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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工作回忆

张邦英

1951年初，我调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于1954年3月调离新疆。那时，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和进疆人民解放军的艰苦奋斗下，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发展生产等热烈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疆是个好地方 　　新疆史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地区辽阔，富饶而壮丽。有许多适宜于灌溉的绿洲农田与广阔的牧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极其丰富的地下矿藏。同时又是沟通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古丝绸之路主要通道，著名的瓜果之乡。新疆历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阿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和汉族等十三个民族，人口四百三十万(号称五百万)。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工商和交通运输。由于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所处的环境，一般都很勤劳、热情和豪爽，而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人民群众能歌善舞，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颇受人们的欢迎。 　　苦难的历史 　　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同其它地区的人民群众一样，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军阀、管僚和封建地主、牧区头人残酷的压迫剥削以及宗教的束缚下，政治上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非常落后，生活极度贫困，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历史上曾不断发生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 　　1933年4月，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后，为了巩固在新疆的政权，曾一度亲苏，提出民族革命，民主自由，废除某些封建压迫等改革措施。1937年在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情况下，我党中央陆续派上百名共产党员赴新疆工作，帮助盛世才提出反帝等“六大”主张。我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数百人曾进入新疆进行短期整训。一九三九年党中同在又派陈潭秋同志为驻新疆代表，对促进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支援抗日战争以及传播马列主义等作了许多工作，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可是，由于盛世才的反动本质，使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悍然进行反苏、反共和反人民的活动。当1942年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盛世才便投靠了国民党，制造事端，大肆逮捕各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陈谭秋、毛译民、林基路、乔国祯等许多革命同志在狱中惨遭杀害。 　　盛世才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为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极大不满，加之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压迫剥削的痛恨，于是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44年9月在新疆的民族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达列里汗、阿巴索夫等领导下，掀起了伊、塔、阿三区革命，并相继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民族军。与此同时，帕米尔高原地区也暴发了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成为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 　　和平解放 　　1949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等重要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驻新疆警备区司令员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议，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我党派往新疆代表邓力群等同志周密的工作下，率领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于同年9月宣告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于是我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所属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率第二、六军指战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克服严寒、食宿和交通等困难，奋力前进!于10月25日进驻新疆的乌鲁木齐，并相继进驻南、北疆的许多城镇，与三区民族革命武装汇合，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 　　为了统一领导新疆各方面的工作，党中央于10月中旬决定立即成立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常委还有高锦纯、邓力群、饶正锡、包尔汗、吕剑人、赵守攻等；并成立了以王恩茂为书记的南疆区党委(后为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左齐、祁果、伊敏若夫为第二、三、四书记；以罗元发、张贤约、张风岐正副为书记的北疆区党委；以顿星云为书记(后由高峰、李铨为书记的伊黎区党委)。还由进疆部队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协同内地调来的干部派往各地，自上而下地建立区以上党政组织，进行接管改造各级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12月中旬，在党的领导下，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组成新疆省人民政府。包尔汉任主席。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后任新疆分局第四书记)。同时，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及西北野战军的命令成立了新疆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后兼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郭鹏任副司令员，张希钦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徐立清任副政委，曾涤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副政委)，张仲汗任二十二军政委(后任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列斯肯任五军军长。开始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和改造工作。为在新疆进行平叛、镇反、民主改革和恢复生产等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 　　新疆远处祖国边陲，既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毗邻其它几个国家，刚解放时，不仅苏联在乌鲁木齐、伊黎、塔城、阿尔泰、喀什设有领事馆，而且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也在喀什设有领事馆。他们在反动军阀、国民党统治下情况颇复杂。正当新疆各族人民欢庆胜利，忙于生产、建政之际，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支持的乌斯满、贾尼木汁和尧乐博斯匪帮勾结起义部队的骑七师(原国民党马步芳骑兵五军)，于1950年2月发动叛乱。裹胁数万牧民流窜于乌鲁木齐、哈密、阿山一带牧区。叛匪到处烧杀、抢掠，他们杀害的各族人民群众多达千余人，并抢去大批性畜、财物，使许多牧民背进离乡。3月底，他们又向驻守在哈密地区东部的解放军偷袭，围攻伊吾县城。各族人民对这帮匪徒深恶痛绝。迫切要求进疆解放军迅速予以消灭。我进疆人民解放军为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战斗百余次。到1951年2月全部消灭了这股政治叛匪，除尧乐博斯逃跑外，先后活捉了乌斯满、贾尼木汗、乌拉孜拜等匪首，解放了牧民两万多人，夺回了牲畜十七万头，基本上稳定了牧区的形势。 　　剿灭叛匪的胜利，只是消灭了公开的敌人，而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奉命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与起义部队中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分子相勾结，煽动叛乱，抢劫群众财物；大土耳其主义分子与民族分裂主义者也乘机兴风作浪；一些封建会道门也利用迷信活动，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鉴于这些情况，中共新疆分局发出肃清国民党特务的指示。在乌鲁木齐等城市开展了肃特工作，以号召、自首登记和动员群众检举揭发相结合的方法，摧毁特务组织三、四十个，逮捕特务分子三百多人，自首特务分子一千六百多人，使国民党特务组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残余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误认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散布变天思想，蛊惑人心，一些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利用民族偏见欺骗、麻痹人民群众；破坏活动猖獗，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秩序很不安宁。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因此，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捶，从1950年底到1951年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结合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并发动本民族的群众和上层宗教人士进行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稳、准、狠地打击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摧毁了反革命组织，取缔了反动会道门，惩办了一批反革命首恶分子。1951年4月末，乌鲁木齐市召开了有各族、各界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判处杀害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凶手李英奇、富宝廉以及叛匪头子乌斯满等人的死刑。与此同时，其它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剿灭土匪与镇压反革命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划清了敌我界线，增强了民族团结。 　　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剥削 　　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而且受当地民族的地主、恶霸等极其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农业区的土地占有是相当集中的。最集中的如南疆、伊黎、吐、鄯、托三县的一部分地区，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八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竟达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群众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其它如南疆、伊黎、吐、鄯、托三县和米泉县、哈密等大部地区，占乡村人口百分之八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四、五十，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只有土地百分之五、六十；而乌鲁木齐北九县及其它一部分地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也达百分之二十左右。其它农民占有土地百分之七、八、十。地主阶级依靠占有的大量土地，对各族劳动农民进行高额地租、水租、高利贷等剥削压迫。尤其是少数恶霸地主仍以中世纪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手段，极端野蛮、残酷地掠夺农民，使各族广大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陷入贫困饥饿，以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而地主则不劳而获，过着腐化奢侈的生活。如和阗大地主艾买拉合齐全家五口人占有耕地五万余亩；于阗县有一个庄园，园主安德尔达占有全部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水磨、油房以及对外的商贸活动等，而七十一户劳动农民则一无所有，还因生活所迫欠下他的债务，终年为他家做工，年终算帐总是不够付他的利息，成为他的终身奴隶。劳动妇女更为凄惨，有的不仅要为地主做饭、洗衣服，还有不少妇女被恶霸地主活活摧残致死。新疆降雨量稀少，农田主要靠大山上冰雪融化和地下水灌溉，因之，很多地方有地无水等于无地，一些恶霸地主不仅占有大量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而且把持了水利资源，迫使农民以高价向地主买水，以高额水租进行剥削。因此，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从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1951年夏，我去南疆，到了维吾尔族聚居的几个村子，一停下来，许多男女群众蜂涌而来，好象见了亲人一样，情不自禁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争相诉说地主压迫剥削的痛苦，感人甚深。 　　所以新疆分局根据中央民主改革的方针，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农业区进行减租反霸与土地改革 　　1951年夏，经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提出并提请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全省农业区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受到了各族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了顺利开展这一运动，先后对全省一百四十七个乡约五十万人口地区的减租进行了总结，在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上明确之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运动，务必分批进行“稳步前进，宁缓勿乱”，并“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联合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宗教爱国人士及一切赞成反封建的人们，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斗争对象，主要是恶霸地主，即在农村中实际起统治作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与违抗减租交粮、破坏生产、转移财产的不法地主”；“以政治打击为主，适当地进行经济清算”；“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并视当地群众觉悟，愿少减者则可少减，不愿减者可暂不减”。 　　同时，从省党政机关和驻疆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一万余名干部，经短期培训分赴名地参加、指导工作。各专区、县也培训了一大批民族干部进行这一工作，从而保证了减租反霸运动的健康发展。分期分批在全省九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和一千五百多个乡，胜利地完成了减租反霸的任务。这是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新疆农民自求解放的一次巨大的阶级斗争。 　　在这一运动中，通过各族农民群众进行诉苦、说理以及清算等斗争，不仅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而且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除将恶霸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牲畜归还农民外，着重从减租、退租和清算霸占财物、无偿劳役、克扣工资等所获得现粮、现金及各种财物，共折合小麦两亿九万七千余斤。平均每户分得三、四百斤，解决了农民生活困难。 　　同时，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近十万农村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壮大了农民的力量，初步改造了基层旧政权。为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新疆的土地改革运动是1952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的。当减租反霸运动尚未结束，1952年春即在九个专区、十八个乡进行了土改试点，并由领导带队，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制定了《新疆省关于执行土地改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疆省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规定》等具体政策。与此同时，训练了二万余名土改干部，召开了新疆党代表会，从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作了充分准备。 　　在整个运动中，始终强调了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做好团结各族、各界上层人士的工作，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以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并通过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吸收一部分人参加土改委员会，组织参观土改等。使他们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土改的必要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有所了解。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贡献力量。 　　在进行土地改革中，坚决保护畜牧业和工商业，对于地主经营的畜牧业，不管畜群大小，草场多少，一律加以保护并鼓励其发展；半农半牧区不进行土地改革；对清真寺、喇嘛庙、宗教学校、麻扎(公共墓地)的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没收，不征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宗教职业者与农民同样分得土改果实；对于参加过三区革命、解放后与人民合作的民主人士；各民族、宗教领袖人物，即使其家庭是地主成份，以前虽有罪恶，只要愿意守法改过，说服群众不予斗争，并在没收财产时予以照顾。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全省九个专区、五十七个县和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五百多个乡的土地改革，于1953年底前胜利结束，使六十五万余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耕地七百三十万余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分得了大量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锻炼、选拔了很多基层干部，健全了基层政权，建立了党团的组织，开始组织生产互助组。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各族农民欢欣鼓舞，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疏勒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的形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倾诉了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了土改翻身后的喜悦，抒发了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毛泽东主席在复信中说：“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毛泽东主席的信，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和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牧业区进行不同于农业区改革 　　新疆牧区在全省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当时七十九个县，其中有二十二个县以牧业为主，三十三个县有部分畜牧业。牧区各族居民五、六十万人，牲畜一千多万头，畜牧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和沉重的苛捐杂税，部落头目利用历史上残留的封建特权，对牧民进行无偿、半无偿和超经济的剥削以及政治压迫。加之匪患不绝，自然灾害频繁，阻碍了畜牧业的 　　发展，牧民极其贫苦，生活非常困难。 　　新疆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疆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帮助下，剿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改造了旧政权、开展了贸易；组织医护人员深入牧区为牧民治病。并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宗教、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得到广大牧民的拥护，使牧区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部落头目也日益靠拢党和人民政府。记得1952年春，我和几位同志去北疆调查土地占有和民族关系情况。到了阿尔泰哈萨克族聚居牧区一位殉难的三区革命领导人的家里，他家有牛、马各四、五百头，羊一千多只，并有大片的牧场。在有很好的钢丝床、和地毯、卦毯、宽敞的大帐蓬里，以奶茶、酥油、宰羊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并在他家的促动下组织了个刁羊姑娘追的群众娱乐活动。这说明当时牧区的上层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很拥护的。 　　但是由于牧区干部少，广泛宣传牧畜政策不够，在农业区开展减租反霸运动中，一些牧区的牧民骑马跑到几百里外农业区参加群众斗争恶霸地主的会。回去后，在个别牧区发生自发地斗牧主、分牲畜的错误行动。当时由于中共新疆分局领导同志主要忙于农业区的改革，对牧主的经济性质认识不够明确，制止不力，以及坏人乘机造谣，一度在个别牧区发生非正常宰杀牲畜和转移牲畜的现象，使牧区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 　　1952年夏，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的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根据党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对牧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明确了牧主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确定在牧区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成份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并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制止对牧民的封建政治压迫和对牧工的超经济剥削，以后组织了牧区工作队和访问团协同牧区干部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取消了一些地方错划的阶级成份；对牧主与牧工的关系，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经过协商，适当增加牧工的工资，鼓励双方积极从发展生产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安置流散的哈萨克牧民和参加过暴乱而自动回来的散匪，适当解决了在镇反中一些处理不当的财物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引导他们走上生产的道路。 　　为了促进牧业生产的发展，调整了牧业税，提高了起征点，实行轻税政策；改变了收购及税收工作中的某些混乱现象，加强了贸易、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团结了各阶层的人，并吸收某些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的改建工作。从而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地恢复与发展，牧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53年7月，召开了全省首届牧区工作会议，总结了牧区工作经验，肯定了以前的成绩，更加明确了以后的方针、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有关牧场、牧工工资、农牧关系、畜牧业生产和互相合作以及半农半牧区的土地改革等具体政策、措施。使牧区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举行“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反”、“五反”运动，新疆和全国一样，于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起来。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新疆和平解放后，从省到县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其中留用的旧政府人员占很大比重，这些人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旧社会的官僚作风和贪污浪费的恶习；我们进城工作的干部，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程度不同地沾染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恶习。有的甚至被资产阶级拉下水，陷入了贪污腐化、同流合污的泥坑，丧失了共产党员干部的应有品质。 　　为了响应党中央1951年11月20日发出的《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指示，新疆分局及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作出了结合生产运动，在全省开展“三反”运动的具体部署，先从省级机关开始，逐渐展开。通过学习文件，召开各种形式的动员会，提高认识；号召干部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处理典型案件，亮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甄别核实，定案处理等步骤，历时七个多月完成了“三反”运动。揭露出大批贪污案件、及严重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仅省级机关六十九个单位的核实统计，挖出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手段贪污一千万元(当时的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以上的贪污分子五百多人，其中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十五人；追回赃款八十八亿多元。贪污数额较大，人数较多的是财政系统，这个系统的二十一个单位及其所属机构就查出贪污分子八百多人，贪污金额计一百六十六亿元，受刑事处分的三百多人；对于贪污数额不大或坦白交待好的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予行政处分；对当地民族干部，特别是参加过“三区革命”干部的贪污问题，则采取慎重态度，区别对待。 　　通过这一“三反”运动清理大批贪污分子和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严肃批判，纯洁了组织挽救了许多愿意悔改的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转变了机关的领导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上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廉洁、朴素和认真负责的新作风逐渐蔚如风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各族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同时，机关团体还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企业加强了管理，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经济建设造成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新疆的工商业，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照顾私营工商业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对工商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进行了合理调整。并通过加工订货、收购产品，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唯利是图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并不满足于得到的发展和利润。他们利用国营经济以及其它渠道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妄图削弱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侵蚀了工人、国家干部和其它工作人员。如在修建红雁池永久性工程中，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与封建把头相勾结。不仅盗窃水泥贷款三十亿元，而且偷工减料，严重地影响了工程质量、按期竣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在“三反”运动开展不久，即根据党中央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经过思想教育，坦白检举、交待政策，组织力量，深入检查、落实定案、补交税款、退还财物等一系列的工作。拉开了“五反”的序幕。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揭露出来大量的、极其严重和带有普遍性的违法行为。仅乌鲁木齐市查出各种违法行为的工商户，占全市工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违法金额达五百多亿元。其中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工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五还多。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区别情节轻重、金额大小、态度好坏等定为基本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在处理上主要采取补交税款及其它非法所得财物，只对个别“五毒”俱全、罪行特别严重而又抗拒者才予以法办。这样，既打击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违法行为，又团结了大多数。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了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又照顾了新疆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发达的情况。 　　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是万恶之源。干部的贪污浪费，就是受了这一思想毒害的结果。不仅使国家经济受到损失，而且在政治上腐蚀了许多干部。在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并结合抗美援朝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使党政机关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新风气，同时使资本家也受到了遵纪守法的教育；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军民齐心协力，恢复发展生产 　　解放前，新疆现代工业寥寥无几，仅有个独山子的石油矿。手工业也不发达，主要为依附于农业的家庭副业。农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49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中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农业人口占新疆总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七，而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农具是原始的木犁、笨重的砍土镘；耕作粗放。1949年全省人均粮食只有三百九十多斤，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 　　解放初期，新疆经济上和全国一样，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新疆分局和人民政府把恢复与发展农、牧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1950年，新疆各地结合政权建设，宣传和发动各族农民大力发展生产。提出“粮田每亩增产一成，棉花每亩增产10公斤”的号召。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贫若农民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调整了三十四万多亩公地的租佃关系；在有借有还的原则下，调剂农作物种籽六万余石，耕牛七千四百多头，农具四万余件，大车五千七百多辆；银行发放了一批农业、手工业和水利贷款；取缔了水霸和不合理的用水制度，使贫佃农、中农的土地得到了公平用水；及时动员、组织军民捕灭蝗虫等灾害。由于对农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尽管受灾严重，而全省的农业生产由下降转为上升。1950年粮、棉、油的播种面积、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49年。 　　1951年，由于剿灭了乌斯满等政治土匪，农、牧区的社会秩序进一步安定下来。并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推动下，开展爱国增产运动，推广增产技术，增加农业贷款。使农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1952年至1953年，先后开展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各地在民主改革中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省共扩大耕地和灌溉面积三百三十多万亩，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单产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包括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在内)；人均粮食达到了六百斤。同时，畜牧业也得到迅速地恢复与发展。 　　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新疆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苏合营的石油、有色金属公司的产生规模不断扩大，揭开了新疆工业发展的新篇章。邮电、公路交通、国营贸易和合作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等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陶峙岳起义部队)实行“屯垦戎边”的方针在恢复发展新疆的生产和建设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初，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进疆人民解放军除一部分部队担负国防、进军后藏、剿灭土匪和维持治安外，一半以上的部队开赴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搭起帐蓬、挖地窝子，冒着寒冬酷署进行屯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1年初，新疆军区制定了三年生产建设计划。进疆部队发扬了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以极大的勇气、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至1952年共建成二十七个军垦农场，播种面积一百六十二万亩，生产粮食两亿斤、棉花六百九十九万斤、油料一千多万斤；饲养牛、羊、马等五十八万余头(只)、猪三万五千多头；各军垦农场还兴办了六十一个工矿企业，1953年秋后，我到库尔勒农二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看了他们自己动手辛勤劳动盖起的一幢幢房子，开垦的大片耕地，修的纵横渠道，种植的树木，收获的粮食，使用的新式农具。真可谓高楼拔地起，荒漠变良田，令人鼓舞。 　　由于新疆雨量甚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来自雪山溶化的水灌溉农田。因此，军队在垦荒的同时，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有长三十多公里、全部用石块和水泥砌成的哈密红星一渠、二渠；总干渠长六十公里；第一期工程灌溉能力达二十一万亩的阿克苏胜利渠；蓄水五千三百万立方的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以及焉耆解放一渠、库尔勒十八团大渠、玛纳斯蘑菇湖水库、玛纳斯河流域的水利工程等。三年增加了灌溉面积二百万亩。在此期间，进疆部队广大官兵还发扬了自力更生，节衣缩食、积累资金，自己动手兴建起新疆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工矿企业。有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六道湾露天煤矿、十月汽车修配厂、苇湖梁火力发电站、乌拉泊水力发电厂、八一面粉厂、水泥厂等；这些工厂，后来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为新疆的现代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初期，进疆部队在坚决响应毛泽东主席“屯垦戎边”的号召下，取得的工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不仅克服了财政和粮食供应的极大困难，减轻了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而且为新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一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培养民族干部，增进民族团结 　　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区域，解放前仅有“三区”很少的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加之，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解放初期，党中央、新疆分局及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培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把培养地方少数民族干部与民族团结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放到党的议事日程上。 　　解放后，除吸收很少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政府工作外，主要办起中共新疆分局干部学校。各地也办起干部训练班，招收了许多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学习全国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族、宗教政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并随着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分期分批把结业的学员派往各地乡村参加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其中表现出色的、优秀的同志介绍他们入党、入团。从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连解放初期从各种运动中涌现和提拔起来的本地民族干部约三万多名，参加了各种工作。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在中央工作的司马义艾买提等许多领导干部，就是那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锻炼出来的。 　　为了便于工作，增进干部之间的团结，提倡汉族干部学当地维吾尔族语言，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愈到下层愈要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实践证明，这是增进各民族干部之间团结、友谊、做好工作的重要途径。只要彼此间能以对方民族的语言说几句日常用的话，互相间就感到特别的高兴和亲热。1953年，我们新疆分局几位负责同志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新疆工作。结束时，毛主席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当地维吾尔族语言。并指出这是密切联系当地民族干部、群众和做好工作的一件大事，希望三年学会，以后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时，用维吾尔族的语言讲。毛主席的指示对促进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族语言起了很大作用。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在干部团结方面，各级党委从新疆各民族干部的思想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重视进行经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防止和克服干部中的民族主义倾向，随时发现，及时纠正。解放初期，先后在干部中普遍进行了两次批判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1951年曾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中表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了一次批判；1952年又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教育的目的，效果良好。增强了干部的相互信任和团结，提高了各民族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在许多部门和团体中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经过进行上述的各项重要工作，不仅使新疆各族广大人民群众解脱了国民党反动统的政治压迫，而且从当地封建阶级经济剥削下翻了身。同时，为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发展生产建设与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其所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显然是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党、政、军、民干部，团结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这里应当看到，王震同志从中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在部队进军新疆“屯垦戎边”，恢复和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促进边疆经济建设方面尽了最大的力量，付出了很大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继承和发扬王震同志那种艰苦创业、建设祖国边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