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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王泰吉同志

张邦英

泰吉同志牺牲，距今整整五十年了。漫长的岁月，使得我们这些当年的黑发青年，早已经鬓发染霜，时间使人们对许多往事渐渐淡漠了，忘记了，然而泰吉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好象历时愈久，愈加清晰。 　　我第一次见到泰吉是1933年初夏。那时，我是中共耀县县委书记，耀县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有一天，我在县城街上见到一个年轻的军官，身后跟着四、五个身背驳壳枪的护兵。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才驻扎在这里不久的杨虎城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沉着持重，很有点派头的国民党军官。 　　这年六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以后叛变)来到耀县，召开县委会议，讲了王泰吉准备起义，并且专门介绍了他的历史和起义的原因，要我们耀县县委密切配合。从此，我才知道泰吉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幼年勤奋好学，很早就参加革命，住过黄埔军校，先后参与领导了麟游、渭华起义；在“九·一八”事变，日寇占我东北，继续南侵华北，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和冯玉祥在察哈尔建立抗日同盟军及红军的影响，决定率部起义。这些情况令我非常高兴，从而也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我们于是一面严守秘密，一面积极配合准备，等待起义的到来。 　　1933年7月21日中午，一阵嘹亮的号声打破了县城沉闷的空气，王泰吉骑兵团宣告起义了，打出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耀县城顿时变了样子，到处贴满抗日救国的标语，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起义部队立即收缴了雷天一民团和胡三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监狱中关押的全部“犯人”，通电全国，发表宣言，并在中共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接着，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官商囤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并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南区区长张恒义当场枪毙，人心为之大快。这时，我们县委和张仲良、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乘泰吉同志起义的机会，立即组成了耀县游击队，积极配合进行活动。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孙家塬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将白家庄一个姓周的地主富农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起义后第三、四天的一个晚上，泰吉忽然派人请我到他那里。他当时住在旧县政府里。见面刚坐下，他就问我：“你是这个县上的人吧，你和雷天一熟吗?这个人怎样?你给他说过打红旗的话吗?”我说：“过去我在雷天一所在的部队做过兵运工作，和他比较熟悉。曾经向他讲过革命的形势和革命道理，希望他也能打红旗、干革命。但雷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圆滑、看风使舵、向上爬的人，当时他既不加害我们，也根本不想革命。记得有次我向他提到打红旗时，他推托说：‘这当然很好，但我们力量很小，现在只能借他人之力，养我之羽毛，待将来羽毛丰满，再说。’”泰吉听我说到这里，有些不大自然的样子，便告诉我，在他们收缴雷天一民团的枪后，雷即找来说，他也要参加抗日救国义举，并说：“张邦英过去就同我讲过打红旗的事，现在到我们一起打红旗的时候了。”因此，就将收缴雷的二三百支枪全部退回，并委任他为第一路总指挥，派去打王茂臣反动民团，已经出去几天了，还不见有什么动静。泰吉问我：“你看他能否回来?”我说：“根据这个人的一贯表现，出去后，肯定是不会回来的。”这时，泰吉用手在桌子上轻轻拍了一下，后悔地说：“糟糕了!”果不其然，雷带他的民团一出城就驻在西塬稠桑，按兵不动，实际上对起义部队起了很大瓦解作用。从这里，固然看出年轻的泰吉同志在狡猾的敌人面前失之熟悉，但也可以看出他信任党的同志和急于发展革命力量的迫切心情。 　　起义七天后，为了扩大抗日的政治影响，起义部队在泰吉的率领下，主动撤离耀县向南行动。途经三原心、武红色根据地时，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在陵前镇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使起义部队受到很大鼓舞。但是，由于起义部队本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和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当部队进抵鲁桥镇辘轳把村时，与敌孙友仁特务团等部队相遇，战斗失利，随即向北撤退，退至耀县小坵镇时，又遭敌追击。这时，起义部队或逃或降或被歼，受到严重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泰吉同志并不气馁，依然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迅速转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仅休息一、两日，即和陕甘边党政军一部分负责同志，利用当时起义部队带来的迫击炮，从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及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指挥的当地部队中调了一部分力量，配合一起，去打照金后沟寨子的张彦宁民团。 　　后沟寨子的地形十分险要，上面是高山，下面是石崖，在离地面几丈高的石壁上打的石洞，外面垒了寨墙，易守难攻。寨里囤积着粮食，还有泉水，是敌人一个坚固的据点。在我们用迫击炮轰击时，泰吉同志帽子也不戴，白衬衣束在军裤里，站在迫击炮的旁边指挥，时而命令炮手打炮，时而命令战士往寨子里扔土炸弹，斗志昂扬、满怀乐观情绪和胜利信心。寨子里的民团是些土豪劣绅的武装，也无多大战斗力，早被我们的炮火吓得胆战心惊，加之许多人伤亡，不得已，只好打开寨门，乖乖地投降。第二天中午，当地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动员老百姓到寨子里分粮食。突然，孙友仁特务团袭来，很快占领了照金和坟滩之间的山地，我们随即出动部队前去阻击。敌人从山上用机抢向我们扫射，我们利用山下树林作隐蔽，进行还击，一直坚持到夜晚才退出，第二天转到薛家寨。在这次战斗中，义勇军虽然又受到一些损失，但仍未挫伤泰吉同志的革命意志。 　　此后，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等许多同志的努力下，在陈家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了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从三原革命根据地才撤出的由黄子祥、杨森带领的红四团的指挥，以泰吉同志为总指挥(以后，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他又一度任师长)，高岗为政委，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在陕甘边区桥山周围许多地区，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泰吉同志在甘肃庆阳毛家沟门的战斗中，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当时，陇东敌人赵文治团八百余人，配合一部分骑兵，分几路向我驻地扑来，我军且战且退，敌人步步紧逼，情况十分危急。泰吉同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机智灵活地指挥、督战，组织部队进行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使我军转危为安。这一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在当时的武装斗争中，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革命根据地也正在创建，我们的部队经常处于行军作战的状态，不是我们去打敌人、就是敌人来打我们，生活非常艰苦。常常是碰到什么吃什么。小米、包谷和山洋芋成了我们主要的食品。吃麦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因为特殊情况，一天也吃不上饭。因此，战士都得背干粮袋，带一部分吃的，以应急需。泰吉也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与困难作斗争。记得在一次长途行军中，部队翻了几条沟，来到一个半山坡上休息。泰吉同志和战士们坐在一起。这时，他穿的衣服“脏麻咕咚”，脸因为经常顾不得洗，挂着道道汗迹，胡子也长得老长，与起义前判若两人。战斗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饱经战争风霜、艰苦奋斗的革命者。他休息了一会儿，望着坐在周围的战士说：“哪位同志带干粮着哩?”这话刚一出口，许多战士就很高兴地抢着把自己带的干粮送给他吃。这说明那时的官兵关系是多么融洽! 　　由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常行军打仗，部队非常疲劳。因此，一部分战士产生了平均主义思想，对骑马的同志有点不满意，在下边说怪话。为了纠正这种思想倾向，泰吉同志不是用简单的批评，而是用说笑话、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在一次部队行动前的集合讲话时，他先讲道；“有一个人，在路上走，走得很疲乏了，心里便抱怨骑马的人。忽然前面遇到一个老爷庙，他便进去跪在神前，叩头作揖，嘴里说：‘爷呀爷呀，你为何不显个灵，把马给我骑呢?’这不是笑话吗?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接着说；“我们的部队是有编制的，有步兵、有骑兵；有领导、有战士。骑兵和一些领导要骑马，步兵战士要走路，这是工作的需要，分工的不同。不能大家都骑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如果大家一定要平均的话，那只好把马宰了，每人分一块马肉。”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对克服战士的平均主义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4年1月，部队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到了豫陕边境。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泰吉同志想利用他过去在旧军队中的人事关系前去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经师党委研究，同意了他的意见。当部队再一次南下到达淳化强家山时，泰吉便同一个警卫员携带双背脊手枪两支，骑骡两匹，带了一些旅费，在一天夜里由我少数骑兵护送，去到通润镇他原来的老部下、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总马云从处，以便在活动中取得他的支持。不料被马出卖。1934年3月3日，泰吉同志在西安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 　　泰吉同志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先后三次领导和参加武装起义，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泰吉同志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纪念。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